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问题 普京执政的契机与挑战
李雅君
2011-03-05 09:02:29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车臣问题对确立普京执政地位的特殊作用，概括了普京的车臣政策以及普京执政以来车臣局势的演变。普京总统对车臣政策的基本点是:（1）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解决为辅;（2）不同任何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谈判;（3）培植、依靠车臣人中的亲俄派管理车臣内部事务。普京的车臣政策在显示国家权威方面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却没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目前，俄罗斯严峻的反恐形势、反恐的巨大社会成本和反恐的长期化趋势已成为对普京实现其强国战略的掣肘。能否在短期内取得反恐的胜利，是普京在其第二任期内面对的一道难题。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车臣问题 反恐
【作者简介】 李雅君，196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1999年8月，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政府总理。他上任伊始便发动了针对车臣非法武装分裂活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对车臣军事行动的成果阻止了民族分离主义的蔓延，也迅速提升了普京的政治地位，使他顺利当选俄罗斯第二任总统。目前，车臣非法武装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活动、巨大的反恐社会成本和反恐长期化趋势，已成为对普京强国战略的掣肘。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在组织全民反恐的同时，加紧了联邦制改造，试图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以提高反恐效率，推进强国战略。
一 第二次车臣战争--普京执政的契机
在现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车臣问题"包含着多重概念:它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是现实政治产物;既属于民族问题，又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既含有政治利益因素，又具有经济利益因素;既是俄罗斯国内问题，又是当今人们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之一。车臣问题甚至影响着俄罗斯民众的政治倾向，如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在当时就起到了某种社会动员的政治作用。
特工出身的普京原本只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一名高级文职人员 [1]，并没有多少从政业绩。上任之初，除了叶利钦对他个人品质的信赖和办事能力的推崇之外，普京几乎没有得到来自任何政治派别的支持，甚至叶利钦周围的人对普京也没有信心。更可怕的是，叶利钦执政8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危机、国力衰弱、社会秩序混乱、民众对现政权极度不满。在当时的政治评论家眼里，成为叶利钦的接班人无异于政治自杀。叶利钦挑选普京的真正目的或许就是看上了他的籍籍无名，从而不得不受制于叶利钦家族的势力，既可以保护叶利钦及其家人的利益与安全，又可以保证叶利钦亲手建立的宪政体制不会改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一个初出茅庐、没有任何政治资源的新人来说，其任务无疑是繁重非常。普京坦言:对担任总理一职"还没有做好准备" [2]。
然而，叶利钦这一"政治幻想"却在短短的3个月后变成了现实。普京不仅顺利接过了总统大权，而且还以强势总统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认可，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普京时代"。
在促成普京执政的诸种因素中，车臣因素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早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公认。
但是，如果考虑到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时俄罗斯民众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以及当时围绕发动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大分化与激烈政治动荡，那么事隔5年后爆发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就不仅仅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简单延续，它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长期以来，俄罗斯社会围绕宪政制度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政权内部矛盾上升。在叶利钦当政的整个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始终充斥着激烈的权力对抗:1993年以前是总统与旧议会就国家权力体制问题展开的斗争;1993年以后是现政权与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围绕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的斗争。无论哪种斗争，最后几乎都发展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整个社会被长期卷入政治纷争，民众被迫一次次地在支持总统还是反对总统?quot;继续向前走"还是"走回头路"这些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做出选择。1996年总统选举后，围绕国家宪政制度的斗争以现政权的胜利暂告一段落，俄共等左翼反对派逐渐丧失了挑战现政权的能力 [3]。取而代之的是执政集团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 [4]。如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和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组成的中派集团的威望迅速上升，向现政权发起挑战。而叶利钦则急于在现政权内部找到继任者。
第二，社会矛盾出现激化趋势。叶利钦执政后期，大规模社会政治斗争虽已结束，但各种社会矛盾却突显出来:（1）经济严重下滑，1992～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综合国力大为削弱 [5]，"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 [6];（2）激进经济 改革导致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激增，加之少数大资本掠夺性地占有社会财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7];（3）权力腐败严重，犯罪活动猖獗，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问题破坏了人民生活的安定与社会和谐;（4）民族矛盾加剧，1999年被搁置3年的车臣问题再度爆发。
