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
【摘要】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这是第一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出新的要求，意义十分重大。政府要根据《科技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的共同部署，加快建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共享机制。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通过财税、金融、评估等多种政策手段，多种方式推进协同创新。中央和省级财政要设置“支持协同创新战略联盟计划”。 推进协同创新特别是促成战略联盟，既是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是多方联合行动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深入整合产学研各方及社会其他方面资源，在引导外部需求和刺激内生动力之间实现平衡，不断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关 键 词】 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意义；政策走向
【作者简介】 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北京 100816）
【文章来源】 教育研究；2011年第7期（总第378期）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围绕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高瞻远瞩地指出，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对我国高等学校担负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作出新的精辟阐释。他特别强调，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1］关于协同创新，多见于国内外论文报告，也曾纳入国内地方或行业规划，但立足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要求还是第一次。因此，准确把握协同创新的内涵，尽快启动相关政策行动，对于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2］
一、协同创新的内涵及与其他创新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论述协同创新问题，是从研判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出发的，他深刻地提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为掌握国际竞争主动，纷纷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3］这是对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外部形势的高度概括，可以说，创新驱动发展，作为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核心内容，已经成为
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选择，如果从国家层面理解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还应从纳入国家创新体系的三类创新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科技规划纲要》提出，未来十年，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所谓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一般而言，原始创新（Original Innovations），主要集中在基础学科、前沿技术或核心技术等领域，形成前所未有的非替代性创新成果；集成创新（Integration Innovation）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均重在利用已有创新成果，对相关要素和内容进行选择、优化和系统集成，其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更加看重的是形成产品工艺、产品价值链或重要环节的创新成果。由于三类创新的需求基础、资金投入、创新周期、创新风险及对技术能力和技术积累的要求不同，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体基本上是企业，高校也会不同程度地参与，但原始创新的主体不甚清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分布格局中尚存在许多差异。①
关于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有一说法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MIT Sloan\'s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 Gloor）最早给出定义，即“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4］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协同创新多为组织（企业）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除了组织（企业）设计和提供的制度支持外，对于现实或潜在的参与者，能够参加协同创新行为乃至项目的意愿，既与其创新基本实力有关，也与显性或隐性收益考虑和预期有关。
当协同创新放大到宏观层面，主要运作形式即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学者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三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5］由于协同创新不同于原始创新过程的协调合作，也有别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的产品技术要素整合，其本质属性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创新，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重要环节，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对协同创新进行策划实施，意义十分重大。
二、协同创新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类创新都有了长足进步，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际地位，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薄弱，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诸如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科技宏观管理各自为政，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评价制度等不能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阻滞了三类创新水平的全面提升。
为此，《科技规划纲要》作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部署，希望用十年左右时间，将国家创新体系打造成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现阶段的重点是：以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近年来，按照《科技规划纲要》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在建立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新机制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出台了提高科研机构内部创新活动的协调集成能力的政策举措，收到了许多成效，相比之下，促进科研院所之间、科研院所与高校之间结合和资源集成的进展尚不够明显，这些都对更高水平的协同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
综观国内外协同创新的经验，较为成功的有美国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产学研“联合创新网络”，致力于生物技术协同创新的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科技园；日韩的技术研究组合和官产学研结合；芬兰、爱尔兰和瑞典等国协同创新网络及联盟等。［6］欧盟在2007—2013年间推动协同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一个特定产业和区域中，设立由创新实验室、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创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再如我国北京的“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以产业链为基础，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企业标准联盟、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引导和支持各类主体的协同创新活动，引导和支持产业链骨干企业开展竞争前的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呈现出政府引导调控下外部需求驱动、参与各方内在利益驱动两大运作模式。
总体上看，协同创新从浅到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即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等；而形成稳定的协同创新机制，其根本在于利益协调，政府和产学研各方均事先确认各自利益范围与责任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并辅以一定的风险投资机制。建立战略联盟，通常是协同创新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更高境界，在确定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对协同创新的责任时，可以跳出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协同创新网络模式，探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新路径。
三、高校主动与科研机构、企业协同创新的政策要点
面对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国家《科技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对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推进产学研用结合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上进一步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这不仅为我国高校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指明了方向，而且就高校主动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的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尤其是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应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亮点。
我国的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在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方面，采取空前主动的行动，有其高端人才荟萃、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基础雄厚的特有优势。但从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态势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成形，若要实现高水平、高起点的协同创新，势必需要在健全政府引导调控下外部需求驱动机制上有突破性进展。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政府应当在“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笔者建议确定以下三个方面政策要点并采取相应举措。
第一，根据《科技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的共同部署，加快建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共享机制。国家应根据“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各类科技资源的标准规范，建立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政策法规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科技条件资源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共享模式，切实削减和破解条块分割、相互封闭、重复分散的障碍弊端，为推进协同创新乃至打造战略联盟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财税、金融、评估等多种政策手段、多种方式推进协同创新。如对现有产学研项目合作方式进行整合，探索形成具有一定弹性的协同创新网络联盟；对高校主动同科研院所、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协同创新予以重点引导、支持和调控；对具备建立协同创新联盟条件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最好纳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改革试点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规划的范畴，进一步加强部际协调和省部协调，加强试点和推广工作。
第三，建议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置“支持协同创新战略联盟计划”。按照总体上不低于国家业已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中国科学院“创新2020工程”的力度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对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政策导向性支持、奖励激励性支持，及补贴一定风险投资，可区分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立项、执行与产出等不同阶段步骤，设置不同资助或奖励款项，而且最好能在“十二五”期间启动并分步到位。
总之，推进协同创新特别是促成战略联盟，既是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是多方联合行动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深入整合产学研各方及社会其他方面资源，在引导外部需求和刺激内生动力之间实现平衡，不断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可以设想，以我国现有112所“211工程”大学，包括39所“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为集群，率先同100多个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国科学院系统相关科研院所进行协商，瞄准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等领域的协同创新需求，启动从资源深度共享、项目深度合作，到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带动其他大学和高校朝着不同领域拓展，在立足本校实际、推动不同层次类型的协同创新方面，发挥优势和特色。这势必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应对国际竞争挑战的决定性举措，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多方共赢、整体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研究型大学真正成为胡锦涛总书记期望的“知识创新的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扩大开放的桥头堡”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3］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4-25.
［2］张力.协同创新 意义深远［N］.光明日报，2011-5-6.［4］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EB/OL］.http：//en.wikipedia.
org/wiki/Collaborative_innovation_network.
［5］严雄.产学研协同创新 五大问题亟待破解［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7-3-20.
［6］刘悦伦，沈奎.协同创新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N］.南方日报，2009-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