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五分钟》观后感
“天堂五分钟”（Five Minutes of Heaven），即“甜蜜、冷酷复仇”的时刻（sweet, cold revenge）。2009年圣丹斯电影节获得导演奖与编剧奖的电影《天堂五分钟》即以简单的情节讲了一则复仇故事。
影片开始于倒叙，1970年代暴力横生的北爱尔兰小镇，“父亲和兄弟被杀死在大街上……我们感觉都需要做些什么”。加入恐怖组织的17岁男孩阿里斯泰尔为了获得旁人的“肯定”，获取一种荣耀感，于街边射杀了小镇上另一个青年。下手的时候，青年的弟弟乔惊恐地目睹这一切。33年过去了，一个电视台要制作一档节目，便将阿里斯泰尔和乔都找到，叫他们见面，谈感受。
到这里，导演于情节中提出整部电影的头两个主题。一是复仇的暴力循环，二是宽恕的可能性。乔带了刀去拍摄现场，准备报仇。他在二楼房间对着镜子将刀藏在裤子里，这跟倒叙中阿里斯泰尔出门杀人前藏枪的模样起了对应。此时，阿里斯泰尔在楼下对着镜头拍摄采访内容，他剖析自己年轻时的愚蠢，并期望现在的世界能停止那种愚蠢，他在摄像机前说，为了“自豪的走进酒吧，所有人起身拍手称好，我愿意去射杀任何人……社会应该做的，是阻止人们沉迷于他们所参加组织的宗旨。一旦你相信那个宗旨，就太晚了。没人能阻止你，叫你改变主意。”他期望得到乔的宽恕，并提出自己的态度：“以诚相对”。
拍摄现场楼上楼下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手脚颤抖地准备复仇，一位想安静的化解仇恨。尽管没有见面，然而情绪的对立已经立于银幕。导演在这里打断情节的行进。乔拍摄第一次下楼的场景NG了，于是他回到房间准备拍第二遍，此时他听一位做节目剧务的小女孩儿说起阿里斯泰尔的生存状态，一个人住在贝尔法斯特的小公寓，公寓冷清，阿里斯泰尔一个人郁郁寡欢，被过去的罪行困扰的他只是生存着，没有“生活”。乔起初恨恨地要杀人复仇的情绪于此时变化，他开始犹豫要不要干掉在拍摄现场阿里斯泰尔。演员James Nesbitt此处这种微妙的转变，表演十分到位，抽烟、失神、说话腔调不似之前的愤恨。终于，他在第二次拍摄中逃离了拍摄现场。
之后，导演将事情的最终解决安排到33年前的凶杀现场——乔小时候的家。阿里斯泰尔回到当年的小镇，叫人带话找到乔，老婆竭力劝阻，他把老婆打翻在地，两个女儿惊恐地叫起来。乔出了门，这次又带了刀。在当年自己哥哥死掉的屋子里，乔要刺杀阿里斯泰尔，却打不过对方，但他一定要倾泻所有仇恨，于是两人狠命地斗起来，结果抱在一起跌出了二楼窗户。此时画面顿时成为空镜头，但并未进行剪切，镜头开始缓缓前推，推向窗外，俯视，两人摔趴在地上。这是个有趣的设计，刚刚激烈打斗制造出来的能量一瞬间收束于安静的镜头中，这能量并未消失或泄气，使得接下来醒过来的两人的对话仍有足够的情绪力度这种方法，是要叫人们忘记故事是怎样发展，而全神贯注于角色的情绪状态与精神状态。曾拍过《致命拜访》与《帝国的毁灭》的导演Oliver Hirschbiegel，在《天堂五分钟》里其实处处故意“忽视”故事，这故事的潜力，本是可以制造极激烈冲突，制造历史跨越感，制造曲折情节的。但这电影的一切手法瞩目于两个人不得不正视过去时，选择报仇或选择宽恕的艰难状态。并让观众由这状态导致的神经质表演中，逐渐进入两个角色纠结的心，并与之共同思考。二楼不高，摔下来的两人醒过来，此时他们终于要面对影片第三个主题，也便是导演愿意叫观众相信的观念：忘记仇恨背后的内心纠结，宽恕别人，并使自己获得新生。阿里斯泰尔忍着痛，向乔说了一遍当年一时“愤青”杀掉他哥哥的前后过程，然后告诉他：“忘掉我，这样当你早晨醒来，引入你脑海的不是我的脸，而是你女儿们的脸，别把我带进他们的生活。”演过辛德勒先生的连姆·尼森（Liam Neeson）那仿佛无表情而又充满痛苦的叙述，精彩极了。 乔一言不发，颤抖地点上烟，走掉了。他治好摔伤，坐在家里陪老婆女儿看电影，他女
儿突然转头对他笑，他在电影里第一回露了笑容，尽管僵硬得要命。随后他参加促进心理治疗的集体谈话，扯了一些不着调的话，最后忽然说到正题：“我希望，我女儿，有个引以为傲的爸爸。”他终于在影片最后的时刻领会了“新生”的意义。尽管这新生的到来如此辛苦，毕竟在他亲爱的哥哥被杀死后，他面对指责他没有保护哥哥的妈妈，面对伤心的爸爸，面对败落的家，整整33年。这33年的痛苦形成的仇恨脓疱，在他心里驻留得太久。然而“新生”是有足够力量扫除痛苦的。“新生”的衍生物，便是宽恕。乔于是给阿里斯特尔打电话：“咱们两清了”。阿里斯泰尔终于卸掉了30多年的复旦，在马路中间高兴地失神。
仇恨每天在生活中滋长，导演Oliver Hirschbiegel希望《天堂五分钟》能够提出一种讨论与解决这问题的方式。他专注于人物情绪，没有通过曲折的故事来表达自己。这一种方法令电影不刻意制造沉重，观点也说得极深入，举重若轻，颇引人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