第三，民众情绪发生变化。1996年以后，当社会主体拒绝"回到过去"，并在行动上支持了"民主派"所选择的西方式发展道路后，却发现"真正的"民主离他们十分遥远。社会调查显示，到2000年年底，有50%以上的人认为"俄罗斯社会不是民主社会" [8]。叶利钦执政后期，有两种社会倾向反映了民众情绪上的这种变化:一是政治参与热情降低，对现政权不信任;二是对所谓的"民主政治"不满，但又作不出其他更好的选择。
恰在此时，1999年8月7日，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率领一支由400多人组成的车臣非法武装侵入邻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帮助那里的宗教极端势力推翻了当地政府，并声称"准备建立一个联合车臣和达吉斯坦的独立伊斯兰国家"。8月9日，叶利钦提名普京出任政府总理。8月11日，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军队同占领达吉斯坦的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展开激战。8月24日，收复达吉斯坦领土的战斗结束，受到重创的车臣非法武装残余逃回车臣。9月初，莫斯科等城市接连发生数起与车臣恐怖分子有关的民宅爆炸案，民众的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被挑动起来。9月30日，联邦军队奉命进入车臣境内打击非法武装。
也许1999年下半年车臣局势的恶化与普京的出现纯属巧合，但它确实为普京地位的迅速确立并登上权力顶峰提供了最佳契机。这是因为:
首先，车臣危机的再度爆发，使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上升为国家的主要任务。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联邦中央被迫与车臣非法武装签署了和平协议，使车臣实际处于联邦中央权力控制之外，车臣成为只是没有得到国际承认?quot;独立国家"。随着车臣分裂势力向北高加索等地区的扩展，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进一步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第二次车臣战争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因而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其次，战争激发了民众的强国意识，转移了社会矛盾。对于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失败，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昔日大国地位的怀念与惋惜之情。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时，全国上下表现出了少有的团结。这同时也缓解了其他社会矛盾。1999年秋，俄罗斯社会形成了这样一幅政治景观--民众"基本关注的都是车臣战争，其他所有问题都退居次要位置" [9]。
第三，社会政治力量以是否支持车臣战争为标准被重新划分。如何看待第二次车臣战争和普京下令进行的军事行动成为当时所有政治派别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民众更关心各党派对待车臣战争的态度。对普京的车臣政策持观望或反对态度的政党，如"祖国-全俄罗斯"、"亚博卢"集团等，在1999年年底的第三届议会选举中受到重创。甚至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主张和谈与撤军的列别德将军 [10]以及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也受到舆论的指责，由他们分别领导?quot;俄罗斯人民共和党"和"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或宣布退出竞选，或遭到惨败。惟有1999年10月才成立的"团结"党，因公开坚决支持普京及其车臣政策而获得了选民的青睐，意外地获得大量选票，成为仅次于俄共的议会第二大党。
第四，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和威信。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相比，联邦军队吸取了3年前的教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受到科索沃战争的启发，俄军在攻打车臣的战斗中大量采用了高新技术武器，既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又最大限度地打击了非法武装力量。这使得联邦军队在民众中的威信有所恢复。
第五，显示了普京的个人能力。叶利钦选择普京作为接班人看中的就是他的忠诚、坚决果断、具有意志力。普京的这些品格在车臣战争中表现得尤其充分:他亲自制定作战计划，协调各部门行动，他那句"要把恐怖分子全部消灭，哪怕他躲到茅厕里，也要把他找到"的名言大大鼓舞了俄军的士气;2000年新年之夜，他亲自驾机飞到车臣前线慰问作战官兵。这些在其他领导人身上难得看到的政治意志自然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普遍好感。"军队的战果成了普京的成绩，对于那些普京的支持者和他本人来说，车臣成为一个杠杆，整个俄罗斯的形势通过它得到扭转。" [11]
二 普京的车臣政策
随着战争不断向前推进，普京的社会支持率直线上升:在1999年9月初时仅为1%，而到同年12月议会选举结束时已高达50% [12]。由于叶利钦提前辞职，总统选举被提前到2000年3月举行。在总统大选中，车臣因素为普京赢得了其他候选人和竞争对手难以得到的政治资源--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以及来自强力部门的支持。这也成为他日后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权力基础。普京说:"如果说所谓的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因为车臣要求独立，俄罗斯最终同意了，而且还付出了使国家蒙受耻辱的代价。结果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的不是独立的车臣共和国，而是一个匪徒和宗教极端分子占领的地区，是从外部攻击和从内部颠覆俄罗斯的一个前哨阵地。不消灭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就不能解决车臣问题?quot; [13]基于这样的认识，普京在车臣问题上坚持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决不允许车臣独立出去;二是要在军事上彻底消灭车臣非法武装。
为了应对车臣的复杂局势和提高士气，普京政府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1）重新制定《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0年1月10日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批准），为政府的车臣政策提供法律依据。新《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消除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共同作为国家利益的内容提出来。《安全构想》同时指出:"恐怖主义是对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发动了一场旨在破坏俄罗斯局势的公开运动";"在出现用暴力推翻宪法制度、破坏国家领土完整以及公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严格按照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在国内使用武力" [14]。（2）进行军事改革。在各军区和兵种中建立常备作战部队和分队;在全军（首先是驻车臣的部队）中改义务兵役制为合同兵役制;提高军人津贴 [15];加速军队现代化等。
