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读后感（精选多篇）

推荐第1篇：晚清二十年读后感

传统文化对晚清的影响

——浅读《晚清二十年》

有人说当你真切的了解到某些事情的真相时，那种心灵的冲击之感就如同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一样。从《晚清二十年》这本书中了解到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述评时，可以说我的整个世界观就被彻底摧毁了，如同公关上说的那句话：公众是无知的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无能无知的，所看到的只是事情他允许我们看到那一部分。这感觉与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无异。

在迷信教材且思想狭隘的中学时代，总只会将整个大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归咎于经济的落后，总是会将一个个买过之名冠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现在看来这样总是有失公允的，对历史也是极不负责的。一个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人凭一己之力又怎能改变一个名族的命运呢?历史创造了这些被我么不误解的人，而他们也终将 被历史所毁灭。

文化，或者说一个名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所在。而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文化底蕴不可谓不厚，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统一，亦是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置身其中的人，清王朝也不例外。

一、闭门造车，错失良机

日本，作为一个清王朝曾经的藩属国，千百年来，一直奉中国文化为自己的文化来源，一直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但是到了近代，当中日两国同时面临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之时，日本却选择了“脱亚入欧”，积极进行明治维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了幕府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并通过各种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引向全面与深入。

而与此同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天朝上国又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呢？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与挑战，以及如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中国也能够较早地作出反应。在中日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日本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自己明治维新的成果，李鸿章甚至早早地预料到日本的维新将会给中国带来不可预期的影响，认为中国如果依旧裹足不前必将日本推入列强的队伍，从而使日本成为瓜分中国的一份子，而中国，亦将被世界所抛弃。

李鸿章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然而既有此认识为何后来还是难免沦为日本猎物的厄运呢？归根到底，原因只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太过深厚。极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使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抱着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而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其所采取的“脱亚入欧”的政治态度则是无论如何也是瞧不上的，认为日本不能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随风而倒。而相反，中国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里，即使屡战屡败，被迫签下城下之盟，也还是不愿意尽弃其学而学习西方的社会文化。

一味的固执，闭门造车，终使天朝上国错失良机，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被自己曾经的藩属国拉开一个很大的差距，且形成了严重的利害冲突。

二、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

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在前期无可否认识足够强大和富饶的，这就使其成为周边小国的宗主国，包括越南、缅甸、朝鲜以及后来脱亚入欧的日本。在前期朝贡体制下，清政府长期与周边小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对各个小国给予关照和保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过程中，清政府不得不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的王道政治。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不断渗入，各藩属国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就连曾经的宗主国清王朝也因裹足不前，闭门造车而致使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尊严丧失殆尽。

甲午战争，可谓是对清政府的又一记当头棒喝，惨重的伤亡和沉重的战败赔偿使整个中国人心激愤，强烈要求改变挨打的现状。各个先进人士在痛定思痛后，开始接受和学习盛行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丛林法则。但是这一理论却是素来不被儒家伦理看好的霸道政治，所以，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领导人在被迫放弃传统的王道政治时，将西方的社会文化一分为二，分为本与末，去本

而取末，只学习其科学技术而置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于不顾。这就难免会导致中国社会形态的畸形，经济有所恢复而政治落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和谐，必将使中国难以进步。

三、中庸迟疑，贻误战机

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事件向中国发起无理挑衅，而面对日本的真实意图，我们很难相信请政府高层是茫然无知的，可即已准确洞悉对手目的，为何在后来的交手中依然是兵败如山倒呢？我想这与清政府高层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是有着莫大关系的。

在整个中日交战过程中，清政府高层始终保持一种中庸的政治态度，虽战，却不知战略目标何在，竟主动将自己放在因挨打而防守的被动地位上。另一方面，对日本的主动来袭，也没有完整详尽的作战计划，甚至对于战败对整个政局的影响也是不甚了解的。

相反，细看日本，我们却不难发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其战争目标是十分明确的，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在为实现自己的战争目标而服务，包括战前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建立的谍报网，事实证明，这个谍报网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为日方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这就是日本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另一方面，从一开始，日军就立足于在战场上见胜负，在气势上就完全的压倒了中国。

如果说中庸的政治态度致使清政府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那么，盲目乐观，寄希望于列强则进一步将清政府推上了战败的深渊。

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高层采取的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的中庸之道，既不想开战，又不想挨打，在未充分认清国际局势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盲目的和平幻想，给了日本更多地战前准备时间，而清政府却始终纠结于打与不打。严重的贻误战机，将最后的希望也消耗殆尽。

四、小结

马勇曾说将一个民族的悲惨历史全部归咎于文化是不公平的，政治才是将一个国家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然而，我想：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其对于政局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推荐第2篇：《晚清七十年》读后感

《晚清七十年》读后感

历史者，记载以往社会之现象，以垂示将来。吾人读历史而得古人之知识，据以为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类知识之所以进步也。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蔡元培

——题记

有些书读了可以增长知识，就像我初中时看的《上下五千年》，读后可以知道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某个时期或某个朝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我高中时读的《世界历史地图集》，读了之后便可以了解到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欧洲的政治格局；有些书读来可以增长智慧，也就是我刚读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在这本书中，我们的中国历史经过唐德刚老先生的解读，便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

《晚清七十年》是唐德刚先生的作品，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初次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或许你会认为它是一本介绍晚清历史的书，其实不然，它虽然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2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解体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但它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介绍历史。确切来说，它主要是围绕晚清七十年来解读中国历史的发展框架和主要脉络，它包括五个部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它采用新的历史解构框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阐述大家似乎熟知却实际陌生的历史。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创新思维，否则，若只是单纯介绍历史，那我们直接去看历史书好了，何必浪费时间来读此书呢？

读这本书，还需要大家了解一些历史知识，最好呢还要有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是“成见”。书中采用了敏感的借古讽今手法，按照“五卷本”来讲说“历史大三峡”，这就是作者以历史趋势提出的观点。“改革开放”在唐德刚先生眼中，放在大历史之中叫做“小平变法”，我觉得这个词很是恰当。谁能说后人不是这种叫法呢？“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而“小平变法”是在1978年，我读的时候发现都是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转机。其实清末就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但是还有一个现代化也就是“民主现代化”却一直没实现。或许我们还会有机会见证走出“巫山十二峰”的那个时刻，1840年到2040年是作者推出来的时间表，这二百年里每十年一变，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真的是多灾多难，那真的是大年代，可这个是以前面的三十年，甚至三百年的积弱做的铺垫。可以说物极必反，凡是易于常则必有妖，我们用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观来看历史也是明了简单的，只是难以解释关于中国强权的影响太大了这一问题。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强权政治会有许多好处，毕竟很多时候，美国人也需要我们来救场啊！可是这背后不是强权，也不是计划，而是无数小人物们辛酸的占据海外市场，赚取可怜的人口红利，他们不懈奋斗，他们被“投机倒把”憋屈了三十年。我想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政策提供了稳定，这稳定又是建立在各种限制上，中国人用各种手段去突破，去创造奇迹。

时代在进步，而且强权也比以前强大了许多，曾经我会坚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会到来，现在我又开始怀疑了，当然在当代军事传媒再也不可能有起义了。说实在的现行的集权制度仍然还是主席建立的“千年仍行”的秦律，晚清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秦律出了问题。那么，也就是说，真正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靠的一方面是没有了所谓君命天授和君臣家主的价值观；一方面是一个王朝刚刚建立起来时的万象更新；最后，靠的便是开放了，只有开放，我们才会看到外面的人和事，不管是好是坏，我们不能只是陶醉在自己的梦里，把窗户敞开，吸收外来的好的东西，使民众的教育越来越好，那就不会出现利用义和拳去面对洋枪大炮的尴尬了。所以，就让语言和思想自由起来，融入世界，不要一味地去打压、封杀、屏蔽影响社会“和谐”的话语，终于会有美好的一天，且不会太远。

《晚清七十年》提及了许多历史评论观点，有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以及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等许多的历史评论观点。在第一章节中，唐德刚先生综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在这个章节中，首先是回顾了晚清时代的历史事迹，那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分析一下过去百年的史迹，又会觉这其中有很多线索可循。当然，唐先生也写到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包括早期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历史上比较重大的事件，这些都表现了唐德刚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探索和深究。唐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里所定义的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开始阶段是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马关条约》的签订，可算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了，他表示，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题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兴起的洋务运动，因为当时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失败的教训，才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才开始意识到实用科学的重要性。所以自恭亲王以下，有识之士也谈“洋务”。这样才有了各种路矿机器船政及新式南北洋海军的建设。不论当时的守旧派如何反对，这个时期的“洋务”建设是相当有成就的。这之后就有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这个运动所引起的百日维新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唐先生将其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对比，主要是把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和孙中山主张的“建立民国”思想作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这两种思想在当时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文章中还提到，他们人虽有不同，但对变法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后来由于清廷的腐败昏庸，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就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二阶段。从唐先生的描述中还可以发现，许多的重要历史事迹不是单独发生的，恰恰相反，它们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一个接一个的发生，最后形成一个总运动。

其实，在我看来，历史观点该是任人评说的，因为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即使不完全对，也会有几分对，有的时候他们思考问题角度会比较新颖，这也可以供他人借鉴。读了史书，我才发现如何看待历史真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当然也不是很简单。对于每一种历史解释都是有它的意识形态的，要是讲不清楚历史的复杂性，坐在课堂里的中学生如果将来没有机会再去读一些历史的书籍，就可能永远记得某些事情是必然的，却不知道历史是被无数个偶然的时间、空间、人物，全面或局部，程序、方向或方式影响和决定着，成为了一种必然；可能还不知道历史选择了一条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就无法分析判断；他们还可能永远记得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坏人，殊不知人总是功过于一身的。

《晚清七十年》详细的提及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史，给予我们一种清晰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出此书中的某些主题思想，感受颇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的无法磨灭的事实，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事实给呈现出来，给予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一个真正的历史，记住历史，记住自己的民族根源，我们才能向前发展前进。把历史的真实还给人民，还给公众。尽管老先生的书中充满了戏谑、调侃的语气，尤其是对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有众多不敬之辞，但是唐老先生只是一介书生，他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有感而发，并没有凭借自己的历史博识而任意涂鸦。

向大家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不仅能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还能促进民智的发展，进而促进现代化社会国家的发展。在我看来《晚清七十年》是我读之后自我感觉最最增长智慧的一本书。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仅仅是因为唐先生基于历史的“戏谑”而将这本书列为禁书。

推荐第3篇：《晚清第一相李鸿章》读后感

读《晚清第一相李鸿章》有感

班级：12软件4班

姓名：刘晓健

学号：201200301150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徘徊在软件园校区的图书馆，拿出这本富有历史沧桑的书籍，映入眼帘的便是恢弘大气的书名和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这一下子便吸引了我的眼球，读一本这样的历史小说想必是极好的事情，结果也的确是这样。

打开百度，输入“李鸿章”，在百科里面，有长达十数页的篇幅介绍这位晚清重臣，足以看出李鸿章肯定是一个奇闻轶事众多的名人，也可以了解其对晚清的重要影响。

怀着对历史的敬重和对晚清第一重臣的敬畏，我开始翻阅《晚清第一相李鸿章》，很快就被其波澜迭起、扣人心弦的内容所深深吸引。渐渐的，我发现这不仅是小说，更是历史——是一部用小说的笔法忠实反映王朝走向没落的晚清史。

