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礼”风该狠刹了
婚丧嫁娶办宴席，过去在农村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兼具一定的互助性质。但随着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人情消费有畸形化趋势：人情支出的名目越来越多，一来二去，就陷入恶性循环，成了大部分家庭新的经济压力。对一部分群体来说，甚至成了致贫因素。
为了“面子”，扯掉了里子，“人情债”何时休？
农民背不起“人情债”
“东家聘女，西家生娃，今天买楼，明天搬家；别问什么事，给信就得花，家底要随空，春播要抓瞎。”这则民谣透露出农民面对泛滥的人情消费的无奈。
据报道，一个村民小组60户，3月份有42户以各种名义置办了酒席，另18户正在筹备，这是辽宁省中部某县纪委调研发现的；一个山区农民家庭年收入仅2万元，2013年人情随礼9600元，这是记者采访遇到的。
人情是“情”不是债，当演变成人情债时，就少了人情味。记者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这样抱怨：“礼钱猛如虎，兄弟不易啊，每年的收入一半出在礼上了，怎么办？”也有网友说：“腿长在自己身上，钱在自己口袋里，嘴贴在自己脸上，没人非得拽着你去。”还有网友希望政府能站出来说说话，刹一刹这种“歪风”。
亲朋好友结婚生子，同事、同学前去祝贺，送上薄礼，乃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本无可厚非。然而，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一些原本正常的社会交往也开始“变味”了。不仅祝贺的名目繁多，结婚、生子、升学、就业……都需要随份子，而且礼金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三五百、一两千元不等，甚至多达几万元，原本纯正的乡风民风开始变味。更可怕的是，少数党员干部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不仅欣然笑纳，而且自己主动大操大办儿女婚宴，借机敛财。
人情往来本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促进交流、加深社会凝聚力的手段。然而，这初衷本善的礼尚往来却日益畸化为庞大的“人情债”，人情支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大负担。传统的“人情往来”，已经演化成压在大众头上的一座大山，成了被强制消费的“奢侈品”。农村社会作为乡土传统的载体，重视礼尚往来属情理之中，而且生活富裕了，人情交往随之增多也未尝不可。但交往归交往，钱财、礼物只是一个载体，不能替代情谊交往本身。参军、升学，搬家、开业，出院、病故……名目繁多的人情由头，远远超出农民的亲情交流和社会交往需要，由此衍生的经济负担和生存压力，无异于农民小康路上的拦路虎。
农村“人情债”为何成灾？
对中国穷困家庭而言，人情消费可以称得上是辛酸的“血泪债”了。根据CHFS的数据，收入水平处于最低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45.1%。那么，是什么驱使穷人们入不敷出也要去付“份子钱”，维系他们的社会关系呢？
答案很显然，人情债，还了，也许饿肚子；不还，下场更糟糕。
即便是目前可以做到“遗世而独立”，待到家中子女即将成家立业之时，也不得不重新进入社会关系网络。普林斯顿经济学家Deaton认为，婚姻市场的竞争在处于收入低的家庭之间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为了营造好的口碑，维护与邻里乡亲的关系，从而将来为子女谋求好的配偶，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紧牙关支付高额的人情费用。如果将处于最低25%的农村家庭按照是否有适龄未婚子女（16-28岁）进行分组，结果显示，家中有适龄未婚子女的农村家庭户均人情支出达3139元，超出无适龄未婚子女家庭35.8%。人情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也超出无适龄未婚子女家庭16.9个百分点。
所以，再穷也要咬咬牙出了该出的份子钱，不出的话，邻里取笑，乡亲指责；不出的话，儿子娶不上媳妇，女儿出不去闺阁。人情贵吗？再贵也要给，砸锅卖铁也要给。近年来见到一些报道，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甚至卖牛卖地来支付“份子钱”，想必也是被人情“绑架”了。
对穷人而言，人情支出的逻辑背后隐藏着更为畸形的消费陋习。铺张的红白喜事推高了家庭的人情支出；因为怕收不回来，一些家庭便想尽办法以各种名义摆酒设宴，愈发铺张。人情消费和铺张之风水涨船高，带来的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一方面，这部分本可以用于生产的资源被用于扭曲的炫耀性消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另一方面，日益膨胀的人情消费和婚丧嫁娶规模使得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有些农民坦言，他们不得不去卖血，这样他们才能给儿子准备婚房，办婚礼或葬礼，以及付份子钱。
农村“人情债”缘何越来越沉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送礼名目繁多。在农村，人情礼可谓多如牛毛，亲朋婚嫁、老人寿辰、新居乔迁、生病住院……等等，总计不下十多种，都免不了要送上一份“人情”。据一位村邻告知，他仅2011年11月份就喝了五场“人情”酒，春节前还有七八场。
二是送礼由实物转向现金。十多年前，遇上亲朋小孩满月，买上半斤或一斤毛线、外加十多个鸡蛋即可。而如今谁还稀罕送毛线拿鸡蛋，干脆包个红包。
三是礼金数额逐年看涨。近几年，没有300、500元恐怕已拿不出手了。个别农民尽管自己度日艰难，也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甚至借钱来还“人情债”。
四是攀比、盲从心理盛行。不少农民认为，“家里有事，来的人越多说明人缘越好，场面办得越大说明势力越大”，把相互往来的频繁程度以及礼金赠送的多少，当作是衡量人情厚薄的重要尺度。这种心理，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人情支出的增长。
