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
缘
——我与谷建芬
王
健
我就是我。谷建芬就是谷建芬。我们就是我们。
必然是基础和前提，偶然是机缘和表象。我们便生活在这偶然与必然之间。
友谊与合作的种子是30年前种下的。
那一年的2月，需要一支“三八节”的歌。《歌曲》编辑部把我找了去。进门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同志——中等身材，梳着两条辫子，一双大而娴静的眼睛。那年谷建芬约25岁，我大她6岁。歌写完了——那歌片还在哩，叫《妇女进行曲》——就再也没见面。不，重逢是在20年之后。
1979年盛夏，《歌曲》编辑部的丘岱安通知约了几位词、曲作者参加在青岛举行的“全国青少年体育夏令营”的活动，作者中有谷建芬和我。和20年前一样，我们只记得彼此的名字，没有什么回忆，对未来也来不及设想。
活动结束时，词作者写的新词打印成册，曲作者每人一份装进了他们的行囊。
回到北京后的一天，谷建芬打电话找到我：“你有空么？我写了几首歌，用的是你的词„„”
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家。她弹琴唱着新歌，我在背后听着轻轻随着她。《美丽的大海》、《大海，我不会忘记你》、《海边寄语》和《大海的女儿》，她一口气唱了4首。
这便启开了以后10年合作之门。
50年代后期，谷建芬有两支歌给我留下了印象：《爱玉门》和《走出了小毡房》。虽然那时我们还不曾见面，我已感到她的音乐有个性、有真情。而眼前这4首关于大海的新歌，与以往的音调、节奏、风格全然不同了。清新、欢悦、富有生命的跃动感。4首歌的气质各不相同，共有的是一种自如、一种亲近、一种女作曲家独具的婉约的精致。我心里说：“这是一个新的谷建芬。”
虽然此时“谷建芬风格”尚未形成，尚属于她歌曲创作的探索阶段、过渡阶段，但1980年夏季，在中央歌舞团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声乐新作品演唱会”上，谷建芬的20首新作引起了音乐界和听众的注意。音乐会上唱了谷建芬的《兰花与蝴蝶》、《清晨，我们踏上小道》，还有我们合作的声乐套曲《登山》。
那时，邓丽君的歌已相当流传，大街小巷到处飘着她轻柔的歌音。而谷建芬在酷热的夏天，额头上缠着湿毛巾，先写了套曲的前4段，喘了一口气又写出了最后一段。《登山》借现实的场景表达一种向往，一种攀登的喜悦和艰难曲折中的神态心态，经过反思后的奋发以及获得登顶的酣畅。音乐发展了群众歌曲的风格，第五段的音乐很感慨也很辉煌。作品获得了文化部音乐舞蹈汇演的作品奖、演唱奖。首唱者是男高音吴国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我们收到一位女大学生的来信，说她很喜欢这个套曲，反复听了很多次，她渴望得到谱曲，我便寄给了她。谷建芬一直想把《登山》写成合唱，但她后来就一直没得空。
那一阵子，唱谷建芬新作较多的是任雁、田鸣、张西珍、牟杰和吴国崧。谷建芬什么时候都感谢歌手的支持与合作，我也经常与歌手在一起琢磨。这一点，10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么做。
创作实践、思考，对生活及群众情绪的感知与把握，正酝酿着女作曲家一次新的跳跃。
“来，听听这首歌，昨天刚刚写好。”建芬的丈夫邢波、小女儿海娃和我，常常轮换着做她新作品的第一个听众。钢琴叮咚叮咚响起来了，好热情、活泼的一支新歌。
“这支歌会引起群众特别是青年朋友的共鸣的，唱出时唱到第三段，演员可以面向听众邀请听众一起来唱。根据你音乐亲切跳跃的风格，革命是否改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提出建议，谷建芬立即同意了。以后这支歌广泛流传的情况已为大家熟知。康普同志把它带到亚太地区专家音乐教材生产会议，专家们一致同意将此歌收入教材。几次来华访问的外国歌唱家唱过这首歌，法国的吉沙尔把它带回去制成了唱片。