我们李鸿章并不陌生。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多年来却又颇具争议。他是晚清重臣、淮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亲手创建了北洋海军，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前期。李鸿章在宦海中几经沉浮，争议纷纭；盖棺后对其千秋功罪也难有定论。但在以前的教科书及某些辞书中对其都持否定评价，因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上签名的正是阁下，加之，镇压太平天国他居功至伟，毁掉北洋舰队他难辞其咎，种种历史无不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有辞书称其“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但这位中堂大人到底是“英雄”还是“卖国贼”呢？读完这本小说，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历史本身是复杂的，从古至今总有人把历史当成可以任意搓揉的泥巴，不是掩盖就是歪曲历史真相。而在我看来，本书作者余云叶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真正的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从网上得知，他为了写这本书，光在国家图书馆就泡了数月，几乎收集了所有有关李鸿章的史料，也请教了不少专家，并沿李鸿章当年的重要足迹，考察采访了天津、保定、山东、安徽、江苏、江西、广东等十余省市，耗时3年，数易其稿。只看在余先生的认真劲，也可以想象出这本书有多优秀。

本书从清道光廿七年(1847年)李鸿章进京考中丁未科进士(时年24岁)写起，按时序一直写到清光绪廿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以李鸿章的为官生涯为主线，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悬念叠起，带领读者一步步走进李鸿章那充满危难惊险而又屡屡逢凶化吉的一生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历史背景波澜壮阔，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官场的激战中，让人时不时地为主人公的成败捏一把汗的同时，却又在残酷鏖战、血腥风雨的间隙，时不时地享受着师生间深厚的交情、同窗间真挚的友情、家人间浓浓的亲情中传递出来的那份感动、喜悦与温馨„„

李鸿章的一生以做曾国藩幕府的一只鸿鹄、建立淮军联手湘军一起镇压太平天国为起家，通过剿灭东西捻军屡建奇功、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左右逢源、开展洋务运动有声有色„„，为自己的仕途添上了一块又一块稳稳当当的铺路石，于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读此书中，我也有所思考，在晚清时期，究竟是什么让李鸿章的历史地位顿时拔地而起，最终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考虑再三，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李鸿章是个清官，当然不敢加“绝对”一词修饰，但是教育现在的为官者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也是关于李鸿章的小说产生洛阳纸贵的原因。

（二）、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产生过许多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第一次出国考察，第一次派留学生，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虽然没有让中国从此富强，但起码为中国的重新崛起而奋斗过！就像一个爱做好事的人，不能因为没有办成好事而被怨声载道啊！况且，在清朝末期他是支持维新派变法的，只是那时的他已是昨日黄花。

（三）、正如历史课本上讲，贻误战机，签订条约他是身不由己，因为整个大清国已不再是东方雄狮，他不签也会有人签，不应该一锤定论他是罪魁祸首，他只是无能的大清国一个代罪羔羊。因为，他上头还有皇帝、太后，战与不战、是战是和、签与不签他做不了主。他不应该一个人扛下无能的大清国所有统治者的罪！

李鸿章忍辱负重，因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受清王朝指派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视其为平生之奇耻大辱，耿耿于怀。直至他去世那一刻，还写下《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熄，请君莫作等闲看。”慷慨悲歌，一述平生。此诗的最后两句，是警告后人莫忘东邻小国的狼子野心。果然，他去世后不到30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就踏上了中国的国土。李鸿章真是“卖国”吗？此诗也作了回答。当然，这部小说的本身更是一种回答。

李鸿章从一个翰林院的编员到建立天下第一军——淮军，在到总理衙门发展洋务、做外交家，到最后的晚清第一相。其官路可谓一路坎坷，历尽千辛，最后终于功高至伟。其间，他完全可以推翻支离破碎的晚清，自己封王，但是为报慈禧知遇之恩，他没有。他文武双全，是个军事家，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可以说做到了为大清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他所经历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王朝(其为官作为主要在最后三个王朝)，正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尽管李鸿章用他的才识力挽狂澜，创建淮军与北洋水师、办洋务等等，企图自强富国，但结果都与他愿违。难怪梁启超感叹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的可悲正是他所处的境遇，即腐朽的晚清王朝。

在本书封面背后，有着这样一句话：“有位哲人说，历史材料中潜藏着某些属于未来的东西。”虽然这是说作者作文的勤奋和睿智，但是我觉得在其他方面历史也对后世有着属于未来的东西。李鸿章为官一生，信仰两条原则：

一、要在草莽中崛起，必须有依靠。

二、提拔人要对自己绝对忠诚，否则，无异于自搬石头砸自己脚。诚可谓至理名言。今日之从政为官者，不宜当醒乎？悟乎？

总之，如梁启超先生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毁英雄，若李鸿章的老板不是慈禧，而是武则天，我想李鸿章今天的历史地位或许要另当别论了！不管李鸿章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起码他一心一意为大清付出了自己的一生，这样的李鸿章现今还有几个？

参考资料：《晚清第一相》——余云叶 《是小说，更是历史》——余仁杰

推荐第4篇：《晚清最后十八年》读后感

《晚清最后十八年》读后感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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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像这种文史方面的读物，一般对我来说都是打发时间，休闲娱乐的另外一种方式，但是这本小说《晚清最后十八年》深深吸引着我，都说晚清时期的中国是一段屈辱史。我不这样认为，每一段历史都是一段宝贵的财富。有了以往的失败和错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才有我们今天繁荣昌盛的国家。经济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的落后。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都有反腐；放眼海外，腐败是个世界性难题。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的“习式反腐”却让世人眼前一亮。知名历史作家二月河说，当前的反腐势头可谓是“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一击，震撼四野”，“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了反腐之于改革的重要性。但是晚清时期的“国家最高权力集团”并没有这种意识，当时两大利益集团，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帝党集团和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集团，为了权力，明争暗夺，各自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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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晚清时期，日本一直虎视眈眈的看着清朝，如果想得到些什么，必定要先改变自己，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成功，制度实现华丽转型，国家实行君主立宪，结束封国，跨入现代国家行列。更有甚者，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在当时抛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而此时，清朝“戊戌变法”熄火，整个版图继续在制度上落后。

戊戌变法之所以会失败，在于后党的领导人物慈禧的内心深处是不愿意变法的，“维护社会稳定”才是她的第一需求，社会稳定，也就意味着权力的稳定，只要现有的权力平衡不被打破，她就能继续“垂帘听政”。也就是说，变法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彻底改变，还是利益集团之间为了平衡权力不得已做出的选择。这一点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清朝亡，日本兴，变法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通过中日战前对比，晚清积极进行的“洋务运动”促使国力大增，所建海军，北洋水师位居亚洲第

一、世界第四（书中对海战细节描写的相当细致，北洋主力军舰，即:“六镇八远一大康，超勇、扬威和操江。”而参战军舰即“八远”、超勇、扬威等12艘军舰，还外加鱼雷艇，典型的船坚利炮。而日本海军则摒弃坚船利炮原则，炮以速射为主，军舰以速度为先），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被实力明显逊色于北洋水师的日本海军全歼。

当时，清朝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而日本经济总量只有清朝的1/5；占世界总量比例，清朝为17.6%，日本为3.5%。坚船利炮，指的是硬实力；制度与人心，则是软实力。只有硬实力没有软实力，就是清朝被打败的关键。表面上的富强，只是虚弱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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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面富强的清朝，并不能抵抗日本穷追不舍打击，最后清朝走向灭亡也是事出有因的。由于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在这场运动中，虽然口号是“自强”和“求富”，但仅仅是富了官僚集团，要想更好的变法，首先要对洋务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和真正的总结，改进洋务运动中的各种弊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实现全民富裕，才能更好的实施变法。真可谓：兴一利不如除一弊。有了经济上的充分准备还不是关键，要有政治上的觉悟。有前人分析，“清国的腐朽风气源于明末”，全民贪图金钱、享乐之事，丧失信仰和追求。最可怕的是，清国虽然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民心涣散，想的不是如何改变，却是在“虚张声势”，塑造一个强国应有的形象。

政治的腐败，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徒有强大的外表并不能抵抗住列强的入侵，唯有脚踏实地，实干兴邦，才是正道。

推荐第5篇：晚清教案

1871年度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十九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传教章程》遭西方各国一致拒绝

总理衙门拟定的《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如下：

1、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如必欲设堂，则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2、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3、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4、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5、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6、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7、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8、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章程发布后，遭到各国政府一致拒绝。“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譬如，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声称：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士有关，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镂斐迪还指责章程第二条是“最不明智的”，因为允许妇女入教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西方国家的光荣。如果清帝国希望扬名于西方的话，这样的政策是最不明智的”。

德使李福斯的意见比较强硬，直言“贵王大臣所拟八条，本大臣想大约难以皆按所拟而行，内中不免有应更改之处”，而且认为，如果接受总理衙门的《传教章程》，则等同于是“不令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传教士们对章程的反应也相当激烈。譬如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即认为：要求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服从中国法律的用意，是相当阴险的，因为“中国人完全清楚，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传教士敢进入内地。进入内地不仅愚蠢而且是自杀行为。成为中国的臣民就意味着在几乎没有任何形式审判的情况下，遭受监禁、严刑拷打和处死。”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空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又担心如果按照清廷的规定来传教，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必然遭受很多磨难，甚至可能无法逃脱帝国各地的残酷迫害”。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乡民“非理性”是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

《传教章程》的无疾而终，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整个晚清史中，“教案”对政局走向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事件——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

在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中，有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即西方各国对中国民众“非理性”的担忧，各国公使均提及：章程中所谈到的“挖眼剖心”等不实谣言在中国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市场，如果接受《传教章程》，则无法保障传教士们的人身安全。

这一\"理由\"是否充分?

后世学人与舆论论及教案，也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但是，谣言绝非晚清教案爆发的真正导火索，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作为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上海市井中所流传关于洋教和传教士的流言远远多于乡村社会，但是，上海却并没有因为谣言而发生过教案。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谣言，而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其实，这种缺乏尊重，早在明朝利玛窦时代就已存在，利玛窦曾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近代的传教士同样怀有这样一种“精神傲慢”。只不过，在利玛窦的时代，明王朝的物质文明远非欧洲那些脏水横流的逼仄“帝都”所能媲美，所以，利马窦也就不得不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归化了儒教的“儒士”，以此获取在明帝国的立足之地；而到了晚清时代，东西方国力形势的逆转，使得新时代的传教士们已完全不必再像前辈利玛窦一样以“谄媚儒教”的方式去寻求东方帝国的“归化”，那种源自文化傲慢的“拯救欲”，可以毫不掩饰地在清帝国的乡村社会中畅意表达。

但是，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再譬如：教民可以抗拒缴纳迎神赛会份钱。迎神赛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是彼时村民们的一项常规开支。洋教传人后，教民们以缴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拒绝交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从教会的角度看，自然有其道理，但放置到教民所生活的乡村中，却显然是对传统乡村社会自治规则的挑战，何况很多教民不缴纳份钱，却照看迎神赛会不误。

更严重的是：教民们还可以拒绝加入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系到一乡一地的安危存亡。团练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卫地方免遭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了乡村社会的救济、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教民们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费，不参与操练，这就等同于逃离个人义务，彻底不认可既有的乡村基层秩序。自然不能获得其他乡民的认可。

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乡民们对这些疏离甚至反叛传统乡村秩序的教民，往往一致采取排斥态度。譬如：1878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宣布悔教，理由是杨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入教之后，再没有人请他做轿子，杨难以糊口，只得悔教。