应该说，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对车臣的政策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和主动权。首先，由于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国家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联邦政府在车臣问题上终于摆脱了来自国内的"道义"上的压力，这也就是普京说的所谓"罪过综合症" [16]。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议会反对派、护法机关和新闻机构联合起来指责联邦军队的军事行动践踏了车臣人的公民权。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叶利钦总统和武装部门负责人为此曾专门接受过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质询。但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社会上几乎再也听不到类似的非议，民众普遍认可政府再次发动车臣战争的必要性。
其次，普京当政以来，政局的基本稳定，相对集权体制的建立以及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增长，都为普京保持在车臣政策上的延续性提供了条件，这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局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外，虽然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仍对俄罗斯实行双重标准，利用车臣战争中的"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指责俄罗斯的车臣政策，但九一一事件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为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获得了最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和西方国家最终承认了俄罗斯打击车臣非法武装的反恐怖主义性质 [17]。
凭借上述有利条件，普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严格限制新闻媒体对战争的报道 [18];解散"士兵母亲"等民间组织，并禁止这些组织的人员进入车臣境内 [19];将车臣恐怖组 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相联系 [20]，提出"先发制人"理论，表示将不分国界地打击车臣非法武装[21];利用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的国际反恐形势和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的困境，争取在车臣问题上的国际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22];利用全民反恐形势，推动国家政治制度改造[23];用法律形式确定车臣对俄罗斯的从属地位，2003年3月车臣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了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车臣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普京的车臣政策可以概括为:
（1）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解决为辅。 政治解决只能在联邦军事上取得绝对胜利的基础上进行。普京认为，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联邦政府在没有取得对车臣非法武装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就与车臣签订了和平协定，为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彻底消灭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直到使其不能生存，然后才能谈政治解决问题 [24]。
（2）不同任何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谈判。 为消除车臣危机带来的一切隐患，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问题，普京对车臣非法武装分子采取了不留余地、严厉打击的强硬政策，这在2002年10月的莫斯科人质事件和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普京曾说:"同恐怖主义做斗争，人类只有一种有效方法。这惟一的药方--便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应该把我们在北高加索所做的事情进行到底……"[25]
（3）培植、依靠车臣人中的亲俄派管理车臣内部事务。 在对车臣非法武装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为了得到车臣人的信任与支持，联邦政府有意扶持和利用车臣内部愿同联邦政府合作、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已故的原车臣行政长官、总统卡德罗夫和新当选总统阿尔汗诺夫）来负责管理车臣的内部事务。由于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残余至今未能完全肃清，目前车臣境内的生活秩序仍主要依靠长驻车臣的联邦军第42摩托化步兵师和第76空降师及部分特种部队来维持，车臣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
三 车臣局势的演化
按照联邦政府与车臣非法武装军事对抗的程度，普京执政以来的车臣局势可以大体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9年9月战争开始到2000年年底。以2000年2月6日攻占车臣首都格罗兹尼为标志，联邦军队利用一系列现代化军事手段完成了对车臣全境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消灭了车臣非法武装的主力。2000年6月，普京宣布在车臣建立隶属于联邦中央的车臣临时政府，任命反对车臣独立并愿与联邦中央合作的车臣宗教领袖卡德罗夫为车臣临时行政长官。2000年年底，联邦军队与车臣非法武装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对抗宣告结束，车臣战后重建工作开始实施。