有人着意地想“写出一首全国流传的歌”，但一直做不到。而用身心拥抱生活、关注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谷建芬，她写歌时并未想着什么“全国性”。不久，谷建芬又与晓光合作，写出了《那就是我》，显示了她多方面的才华，我衷心为她高兴。
一个晴朗的冬日之晨，在一次音乐会上，任雁首唱了我和谷建芬协的《布娃娃》。观众静心地听着，掌声表示他们喜欢这支小歌。随后任雁病了，她再没有演唱这支歌。但几年之后，我遇到湖南美专一位女同学，她告诉我学校在广播操前总要播这首歌。歌是邢波出的题目，写十五六岁的孩子回忆童年。音乐很纯情，中心一句是：“愿我们还像童年一样，心上开放着纯洁的花！”
骑在自行车上，我哼着，哼着，哼出了《留下一片阴凉》的歌词。谷建芬谱成一曲轻松潇洒的女声二重唱，由田鸣和张西珍演出并录了音。《阴凉》一歌流传比较广泛，外省也有用来作为“每周一歌”的。但我总觉得歌词像小兔尾巴秃不拉唧的，便加上了第三段。其实“大团圆”式的结束并不见佳，隔些时见报载：边疆一位部队老同志离休前，在住所附近栽下一行行树苗。有人问他：你都要走了，还„„他说：你没听歌里唱的：“留下一片阴凉”么？
面壁沉思，我含着眼泪写下了《你问我》这首词，谷建芬含着眼泪谱成了歌。此歌传出后，有一天我在东四8条52号（那里有音协、剧协等单位的多种刊物的编辑部）的食堂排队买午餐，剧协一位编辑对我说：“这支歌恰恰道出了中年知识分子此时此际的心绪。”我们这类歌曲的知音也许并不广泛，但他们在生活的底层。《你问我》的音乐旋律并无奇突之处，节奏也平缓，但它们所含的感慨和不渝的忠贞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7年之后，北京电视台导演竟还记得此歌，并把它编为合唱在国庆文艺晚会播出，改名为《为了我亲爱的祖国》。导演可知道作者对他的感谢么？
一天，我从谷建芬处归来已是深夜，但她交给我的一份曲谱使我不能入睡。我在小屋中来回踱着，唱着这曲调，它的每个音、每个乐句都在回忆、诉说着在过去的岁月中随波浮沉的痛苦与无奈。但音乐中那颗不安的心，在思索，在探寻，在渴求。终于，云缝中迸射出耀眼的阳光，它欢叫着，祈愿民族的生命和她的生命在这光辉照耀下好好生存下去„„子夜2时，我填上了《生命的星》这首歌词。斜对门搞英语翻译的小纪窗内还亮着灯光，我径直敲开她的门，为她唱了一遍填词的新歌。眯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她只说了一句：“你们中间有一种神奇的默契。”
《生命之星》由上海歌剧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施鸿鄂从他夫人朱逢博手里要过来，首先在上海的音乐会上介绍给听众，然后录入他的专题盒带，盒带即以此歌命名。一个时期内，他们音乐会的序曲便奏《生命之星》。建芬和我多少次遥向南方致衷心的敬意与谢意啊！
谷建芬说：“我愿意听词作者朗诵新词。”每当我带着情感朗诵新词时，表面上她很平静，总是低着头静静听着。但随着朗诵者的语调、情感的起伏，她已经在感受、在捕捉词中蕴含着的、将转化为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了——如果这词能打动她的话。有人说：谷建芬是驾驭旋律的能手，我说：她更像魔术师呢，7个音符，在她的手下，在她的琴上变幻出多么丰富的歌曲和乐章啊！
1981年和1982年之间，谷建芬和我又写了一组关于海的歌。感谢大海，是它让我们重逢；是它启迪着我们的心灵；它的浩瀚、深沉、热情注入了我们的胸怀，重新浇铸了我们的友谊。
《看日出》一歌的音乐很富描绘性，它把旅游者夜半起来跑向海边、跑上山顶，在凌晨的寒意中久久等待之后看到壮丽日出景观的欣喜之情，和人与大自然融在一起的和谐欢愉异常生动地表现出来了。从“星星还在天上，我们悄悄起床”的弱声到终篇时的“太阳太阳你露出了笑脸，大海披上灿烂的衣衫”，音乐跳跃幅度很大，节奏活泼多变，曲调富含激情，唱者听者都能尽兴。
首唱此歌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建芬通知我随演出队到基层的一个剧场去听效果，其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建芬气乎乎坐在路边雪地上：“我们两个作者是来听新作品效果的！不是为了其他目的！”那个晚会唱了谷建芬10首歌曲，但介绍演员登台与观众见面时，却不曾想着把为他们提供了如许新作的女作曲家介绍给观众！
