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发金门岛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像,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小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小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