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从那时起，白求恩的名字伴随着枣园的春秋响遍了大江南北，凝聚成了一个响亮的丰碑， 深深的烙刻在了中国人的记忆里，今天，在英雄常如流星般划过的二十一世纪，登陆互联网，纪念白求恩的网页比比皆是，打开电视机，不同版本的白求恩形象仍然会不时的出现在不同的频道里，人们或透过历史的迷雾去寻找，运用现代的理念去分析，又或者心无络绎的去想象，同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一样的，人们在表达崇敬的同时，都在追问，一个怎样的人，可以让如此众多的人如此长久的怀念，一种怎样的精神，可以引领他，到达人生终点时能如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相信大家都读过，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我一样的感想，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感情激动，但是，他所用的文字又极尽平实，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初读这篇文章，感慨于平实的语言怎么可以迸发出强大的震撼力，久了才发现，越是华丽的语言用来描述白求恩就越是苍白无力，他的人生，只能透过他的行动，他的选择去体味，今天，也让我们透过他的人生里程去体味他伟大精神的意义——关于奉献，关于敬业。
白求恩先生的人生历程丰富多彩，甚至有些传奇色彩，1890年3月，他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在结婚之前是一位传教士，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一位外科医生，很小的时候，白求恩就表现出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外科医生职业的向往，儿时的他曾经将祖父行医的牌照挂在自己的房间门前，表示自己长大了一定要成为象祖父那样受人尊重的外科医生，1914年，就在他仅剩一年就可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实践职业理想的时候，一战爆发，在加拿大宣布参战的第二天，他辞去学业，参军成为一名战地护理员，战后，他完成学业并在欧洲深造，如愿成为一名外科大夫，1924年，他偕同新婚的妻子来到美国新兴汽车城市底特律，开设了自己第一家私人诊所，声名日盛的时候，1926年，他却不幸患上了当时被成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他强迫妻子与自己离婚，独自来到疗养院，在死亡的边缘，他冒险试用了当时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的外科气胸疗法，两个多月之后，竟然奇迹般痊愈，此后他开始潜心钻研肺结核病的治疗，转为胸外科医生，并在30年代初成为加拿大乃至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之一，在他潜心钻研肺结核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他医学的研究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社会困境，那就是肺结核病的患者以贫困者居多，而他们，却是最无力治疗的一群人，1935年，在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中，他来到苏联，他考察了苏联的医疗保障体制之后，他认为，自己医学的困境寻找到了社会学的突破口，1935年11月，他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36年，他奔赴正在抵御法西斯入侵的西班牙战场，1938年，他又选择前往远比西班牙更遥远、更落后、当然也更危险的中国抗日战场，成为一名游击队员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直至1939年11月12日以身殉职，年仅49岁。
很多初来延安的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惑，他怎么可能只有49岁，因为在很多国人的记忆当中，他是一名垂垂老者，没有错，待会大家可以在图片室里看到，国人的记忆是他即将逝去的容颜，而仅仅在两年之前，就在他来延安之前，他是一个衣着考究的、儒雅的中产阶级，回顾白求恩先生的人生历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当他做出人生重大选择时他总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牺牲自己，奉献他人，正如他1914年放弃学业，放弃职业理想参军报国，正如他1926年，他强迫妻子离开自己独自面对死亡，当然，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发生在1936年和1938年，当他选择东赴西班牙和中国时，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大家可以想象吗？当时，他是北美最著名的五位胸外科专家之一，盛名远播，他担任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收入丰厚，受人尊重，他是一名艺术家，绘画和雕塑虽然只是业余爱好，却也已经卓有成就，他在家中开设艺术学校，他在蒙特利尔举办个人画展，而且都受好评，他是一名发明家，拥有多项外科医疗器械的专利权，一个外科医疗器械公司与他签有合约并正在生产和销售这些发明，他是一名社会活动家，致力于消灭肺结核病致力于推广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化，致力于帮助可能帮助的一切穷苦人，他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工业国家，熟悉了现代科技带来的熟悉与安逸，享受着一名名医的荣耀与充实，他的生活优雅而富足，即使用今天观点也足以体现人生价值。