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年初到2002年年初。这期间联邦军队虽已控制了车臣大部分地区，但双方小范围的冲突不断，车臣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主要针对联邦军队、地方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以马斯哈托夫和巴萨耶夫为首的车臣非法武装残 余仍坚持车臣独立的主张，拒不放下武器，并利用各种恐怖手段不断与联邦军队对抗。他们结成小股力量，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优势与俄军展开游击战、地道战和地雷战，有时还与隐藏在当地的一些车臣武装分子里应外合，利用夜间向俄军发动偷袭战。面对非法武装残余分子的恐怖活动，普京政府毫不手软，予以坚决打击，并表示绝不在车臣问题上同任何非法武装分子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激起了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更疯狂的反抗，加上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财政和人力支持，他们企图通过大规模恐怖活动动摇俄罗斯的民心，引起人们对普京政策的怀疑。
第三个阶段从2002年年初到2004年9月，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逐步升级，反恐形势日趋严峻。九一一事件后，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反恐方面找到了契合点。随着国际反恐联盟的形成，联邦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车臣非法武装实施恐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由主要在车臣境内逐渐扩展到俄罗斯其他地区;恐怖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由零星的恐怖袭击发展到有预谋、有组织地制造震惊世界的重大恐怖事件;恐怖活动的手段越来越残忍，由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暗杀活动演变为以平民百姓为袭击目标的恐怖暴力活动。
2003年，经车臣全民公决通过了车臣宪法、选举了车臣总统，并先后打死了扬达尔比耶夫等车臣非法武装的重要头目。然而，车臣非法武装势力始终无法完全肃清，车臣局势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实质性变化。惟有不同的是，近6年来敌对双方对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即由纯军事对抗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恐怖与反恐怖的激烈较量。自2002年10月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被武力化解后，俄罗斯境内的大大小小恐怖袭击事件始终未曾停止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03年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有几十起，进入2004年后恐怖活动的规模和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此外，在车臣境内针对联邦军队、地方政府官员和平民的袭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
第四个阶段从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至今。联邦军队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之间的较量进入到全民反恐阶段。2004年9月1～3日，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人质事件"。迫于严峻的反恐形势，利用国际国内在反恐问题上的舆论支持，9月4日，普京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政府绝不向恐怖分子屈服，并提出了俄罗斯反恐的3项措施:（1）近期内制定出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2）建立负责控制高加索地区局势的各种力量之间新的协作体系;（3）建立有效的反恐指挥体系。他号召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9月14日，俄政府宣布为安全机构增加54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全国的反恐行动。
在对外政策上，普京政府也做了一些有利于俄罗斯全民反恐的策略调整，声明俄罗斯将不排除采取"先发制人"方式在全球进行反恐行动，不分国界地打击车臣非法武装。
目前，隐藏在车臣南部山区的非法武装残余因生存环境恶劣，经费来源不足，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们拒不放弃恐怖活动，发誓对抗到底。别斯兰事件后，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甚至通过国外媒体扬言，准备要与联邦政府对抗10年。2005年3月8日，联邦军队在车臣境内的围剿行动中，成功击毙车臣非法武装重要头目马斯哈多夫，在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中起到了威慑作用。据俄军方公布的材料，目前车臣境内仍有大约80个非法武装团伙，大约1500名非法武装成员在活动，其中一部分是来自原苏联地区和其他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的雇佣军 [26]。
四 车臣问题的挑战
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是普京执政之初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因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27]。在普京看来，对车臣的军事行动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显示国家权威，恢复联邦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消除内部威胁，为实现俄罗斯的强国战略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28]。利用在车臣问题上有利的国内舆论，普京采取一切政权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试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车臣问题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然后集中 精力发展经济。2000年年初，车臣战争爆发3个月后，身为代总统的普京就提出了他的强国战略，将发展经济，振兴俄罗斯作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任务。按照普京的想法，车臣问题也应该主要转向战后恢复工作。2000年7月，联邦军队已经取得了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决定性胜利，普京在接受《消息报》记者专访时特别谈到了有关车臣的战后重建问题。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指车臣问题--作者注）不仅需要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复原工作、有效的政治过程、政治资源和一定的牺牲。" [29]