几十年来，谷建芬一直重视排练和现场听效果，她认为从歌手、乐手和听众那里反馈来的信息，是再创作的指向与动力。
歌手在她家排练、唱完歌，喜爱烹饪的谷建芬便下厨房，给大家做汤圆、做日本饭寿司，还有炸土豆泥饼、拌辣菜等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又有年轻歌手敲门进来了，便添一双筷子。有一阵家里总是这些爱唱爱叫的“小麻雀、百灵鸟、画眉鸟”的笑声与歌声。任雁当时有个外号叫“李谷二”，可见她的音质、音色与演唱是较有发展前途的。但任雁患了喉疾，久久不能唱歌，随后家中又发生了一些情况，不能来谷老师家练歌。直到现在，有时谷建芬写了新歌还情不自禁地叨念：“这歌任雁演唱准能唱好！”
田鸣和张西珍不但支持女作曲家推出一批新作，她们二人也为音乐会贡献了一个女声二重唱的节目形式。两个青年歌手声乐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她们的演唱和谐从容，流溢着一股青春的气息。不知为什么两个人分道扬镳了，谷建芬很是遗憾，为此我们还写了一首《美丽的乔》，为她俩寄予厚望。直到1987年谷建芬举办个人声乐作品音乐会，田、张二人也应邀参加演出，但情境已今非昔比，当年的情景只能留在大家的记忆之中了。
《海滩的石子》先由李谷一演唱，后有李小梅演唱，至今电视台还经常播出。这是一支清新明快的小曲，旋律柔婉舒展，后面转为短促的节奏，表现出孩子般的天真，再以轻快蕴藉的情调结束。有一次谷建芬带着小队到基层去演出。一间长长的会议室也不分前台后台，乱哄哄的。演出结束后，我问一个听众对此歌的印象，他说，我只听见了两句：“假如石子都是一种颜色，谁还会再留恋这海滩！”这已经很不错了，他听出了这支小得不能再小的题材中的一点真意。
一天，谷建芬说有人约稿，希望写一首有关健康的歌。我不管是否合约稿人的意，只顾按自己的思路琢磨开了：怎样才能健康呢？一定要心情好（这里且不说环境学、营养学、医疗保健学等）。怎样才能心情好呢？依我看要热爱艺术，要喜欢唱唱歌、跳跳舞，还要有时和群体在一起，并且多去接触大自然。我便借4个小动物的情态把上面这些意思写成了《欢乐歌》。由于默契，我很少对谷建芬提示什么。女作曲家这首歌写得玲珑精巧、活泼跌宕，很有儿童生活情趣。很快由上海作曲家兼指挥家张撷诚配器，朱逢博录制了盒带。没想到5年之后的1988年，朱逢博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六一”专题晚会“我们的世界”中，在小演员的伴舞下唱了这支歌，效果很好。接着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武汉电视台编演制作的儿童现代舞《欢乐歌》，仍是朱逢博的录音，仍用原来的音乐。一首歌的诞生，被社会认知与传播，其间阴错阳差赶早赶晚，又有规律又没规律。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经常处在一种“做不了自己的主”的状态中。有人唱了，录了，播了，便很感谢了。
那一段时期，谷建芬、邢波和我常在晚饭后，一起谈创作设想。谈到深夜，一盘花生米几杯酒伴着我们。有时谷建芬与我灯下谈心，我对谈自己的身世、坎坷的遭遇、生活的不幸和对文学与音乐的酷爱，她听着留下了眼泪。几次她对她的小女儿说：“如果像王健阿姨那样，还有什么甩不开的呢？！”有一次，我拉谷建芬去看内部试映的电影《原野》，看完后我突然觉得身体不适，头晕发烧，她便让我回她家休息。吃了药一夜仍然受煎熬，天明时感觉稍好些，我便悄悄离去。因为他们没有另外的工作室，只有那一间“一品屋”——创作、吃饭、待客、睡觉都是它。生活仍然很艰辛，但我们生活在友谊与艺术创作的气氛中，心情是愉快的。
1984年底，谷建芬开办了“声乐培训班”，为青年歌手开设9门课程，学习与实践性演出相结合。在中央歌舞团的支持下，谷、邢二人全力投入。我担任文学课教学，主要讲诗歌常识、歌词赏析，共讲了16课和一次习作。学员们从模仿外来歌曲逐步进入演唱创作歌曲，从业余的自然状态进入表演艺术的领域。到1986年孔雀杯歌赛时，许多同志说：“这小小培训班做出了成绩。”