然而，他辞去工作，写下遗嘱，不顾个人的职业前途，舍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义无反顾，在写给前妻的信中，他这样解释：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用默认和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对其他人发动的战争，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是需要得最迫切的地方。
白求恩先生舍弃了什么，相信，我们一定深有体会，因为，他所舍弃的，正是今天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人梦寐以求的。1938年3月，白求恩先生携带数千美元的医疗器械辗转到达延安。在革命的窑洞里——仅仅那一次——他见到了毛泽东，当晚，他的日记里多了一句话，他说：毛，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伟大的人之一，但是，他也亲自拒绝了，毛泽东挽留他在边区工作的请求，他说：不要把我看做是一位老人，我是一名战士。在他强烈的要求下，6月，他来到了中国华北的抗日最前线——晋察冀边区，这里，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里，也是勇敢的中国军民，运用最落后的武器，抵御亚洲最强大陆军的地方。他象一名真正的战士来到战场，白求恩先生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的准备，迅疾投入了战斗，第一个星期，他检查了520名伤员，第一个月，他做了在今天很多外科大夫眼里如天文数字一般难于理解的147例手术，生活中，他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但是我们无从知道他是如何克服他们的，因为，他拒绝了毛泽东特批给他的每月100元的特殊津贴，他对聂荣臻司令员讲：假如真有这笔钱，请把它用作照顾伤员的费用，如果为了钱，我不会到这里来，在加拿大，我每个月的月薪不会低于600美元，他曾亲自把自己从加拿大带来的炼乳等食物喂给伤员，唯一抱怨过的只有一点，残酷的战争，使他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在写给马海德大夫的信中，他曾经急切的问：罗斯福还是不是美国的总统，其寂寞可见一般。与对生活困难的漠视刚刚相反，白求恩先生几乎用了他所有的精力和能力去对抗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巨大困难，这里条件之艰苦设备之简陋，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第一次巡视的结果令他感到了巨大的震惊，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真正意义的医院设施，他甚至不得不用锯木头的锯子去为伤员做截肢手术，如何才能实在自己在毛泽东身边许下的诺言，降低死亡和伤残率，他说：医生们，到伤员那去，不要等他们来找我们，他组织建起了一只战地医疗队，率领着这只队伍穿梭于各个战场，将手术台设在距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二十华里，十华里，直至，五华里，然后，他开始承担起自己作为晋察冀边区卫生顾问的职责，利用自己从西方带来的先进的医疗设施，在我国最偏僻落后的农村里建设起了我军第一所真正意义的战地医院——模范医院，在这所医院里，举办卫生学校，开办医疗卫生实习周，为我军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医务人员，他利用自己在西班牙的战场经验，在中国的战场上第一次实现了战地输血，并称自己是万能献血者，充当最佳献血员，他动手设计各种实用的医疗器械，镊子、夹板、牵引架，他领着单位的铁匠、木匠、裁缝们去实现他们，他动手编写医疗教材、战地医疗手册，亲自为医护人员上课，为便于理解，还绘制了大量精彩的图解，事实证明，中国华北，确实是最需要白求恩大夫的地方，他作为医生，作为教师，作为艺术家，甚至作为领导者的组织才华，在这里，都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作用。
在晋察冀边区的五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他毫无保留的奉献了自己的所有的积蓄、才华、健康，直至生命。而且，他是快乐的，在今天的许多人，难于理解他的这种快乐，认为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过艰苦，太过劳累，但透过影视剧增加了历史上从不存在的美丽女性、浪漫生活来评判他，其实是有些画蛇添足的，写给马海德大夫的信中，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生活，他说，今天我做了八台手术，非常非常的累，但内心，十分的痛快，在写给聂荣臻司令长长的遗嘱中，他反复告之自己所有的同事和朋友，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我非常的快乐，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有贡献，可见：他是真的快乐的。奉献，并从中感受到极具的快乐，这就是白求恩先生的人生。