更激烈的排斥手段则是教案。晚清以来教案频发的原因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最关键的因素则很少被提及，当年的传教士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两个或者某一群具体的“愚氓”，而是一整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换句话说，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的时候，其针对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更不是传教士本身，而针对的是那些传统乡村社会的“逆子”——那些拒不缴纳迎神赛会份钱，却又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者；那些拒不参加团练与保甲，却又生活在团练与保甲的福利之下者；以及那些借教民身份在乡村“法治”中制造不公者„„至于那些“割眼挖心”的谣言，不过是激发冲突升级的契机而已，仅仅是契机而已。每一场教案背后，乡民们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逻辑，将教案归因于乡民们的“愚昧”，是不符合史实的——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

唯如此，如下历史现象才可能获得解释：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

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何以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清末新政，导致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大，进而迅速侵蚀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乡绅集团迅速无可挽回地没落，乡村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出路，迅速选择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精英迅速流失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迅速瓦解，尤其是传统乡村社会赈灾、救济功能严重丧失——正如云南省的统计数据所反映：云南基督新教的迅速壮大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确切地说，是利用了乡村在灾荒中丧失了赈济能力的契机，由教会主办赈灾活动，进而吸收了大量教民。

结语：乡民们的选择始终符合利益逻辑

今人习惯于谈论近代民众在东西方交流冲突中的“无理性行为”，尤喜强调其“盲目排外”。这是个相当恶劣的逻辑惯性，尤其是在晚清教案如此重大的历史命题中，更不宜如此轻率地归因于民众的“无理性”。实际上，无论是入教，还是反教，乡民们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理性在驱动。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庚子年之后，不少同教会势力势同水火的义和团团民，也都陡然入教。譬如京郊下营村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 ，而理由则是：失败的拳民们为了“不受辱，不受气”，这些“辱”与“气”，均来自地方官府。

Ref.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国文联出版社《教案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陕西人民出版社《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等。

推荐第6篇：晚清论文

2011-2012第二学期《晚清政局与人物》科目考查卷

专业： 班级： 任课教师： 姓名： 学号： 成 绩：

浅谈曾国藩

摘要：曾国藩，一位出生普通的农家子弟，遇上了晚清时期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个中国由盛转衰的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力挽狂澜，而曾国藩正是这里面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各不相同，褒贬不一，甚至于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贬更多于褒，然而经过本学期选修晚晴政局与人物这门课的学习后，我才发现，我之前对曾国藩的人物品质分析是那么的不够深入。现在的我才发现，这位名人还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发光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键词：勤奋，成功与失败，民族气节

这学期的选修课程，我选了《晚晴政局与人物》这一门对于我这么一个理工科学生来说相当冷门的科目。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理工科的学生，应该不会怎么喜欢历史，或者历史人物这一类的事物，但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每一件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可以流传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而依然为人所称道，必然是因为有其可取之处，有其可取之道。

而我选择《晚晴政局与人物》这一门课程，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晚清时期的人物，通过学习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更多更好的品质，更多好的处事作风。

曾国藩，是我在“晚清”课程里面，对我影响最为深刻，最为让我

1 学习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你说这只是一位晚清的人物，他的成功能为我们吸取经验的地方也不多，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的不足，根本不足以被用来当我们的标杆，那你就错了，首先曾国藩确实是一位有成功有失败的人，毕竟他也是一位凡人，单是他的成就不能因为其失败的地方就被抹掉，相反我们要积极地汲取他成功的经验为我们所用，这样的用。所以我还是觉得我选择曾国藩作为文章的主角是正确的选择。

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没有靠投机取巧，没有靠歪门邪道，像他这样一位出生在普通人家人来说，取得的成功靠的是其为人处事的方法以及努力的结果，而他在通往成功路上的方法正是我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因为这些处事方式不仅帮助了曾国藩取得了成功，而且这些方法也是可以成为起到帮助我们当代人处理工作事务上的一个标准。

下面我就根据曾国藩的一些成功实例来分析我们应该从曾国藩的事例中学习到什么，在学习了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之后得出的，也是我认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们可以借鉴的，作为我们在商场，事业中的一些处事方法，为自己赢得更多成功的把握。

将勤补拙 成就国藩

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只要人肯立

志

，

都

可

以

做

得

到

的

。

引自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谕纪瑞》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曾国藩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也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

2 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曾国藩的求学之路，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一帆风顺。相反，如果我们把连考两次会试不中，看成是两考两次高考不中，有谁还能再下决心继续攻读一年，进而考取功名？

再者，我们从曾国藩的仕途上面的成功可以看出，曾国藩并没有投机取巧，而是整个仕途过程当中都是一步一步，稳打稳扎地升上去。

曾国藩有一句话“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人做事，不要求下猛药，而是要细火慢煎，持之以恒。就譬如说说看我们当今的大学考试，我敢说，百分之七十的同学，都是考试前来一顿猛药。拼了老命泡自习室泡图书馆，到头来，还真的没有挂科，但是，拿上奖学金的还真不多。而有的同学，只是平日学习个把小时，考试就像是吃生菜一样，手到拿来。这就是说明，猛，不如恒。

曾国藩的民族气节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内忧外患搅得日无宁日，国力日衰，统治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曾国藩身为封疆大臣，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忠君思想驱使他去为巩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效力。

从曾国藩在第

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反对“借师助剿”的态度上来说，不能说他是“媚外卖国的大汉奸”。至于说他率先倡办洋务、首倡留学生，更不能说他是媚外卖国的，即使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也不能说他是“卖国的”，因为清朝廷处理天津教案的“一意主和”的方针早已定妥，而且要他缉拿凶犯的谕旨“一日三函，迫于星火”。

曾国藩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敢于违背统治者的指意，提出

3 自身的想法，为了民族的存亡，不顾自身的安危为老百姓的安全着想。这样的东西才是民族气节。

而放眼现今社会，大部分的人都还记得抗日战争，日本人侵华作出的种种恶行，我相信历史课本上面没有半丝的隐瞒。但是，好好看看吧。有多少的年轻人崇日媚外，更有甚者，打着抵制日本的口号，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为了炒作。有本事的话，就真的不用日货。

民族气节，不是说喊喊口号，抵制一下日货就可以做到的。很多时候，都是看你在关键的时候，能不能站出来为咱们老百姓谋利益。 在成功的道路上要学会适当放弃

最后一点，也是我今天需要举得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们的启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会分清什么事情是会导致我们的成功变成失败的开始的，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什么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会在成功的道路上让自己失去一些。

曾国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为人知，那就是他会在成功之后不会独享其成果，例如当年湘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胜利的时候，曾国藩不是将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是将功劳归功于朝廷，总所周知，历史上因为才华出众，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导致当权者不满的时候而最终在仕途命运上都会一落千丈。在曾国藩眼里，权利再大也不要超越当权者，因为这样的话最终只会让自己成为大家的敌人，导致最终大家一起攻击的对象的话，事业将会一蹶不振，而自己一生的心血也许都会付之东流。所以曾国藩总是会在每次成功之后将功劳归功于朝廷的领导有方。归功于大家的团结合作，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疑虑，还可以和朝中的各位大臣和平相处。这也是曾国藩的突出优点之一，明辨时局，会因时而变，，采取方法巧赢而不是盲目乱撞。

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在一个工作关系明确的单位中，将事情做到最好，让自己成为比较完美的人并没有错，相反这是好的一个追求，但

4 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让认同你的成功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当你的光芒过于耀眼，已经超过统治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统治者往往都会产生一种不希望被超越的心理，而你的同事往往也会以一种敌视你的姿态出现在你的周围，试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今后的工作还会一帆风顺吗？很难，所以我们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不要总是将功劳往自己的身上揽，也许那时你的一己之力完成的，但是如果你选择将功劳与大家分享的话，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同事的敬意，，同事的帮助，领导的赞许，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便是我在学习了曾国藩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些个人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是在分析晚清的一个人物的成功经历后得出来的，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方面的为人处事经历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希望这些方面的见解能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起到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曾国藩---维基百科

曾国藩---百度百科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曾启球

《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徐泰来

《论曾国藩的民族气节》邱展雄

《一个名字影响中国百多年》胡力丰

《近人曾国藩讲稿》

《谕纪瑞》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绝学》 《曾国藩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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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第7篇：晚清大佬荣禄

晚清大佬荣禄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咸丰曾亲自召见\"忠烈之后\"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

荣禄蜡像

询问就是关怀。皇帝是一脸的慈祥，一脸的亲切；荣禄是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凭这个，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打60分。但\"忠烈之后\"也多了去了，弄个处级干部一般没问题，要想往宫殿里爬，还得想点儿辙。于是，荣禄又有了另外一招：\"结亲\"，说白了，就是走枕头风路线。诸位看家，一定要切记啊，枕头风永远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风。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不过，评价荣禄一生的功过是非、忠奸善恶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荣禄是好是坏跟笔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笔者只想通过叙述荣禄这个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经历使读者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目的达到那是最好，否则诸位大可一笑了之。

荣禄的官场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古人常号召\"任人唯贤\"，可荣禄是\"中人之资\"，他是怎么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呢？

原来在大清这样的\"宗法氏族\"专制体制下，\"任人唯贤\"有猫腻。什么叫\"贤\"？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是当权者说了算。所以你得有机会向说了算的人证明自己的\"贤\"，你得进入当权者视野，让他给你机会办办差，历练历练。否则，大清国好几亿人，凭什么就让你当这个官？到最后，\"任人唯贤\"只能是\"任人唯亲\"，即任用亲者中的\"贤\"人。

因此，你如果自认为是个\"贤\"人，想干一番事业，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和当权者\"亲\"起来，找到机会，否则只能被讥笑为\"眼高手低，不切实际\"。康有为，搞搞西方那一套还成，搁大清，就差得不是一点点了。他就不明白这一点，不亲近当权者不说，竟然一开始就要改革官制，摆明要将荣禄他们扫地出门，其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要接近当权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旗人，也有好几百万，也不是个个都能接近当权者。方法之一是你得有个\"好\"爹，而荣禄不仅有个\"好\"爹，还有个\"好\"爷爷。他的祖父在镇压叛乱中捐了躯，父亲在围剿洪秀全的马仔时捐了躯。这个躯可不是白捐的，是有血酬的--皇帝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也以此弄了个好出身，属于朝廷信得过的自家人一类。

咸丰曾亲自召见\"忠烈之后\"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询问就是关怀。皇帝是一脸的慈祥，一脸的亲切；荣禄是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凭这个，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打60分。

但\"忠烈之后\"也多了去了，弄个处级干部一般没问题，要想往宫殿里爬，还得想点儿辙。于是，荣禄又有了另外一招：\"结亲\"，说白了，就是走枕头风路线。诸位看家，一定要切记啊，枕头风永远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风。

荣禄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就凭这俩妹妹，就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加10分。(这招虽然很俗，但是屡试不爽，实在不行，没有妹妹可嫁的话，给人做媒也行。)

荣禄不仅有妹子，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即晚清最后一位摄政王，光绪皇帝之父)的福晋。好，给老荣再加10分。

荣禄不仅有妹子，有女儿，还有老婆。他找了个老婆也牛得很，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再加10分。

这一下子，荣禄靠着老婆、妹妹以及两个女儿，都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人脉指数一路飚升，90分！剩那10分在哪里呢？呵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分，没这10分，你这壶水，就开不了。

剩那10分，就在于\"经常走动\"。

没有前面那90分，你连权贵的面都见不着，一切想法都只能是\"意淫\"。而有了这些关系，还得走动走动，只有多结交掌握权贵，有好事好差才能轮到自己，有坏事才能逢凶化吉，不至于一辈子不得翻身。荣禄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两朝帝师李鸿藻换帖，结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荣禄借此拉上了关系。牛人办事，总是找最直接最省力的办法。

荣禄下基层锻炼期间，就是请帝师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两人才得以和睦相处。庚子那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做过渡，交情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工作评价就格外看好。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看到这里，我们应该为荣禄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能力惊叹了。

