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何以常青
——创新华韵 精致生活 宛若雪蕴奇葩“我们现代的戏曲，在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史前时期的东西，真正戏曲的历史，还是在将来。”——《张庚文录》卷五P173。任何事物都离不开生死与创新的更替循环，艺术也同样是这样，而中国戏曲则更需要这种方式创新发展。宛若雪蕴奇葩，在冰与雪的环境下循环演绎着覆灭与重生，给人们带来一次又一次奇迹般的感觉。
中国戏曲乃中国国粹，上了年纪的人们，往往会体会的更深。但因为种种原因，戏曲在青年人眼中已经成为了长辈们的专利，而很少有从事非戏曲相关行业的年轻人对戏曲有很强烈的热爱之情。原因很多，其中最能让人们理解的是因为当今时代，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戏曲的缓慢节奏似乎与蓬勃热情的年轻人各个不如。这使得戏曲人不得不思考，作为国粹的中国戏曲，如何再以苍劲古柏的身份屹立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中国戏曲何以常青，如何走进年青一代的社会，首先就要从当代戏曲的现状中谈创新。 创新是戏曲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创新就没有戏曲的新局面，没有核心性创新就没有戏曲质的飞跃，而核心性创新即精神和实质的创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舞台上，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扮相和唱腔，饰演不同的人物，感受不同的人生，通过舞台演出传达给观众，对于演员和观众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这也正是戏曲艺术的魅力。谈及如何发扬和传承地方戏曲文化，使其更好地融入多元的社会文化中。一方面要从戏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做起，培养观众，培养兴趣；另一方面要创新思维，在剧目的创作上下功夫，既要挖掘传统，老戏新排，又要创作新的剧本，体现新人、新事，表现新的精神风貌，彰显戏曲文化魅力。 中国戏曲的生命力，在强大的鼓舞与支撑的文化氛围下，在有力地输血与培植之下，依然未能走出她虚弱的亚健康状态，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中国戏曲在当下中国现代化文化语境下的尴尬局面，“尴尬”，仍是她的关键词。
那么，中国戏曲走过她的成长发育期，尝到了她的辉煌幸福感后，是否也就象一些事物一样，必然要自行走向萎缩呢？从表面上看，这是符合事物发展情理的。而且，现在的中国许多地方戏曲，也正象原《上海戏剧》杂志副主编陈云发先生所云，已成为“植物人”。事实是既如此又未必如此。说既如此，是确实有些地方戏曲，不管当地政府部门如何输血，均已成了无人问津的植物人——说植物人，是指她在没有观众、没有后续优秀传承的演员的情况下，已经没有了生命力。只是当我们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或“非遗”与“物遗”的时候，才想到她和提到她。她已成为户口本上一个失踪的人。说不是，是因为许多地方戏正坚强又在有效措施下坚挺地走下去，在倔强地发展着。拿浙江海宁来说，早先走过的近三十年历程，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靠编排优秀传统戏《血溅洞房》、《何文秀》，成为浙北地区一面不倒的红旗。而且海宁越剧一年的演出场次及与山区观众的亲和力，亦在逐年提升和增强。特别是08年排演了《西天的云彩》这个新的现代越剧，依靠浪漫诗人徐志摩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力，利用剧本、舞美、灯光、音乐等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非但在原先的演出场地受到热捧，近期进入上海大都市演出，也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旋风。它使越剧团的生存基本摆脱了亚健康的状况，重新跳动起了它青春的脉博。它也使原本平静的越剧戏速的心，有了一个新的兴奋的体验。而我们在有关材料中看到的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以古老的昆曲大戏越过大西洋登陆英国在欧洲亮相时，竟然意外地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拥戴！我们知道英国是诞生莎士比亚这样戏剧大师的文化之地，伦敦的观众又是习惯以看好戏而饱有素养的审美群体，他们对戏的审美应该是要求更高，也更挑剔，但《牡丹亭》非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还被誉为“独立于西方艺术体系的成熟、精美的歌剧”。这两个大陆和台湾的演出现状，说明了中国戏曲在她面临的尴尬状态之下，不是无路可走，而是会有新的生机与发展途经的。问题是走向大都市与走向海外的中国戏曲也好，还是继续横穿在田野山村的戏台演出也罢，现在的戏曲观众，已不是闭塞、落后、没有文化的受众群体了，即使是贫困山区，也有电视、信息或其它传媒手段在提升他们的审美素养。所以，“復活”或“青春再现”中国的戏曲，首先在于自己的创新与提高。说创新，第一要有好剧本。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想当年《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而这一出戏，关键在于剧本。从历史上看，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汤显祖、查继佐、田汉、曹禺等无不就是文学剧本大师，而眼下这样的剧作者与剧本，却真是廖若晨星。第二是唱腔。以越剧而论，由于走向大都市的越剧已形
成了各种流派，自然地就形成了各个流派的戏迷。而一个可怕的现状是：接承流派的年轻演员大多数都在还原老师的声腔表现，所以使得流派的戏迷也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先生早有言指出：“声腔凡三十年一变”，当然不一定精确，却是实在的发展之理。所以努力探索和大胆积极开拓新的唱腔，将是年轻一代戏曲演员肩负的历史使命与重任。只有在你的新的唱腔引导下，才会可能产生更多的新戏迷。第三是导演，当下导演的编导，也是不尽人意。虽有新的创建，但实质还是不能从根本上革新旧的编导模式，象我在这次获奖论文中提到的《何文秀》的结局的变来变去，象《西天的云彩》结尾的蛇足，甚至对如何再现徐志摩既是浪漫诗人，又是一个人文关怀的社会学与政治学家的并重角色的处理上，都还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以至你所编导的剧本，虽然在灯光、舞美、音乐、服饰乃至剧本形式上，都穿上了新衣，但与现实生活的内涵之新，依然存在着“隔”（王国维语），也就完全进不了观众之心，更谈不上辉煌。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教育在对培养学生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上，还存在着极大的不足。一方面是应试教育模式造成的历史原因，一方面也是抓教育的本身在本质上不重视接续传统文化有关。虽然北京等地已有京剧进中小学课堂一说，但究竟是摆摆花架子还是真心有效地在实施，还有待历史与现实的检验。与此同时，更要在一切舆论工具上，按不同地域的特点，讲解地方戏曲的文化历史与审美特色，并对浅薄的庸俗的一些文化现象进行疏导性的批判，这应该也是当代中国戏曲建设的一个大问题。
还是再回到白先勇与他的青春版《牡丹亭》，白氏说：“昆曲应属于世界，更应属于年轻人”。世界与年轻人，我对中国戏曲的未来充满信心。
创新中的戏曲在人们的身边已经悄然发展着，要想拓宽她的发展空间要从各个方面予以保障，我们的社会需要国粹的支撑才得以完善，美学文艺的诞生极大地充实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让雪蕴奇葩在人们心间永存，创新使其得以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