五是把人情礼当成生财之道，陷入恶性循环的僵局。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存在这样的思想：去别人家赶礼的时候，看到别人收了不少钱，现在轮到自己有事，也必须借机捞上一笔。这样的想法促使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找理由请客，连孩子过生日都成为请客的理由。结果人情交往变成了金钱交易，人人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党员干部要带头“减礼”
鉴于“随礼”风气在许多农村愈演愈烈，专家建议各级政府官员应该带头倡导不“随礼”新风。
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多了，奢侈浪费之风大大收敛，社会风气为之一振。相比而言，农村社会风气的扭转则有点滞后，移风易俗任务仍很艰巨。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之际，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当率先垂范，树立勤俭办事的文明新风，带动民风净化。同时，也要发挥好村规民约监督小组、红白事宜理事会等农民自发组织的效能，让农民自我管理，让人情消费回到正常、轻松的轨道。
从干部角度来说，一方面要求基层干部首先抵制人情风，规定乡村干部和党员只有婚丧事可操办，但要限于亲友，止于四邻，置席不得超过限定桌数，且要事先向纪检部门报告。同时制定了对违反规定干部和党员的处罚办法。为加强监督，当地纪委应当设立群众举报电话。
从普通农民角度看，可以张贴标语、入户和村屯广播每日定时宣讲等形式，大力宣传“抵制人情风，倡导新乡风”，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推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此外，可以在各村都成立红白理事会，普通农户婚丧嫁娶要向理事会报告，按理事会准许的规格简办。
喜帖成了“红色罚单”，随礼的“份子钱”水涨船高，在“讨债、还债、负债”中打转转的人情，让很多人眉头紧锁。种种“人情债”中，有一种尤为触目。日前，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参加领导家婚宴送出的“份子钱”，高于一般同事，有的高出10倍甚至更多。
“份子钱”也分三六九等，给领导的红包格外丰厚，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有人说，同样的数额，表达了不同的“意思”。给领导的大红包，折射出复杂的送礼心态：有的陷入“别人都加码，我也不能少”的攀比，有的拨着“联络感情好办事”的算盘，有的怀着“送多了不见得好，送少了肯定不好”的顾虑……
人情之所以异化为“债”，就在于“情”字退场、“利”字当头。当“钱多感情深”取代了“礼轻情谊重”，红包也就变了味。而流向领导干部的厚礼重金，还绕不开一个“权”字。于送礼者，不乏媚权、畏权、求权之心；于收礼者，则有用权寻租、以权谋私之弊。
据媒体曝光，去年国庆假期中，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规避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将婚礼宴席转为“地下”。内蒙古一个局级干部办婚宴，因有规定宴席不能超过20桌，于是在当地的烤鸭店、香辣鱼店等3个饭店各摆了8桌。如此挖空心思，群众已经一语道破：不就是为了多收红包吗？
类似这种“红包腐败”已成顽疾。一直以来，一些人打着人情礼仪的幌子，把婚丧嫁娶、添丁增岁当成了受贿敛财的良机，客不厌其多，礼不怕其重，款不愁其巨，把正常的人际交往，搅成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私相授受的丑剧。一位贪官就交代，他受贿的途径是“六大日子”，即母亲去世、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一些领导干部大摆流水席、大收“份子钱”，既给自己的人生埋下了贪污腐化的伏笔，也将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之风向社会传染，为“人情债”推波助澜，使“送礼风”愈演愈烈，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
在西柏坡，面对当年我们党“进京赶考”时的“六条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强调，通过反“四风”解决“送礼问题”，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俗话说，只有不快的斧，没有劈不开的柴。曾几何时，公款吃喝送礼之风甚嚣尘上，许多人叹为无解。但近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平时敲打到节庆治理，都坚持从领导干部做起，自上而下改进，不正之风得到有力遏制。可见，领导带头，是作风建设的要害所在。
破解“人情债”，也需先向领导干部求解，先让领导干部“抡斧”，对“红包腐败”宣战。抡起理念信念之斧，斫去私心杂念；抡起制度限权之斧，切断利益渠道；抡起内外监督之斧，让一切送钱收钱的花样难以遁形。只有真正管住权力，让其依法依规而行，大力扫除吃拿卡要、求人办事、长官意志等不良现象，才能摁住伸向红包的手，向社会传递简单做人、简朴做事的正能量。
不少人感叹，还不完的人情，赶不完的饭局。平心而论，人情的困扰，谁没有经历过？人情的负累，谁没有承受过？好风气就像好空气，清除“人情债”、“红包腐败”等社会生活中的雾霾，需要凝聚每一个人的力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均衡，人与人交往并不需要金钱开道。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水滴石穿的韧劲、移风易俗的智慧，让崇清尚俭的政风民风相互激荡，坚冰终会慢慢消融，硬骨头总能一点点啃下，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就会和我们渐行渐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