论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摘要】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基本精神，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些内容，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和创新。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佛教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本文在对佛教发展史的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基本特点做了总结分析。 【关键词】中国佛教
基本特点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两千年前传入的异邦宗教，在两千年来的演变中，深深打上了中国的烙印，逐步演变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契合的中国佛教，并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之鼎的三根主要支柱。那么，中国佛教有些什么基本特点呢？
一、与儒家、道家相融合。
佛教初传入中国，势力甚微，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得到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以及各利益集团的支持，就必须尽快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寻找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中国文化的背景，总合言之，乃是以儒家及道家的思想为两条主流。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和社会关系，道家重视个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调和与统一。佛教到了中国，为了顺应儒家所注重的伦常关系与道家放任自然，便以戒律精神来配合儒家的道德生活，复以禅定与智慧的内容，诱导道家的自然主义。从历史上看，佛教来华之时，正值黄老神仙方术在中土社会盛行，初传的佛教也就把佛陀描绘为“轻举能飞”的“神人”，把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描绘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①。在依附神仙方术的同时，佛教还十分注意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调和，例如把佛教的轮回说与中土的灵魂观结合起来。认为人如果行恶，死后“魂神”就会“人泥犁、饿鬼、畜生、鬼神中”；如果行善，则会“或生天上，或生人中”。 又如，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而佛教在初传中国时，还一直坚持印度佛教沙门不拜君亲的传统。这一传统由于与中国的理论纲常相冲突，所以不断产生纠纷与争执。最后，佛教终于接受了拜君亲的现实，与儒家文化相协调。入宋以后，佛教更加强了对儒道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许多教内人士大力宣扬三教一致，特别是曲意迎合儒家的思想。例如宋代禅师契嵩在其所著的《辅教篇》中“拟儒《孝经》，发明佛意”，甚至提出“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在与儒家和道家的融合中，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其最大特色：即把传自印度的佛教的基本精神，融会了中国的儒家的伦理思想及道家的放任自然。而这种融合，使得佛教契合了中国文化背景，得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二、依附于封建统治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中国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佛教，也曾因为佛教势力 ①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过于庞大而灭佛。从整体上看，国家始终制导着佛教，并在佛教的发展中实现着自己的意志。中国佛教的领袖在认识到这一点后，认识到佛教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从各个方面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释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就是对这一认识的高度概括。②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佛教发展，依附于封建统治。
将这种思想落实于具体行动，便导致了一些僧人直接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活动，利用佛教来为政治服务，同时也依赖统治者的支持来求得佛教的发展。例如佛图澄就曾通过为后赵政权服务而获得信任，从而大力弘法传教，既劝戒残暴成性的石勒石虎不要滥杀无辜，又促进了佛教在北方广大地区的传播。释慧琳不仅参与政事，深得宋文帝的赏识，甚至还获得了“黑衣宰相”的称号。隋唐时，许多佛教宗派都是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得以创立的，而佛教徒也十分自觉地配合着帝王的政治需要。例如法藏编造灵异事迹、迎送佛骨舍利以迎合武则天“变唐为周”当女皇的政治需要，后来又“预识机兆”机灵地转而支持中宗复位；禅宗北宗的代表人物神秀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南宗惠能的弟子神会在安史之乱以后积极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助军需，为朝廷恢复两京立下汗马功劳，等等。
三、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说
中国佛教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说，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这既是对佛陀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挥，也特别反映了中国佛教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 ② 参加《高僧传·释道安传》 “众生平等”说是佛陀为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创说而提出来的。婆罗门教用神创说为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作论证，认为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之不同，因此在宗教解脱上也有根本的差异。佛陀则认为应该以人的德行而不应以人的出身来划分种姓，主张种姓之间的平等，特别强调各个种姓在追求解脱中的平等③。这种“众生平等”的思想是初创的佛教很快能够得到印度人信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佛教的发展中，有些经典和学派却是并不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这种观点势必导致众生在解脱上并不一定平等的看法。例如大乘瑜伽行派所倡导的“五种姓”说，就认为有一类众生为“无种姓”，这类众生断了善根，永不得成佛，从而将一部分众生(无种姓，即一阐提)排斥在成佛的可能性之外。中国早期译出的六卷本《涅槃经》也有类似的说法。然而，这类说法却不符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不适合中土广大民众想追求幸福来世的心理需要和少数统治者用来麻醉民众的政治需要。因为儒家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或“涂之人可以为禹”，都将主体自身的为善去恶作为道德完善和人的本质实现的基本条件，每个人在成圣之路上是平等的。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传人中国后，“佛性”成为中国佛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竺道生大力倡导的人人有佛性、人人得成佛的思想，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欢迎，最终成为中国化佛学的主调。而与此不相一致的说法却遭了冷落。例如法 ③参见 释圣严著《世界佛教通史》 相唯识宗坚持瑜伽行派的“五种姓”说，结果这成为导致法相唯识宗未能在中国广传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的天台宗不仅认为人人有佛性，而且还将佛性推广到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这就是天台九祖湛然著名的“无情有性”说。禅宗更是通过突出每一个自我主体而充分肯定了每个人在平常生活中解脱的可能性，把中国佛教的心性化、人本化倾向落实到了每一个凡夫俗子的当下之心与当下生活，其提倡的“即心即佛”、“人佛无异”、“凡圣平等”的佛性论因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吻合而大行其道，并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
四、内部具有融合性
印度佛教本身就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区别，而中国地域广阔，社会环境多样，佛教传人中土后，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易形成不同的学风或学派宗派。在印度，各不同派别斗争激烈，有时为了某种学说的胜负，甚至以性命相争。但中国佛教则宁愿采用更为理性的“判教”方式，即力求把传入的各种不同的学说、观点融合在一起，以求消弭矛盾，达到高度的和谐。其后中国佛教也出现过宗派，但是当各宗派纷纷不一时，总有人出面从事会融工作。比如宗密之之会融禅、教两派。
五、具有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主义精神
印度佛教本是强调出世解脱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其立论的基点是对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这种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众多的思想或学派，具体观点虽然各异，但从根本上说，其出发点与归宿，大都是“人”，只是在对人的价值取向上和在人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各有不同而已。中国文化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对外来的佛教有深刻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外来佛教在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日益由出世转向了人世，更多地面向了社会人生”④。隋唐时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和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是中国化最为典型、也是对现实的人及人生给予最多关注的一个宗派。禅宗一方面破除对佛祖等外在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每个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将解脱理想融化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贯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主张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强调凡圣平等、人佛无异和自然任运、自在解脱。禅宗以人性解佛性，把抽象神圣的佛性拉向人们当下本善的智慧心，其所说的自心自性，既是指宇宙本体或精神，也是对“自家生命”或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它所说的“修行”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然生活本身，而它所说的“佛”，实际上也是指那种内外无著、来去自由的解脱“人”。在肯定人、人性和人的生活的基础上，中国佛教进一步强调了“出世不离人世”，反对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去追求出世的解脱。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 ④洪修平，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6月5日 恰如求兔角”。宋明以后，“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舍人道无以立佛法”等更成为中国佛教界的普遍共识。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则最终转向了“人世”而面向人生。
中国佛教这些基本特点的形成，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其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佛教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佛教成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而不再简单地被看做是异域的舶来品。 参考文献
【1】任继愈、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佛光星云，佛教历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4】洪修平，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6月5日。
【5】释圣严，中国佛教的特色----禅与禅宗，华冈佛学学报第4期。 【6】方广锠，简论中国佛教的特点，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