近6年来，虽然普京的车臣政策在显示国家权威方面达到了预期目的，阻止了分裂势力的蔓延，但却没能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车臣战后的重建也因恐怖活动频仍而无法实现。其实，2000年3月在联邦军队取得对车臣非法武装军事上的胜利后，双方对抗的方式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战争式的直接军事对抗变为恐怖与反恐怖的较量，联邦军队在车臣的主要作战目标转为反恐行动。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对普京强国战略的实现形成了某种牵制。这主要表现在:
（1）反恐形势的严峻导致战争的长期化。近几年俄罗斯持续不断的恐怖活动表明，短期内"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问题并不现实。别斯兰事件后，普京号召进行全民反恐，力促杜马通过《反恐怖法》，这表明他已经做好了与恐怖分子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车臣非法武装残余穷途末路下的垂死挣扎也会使这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更加激烈且前景难测。
（2）社会长期处于军事化状态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政府不得不动员全民反恐，一切以反恐为中心，经济发展让位于反恐行动。反恐成本成为国家的巨大经济负担，从2000年起政府每年用于国防和反恐的资金逐年增加，2005年已经占到了联邦预算的近30%。反恐周期越长，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与全民反恐已经成为普京实现强国战略诸因素中既互相依存又相互排斥的两极。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全民反恐的成效，不进行全民反恐行动，就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就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全民反恐行动的长期化和高成本又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对俄罗斯来说，除了反恐的经济成本，还有一个反恐的社会成本问题 [30]，它同样影响着反恐行动的效果。
首先，长期的战争状态使车臣的经济受到了彻底破坏，失业率高达70% [31]。虽然联邦政府每年拨出大批款项用于车臣重建，如2003年政府专门拨出200亿卢布用于车臣的经济恢复，但由于车臣内部资金管理不严，社会治安差等原因，车臣经济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仍得不到改善，因战争逃离家园的大批难民至今难以返回故土。应该说，大部分车臣人早已经厌倦了长期战乱，他们希望过和平生活，但如果生活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铤而走险的人就会增加，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将难以消除。
其次，两次车臣战争也严重地破坏了车臣社会的教育体系，车臣的年轻人受不到正规的教育，出现了整整一代的文盲和半文盲。这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煽动，成为新的恐怖分子的后备军。
第三，战争加深了俄罗斯国内民族间的仇恨。 因人质危机等恐怖事件的逐步升级，尤其是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在全俄境内发动的大量针对普通平民的恐怖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民众对车臣人的敌视。例如，别斯兰事件后，莫斯科在公共场所发生了专门针对高加索人的搜查活动和暴力事件;在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由于车臣恐怖分子常常把亲近联邦中央的邻近民族地区作为实施恐怖活动的对象，也引起了这些民族与车臣人之间的矛盾和仇视。
此外，虽然在国际反恐合作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共同利益，但在车臣问题上俄罗斯仍将不断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牵制 [32]。
别斯兰事件后，普京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国家权力为依据，提出了包括政党改革、议会改革和联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这些看似与反恐行动没有直接联系，目的主要在于进一步强化总统集权的政治制度改革措施酝酿已久，而选择在反恐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提出来，用意非常明显，即利用民众对恐怖分子的仇视，取得社会对以上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改革措施的支持。这也表明普京希望通过最大限度地集中政治资源，提高反恐行动的效率。随后，普京又提出《反恐怖法》草案，议会于2004年12月20日以385票对47票的压倒多数获得批准通过。根据该法案，当国家在出现恐怖袭击威胁时，俄罗斯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有权限制言论自由，有权禁止通信和审查新闻媒体等，同时宣布在全国建立三级公共预警体制。此外，杜马还修改了1993年制定的《自由迁徙法》，宣布恢复户籍登记制度，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
目前，俄罗斯反恐部门已在全国建立起了统一的反恐网络，对恐怖分子实行追捕和重点清剿，制止了多起恐怖活动的发生，成功击毙马斯哈多夫等多名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在提高反恐成效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对普京来说，能否有效地利用目前在反恐问题上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在短期内尽快消除恐怖活动对俄罗斯国内安全环境的影响，在其第二任期内真正实现车臣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他面对的一道难题，也是对他的挑战。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 1997年3月起普京任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兼总统办公厅副主任，1998年7月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1999年3月29日被任命为安全会议秘书。 [2] 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7～12页。 [3]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99年5月由俄共发起的"弹劾总统"和"修宪"运动的失败。
[4] 1998年3月～1999年8月的政府危机和以普里马科夫为代表的中左势力的崛起是这一时期政权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
[5] 1990年俄罗斯的GDP总额为10000多亿美元，是当年美国的18.8%、中国的2.8倍;而2000年俄罗斯GDP总额下降为2469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的2.7%、中国的25%。参见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页。
[6]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16页。