当我写出《妈妈的小屋》一词交给谷建芬时，我并不催问。因为我对她说过：“我写了就给你看，让你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但并非一定请你谱曲。”所有词作者的词她都留着，说不定哪天情绪好想写那么一首歌或正需要这样一首歌，便选择合适的词来谱曲了。过了些天，谷建芬在钢琴上谈着《妈妈的小屋》的主旋律，自己唱着伴唱的曲调。我被那有特色的节奏型和音乐烘托的环境气氛吸引了。我一直这样想：只要我的歌词能为作曲家提供他们得以进行多品种创作实践的基础材料，我便得到安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自称“最佳女配角”，当然作为歌词作者，我要努力完成“第一道工序”。在词、曲合作这个问题上，谷建芬和我都认为：在对时代、生活、群众情绪的共同感知、感受、感悟的基础上，词、曲作者的相互理解、情感的接近和默契是最可贵的，甚至是第一要素。除此，那些“硬拉稿”、“下命令”、“撞大运”、“激将法”甚至“死乞白赖”的做法，与艺术合作怎么沾得上边呢？
我们立意要拿《妈妈的小屋》到孔雀杯去参赛。赛场在东方歌舞团的一间大厅，评委们都入席了。在候场处，我对培训班19岁的歌手时延燕说：“小燕，别紧张。记住两条：歌词唱清楚，演唱有意境。”里面呼叫时延燕的编号，伴唱丁小青坐在她的身边，谷建芬自己弹钢琴为歌手伴奏。歌声仿佛从远处进入，歌手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所有的听众倾诉，叠句部分丁小青的高音飘过来了，丝丝缕缕的旋律，挚切情深的歌句，伴奏烘托出的温馨宁静的气氛，扩展到了整个大厅，大厅里静极了。《小屋》与那些宣泄式的劲歌绝然不同，而以浓浓的人情味，撩人的乡土气息与其他类型歌曲形成效果的反差。 休息时，评委们纷纷评论《小屋》这支歌。词作家晓光走过来对我说：“拥抱两位大姐，你们在通俗歌曲的创作、演唱上提供了一个新例。”并非是这支歌有多么了不起，只是在多年对外来歌曲模仿之后，哪怕创作上、演唱上有一点新的尝试，大家也给予欢迎和鼓励罢了。小燕与小青是两个极普通的歌手，在各方面都难与其他歌手相比，只不过她们很投入很用情地为大家介绍了一首新歌而已。
苏红在电视歌赛中获决赛第一名，也许这出乎她自己的预料，而评委是正确的。苏红唱的两首歌《我多想唱》和《三月三》（均为谷建芬曲）在大批劲歌与华丽的表演中间，显得那么质朴真纯，听者也觉得亲切、从容，真正体现了歌曲创作和演唱的通俗性。
接着李杰在五省市校园歌曲比赛中，唱了谷建芬作曲的《男孩》，又获第一。这样，谷建芬培训班的学员，两年里便有3人获得一个金奖、两个第一名，另外3人获优秀歌手奖。
“这一切都过去了。”谷建芬说，“我就是我，我也不赶什么新潮。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在音乐上，我的作品必然是既带有传统情调，同时又染上一层时代生活色彩的杂糅形态。但它们都是我情感与意识的产物，发自我真诚的内心。新的作者和歌手出现了，这非常好，也是必然。我甚至于期待更多的自己写词、作曲、弹唱的自娱性歌手出现，那时，音乐便真正获得了与人民群众在极广泛程度上的结合。”我想，她的这段话或许也能代表一整代中年词、曲作者的心意。
在诗歌界有一句话叫“开放现实主义”，我想，我们恐怕也属于这个大范畴。而新型的歌曲早已迪斯科节奏化、摇滚化。
但谷建芬仍有个心愿未了，那就是从1983年就打算开的个人声乐作品音乐会。1987年6月，她终于如愿以偿。在各方面的赞助、合作下，音乐会开得很成功。1983年我就为她写好了音乐会终场曲《歌声将伴你归去》，每天音乐会终场时，谷建芬都登台唱这首歌表示对大家的感谢，她说：“每天我都责备自己抑制不住的眼泪。看到全场观众起立不愿离开，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过去的一切压力、痛苦、磨难都是值得的！”
作品音乐会对她1984年以前的作品给予了回顾；对她1985年以来的新作给予了展示。听众明显感到，后一个时期的作品题材涉及的面更广泛了，风格上也不仅是前期那样轻松活泼的小品，而体现了女作曲家尽可能做到的深入挖掘和动感兼凝重的统一。音乐会上首唱的《思念》，1988年流传全国。《绿叶对根的情意》经过毛阿敏在南斯拉夫参赛获奖后，在国内音乐会上也经常演唱。