现在，再来让我们谈谈，关于敬业，有一张老照片，大家应该都熟悉，因为，他曾经就印在我们初二年级的语文课本里，这张照片摄于1939年10月，被认为是白求恩先生在我国的经典写照，照片上，一座破旧的小庙，一个简陋的临时手术台，白求恩身着八路军土布军装，脚上一双大号的草鞋，身材高大，非常消瘦，正弯腰躬身在手术台前手术，身边是几位助手，一缕阳光从照片的左上方斜射进来，从侧面勾勒出他消瘦的面颊、胡须、花镜，专注的神情，照片中，我们看不到他的眼睛，但却可以感受到目光中流露出的慈爱与关注，照片中，我们当然听不到声音，但假如你愿意，凝视良久，你一定能从中感受到那一份战火纷飞当的情爱，此时，距离白求恩先生以身殉职仅仅不足二十天，我一直非常顽固的认为，白求恩先生一生伟大的敬业精神，最完美的凝固在这照片中，这，生命的最后十多天里，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是因为1939年10月，本来是白求恩先生预计启程回国的日子，为了要克服药品和器械短期的巨大困难，他决定回北美进行一次募捐，一个月圆之夜，他对身边的翻译说，假如运气好的话，今年我能和母亲一起过圣诞节了。但是在动身之前，他组织了一支战地医疗巡视队，决定将晋察冀边区所有的医疗机构巡视一遍方肯动身，巡视工作尚未结束，日军发动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决定推迟行期，27日，著名的摩天岭战役爆发，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来到距离前线只有五华里的孙家庄，在一座破庙里搭起手术台开始手术，第二天，有哨兵来报，敌人自北麓山坡攻下来医疗队必须立刻撤离，而白求恩坚持将余下来的10余台手术做完。他对躺在手术台上劝他撤离的战士说：“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力将你留在这里。”为了加快手术进度，他将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中指被刺破。在盐水制成的消毒液里浸了浸就立即开始了下一例手术。三天后在巡视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医疗队发现了一名患头部“丹毒”， 合并蜂窝组织炎，外科烈性感染性病人，头部肿大，生命垂危，必须立即手术。出于对同事的不放心，他不顾中度红肿的手指坚持亲自做了这一例外科烈性感染性手术。不幸感染了致命病菌，此后的十多天他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辗转于各个后方医院继续他的巡视工作，不停地为伤员做手术，高烧三十九度六时，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凡遇头部和胸部的伤员必须抬来给我看，睡着了也要叫醒我。”很多人都曾经问过，作为医生，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病情多严重。7日，当他的病转为败血症以后，他曾用自己的手术刀划破左臂，放出大量的毒血，并对身边的同志讲：你看，这还有救。所有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在回忆录里都有几乎相同的一段话——生命中最后的十日，是白求恩先生与生命赛跑的十日，他在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抢救更多的八路军战士。10日，半昏迷状态的他，不得不停下工作，因为他已清楚的感觉到生命即将离去，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抬来自己的打字机，写下了一封战场的遗嘱，于12日凌晨去世。如果，白求恩先生不去进行最后一次的巡视工作，没有因为反扫荡推迟行期，危险来临时他选择迅即离开战场，又如果手上有伤他不去做那一例有烈性感染性的手术。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这些如果也不会出现。作为一名战士他对岗位的坚守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嘱里他这样写:“每年必须购买250磅奎宁 300 磅铁剂用于治疗大量的疟疾和贫血患者。千万不要往天津或是保定购买药品，因为那里的价格是北平的两倍。”作为一名医生白求恩先生对病患的爱全心全意，正如在模范医院成立大会上他告诫所有医护人员，他说: “我们是一名医生、护士、护理员，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那责任不就是帮助我们的病患感到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所以你必须把每一位病患看作是自己的兄弟、自己的父亲。” 最后，作为一名战士白求恩倒在了冲锋的战场上，而作为一名医生他用生命实践了服务患者的神圣职责。就这样，诺尔曼·白求恩就此变成了白求恩大夫，被这个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熟知传颂。即使在今天，以白求恩名字命名的医院和医学院数不胜数，那应该是所有从事或不从事医疗工作的后来者对这位伟大医生的伟大敬业精神所表达的永恒怀念与追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