[7] 据俄罗斯社会学家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富人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1.5%，中间阶层占25%，穷人阶层占70%，其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人口占37.7%。参见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第425页。 [8] 同上书，第336页。
[9]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105页。
[10] 1996年9月列别德将军代表联邦政府同车臣地方领导人签订了宣布停战的《哈萨维尤尔特协议》。 [11] 同[9]。 [12] 同[9]。
[13] 前引书:《普京文集》，第231页。
[14] 转引自陆齐华《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
46、350、360页。
[15] 从2000年起，每年的联邦预算中都专门有用于武装力量的财政拨款数额。其中，俄罗斯政府用于国防支出、国家安全和护法活动的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2004年为27.5%，2005年为30.5%。参见〔俄〕《俄罗斯报》2004年12月9日。
[16] 1999年9月8日，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俄罗斯在自卫--有人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因此，我们必须排除所有的综合症，包括罪过综合症"。参见〔俄〕鲍里斯·叶利钦著《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译林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383页。
[17] 2003年2月，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发表讲话，指责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巴萨耶夫领导的车臣非法武装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宣布将其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同年8月，鲍威尔又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认定"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巴萨耶夫从事或极可能冒险从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公民、外交或经济的恐怖活动"，宣布对他实行"包括冻结资产在内的一切制裁"。引自新华网2003年8月9日。
[18] 普京上台不久即利用司法手段先后整治了曾严厉批评过政府车臣政策的媒体巨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另据报道，别斯兰人质事件期间，俄罗斯《消息报》总编因过多报道死伤儿童照片受到政府批评而被迫辞职。 [19] 前引书:《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93页。
[20] 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9月4日普京在《告全国人民书》中强调:"俄罗斯目前面对的不是个别恐怖分子的恐吓，而是国际恐怖势力的直接干预，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战争"。人民网莫斯科2004年9月4日电。
[21] 2002年10月莫斯科人质事件后和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俄罗斯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表明过这一立场。
[22] 2001年9月24日，普京在针对九一一事件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愿意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提供情报、开放领空等方面的协助（参见《普京文集》，第419页）;2004年12月20日，普京在访问德国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同德国和欧盟合作以解决车臣冲突（参见中新网2004年12月21日电）。 [23] 别斯兰人质事件结束后，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全民动员起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提出了一系列涉及联邦体制、政党体制和议会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方案。
[24] 九一一事件后，为了分化瓦解车臣非法武装残余，普京曾表示对自愿放下武器的非法武装分子实行限期大赦，同时有条件地与非法武装头目谈判，但效果不明显，随后联邦军队进一步加大了在车臣军事行动的力度。 [25] 参见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38页。
[26]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车臣非法武装的总兵力达2.5万余人，由马斯哈多夫指挥的正规军（约1万多人）、巴萨耶夫指挥的半官方军（约6000多人）和以外国雇佣军为主的各类非官方武装团伙等3部分组成。
[27] 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对普京车臣政策的评价最新调查结果，42%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36%的人持中立立场，只有12%的人表示反对（引自:http://www.dni.ru网2005年3月25日）。
[28] 2000年11月20日在俄罗斯武装力量领导人会议上，普京在谈到车臣问题时强调指出:"对于我和你们来说，车臣共和国形式上的地位并不重要。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使这块领土任何时候都不被任何人用来作为进攻俄罗斯联邦的基地，任何时候都不变成像我们的地缘政治敌人所企盼的那样让我们的居民极端化和让俄罗斯陷入地区之间种族冲突血泊中去的一个策源地。"参见前引书《普京文集》，第203～204页。 [29] 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04页。
[30] 这里主要指与车臣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车臣难民问题、车臣重建问题、失业问题、青年人的教育问题等等。
[31] 〔俄〕乌·阿里苏达诺夫:《车臣危机的起源、进程及其发展前景》，载《中亚与高加索》杂志2004年第2期。
[32] 流亡的车臣分子中，在美国的有车臣"外长"阿赫马多夫，在法国的有车臣"卫生部长"汉比耶夫，在英国的有车臣"文化、信息和新闻部长"扎卡耶夫。车臣流亡分子在外高加索地区以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都有流亡基地。九一一事件后，2002年10月，丹麦允许流亡海外的车臣人在哥本哈根举行"世界车臣人大会";2003年4月，美国国务院谴责俄罗斯在车臣"滥杀无辜"、"侵犯人权"。2003年11月，英国拒绝俄罗斯的引渡要求，向扎卡耶夫提供"政治避难"。2004年8月，美国为车臣"前外长"阿赫马多夫提供"政治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