清朝官场讲究的是官官相护，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虽说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风光得很，但也不无风险，说不定哪天就下来了，因此得\"互相帮助\"\"相互照应\"，而\"交情\"也就在这样你来我往中形成了。当然，这种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钱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没有资源，不能为别人办事的话，那么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你玩。只有手中有资源，能够使众官锦上添花，大家才会认为你有能力。

当然，这层关系网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大内总管李莲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为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围，因此对老佛爷的脾气和她对某人某事的态度非常了解。对于大臣们来说，这种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老佛爷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爷也是情绪化的动物，如果没有像李莲英这样的局内人的指点，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时候说了她不爱听的话，那就不是官有没有得做的问题了，搞不好脑袋就要和身体说拜拜了。所以荣禄对李莲英非常巴结，送了不少银子。如此一来，荣禄便是朝中有同党，宫中有耳目，皇帝家里有亲戚，如果这样还做不好官，那真是无能弱智了。李鸿章认为天底下就数做官最容易了，如果连官都做不好，那就是无能的表现了。笔者猜想是李鸿章多年为官，已颇有心得，自认为已颇有\"领导艺术\"了，故有此说。不过像荣禄有这么好的外部条件，要是还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议了。

荣禄的维新态度也很有意思，说实话，在晚清做领导干部，面对内忧外患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点\"领导艺术\"是不行的。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国强大起来。平心而论，谁不愿意有一个强大国家做后盾，在洋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这时候，衡量晚清官员优劣的尺度就出来了。那就是，有的官员，像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认为能够处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倾向于循序渐进进行改革，以图有所作为；而有的官员，像刚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因此拼命反对改革。有时候要想改变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脑袋还难。

有学者认为，满清的守旧大臣们反对改革是因为思想转变不过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草率。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慈禧当政直接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母以子为纲\"，但是大臣们谁不是乖乖地承认这一现实，拼命巴结慈禧。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保住荣华富贵。因此，就算是慈禧想进行变革，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荣禄为什么要改革呢？

这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众所周知，虽然荣禄最后把李鸿章排挤掉了，但是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大清帝国的大事几乎都是他一手操办，哪一点都比荣禄强。荣禄是因为\"只知有后，不知有帝\"才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的，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李鸿章打的，外交是李鸿章办的，实业是李鸿章搞的，他荣禄干过什么？作为一个首席军机大臣，官至宰相，却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绩，危机感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忠烈之后\"，荣禄还得考虑下自己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

荣禄的变法思想，核心部分在军事，这是一扬长避短之举，因为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过指挥作战，有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

荣禄拿出了周详的计划书，认为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如果教练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强，无老弱滥竽之数；弓马娴习，教练易成；有志上进，与谋衣食者不同；姓名乡里，有籍可稽，无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则归农，不至流为盗匪。武备特科的开设办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的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后能够随军充役，二年后挑选才武聪颖武生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三年后由各省督抚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武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后由兵部奏请派大臣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进士。然后由高中的武举人、武进士充补各路军营哨长以上将官，以改变军营积习。在设立武备特科的同时，荣禄考虑到旧制在短期内难以骤然全变，因而主张原有武试仍照旧举行，但裁减一半名额。如果试办有效再停罢旧制。(由此可见荣禄与康有为之区别，康要一下子废除科举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将军时，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部队，酌筹饷项。

荣禄看到昔日劲旅因日久废弛，种种积弱习气已不堪言状，为破除积习，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须要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即\"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而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全计饷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于各省督抚。荣禄认为改练洋操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

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的目的，不能够徒袭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选教习，酌核饷力，先从营勇开始教练，半年后再次第推及绿营和民团。要改练洋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如延聘外国教习，荣禄认为应宽以时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仅开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现意气不投、语言不通，终有隔阂之感。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中选拔学成者，分别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当教习。改练洋操，军械枪炮的选择尤关紧要。荣禄指出，中国许多省份虽有制造新式枪炮的机器制造局，但既不精纯，规格又不统一。从外国直接购进的枪炮也新旧夹杂，名目繁多。

荣禄是很有一套的，也很务实，能把握大局。他指出对裁军应做好善后事宜，办法是择地开垦，作为屯兵之用。荣禄改练洋操的主张是就陆军而言的，同时他也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落后十分忧虑。因为陆军练成后，需铁路通其脉络，海军做其羽翼。中国经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海军力量丧失殆尽。荣禄看到中国海军力量的缺乏，易启他族觊觎，而以前各地制造厂局大多在江海要冲，亟须移设堂奥之区。荣禄主张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铁矿产较富的地区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

荣禄的种种谋划，既有目标，又有具体实行步骤和善后方法，可见其担得起改革派三个字，但是，算不上著名的。晚清的维新变法事业如同当今的网络论坛，七嘴八舌，一人一套。奏折跟灌水帖子似的，要想追求高点击率，首先得做惊人之语，多谈主义，少研究问题，内容得通俗又刺激。所以，荣禄是个非著名的改革派。

荣禄的那一套，较之康梁的口号型维新应更务实，由此可见，荣禄在\"法是否该变\"的问题上，与康有为本无分歧，只是具体步骤上分歧严重，康有为认为中国已无可救药，必须实行最彻底的变革，一切推倒重来，尤其是官制，必须首先改革。他们也想到了这样会遭到巨大阻力，但是还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一变就会成功。

康有为作为清朝权力机构的局外人，只考虑方向问题，考虑不到具体执行问题，而荣禄作为政府机构的具体执行者，深知其中的错综复杂，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

所以在总理衙门和康有为见面时，荣禄首先就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了，他问康有为：\"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同意吗？\"这显然是试探康有为的，他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斤两\"，值不值得合作。按理说康有为平时不去结交荣禄他们也就罢了(可能想结交没有机会，所以故作不屑，这是精神胜利法)，可这时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交荣禄和李鸿章的机会。此时如果能从李鸿章办的洋务说起，徐徐论述变法的必要(其实这个道理几位大臣早就明白)，既吹捧了李鸿章，又不显得突兀和无礼，还能给各位实权人物留下好印象，但是康有为如果这样说了他就不是康有为了。康之变法，全凭一腔热情和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他认为荣禄是个\"后党\"，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本来就不屑于和他们合作(这就是文人，只凭感情从事，看不清实际情况)。因此他教训人似的回答说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这使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反感。荣禄是什么人？他在官场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而你康有为把变法说得跟儿戏似的，这不是开玩笑嘛，因此荣禄断定此人不可交，也成不了气候，因此他甚至没等会见完毕就中途退场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康有为身上浪费时间，他希望的变法不是康这样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既要铲除康有为又要坚持变法。

当荣禄遇上著名的改革派康有为，荣禄想改革，但不是想像康有为那样运作。康有为也想改革，但跟荣禄不是一个路子。结果是，理念不对路，一拍两散。这是必然的，康有为吸收不了荣禄，荣禄也改造不了康有为。

都说政治害人，毁灭人性，荣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蒙父祖余荫，恩赏六品主事，后来政治上不断进步，年纪轻轻便升迁为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掌管了皇室仓库的钥匙，这个位子一般只有最亲信的皇族子弟才能担任，当年的雍正也曾经担任过内务府大臣，可见其重要性。到光绪嗣立之时，荣禄已官至工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就是说，启闭紫禁城门的钥匙也握在他手中。可以说此时的他正是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只懂得冲锋陷阵的烈士之后还没有充分领悟官场险恶，就为自己的纯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恭王奏请贵州巡抚空缺是否应当找人补缺，慈禧脱口而出，说让军机大臣沈桂芬赴任，原来慈禧因为最近军机大臣们自专独断，眼里没有她这个最高领导，早就不爽，想找个人开刀，杀鸡儆猴。没想到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军机大臣宝鋆首先表示反对：\"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恭王也表态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慈禧没辙，只好收回成命。

退朝之后，沈桂芬和翁同龢左思右想，认定是荣禄在背后说了坏话，于是沈桂芬就以刑部尚书为条件，请翁同龢上他那拜把子兄弟荣禄那儿探探消息。

于是翁同龢就来到了荣禄家，一开始，他就大骂沈桂芬，说沈不是东西，太坏了，自己要和他绝交。那神态，那眼神，简直是绝了，绝对是演技派。自古以来，当官的大多是演戏的好手，要升官，就更要勤练演技，因为他们没有NG，不能重来，演好了直接上天堂，演砸了直接\"住套房\"。所以不妨多和演艺界沟通，下台后当个演员也不错。荣禄涉世不深，虽然抱有警惕，还是被他的这位拜把子兄弟，两朝帝师的精彩表演给骗了，不知不觉就透漏了自己内心对沈桂芬的厌恶，而这么一点点倾向，对翁同龢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翁师傅一出门就拐进了沈府，两人挑灯夜战，想出了一个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毒计，要将荣禄扫地出门，赶出京城。

腊月二十七，有个叫宝廷的\"清流\"党人，年底无事伤感，于是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朝廷一看是老调重谈，于是按惯例发交军机处议奏。没想到宝廷却顿有妙悟，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原来\"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职太多，影响本职工作。若论兼差多，那就要数他和荣禄了，但是宝廷兼的都是国史馆总裁跟阅兵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小职，于是决定舍孩子套狼，由宝廷出面奏请落实\"专责任\"，于是宝廷进见慈禧，主动要求去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的职务；慈禧一看，小事情嘛，就答应了；然后宝廷乘机提出也要给荣禄\"减负\"，去掉工部尚书与内务府大臣的差使，专心干好步军统领，确保京师安全。慈禧最怕的就是京师安稳受到影响，因此觉得宝廷的话有些道理，但是一下子去掉荣禄这么两个大差使，她还下不了决心。这时候沈桂芬在旁边加了把火，他说：\"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这一下真是挠到了慈禧的痒处，原来慈禧最近也认为荣禄过于年轻，还需要多历练历练，于是在保护年轻干部的名义下，沈桂芬堂而皇之地罢了荣禄的官。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过了些日子，西安将军的位子空了出来。沈桂芬联络朝中大老，向太后力保荣禄，说他可以担当此任，且离京下放锻炼一下，正是培养高级干部的正途。慈禧一时受惑，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命下，荣禄一下子从中央被赶到了边远地区。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一颗政坛新星，在他将要最耀眼、最明亮的时候却被朝廷遗忘，仿佛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仗剑立马，为朝廷守护着大门。而这一忘，就是二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青春随着岁月流逝，心情渐渐苍老。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荣禄的痛苦确是他不能心死，他还年轻，他坚信自己还有机会，然而这种雄心壮志每天早晨都要被惨白的现实打碎。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心，在连续破碎了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荣禄是怎样说服自己，度过这荒岛般的二十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甲午战争这年，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再次出山时，当年的骏马已经变成野狼，一匹来自北方荒漠的野狼！

野狼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那就是生存，我们这位荣大人也一样，只要能保住他的政治生命，他可以使出任何手段。

慈禧当年想废了光绪，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荣禄可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被端王夺走，但是又不好公开表示反对，于是一方面默不表态，另一方面给张之洞和刘坤一他们发电报，只有六个字\"太后将谒太庙\"，希望他们赶紧动起来。果然，他们表示反对了，还出了句名言\"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时候，载漪坐不住了，他到荣府探听荣禄的态度。荣禄投其所好，忽悠他说要建什么\"虎神营\"，说是用老虎来吃羊(洋)，用神来镇鬼，而且还要奏请朝廷请载漪亲自带领这个什么虎神营。载漪因为外国人公然表示只认光绪，反对废立，因此非常痛恨洋鬼子们。荣禄这一手正好挠到了他的痒处，使他非常爽，而且产生了错觉，认为这是荣禄对于以后他们之间君臣名分的一种认定。可见撒谎真是一门非常高深的艺术。后来，那桐和崇绮拿着《恭请废立》折，借着慈禧太后的名义又来探风的时候，荣禄干脆耍起了无赖，先是借口肚子疼，进去和幕僚商量半天，然后突然将折子扔到火里，连说\"不敢看呐不敢看\"，直弄得我们这理学大师(那桐)和满人唯一的状元崇绮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荣禄一看火候差不多了，于是赶紧提出他的方案。

