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武装起义为何都在南方发生
一百年前，由保路运动引发的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十多个省先后起事，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当时，清朝政府手上已经没有足够的武力平定这些叛乱。而且，执掌满清政府军队的实权人物——袁世凯早已和清廷离心离德。最后，在各种力量作用下，南北议和，清朝皇帝宣布退位，改制共和，成立中华民国。国家实权被袁世凯掌握，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内乱时期。
从1895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到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20余名敢死队员猛攻两广总督署，同盟会先后在南方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
第十次起义也失败了，黄兴负伤逃往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遭杀害，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秘密革命党人潘达微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后来，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十分悲壮，牺牲烈士均为同盟会骨干成员，这次起义失败对孙中山和黄兴是极大打击，他们心中一度十分悲观。孙中山先生远赴国外筹款，以图后来举事，黄兴则隐匿在上海等待时机。令他们意外的是，武昌起义轻易获得了成功。
历史的进程总是由必然和偶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年苏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正统的历史学家解释为：“锁链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上被砸断。”
武昌起义的成功与其有相似之处，如果不是端方带走六千新军入川，也许，武昌的革命党人起义还需时日。
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就会发现，辛亥革命中的一系列武装起义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生和发动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南方清廷的统治和钳制力量相对较弱，因而革命力量易于萌发和积蓄。
清朝晚年，满清贵族颟顸无能，许多汉族高官掌握了地方实权，而且最终能影响朝廷的决策。
在义和团事件时期，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杀害教民，毁损教堂，甚至攻击外国驻京使领馆，杀害外交人员，这是严重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为一切文明和法制国家所不齿。
当时，南方各省重要督抚，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就公开抵制朝廷的乖张措施，提出了“东南互保”的口号，仍然拥护朝廷，但是不同意参加朝廷发布的对外战争。这种公然拒绝中央政府命令的行为不但在清朝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义和团事件平息以后，南方诸省督抚的权利进一步加强，执政也更为开明。就连满清贵族端方在担任两江总督后，也大力提倡办新学，开放言论，对于革命党人，他也采取怀柔政策，希望能挽回一些人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有利于革命党人的发展和活动。张之洞在湖北训练的新军一万六千余人，到后来，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下层军官倾向革命，直接加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达两千余人。
相比而言，北方诸省督抚较为保守，对于民间异端思想和结社行为十分警惕，往往采用严厉手段镇压。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完全使用家长式的训导管理，一切官兵都要忠于袁世凯本人，革命党人要想在北洋新军中发展和活动十分不易。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研究者未曾提及。笔者以为，1900年发生在北京、直隶、天津、山东诸省的义和团运动，遭受到清朝政府和外国军队的残酷镇压，被杀者数十万人，反清力量大伤元气。
一场武装革命，不但要有革命理论来动员，还要有革命领导人具体组织指导，更需要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拼死捐躯，奋勇杀敌。在北方，自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民众中，反清力量较为弱小，不能形成打击力量。所以，当革命党人在南方一次次举行武装起义时，在北方，反清革命较为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