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
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书里书的余秋雨成了八十年代末以来影响超越文学界的重要作家之一。余秋雨的散文以及关于余秋雨的种种议论，无疑成为一种需要解读的文学现象。在读完余秋雨的近著《霜冷长河》之后，我突出的感受是，“文化苦旅”式的散文写作已经式微。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以为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已经相当“完整”了。
在最初认识余秋雨散文创作的重要价值时，我和许多人一样发现了余秋雨散文的种种局限，但我始终认为，以“感觉余秋雨”的方式来阅读余秋雨显然是不够的；正像有些评论所提到的，余秋雨散文中的一些叙述与学术史、文化史不无出人，叙事方式过于小说化，铺陈甚至夸大其辞以及始终陈述真理的导师心态与姿态（这样一种心态与姿态在《霜冷长河》的不少篇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等等，发现和指出这些“弱项”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拘泥于此就会遮蔽我们审视余秋雨的视野。因此，我们只有从文学史出发并充分顾及
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才能寻找到一个从大处着眼的支点。在九十年代初撰写拙著《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过程中，我作的非常大的变动和选择之一，就是用专门的篇幅将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置于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加以研究和定位。对于一个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作家作这样的处理可能不太符合一些“学术规范”，但我还是按照自己对散文艺术的理解去做了。依我当时的想法，完成了《文化苦旅》写作的余秋雨，其散文在“范式”与“意义”上已基本定型，此后他的创作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但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与争议仍然是以《文化苦旅》所显示的特征为焦点。在文化转型时期，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被称为“散文时代”时，仍然需要坚持的是：从当代散文发展历程出发并顾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
可以这样说，余秋雨是在当代散文发生艰难蜕变的历程中脱颖而出的。如果说余秋雨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范式”，那么这样一种“范式”也是之于散文的发展历程而言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是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八十年代对当代散文史的重新认识是从重新认识杨朔开始的。以杨朔的散文创作为代表的“杨朔模式”作为当代文学（主要是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然已具有“史”（不是狭义的论定作家成就高低、大小的“史”）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杨朔模式”影响所及，不可低估，像冰心、曹禹这样的大师都曾著文加以推崇。可以说，模仿杨朔散文一时几乎是一种文学“时尚”。余秋雨对杨朔的散文“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在深刻的意义上说，对“杨朔模式”的怀疑和否定，是对一代作家心灵历程、美学理想、话语方式的一次清算，而透过杨朔模式我们所看到的是杨朔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们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巴金《随想录》的创作。人们甚至认为《随想录》是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在我甚至觉得作这样的评价并不重要。《随想录》的最充分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转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在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思想、感情、道德等不同侧面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随着巴金的“随想”，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如果我们拘泥于文法、修辞什么的，那么也就没有找到解读《随想录》的最佳角度。在巴金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还重新思考了生长的文化背景和作家在当时的心路。有意味的是，在新时期文学第十个年头出齐了《随想录》，也几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学逐渐的从中心趋于边缘。在文学位移之中，巴金在《随想录》里郑重说到的文化良知、道德理想、人格操守
等一时成为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议论的“关键词”。
在研究余秋雨时，我们常常忽略这样两个“文学事件”与余秋雨散文创作之间的潜在联系。事实上，余秋雨散文无论是在文化精神上，还是在文体上与此密切相联。在今天的视界中，我们更进一步意识到，在本质上，对“杨朔模式”的重新解读、巴金《随想录》的写作，是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发生“革命”性转换的前奏，余秋雨散文的“范式”意义首先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的要义。在余秋雨之前，散文在一段时期沉寂得以至有人发出散文可能解体的感叹，其实这种危机并不是散文文体的危机，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危机，这样一种精神危机导致了散文作家的“失语”。这种危机和失语在文学界普遍存在着但在散文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因为散文相对于其他文体来说，它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职业散文家在八九十年代的没落。余秋雨散文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反响，就在于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他重新确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
这对余秋雨来说未必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文化苦旅”之所以苦，首先来自作者自身精神裂变的痛苦，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精神本源，余秋雨的散文将是苍白的；我以为到现在为止，余秋雨散文的得失都与此相关，至少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我感受到，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我们欣赏余秋雨的文化识见，同时也渴望那“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一旦失去这个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甚至会使所有的心灵倾诉都不无矫情。
《文化苦旅》与《霜冷长河》正是这样两部可以在比较中见反差的书。