《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完早朝之后，慈禧单独召见荣禄。慈禧与荣禄有一段对话：

荣禄问：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

慈禧答：无有也。事故可行乎？

荣禄答：太后行之，谁敢谋其不可者！顾上(光绪)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慈禧问：事且露，奈何？

荣禄答：无妨也，上(光绪)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近宗近支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

慈禧曰：汝言是也。

这样一来，慈禧的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而荣禄呢，不用说，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仅仅立个大阿哥，端王还成不了气候，而且为自己弄倒他们争取了时间。

果然，义和团闹起来以后，载漪上蹿下跳，极力怂恿慈禧借义和团之力灭洋鬼子，荣禄虽然看出这是一条死路，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而是让他们疯狂地走向灭亡。所以，慈禧问他义和团究竟可不可靠时，他说什么老佛爷一贯英明，这次也不会看错，就不要怀疑，放心大胆地干吧。甚至连那份假照会，他也给递了上去，果然最后结果如他所料，载漪父子的帝王之梦随着这次战争的惨败，也灰飞烟灭。而他荣禄，因为在战争中给慈禧留足了后路，更加受到信任。

对于荣禄来说，这是个完美的结局，为了这个结局，老百姓要付出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这就是恶狼政治，老百姓是羊，他们没资格参与，只能献身被吃掉。

1903年，荣禄走完了他那算不上幸福的政治人生，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近于神秘的形象。

此时，离清朝灭亡只有8年。

推荐第8篇：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李三谋 张卫

一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很强的实力雄踞海内。自清代以后，又大规模踏入国际市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经营茶叶成了晋商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其获取商业利润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前中期，产茶较多的是闽、浙、皖、赣等地方，尤其是福建的崇、瓯、建、延、泉各县，茶山众多，茶厂甚广，制茶活动相当普遍。“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

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注：衷于：《茶市杂咏》，见林复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为了保证有充足而稳定的货源供应，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品味优良，山西商人曾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区或称乌龙茶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近似于包买的形式控制了一些茶厂（作坊），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技术要求进行茶叶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制茶作坊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到道光时期，有一小部分晋商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务，曾踏入湖北东南部的武昌府组织货源，并指派专人监制茶叶（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成了清代最早开发鄂省茶山的出口商。

到晚清咸丰年间，晋商逐渐转移了采购茶货的基地，将其收货重心西挪。他们由东南的福建等地纷纷涌来湖北，正式立业，重开局面，再展身手。山西商人经营途径的如此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后湖北茶叶经济的发展，使其一步步地成为我国著名的内销、外贸的商品茶基地。

茶业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乃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晋商从清初以来一直是经销福建花茶、粗茶和安徽朱兰茶的，也贩运一些湖南安化黑茶。可是到咸丰三年(1853)以后，旧的贸易格局或市场局面受到了冲击，去往福建等处的商道因太平天国革命之故而受阻，货源中断，晋商被困，福建茶农茶厂茶行也颇受损失。本来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而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到此时，茶贸形势则更为不利了。史称：“（福建）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注：（清）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咸丰三年，四月纪事。）。正在这政局动荡、商务维艰的时候，山西商人于湖北发现了适宜生产和发展茶叶的大面积土壤，有似狭路逢生，于是便产生了新辟茶源的思想。即他们在运货途中、逐渐感到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地方，雨量充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栽植茶树之佳壤。并且，地理位置好，处于江汉平原之东，交通较为方便。可以在此开辟一个产、运、销一体化的茶叶经济基地。计划一定，便马上去实施。

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以多山之故，茶产自属相宜。其起源虽不可考，但据地志所载，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法”（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当地民风纯朴，喜交四方之人。土民与外来晋商联手开办茶山、茶园，共建新的“生业”。勇于奋进的山西商人，曾通过自己长期经营茶叶的机会，较系统地掌握了许多有关茶叶的生产及其加工知识，进而又毫不保留地传授给这里的农民。使得崇阳人和蒲圻羊楼峒人逐渐学会了坑种法、育苗移载法、茶花间作法和压条法等。更学会了炒青、蒸青等加工技术。当时生产的主要是红茶，也有少数绿茶。其新茶种逐渐传播到通山、咸宁等地。有关培育和加工技术也随之在鄂东南地区推广、普及，形成了较大范围的产茶热潮。在晋商的鼓动和茶利的诱使下，每到春天茶芽初发，乡间农人竞相力务红茶，摘之、踩之、焙之，忙得不可开交。史料记载，崇阳、咸宁山区百姓，皆以茶为业，“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如雷、汗如雨”（注：同治《崇阳县志》卷3，物产。），人称当地务茶的园户多，而栽禾的田户少，产茶业可谓兴盛。

蒲圻、崇阳等各县地方，在咸丰、同治时期，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导，已能够制作上好的青茶。先由妇女儿童在谷雨前摘取嫩芽，而后使其干枯、压卷，继之将茶叶洗净，入锅微熏微炒（稍喷水），出锅后用簸箕盛做一堆，用手使劲揉搓，去其苦水。再炒再揉，然后用柴火或炭火焙干。除了制作青茶之外，这一带制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红茶。红茶的加工技术最早是由广东商人在道光末年从其故乡传入湖南安化的，接着山西商人又将之传播到鄂东南以至鄂北。蒲、崇等县乡之民依其指授而行，他们“做红茶，雨前摘取茶叶，用晒垫铺晒，晒软合成一堆，用脚揉踩，去其苦水，踩而又晒。至于捻不粘，再加布袋盛贮筑紧，需三时之久，待其发烧变色，则谓之上汗，汗后仍晒，以干为度”（注：（清）崔淦等：同治《襄阳县志》卷3。）。所谓雨前是指谷雨之前。三月采者为头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采撷者为二茶，六月初采者为“菏花”，七月份采者为“秋露”，都是可以加工成红茶的。民户制成其成品后，存入竹器，以待客商（晋商）收购，或送往客商处出卖。园户自采（有时也雇临工），自行晒炒，大量焙制茶叶，每年产量可达20-30万担（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烟的种植与分布》，见《古今农业》1993年第3期。），为湖北省的大宗物质财富。咸、同时的茶叶，大都是散茶，晋商收购后，要对之实行较大规模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由于从前茶农交给晋商的散装品，体积大，重量轻，运输不便，且需将茶叶装入竹篓，踩压结实后，再行载运，颇有耗损。为了适应茶商的要求，而出现了砖茶生产。据说，湖北茶叶集散中心“洋楼峒（湘鄂边境）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商人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晋商又与这里的砖茶生产联系起来了，他们再一次充当了制茶新技术的传播者。在湖北的崇、蒲地方，红茶是由商贸的需要而兴起、而发展，又因商贸的需要而相应地转变其加工形式和制作手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商贸因素在茶叶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在羊楼峒以至整个湖北省来说，压制砖茶可算得上是一项新的加工方法，但它并不是近代化的先进技术。因为作为砖茶制作手段中的压力设施乃是一种原始的木制平压机，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过，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其生产规模较小，基本上是一种手工作坊劳动。每架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成60筐茶叶，合90担（注：参见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第18-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起初使用的木质压榨机，操纵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尽管这种压力设备较为落后，可是利用它足以改变崇、蒲各县的茶叶加工形式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说，第一台木压机在该处的启用，就标志着当地新的产品形态的开始，它逐渐将散茶制作过程转变为砖茶制作过程，促使茶叶加工由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不久，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将其工作原理由过去的杠杆作用转变为手摇轮转，既省力又省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并且，增大了压力，使产品光洁整齐，从而节省了原料，改善了产品外观。劳动工具乃为重要的生产力内容，改进工具即为提高生产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质手段。制茶器械的革新，必然会带动茶叶加工的发展。所以，当铁质压茶机在羊楼峒投入使用后，制茶业很快有了起色，局面有了明显改观。不过，这种改进是有限的，属于“渐变”，未出现质的变化。崇、蒲地方或羊楼峒一带的茶叶加工仍然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山西商人或商业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晚清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武昌府所属各县的制茶业，使其茶叶加工活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在制作散茶时期和压制砖茶之初，茶农或园户常常是依据晋商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指标加工茶货的，然后由晋商予以统一收购，有时还由晋商预支一部分钱，助民产茶，而后以产品折还。“大凡驻汉办茶之（晋）商，每年派一总管带同司事入山（羊楼峒一带）造茶，若总管朴诚勤慎，监造精明„„自当出色”（注：档案：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芜湖关税务司，《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29-31页。）。在制作砖茶较早的芙蓉山（据说比羊楼峒还早，只是规模不及羊楼峒而已）也有相似的情况，如时人周顺倜在诗中写道：“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西商即指晋商。砖茶虽为茶农产品，但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实际上，茶农是代晋商而生产，也往往预先领一笔钱为其加工茶叶。这是一种包买商性质，具有资本主义萌芽之意义。晋商利用自己与茶农之间的监制和包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芙蓉山、羊楼峒一带的茶叶生产，并支配或控制了茶户的加工活动及再生产过程，以至将蒲、崇等处变为他们的经济基地或私属地盘。如此包买商经济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水平的产物，它是商业资本从流通领域逐渐转向生产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时期，是其胚胎生长的关键阶段，至关重要。

到了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叶加工工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制茶作业。筑厂房近20处，总计雇佣工人几千名，受雇者毕为失去田产的当地茶农。文献记载：“当时尚用土法制造，有砖茶厂十余家，统由山西帮经营。”海外资料讲：“山西茶商每年在（羊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原料多为二茶或三茶。茶叶长约一寸，味强。一般称为老茶。”（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这种由天昌永、天德玉等山西商号创办的砖茶工厂，成了后来湖北加工工业的雏形，它是过去包买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资本正式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标志。该处的砖茶加工企业完全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获取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自身成了早期民族资本家。鄂东南羊楼峒一带的砖茶加工工厂，所体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新型产业形态。所不足的是，砖茶厂就其生产力水平而言，仅仅是个高级的手工业作坊，还没有达到机器化的大生产，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由晋商代表的湖北茶业经济领域的民族资本主义先驱。

同时，令人瞩目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享用神州茶叶资源的不仅是国人，而且还有洋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侵略者以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护符，逐渐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了茶厂。同治四年(1865)，英国商人也在台湾开办了乌龙茶厂，并于两年后在福建厦门创办工厂，对台湾毛茶进行精加工。他们依仗其殖民主义的威势，蛮横地与国人争资源、争劳力。对晋商产生极大威胁的汉口俄人茶厂，所采用的生产手段比较先进，先是采用蒸气压制砖茶，比晋商茶厂出的产品整齐、结实，损耗也少。但难以保持茶叶原有的香味，为了补救这一缺点，俄商从光绪四年(1878)以后，逐渐使用水力压机加工砖茶。“在汉口及九江一带之俄办砖茶厂，制造砖茶之方法简单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细花纹，放于水压机中，不论红茶或绿茶，经过平常制造过程后，再加蒸热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俟复以模型后，再用水压机重压之。旋去压力，取出模型，即得砖茶。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俄商的蒸气机制茶或水压机制茶效率较高，每台机器日产80篓，合1.2万斤，比晋商的手压机日产量多0.3万斤，而且生产的废品少，是晋商茶厂废品的五分之一。他们以如此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制作手段与中华民族资本对垒，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并且来得凶猛，仅仅几年间，“汉口烟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机器制茶之屋也”（注：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见《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茶文化专号”。）。其生产加工的集中程度明显高于晋商开办之厂——经营规模较大，逐渐挤占了民族资本的地盘。