很久以来，我听到很多出国人员（包括艺术家）或外籍华人的故事，曾引起一些感慨。后来，电影演员刘晓庆有一句话：“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观众在中国。”我觉得说得很好，很实在。有一天见报纸上有豆腐块那么大的一个消息：钢琴家殷承宗要出国了。临行前，他对记者说：“我人走了，心留下。”我很受感动。更联想起音乐家马思聪“*”中出走前后的情况，便写了《绿叶对根的情意》这首歌词。谷建芬谱曲后，第一次是在怀柔的歌曲创作沙龙中试唱。在谷建芬作品音乐会上，刘欢首唱很洒脱也富有激情。毛阿敏出国参赛前，谷建芬反复地为她排练，我也对她做了提示。参赛小组出发那天夜里，我望着蓝色的夜空，为她们一行深深祝福。我们都这样想：国际歌坛强手如云，我们出去首先是大开眼界，了解情况，回来再好好干。由于阿敏的努力，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唱得很投入，很动情，加上她东方姑娘的美丽形象，获得听众及评委们的良好印象，在22位参赛歌手中，获得了第3名，谷建芬获作曲第4名。我很清楚，歌曲的旋律还有配器的烘托，不但传达出歌词的内涵，而且加强了那种去国怀乡、缱绻不渝之情，演唱则用声乐与形体赋予情绪以形象感，歌词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基础而已。但毕竟这是我国在国际通俗歌曲比赛中第一次获奖，我和谷建芬都很高兴。《绿叶对根的情意》被称为是一首具有艺术歌曲风味的通俗性抒情歌曲。
开完作品音乐会之后，谷建芬觉得又欠了新的债。她急切地想了解群众、了解演员，把我自己感觉到的东西，再为他们写新的歌。“现在写歌是更难了！”但她别无选择，还是那句话：“我只有用歌来回答。”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1984年一次谈话中，谷建芬对我说：“致公党要吸收我参加，你意见如何？”当时我的心里翻腾起来，但很快我思索了一下，说了4个字：“可以。自愿。”建芬自1956年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30年来在政治上、艺术事业上挫挫折折。1978年至1979年之际，她探索歌曲创作的新路——在民族风格的基础上与时代精神、群众的情绪相结合，并具有个人特色——初期作品一时还得不到理解。在她尝试多种题材、风格的歌曲创作时，却招致了许多误解甚至污蔑诽谤，说什么“谷建芬败坏了中国乐风”，“她专为小痞子写歌”、“为下人写歌”，甚至还有人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抢班夺权的歌”„„这些今天听起来似乎是笑话，可当时给谷建芬精神上很大压力。一个时期内，电台不播她的歌；她的代表作不能介绍到国外去；谷建芬又成了问题人物。但我曾从她保存的几千封群众来信（现在已不止这个数字）中抽取几百封看过，那里是一片热忱。工人、农民、战士、中学生和大学生，干部甚至老年听众都感谢她奉献了新的精神食粮，同时也向她提出了更高的希望。有压力并不困惑，这位50年代初音乐专科学校培养出来的女作曲家，从未改变她“为祖国歌唱，为人民歌唱”的初衷，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她与许多同行一起在思考如何歌唱得更好。经过几年的勤奋努力，谷建芬做出了成绩，她被理解，被接受了。
谷建芬现在已是致公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在几次政协和致公党的会议上，在中山堂的学习报告的发言中，她激动地以歌代言，陈述她几十年的道路和她唯一的心愿：为人民写好歌。台下听者无论是青年人还是白发人纷纷给她递条子，鼓励她并向她索取歌谱。