我不愿意含糊其词地表述我对余秋雨精神历程的描述，如果不能清晰地注意和把握余秋雨精神历程，我们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余秋雨在八九十年代的重要。这里，我要提到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初的《胡适传》。《胡适传》写的是五四前后的胡适。第一章内容包括“挑灯看榜”、“来到‘黄金世界’”、“首次“荣任”卖国贼”、“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在回国的海轮上”，第二章内容包括“教授生涯”、“风暴前夕”、“来不及了”，第三章内容包括“‘问题与主义’”、“争夺《新青年》”、“惜别杜威”、“‘实在忍不住了”’、“为皇上所化”等。由这些标题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这篇文章的色彩。在传记中，胡适赴美留学被看成“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的‘人才’，跨出了第一步”。胡适在回国的海轮上作“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对此作者分析道：“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对胡适用文言文作《先母行述》，传记认为“闻着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人们研究可以预感到：从形式到内容，胡适都要算新文学运动的倒账了”。对1922年的胡适，传记的评价是：“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掩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勾结。”传记中的这些观点当然不为余秋雨一个人所独有，他只是在一种政治文化中写作：至少在《胡适传》的写作中余秋雨的笔调是娴熟的，这表明了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余秋雨曾经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余秋雨和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又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政治文化的运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叙事”加“文化分析”的这种“大散文”或“文化大散文”的写法，在这里已经初显端倪。
余秋雨自己结束了《胡适传》这样的政治式写作，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有了写作的权利，而且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正是由于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知识分子才能在文化转型时期有效地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与方式。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小说创作中的寻根热，都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文化感受的不同方式，并由此反映出知识分子文化姿态的差异。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时，余秋雨主要的精力在研究戏剧，在我的印象中他在“文化热”中并无
特别的建树，这正是余秋雨的沉潜期。当“文化热”喧嚣过后，余秋雨开始表达自己的“文化感受”。余秋雨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
余秋雨想倾吐什么，又怎样倾吐，这些构成了余秋雨散文的基本品格，也决定了他散文的风格或者特色。对此，人们说了许多话，但讲得最到位的还是余秋雨自己。他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仁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饨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这样，余秋雨散文的三个要素或内在结构就是：有悟性的文人，封存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余秋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散文在文体上的内在特征不外乎这三者。也许就在这“伫立的瞬间”，余秋雨改变了以往散文抒情主人公“田园诗人”式的身份，并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了感性与知性的双重作用，施展了学人与才人的双重优势，以感性为情怀，以知性为学养，让意义浸润着灵性。因此，余秋雨散文最初和最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将“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山水”的层面上，从中探寻这个文人艰难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千年的文化内涵。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情景中，他长于解析文人与山水的会心处，并勾勒出与山水风物熔铸在一起的中国文明的历史与文人的命运，以自身的文化感受、生命体验与历史、自然对话，当他把历史的沧桑感、沉重感带给读者时，还传递了他自己精神苦旅的记录。
在后来的创作中，无论是作为“场景”还是作为“对象”，“自然”在余秋雨的笔下逐渐淡化，他更直接地与“历史”相往还，更集中地探询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而他整个散文创作中最精彩的篇章往往也是对知识分子灵魂的解读，他要倾诉的“文化感受”其实也就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理解。我愿意在这样的层面上把余秋雨的散文看成是“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和《山居笔记》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可以作如是观。从大处说，余秋雨散文的主题就是“文明”。他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谈到文集的主题时说：“主题就是文明，碎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让人神往又让人辛酸的文明。”在余秋雨看来，“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而超越、协调、普及与提醒“非常容易被消解”，“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就是文明的悲剧，而悲剧的承受者则是文明的创造者和承传者。消解与建构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在叙述这种冲突时，余秋雨散文深刻展示了一个贯穿他整个创作的主题：围困／突围成为知识分子生存的基本冲突。《苏东坡突围》揭示了围困／突围这一主题的全部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文化群小”、“世俗机制”对文化良知与健全人格的“围困”始终和知识分子与文明的历史相伴随。
我们都注意到，余秋雨的散文关于“当下”的文字往往不及他那些写历史的篇章。他感触于现实，但大多落笔在历史，用余秋雨自己的话说，“把陈旧的故事迅速召来”。这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微妙之处。余秋雨一旦对“现实’发言，往往只能止于“战略”，只能作一般的文化分析。九十年代末的余秋雨就常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在苦旅式的路径中，余秋雨拓展了散文的审美空间，但他过于流连忘返。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中，任何激情与理性都会疲倦。余秋雨有些疲倦了。我们也有些疲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