洋人来华开办茶厂，虽然带来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及技术，但更多的是给我国造成了灾难。俄人在鄂省建立机器制茶企业，是一种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资本输出之方式，是长期以来商品输出的发展结果，是殖民主义者由初级的经济侵略阶段转向高级阶段的体现。即他们由强行开辟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发展到此时的深入中华内地，直接使用我国土地与资源，役使和剥削我国公民的地步。

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湖北的晋商茶厂为了增加自己与洋人的竞争力，不得不以较为先进的设备来改善自己的制茶手段，提高其生产和加工效益之水平。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便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砖茶，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购进英国怡维生公司生产的烘干机，焙制散茶，色味俱佳。（注：《农学报》1897年，卷8，茶事汇谈。）他们在不断改进自己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逐渐地转化为新型的民族产业资本家，同时也使湖北产生了新一代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加工工业。

二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茶叶生产是以交换或出售为目的，其自给因素很小。所以马克思将茶叶的生产与加工制作称之为商业性农业。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无疑是为了运销。该省的茶叶特别是红茶，主要运销于国内湘、鄂、豫、晋、冀、粤等地和海外英、美、俄等国。即当地出产的一部分红茶被粤商运销于湖南、广东、香港以至英美，而大部分的产品是被山西商人运销于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内蒙、新疆以至俄国。

晋商在中原地方的茶贸活动是附带性的，一般采取顺路洒销的形式，将茶叶卖给小贩，任其出售。晋商运销茶货的重点地区是北部边疆，他们的茶务覆盖面相当大，所经销的主要是湘、鄂红茶。史书记载，道、咸时期，“甘肃茶务是这样的，引地是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销数是每年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来源是湖南安化（也有湖北）的红茶、在西北（也）叫做黑茶，运抵陕西的泾阳，局部的压制成块，每块重五斤，叫做砖茶；四川也有茶运销，不过数量很小。引商分为东西两柜，东柜是陕西和山西商人，西柜是回民”。（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6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至同、光时期，左宗棠在西北整顿茶务，发行茶票，山西商人领票在这里贩运。当时，甘肃官茶运销到新疆，哈密地方的茶货存积不断增多。“同时，晋茶照常涌入。这种晋茶，实际是从湖南（包括湖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今呼和浩特）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细茶；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茶。晋茶就多是粗茶；官茶就多是细茶。这样，一以北路为主要市场，一以南路为主要市场，双方平分秋色。”（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在北部边疆，晋商之茶务主要集中在蒙古，远在康熙年间，驻库伦经销茶叶的山西商号就有12家，至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50多家，人数有6000多。清代后期，库伦的旅蒙商号发展至400余家，其中开办茶庄的晋商有100多家，2万多人。他们不仅向高原汉人和游牧民族供应茶叶，而且还大量组织对俄出口茶叶，外贸规模越来越大。库伦买卖城和东营子的人员与货物因之与日俱增。恰克图买卖城，雍正年间初立国际商埠之时，仅有几家商号，至嘉庆初期发展到60余家。（注：清外务部档案，外交类，中俄关系卷。）后来在道光时，此处的茶庄发展到了100家左右（全为晋人经营）。并且，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有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旅蒙晋商商号及俄商之洋行。

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中，实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广全喜、公合泉、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晋帮商号。乾隆后期，他们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输入俄国的茶叶不下200万斤。嘉庆五年(1800)，仅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就达279990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有250多万斤。进入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出口数额大增。根据一份海外文献统计，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我国每年通过蒙古输入俄国的茶叶（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平均为807188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合700多万斤，价值800多万卢布。几年后，“1843年，运至恰克图交易的茶叶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价格数年没有变动。此时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一箱二级花茶为120卢布，一长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为80卢布”（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时的茶叶贸易创汇每年可达1240万卢布，折合白银约500-600万两。咸丰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达15万箱，计900多万斤。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就其形成和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双方商务不失为公道之举。并且，华商（晋商）对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年年呈现出超，不少的白银从俄国流入。

这种形势未能维持多久便发生了变化。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晋商在对外贸易中难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实力和地位，难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笼罩。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基础上，又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缔结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于东南沿海通商权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权，并攫取了低税率的特权和深入内地采购土货（包括茶叶）及其加工制作权利。更为严重的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允许俄商从中国运货出口，只纳正税，有关票规银、厘金的征收皆予以优免。同治五年(1866)，沙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子口税，使俄商运茶成本大为降低。这样就为俄商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开通了道路。结果，山西茶商的利权被夺，生机顿减。从前恰克图国际商城的120家山西商号到同治二年(1863)以后，因受外力的冲击而纷纷倒闭，只留60多家。到同治五年(1866)之后，恰克图“买卖城只剩下了四个老的山西行庄。并且„„在这项贸易（茶叶贸易）上，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因为在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注：档案：1868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2-4页。）。尽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晋商的强烈要求下，下令削减了一些厘税和浮收杂税，但很不够，根本没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样的税务优待，估然不能够摆脱出口买卖上的困境，依旧免不了在与俄商的商务较量中遭受失败。对此，时人写道：“自江汉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仍走陆路；赴东口者，于同治十二年禀请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复进口半税，将向由陆路运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汉（汉口）运津，经李鸿章批准照办。惟须仍完内地税厘（厘金），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两税外概不重征，仍难获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汉运津，其余仍为陆路。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深恐日后，俄商运举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注：王先谦：《议复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见《刘坤一遗集》奏疏稿，卷1。）俄商势力就是这样在本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发展的。当时国运衰退、世道险恶，毫无情理可言，外国人运中国货物出口竟能得到税法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超常的优待，而中国人运中国货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视，遇到清政府重税的抑制，于海上航运的茶货竟要缴纳陆路上的各种厘金（晋商贩茶出口，除交纳正税外，到恰克图，每票复交票规银50两。咸丰十年后，因军饷支绌，规定每商票一张，在察哈尔都统衙门，捐输厘金60两银），实在是咄咄怪事，欺人太甚。显然，晚清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控制，清政府已经变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换言之，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清廷越来越走向买办化，它的统治职能越来越趋向反动，逐渐俯首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意志。同治末年(1874)，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中，晋商输入俄国的茶叶降到6万担（600万斤），到光绪四年(1878)，晋商由湖北、湖南等处运销于俄国的茶叶又降至5.5万担，其中80%的是红茶和砖茶，而同年俄商直接从中国武汉等处贩去的茶叶则猛增到27.5万担（注：渠绍淼等：《山西外贸志》上册，第84页。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刊印1984年。），是晋商在蒙古组织出口的5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华北遭受大旱灾，牲畜倒毙过多，晋商缺乏运茶工具，但更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即俄商在湖北直接开办茶厂，用蒸气手段压制砖茶，以宗主国国民的身份无理地几乎是无偿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茶叶资源和获取鄂省的廉价劳动力，大量降低成本。并得到中国官方给予运销上的政策优惠，从而更有力地侵夺中国商利之故。

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竞争中，曾进行过顽强的努力，并曾取得过较好的效果，但终究因为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晚清政府特殊的政治性质，而不能够持续发展。原来在同治六年(1867)茶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等代表商界提出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国售货的强烈要求。他们通过绥远城将军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朝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当时清政府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和迫于商界的压力，于同治七年(1868)批准了晋省茶商赴俄贸易的请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也与俄政府达成协议，并暂时实行以每票贩1.2万斤茶叶而纳25两银的轻税，“以示体恤”。于是，不少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图，进而通过艰苦的征程，深入俄国地界，另辟市场，谋求商务扩展。史称“恰克图„„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注：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见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63卷。）。这些晋商在同治八年(1869)，通过境外分庄向俄国组织出口功夫茶4.8万担，红茶、砖茶和绿茶为6.2万担，与俄商该年贩运茶叶总量相当。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俄茶叶多达20万担，超过俄商贩运量（11万担）近一倍。对此文献记载，“还有大量的茶叶，由陆路运往恰克图及蒙古。过去的年代没有统计数据可供查考，但是，据海关税务局麦克佛森先生(Macphenson)说，1871年，由陆路运的茶叶数量共为26957930磅，计砖茶12149584磅，红茶14808346磅。在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这种极为发达、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的茶叶，经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注：档案：1872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124页。）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清政府腐朽、国家主权丧失，凭晋商的聪明才智和长久的行商实力是不会落后于俄商的。他们虽然受挫，但只要有了相应的机会和条件，就能再现辉煌。只因清政府又搞起了所谓“引俄制日”的政策，进一步放纵俄商的侵略，允许其在我国内地恣意妄为，欺行霸市，抑勒茶叶收购价，大量剥削茶农（注：（清）卞宝：《六制军奏议》卷5，奏体察鄂省加增茶课窒碍难行折。），加大晋商的竞争压力。同时清政府又施行限制民族商业资本发展的办法，只限定恰克图一处对外贸易（关闭蒙古的其他各口），并逐渐加重商税，致使晋商对俄出口茶叶业务又滑坡了。再加上宣统元年(1909)俄国单方面突然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每普特茶叶征税2500-3500文钱），这样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终清，再无发展之机，运销俄国的茶叶又跌到了5万担左右。

综合起来看，我国晚清的茶叶经济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民族地位、社会性质、国民权益保障等问题相联系的。它以产、运、销为基本结构，以栽培、采集、加工等生产程序为基础和核心，以市场为经营之导向，并深受政治之影响。

尽管晋商茶叶贸易在同、光时期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商、农共同开辟了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在湘、鄂的红、黄壤上，首先制造和发展红茶，创造出了偌大的几块红茶基地，以足量产品供应华北和中原人民饮用，成功地开发地力，为国兴利。他们使红茶享誉欧洲特别是俄国，进而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海外，进一步促进了中俄经济和文化交流。俄人记载，红茶的边贸，使“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注：（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不仅这一地区如此，而且，“所有亚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时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饮用的红茶，并将之积极组织出口外销，在世界饮食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推荐第9篇：读《晚清七十年》有感

读《晚清七十年》有感 《晚清七十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作，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历史书。这本书聚焦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12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解体的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但这本书并不局限于介绍这70年的历史。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本介绍历史知识的书，如果你想了解1840-1912年间的历史知识，你可能只需要阅读我们的中学教科书就行了。这本书围绕晚清七十年来解读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发展框架。它采用新的历史解构框架，从与我们以前思维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阐述我们似乎熟知但实际陌生的中国历史。 《晚清七十年》这本书中唐先生为我们熟悉的历史观念做出了修正，在他的考据下，洪秀全是个宗教狂热分子;李鸿章是个应与周恩来齐名的大外交家;康有为则是个自大狂，教条主义先驱;义和团那些刀枪不入的教民于今天的红卫兵无异，袁世凯则是治国强将，乱世枭雄，就连孙文都被挂上了独裁者的帽子，与袁世凯在某些方面一样，只不过老袁傻到把自己想当头的意思弄得太明显，轰轰烈烈搞一场复辟帝制，自掘了坟墓，怎么也应该借个更进步的制度作幌子。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在历史观上，唐德刚先生打破传统五段的历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帝制、民治、两次转型。晚清即为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时期。与前一次中国内部发展的结果不同，此次转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由于西人的入侵，因而更具复杂性。 其实，唐德刚先生在文中也写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其中包括了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的开始，例如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等历史大事件，这些都表现了唐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深究以及探索。从同治元年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是唐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里所定义的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开始阶段，他表示，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主题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所兴起的洋务运动，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 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后来到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其所引起的百日维新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唐先生毅然将其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对比，最重要的是把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与孙中山的“建立民-国”思想作对比，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以及意义。