一个人被人认识要经过30年的时间，这不是太长了吗？ 最近，一位青年音乐理论家听了1983年谷建芬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盒带，盒带里有她自己唱自己的歌曲作品——那时正值她身体状况不佳，在血色素只有6至7克的情况下硬坚持下来的。其中包括我们合作的《大连，我的故乡》、《爱情的品格》等歌曲。这位青年音乐理论家说：“这个盒带里面很多是艺术歌曲。”我笑了。就在不久前，有人说谷建芬的歌是“张嘴就来的”。中国群众歌曲发展到今天，纵的方面继承发展了自己民族声乐创作传统中的诸种因素，横的方面借鉴吸收了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声乐作品创作经验，因此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纷繁多彩的面貌，一时难以科学地归纳、分类或者确定不同品种的歌曲的叫法。群众歌曲、艺术歌曲、流行歌曲、通俗歌曲，它们或相互交融，或以一种风格为基调，揉进其它的风格因素。更富科学性的总结、分类也许是未来的事吧。
“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别人的意见有千分之一的道理也要考虑。现在我只想自己该怎么做。”谷建芬用肯定的语气多我说，“没有1978年拉丁美洲6国之行，也就没有我这10年的创作。”那确实是她创作的转折点。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歌唱是人民生活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剧场里，歌唱家爱、歌手与广大听众也是融成一片的。有时台上唱台下打拍子，有时台上台下一起唱。唱的内容百分之百反映人民的生活、情绪、愿望和喜怒哀乐。即使歌唱自己的国家，也是从切身感受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来唱。如某个国家以盛产咖啡闻名于世界。，于是就有一支歌唱道：“早晨起来喝一杯咖啡，浓浓的咖啡；午饭后喝一杯咖啡，好甜的咖啡；夜晚来临，喝一杯咖啡，好香的咖啡。我爱咖啡，一天到晚也离不开咖啡”。（大意）这实际上是在赞美他的国家，他的土地。歌手演唱完了，听众欢呼着他的名字，向他抛去鲜花，丢帽子，对歌手如醉如痴地崇拜。这一切怎能不引起谷建芬的联想、对比和反思呢？她坐在回国的轮船上，望着波涛起伏的大海，暗暗下着决心：一定要写出能引起群众强烈共鸣的歌来！一定要把歌唱到人民的生活里去！唱到人民的心里去！——这本是中国民歌、中国优秀歌曲创作的规律与传统啊！10年来，谷建芬与她的一代同行只不过是做着艺术职能复归的工作，但这毕竟是艰辛的，因为首先需要艺术家良知的复归，经过真正的反省完成对自己的超越。谷建芬的10年，用800首歌曲创作做出了回答。
于是，我们看到和听到，一种文化现象成为历史时，便获得了与其刚刚萌发时很不相同的评价。
至于我，若不是与谷建芬重逢，就没有这10年的友谊合作，便没有我们的这些歌。这些并不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歌，但它们的词句和旋律中含着两颗钟情的心，钟情于民族，钟情于人类，钟情于艺术，也钟情于自己的两颗女性的心。
在我们的合作中，不但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给予，而且通过合作，增进彼此对生活的爱，对青年朋友、青年歌手的爱，对生命的信心，对信念的追求，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再认识。甚至我们也是在相濡以沫，不，相濡以文学与音乐。
《歌声与微笑》这支短歌，在我应上海电视台约稿，赶写出歌词寄去之后，并未给谷建芬看。几天之后，我在她的写字台上竟看到了《歌声与微笑》的曲谱。我问她：你知道是谁的词吗？她说不知道，是上海寄来的3首词，让她选谱一首，她便选了《歌声与微笑》。事情虽然很小，但当时我心里的感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即使不再合作，我们的友谊亦将长存。但我们要一直合作下去，直到最后一息。不为别的，只为了不辜负我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