《晚清七十年》这本书中，详细的提及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几十年间的历史，给予我们一种清晰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虽没有完完整整地把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给看完，不过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出此书中的某些主题思想，感受颇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的无法磨灭的事实，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事实给呈现出来，给予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一个真正的历史，记住历史，记住自己的民族根源，我们才能向前发展前进。

推荐第10篇：读书感想《晚清七十年》

读书感想《晚清七十年》by 唐德刚

记得以前在念历史的时候，每次读到鸦片战争至民国这一段，心中是很不愉快。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国的衰弱、清廷的无能、列强的蛮横，虽然早已过去，但实在太接近现在了，心中总不免有一些遗憾，更牵连了我对清朝这段历史的好恶。

后来上大学有机会也有了时间接触到各种历史图书，以及一些翻案剧作，像是雍正王朝、乾隆王朝、走向共和等，我对清末的历史产生了一些兴趣，尤其是翻案作品的影响。以前被批成坏人的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现在又变得有些不同了。《晚清七十年》这套书，便是偶然得知的，因为之前博客上有很多好评，就订了一套来看。

初读此书第一册(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我最初的印象，是唐老师的个人味道非常的浓，虽然书中收录的文章横跨四五十年，读起来的风格却很一致，有点像是在对着你演讲。一开始还不太习惯，但看了半本之后，适应之余，还有另一种不同的风味。

作者在这本书，是用一种转型的眼光来看待晚清至今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二次转型，如下所示：

封建时期——第一次转型，商鞅变法至秦皇汉武(费时约300年) 帝制时期——第二次转型，鸦片战争至今(尚未结束) →本书的主题民主时期

书中不止一次以第一次转型来呼应现今的第二次转型。所谓「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秦王政改纲领12字看似简单，却是从政治、社会到文化面的彻底大洗牌，如同鸦片战争之后，自强运动、变法维新、国民革命、五四运动一连串的变革，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在全面转型时，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一层接着一层的，注定要发生的阶段，而这些变革，至今仍在发生，而且在我们这一代，可能还不一定会看到结果。

书中其中一处亮点就是唐老师以历史三峡来形容这个转型的过程，形容它必定是曲折、湍急，但只要过了这个弯，未来就是一片顺畅。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到这的时候脑中一直浮出黄仁宇的螺旋之说；或许黄老师的历史螺旋，也能拿来和历史三峡做呼应吧？

不知道是因为处处闪现的亮点还是个人喜好之类的，我对这类书没什么抵抗力，记得买回来的那周几乎都在床上看到晚上熄灯才睡觉，所以上课都没什么精神。

第二册主题是太平天国，却有很大一部分在谈马克思的史观。 作者对中共看太平天国的观点蛮认同的，实际上我一直对农民阶级局限性下指导的运动不抱太大希望，所以这一部分也即略看过去了。

第三册甲午战争，则是为北洋舰队和李鸿章等人翻案，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个腐化的朝廷，怎么可能有强力的军队打仗？ 伊东投给丁汝昌的劝降书也令人难堪。甲午战争非是北洋之过，枪声一响，清廷就注定要输了，这是连远在东洋的日本人都知道的事，朝廷却根本没搞清楚自己实力，只是可怜那战场上英魂们和以一人对一国的李中堂了。

但同时甲午战争使得光绪立图变法，这部分作者对康有为也不假辞色，认为康的燥进与孤僻不群，让同治以来的有实力的中坚份子，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逼成旁观者，也因此变法进入一个不能不失败的结局，更引来后党旧势力的反扑及后续的拳乱及八国联军。 看到目前为止，在李鸿章的部分，作者给予的同情及辩解实在很多，他喜欢拿「毛择东-周恩来」来和「西太后-李鸿章」作对比，李鸿章或许是在官场上汲汲钻营的政客，但也不是只求利禄之人，他 只是在国家与太后之间折冲，适图取得一个平衡点罢了∼

最后一册重点在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开始说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但主角其实是在讲西太后和他的四人帮。同样的，作者仍是拿「西太后-满族四王爷-义和团」来和「毛泽东-四人帮-红卫兵」作对比，前面写到义和团的无智、毓贤的无能与四王爷的无知，西太后则是由政治家变成女人家，为了她的权位，向十一国宣战，结果造成八国联军，最后造成中国人民一人要赔一两，总共四万万两的辛丑赔款！而慈禧逃去热河之后，竟然也只关心她的生死、关心洋人是否要她还政，对那些无辜不幸的死者，丝毫不放在心上。 我记得走向共和有一段，慈禧在热河心心念念的一直是她的寿衣！最后收烂摊子的又是李鸿章。

中国为什么没被八国联军瓜分？ 因为列强人人都想独占并吞中国，因此每个人都不愿用瓜分的方式去占那一点地，所以李鸿章才能以夷制夷，在各国之间折冲、讨价还价，此外，还有英美的门户开放政策，让清朝又多活了几年。 最后李鸿章病危力衰而亡，死前俄国公使仍强逼李签下割让东北的条约。 一个鞠躬尽瘁之人，最后竟落得一身骂名，可叹！

李鸿章一死，遗言推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八国联军在杀遍主战权贵之后，朝中也无人，「乱世之奸臣、治世之能臣」的袁世凯因此能进入朝中，一展雄图。

在辛亥革命前后，除了孙文之外，最出锋头的便是袁世凯了。 据唐老师所言，袁也非后世人所说那么坏，在他继承李鸿章之后，在他手上也做了许多事情，包括废科举、开学堂等，这些「变法行动」，与康梁师徒所提如出一辙，为何一成功一失败？ 一者气候时机、二者人脉手段，三者权力位置，天地人三者俱全，才能成事，否则若以康有为理论之单纯躁进，也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说不定历史也会随之改写。

全书读毕，心中有感，晚清至民国一段，离我们太近了，所以我们的视角就无法全面，好者国父、蒋公等，不好者袁世凯、无能清朝、北洋军阀，但在那个环境下，人在此山中，又怎么自己的理想、行为是真的好？ 或真的不好？ 再加上时运、外力，个人的成败也不是那么容易评断了。

同样的，之前看的广井王子作品《樱花大战》的背景，大约是在明治维新之后那一段西化的时代，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呢？ 明治时代工业化的副产品，便是琵琶湖上堆积如山的女工尸体。 反观中国，一个古老的帝国要转型，要付出的代价可是更高！

黑暗之后，便是光明，我想晚清这一段，就是黎明前那等待曙光的时刻。 黑暗将过、光明将至，新与旧的交替，东与西的交会，表面看似灰暗污浊，底下却是蓄势待发，故武昌起义成功，有各省向应之举！ 即使军阀割据，也有不同的理念与主义在人间风起云涌。 这是一个大时代，我有幸能在最后搭上车尾，见证她的过去，下次就得再等二千年了！

第11篇：关于近代史的读后感杂议晚清宫廷人物

杂议晚清宫廷人物

——读《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

工商管理类12(10)班2011330300403 王婷慧

摘要：她统治的是一个被征服的名族，所以不得不时刻留心不服从和叛乱的苗子。她出生贫寒，一开始不过是皇帝的嫔妃，而这皇帝又是性格软弱之人，所以不得不对与皇位稍有瓜葛的亲王们的不满保持警惕。她不得不注意边远省份的巡抚和掌握大批军队的总督们，以防他们不是维护皇权而是对皇权造成威胁。她丈夫死在与皇宫相距两百英里的流亡地，她不得不操持着在她手握大权的情况下把她儿子扶上皇位，而她儿子死后她又不得不及时提供一个不会把实权要过去的继承人。即使他长大成人并亲政后，她还是像一个保护人一样不得不监督着他，以防她碰倒了她建造的大厦，把他们自己压死。一个时代成就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影响一个时代。她就是慈禧。

关键字：慈禧；光绪；宫廷；皇权

鉴于本书中出现的人物较多，人物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首先我想对书中的人物做一个整理。

作者：何德兰，美国关会教士。1888年来华，亲眼目睹了清朝最后的全部岁月。

何德兰太太：何德兰的妻子，医生，与亲王家眷来往密切，常有机会进宫。辅助何德兰撰写了此书。

慈禧太后: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从一个普通的妃子成为懿贵妃，到西太后，再到太皇太后。垂帘听政40余年。

同治帝：慈禧的儿子，咸丰帝的长子，在位十三年。

光绪：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慈禧妹妹的儿子，起初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名义上是一国之君，实际上大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实行的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囚禁慈禧，但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

叶名琛：清朝中后期两广总督，英法联军时不战不守不议和，被俘往印度绝食而卒。

恭亲王：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他出谋策划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危机，迎来同治中兴，但深受慈禧打击。

醇亲王: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义母弟，慈禧妹妹的丈夫，光绪帝的父亲，末

代皇帝溥仪的祖父。为讨好慈禧，挪用军费修葺颐和园。

李鸿章：晚清重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

荣禄：清末大臣，晚清政治家，深受慈禧赏识。

缪先生：汉人，清代女画家，慈禧太后的女官，代慈禧写字画画，光绪年间入宫为供奉给事。

隆裕皇后：叶赫那拉 静芬，慈禧弟弟之女，光绪同床异梦的妻子，深受慈禧喜爱。

珍妃：光绪的爱妃，百日维新后被囚禁于北三所的寿药房。

慈禧早年经济条件不好，既要照顾弟妹，又要帮助家里干活。然而她发育健壮，深知女子疾苦，有丰富的阅历，这为后来进宫以及亲政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宫后她从一名普通的妃子变成皇帝的宠妃，皇帝死后她成为了西太后，与东太后并驾齐驱，垂帘听政，掌握了跨时代的皇权。她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思朝。期间她两次决定皇室，两次发动政变，三次垂帘听政，可以说权力的掌控是至高无上的。何德兰太太初见慈禧太后，描述这位女性道：“慈禧太后身板挺直，面目秀丽，个子高，有着一双锐利的鹰眼，仿佛能洞察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高贵而傲慢，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威严。”后有外国贵妇人来访，无不对慈禧太后的威严所折服，忍不住行中国的屈膝之礼。我想，唯有这样一位女性，才能挽持住清朝那些年吧。当年，年纪轻轻的她以自己敏锐的政治觉悟、机智过人的胆识，突破重重障碍，成功与小叔子联手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核心集团，一举扫清了同治登基前的所有障碍。她似乎能预见未来，早有预谋地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醇亲王，后产下光绪。也就是继同治之后的新一任皇帝。从这些方面来看，她是成功的。但是她也是失败的，她的失败在于对权力她似乎有着病态的渴求，她的大半生都在追逐权力并且尽情享受得到权力的快感。她嫁给了一个柔弱的丈夫，这也便给了她一个历练的机会。同样同治的优柔不得不让她独揽大权。光绪的即位，更是没有让她放任过权力。皇权的争夺，永远是一个封闭宫廷里不会休止的隐形的战争。而女人让这场战争变得更加神秘，更加隐晦，更加残酷。

世人皆骂慈禧卖国，说正是由于她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社会沦为更加危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是在她手上签订的。诚然，她对这些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她面对险象环生的时局，不顾当时世界工业革命的潮流，视而不见，反应迟钝，使中国陷于亡国的危难之中。可是，有谁又知道她心里的痛苦呢？在她统治的47年里，正是中国历史走向最危难的时期，她也是一个女人，她看问题也是有局限性的。为什么一个女人还要为政治忧心？我要说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有用的男人。但凡有用之帝，怎么可能被一个女流

之辈所牵引，所控制，所征服？没有这样一个男人为国出力，慈禧太后为保住清朝最后的尊严所做的努力是否值得肯定？其实，她完全可以像东太后一样安享后宫生活，远离国家大事，她完全可以追求自己的艺术，花时间在自己喜欢的写字画画上。可是这个时代，要求她坚强，要求她担负起卖国叛贼的骂名。我想，无论是谁，处在那个朝代都不好过，无论是谁，都得担负起千古罪人的骂名。慈禧，她做到了。

这本书里，描写慈禧的有很多章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为艺术家的慈禧太后。她喜欢读书写字画画，请汉人缪先生进宫指导，为她画画。缪先生常常夸赞太后的画，说她若是能专心于此必能成大家。然而，作为政治家的慈禧，怎么有时间舞文弄墨，致力追求自己喜欢的艺术呢？人所得到的，必是由他所失去的东西作为代价的。政治，艺术，二者不可兼得。权力，安逸，二者不可兼得。垂帘听政，母仪天下，二者不可兼得。强势，柔情，二者不可兼得。就像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国君李煜一样，作为词人，他是优秀的，作为王君，他可能就不适合了。所以，在我们追求的路上，该舍弃的总归是要舍得的。我们放弃的，也许能帮我们成就另一些东西。

谈到光绪，他确实是一位值得一提的皇帝。他是咸丰弟弟醇亲王与慈禧妹妹的儿子，本与皇位无缘，然而却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的继承人，意外地成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说是意外，其实也不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不幸的皇帝，从他还没出生就已经被决定了将来的命运。其父母的婚事由慈禧一手操控，他即位亦是慈禧的安排，连他的婚姻也不能自己做主，最后还被囚禁于瀛台。他的人生，从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是一场悲剧。3岁的他，就被慈禧抱入宫中，成为她剥夺皇权的一个载体，使她能更加名副其实地参与政治。入宫的光绪，在孤独中长大，没有母爱的关怀，没有细心的照料，没有心灵的沟通，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但是光绪帝执政时期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变法。光绪帝在甲午战争中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上一力主战，他反对妥协痛斥顽固派割地求和的可耻行径。尽管这次战争最后的结果还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然而无论是在战争的过程中，还是在签订条约的时候，他始终以鲜明的态度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作出了最大的努力。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痛定思痛，卧薪尝胆，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戊戌变法。这一变法，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打压，最后以失败告终。

光绪帝作为衰世皇帝，既有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进取精神，又有对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横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这是他从小就被束缚、被压抑的结果，加上当时的情势，他不敢也不能与太后决裂。

一代帝王，短暂的执政统治，在这个宫廷里，对于皇权，终究夺不过老谋深算

的慈禧。他的意气风发，为当时的中国注入了一道新鲜的血液，虽然这股血流是短暂的，却也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虽败犹荣。年轻有年轻的力量，年轻也有年轻的局限。他对于当时的国情也还是缺乏了解的，加上软弱的性格，终于没能拯救晚清。慈禧太后，强势的女王独揽政治大权，忧国忧民，深谋远虑，忍辱负重，作为政治家的她，稍显成熟。可是，她看不到西方列强为发展社会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仍旧按照自己的一套统治中国，权力至高无上，却没能好好把握，是有所作为。她拖延了清王朝的统治，却还是没能保住这个朝代。假使，光绪与慈禧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当时的中国，是否能有所改观？

然而，历史不能重写。历史只能告诉我们，如何把握今天，怎样面对明天。

第12篇：论晚清文化以及影响

论晚清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人物

摘要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中国社会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民族危机，阶级对抗，中华文化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剧变,对晚清王朝力求救亡图强的爱国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在内外交困的晚清，救亡图强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日亟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晚清国民中一些先进的积极分子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其中有我们所熟知的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以及其好友魏源，林则徐学习西方、尝试现代化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 而是近代中国谋求国家富强的一个侧面。在鸦片战争前后,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 和林则徐做着相似的事情, 他们关注、研究和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 主张学习西方例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我将以这些先驱为代表研究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步引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过程以及对当时的中国的影响。

（一）,林则徐对西方文化科技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后, 开眼看世界,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最初的尝试, 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使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如果不破除陈腐、愚昧的思想观念, 对西方国家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有新的目标, 中国就不可能主动学习西方, 当然谈不上搞现代化。林则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到历史舞台的前面, 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林则徐起初也不能正确对待西方文明, 刚到广州时, 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 甚至有许多可笑的地方。林则徐比同时代人英明的地方在于, 当他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后, 不是抱残守缺, 固步自封, 而是与时俱进, 果断地与自己陈旧的思想观念决裂。他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了解西方, 认识西方：

第一, 直接和外国传教士、商人及其家属等交谈

第二, 翻译西方的资料。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译西书, 又购其新闻纸。

第三, 指派人员打听西方国家及其商人活动的情况 第四, 亲自调查和考察。

林则徐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过来, 学习西方, 因此, 他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情况。一是通过向清廷上奏、与清政府官员交谈、给亲朋好友写信等方式介绍西方各方面的情况。二是翻译和整理西方的资料。如前所述, 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人发行的书报。在报纸方面, 组织人员编辑了《澳门月报》; 在书籍方面, 组织人员整理出《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四洲志》等。林则徐认为, 在我们落后的情况下, 要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就必须“器良、技精”, 即搞现代化, 而在当时, 首先就是要军事现代化。

第一,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即“器良”和“技精”

第二, 建立一支能够海上作战、保卫海洋的现代化海军, 提高军队人员的素质。魏源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的思想, 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则徐对现代化的尝试, 从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着手, 谋求军事现代化, 这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严复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以及他对中国的影响: 一百多年前, 严复所处的时代, 正是封建王朝末世, 民族危机深重,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 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忍受着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更是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严复从小在老举人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 而后又跟宿儒黄宗彝熟读经史古籍, 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留学英国期间更广泛地博览西学。他通过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化的反复对比, 既鲜明地看清了中西学之间的明显差别, 又发现了中西学之间内在的会通” 。他认为中西之间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自由、平等的有无。这一根本差别决定了中西之间的政治社会的不同, 以至学术思想的差异。因此, 他反对“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种将中学与西学机械割开的主张,提出要“ 阔视远想” , “统新旧而视其通, 苞中外而计其全” , 把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严复的这种中西会通的思想, 表现在他所翻译的著作中最为突出。根据严复的译文、按语和其他论文来看，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理解是相当广泛而有深度的,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天演论》、被严复推崇为集《大学》和《中庸》的精华为一身的《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和《名学浅说》 。严复是精通国学、传播西学的大师。他才兼文理, 学贯中西, 著译丰富, 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新纪元。

（三）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以及对国民的影响：

出身晚清末年的梁启超，一生经历戊戌政变，八国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他热心政治，关心民众，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新事物的敏锐的悟性和洞察力梁启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学术殿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改革未果，救过心切，希望在日本文化中寻找到救治祖国的良药。他借助日本平台进一步接触到西方社会科学，在日本文明史学和欧美社会科学的共同影响下，梁氏与20世纪初揭起“新史学”大旗，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病，在史学内容上倡导为民作史，在史学方法上倡导跨学科研究，在史学理论上倡导历史进化理论。尤其是他倡导援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统计学等学科进行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梁启超解开了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历史篇章。梁启超曾于1901年作《过渡时代论》，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在他看来过渡时代既有希望，又有危险，处于过渡时代的国人应具备三种道德品质：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可以说，处于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处境，他不余遗力地号召改革，以期中国顺利度过那个风雨交加的时代。政治环境的过渡必将带动学术文化的过渡，以向以资鉴为己任的中国史学也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以梁启超为代笔的中国知识人自觉承担起了“双肩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使命，揭起救亡与革新大旗，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以平民百姓为主角，以跨学科为主要方法的中国“新史学”诞生了。

（四）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

9、197

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2]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孙中山的名字是和中华民国紧紧关联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国的艰辛缔造者，又是民国的忠诚捍卫者。孙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感召力，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1]林则徐奏稿[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 [2]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3]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4]严复：《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5]严复：《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6]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7]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博士论文）。

[8]严复：《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9]梁启超：《中国近三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10]胡去非：《总理事略》，第260页

[11]胡去非：《孙中山先生传》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2页 [12]甘乃光：《孙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版，第45页

第13篇：晚清有个曾国藩读书笔记

《晚清有个曾国藩》读书笔记

——论成大器

我执意找了一部记录曾国藩生平的作品，想一览这位从大儒走向大将的勋臣的风采。他的志存高远，他的治学精进，他的困兽犹斗，他的韬略智慧……他的大器风范，深深地感染了我。迫使我写下这篇读书笔记。我想通过曾国藩，提炼出成就大器的精华。

曾言道，能成事者有三，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能成小事；二是：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的人，能成大事；三是：做明知不能为的事情的人，能成伟业。历史长河上，绝大多数伟人，属于第三类，他们，明知不能为而为之，他们，不断地挑战生命的极限，告诉世人什么是奇迹，什么是不可思议。而在我的眼中，曾国藩也算是此类能成伟业之人。成大器者，必有其过人之处。如果一个人，能看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品质，那么他就是一个能成大器的胚子。举天之下，人口众多，但是出类拔萃之人极少，因此，这一大器稀有的性质就决定了成大器之人必有其独特、过人之处，所以，我们要想成大器，就必须从自己身上挖掘与众人不同的特点，给予培养，给予发展。对于曾国藩而言，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集众多种优秀品质于一身，并将各种优秀品质互相融合，发挥到极致。正由于他集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的优秀品质，我想从几点对于成大器有较为重大意义的品质，加以论述。

志存高远，成大器者的精神意念。曾国藩身处在一个时代的末世，一个时代的初始。“那是一个颇有尊严、文雅、自闭、自给、自享、道德至上、鄙视物质、洁身自好的时代……”曾国藩从山村走出来，二次科举，走上仕途，不求名利，廉政清明。从儒雅学士，到奉旨操办湘军，带军镇压太平天国，一波三折，归隐又出山，最后功成名就，还是不得不退隐山林。曾国藩的一生，说不上完满，说不上悲剧，这样的戏剧性人物，充满了我们常人无法了解的悲哀与虚无。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是在为满人而战，为朝廷而战，更重要的是为中国近代而战。虽然他衷心于朝廷，不敢挑战皇权，不敢推翻满清恢复汉室，但他可以说是一位保守却有远略的人。他的志向不是官至一品，他的志向不是打胜每一场战役，他志在用道德控制军队，用思想管理军队，用西方的先进技术造一流兵器，抵御外敌。空间上，他关注世界，时间上，他关注未来，他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聘请容闳担当幕僚，向美国购买机器，他将眼观投向世界，将志向立在开创新时代，挽救一个没落的皇朝，立在改变一个社会。他试图用军备去改变即将倒塌的紫禁城，用他的儒、道思想试图去改变没落的文化，改变人们的思想。他，有点像列夫托尔斯泰，用一生去立志，用一生去实现自己的志向，不畏险阻，不畏世人的嘲讽，对于人生，他也会时常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因与果都那样复杂，乍明乍暗，但是他仍竭尽全力，争取为社会挽回最后的那一刹芳华，争取大释那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

豁达自省，成大器者的心境高度。曾国藩饱览玄学、史学、文艺理论、哲学、儒家、道家，曾国藩养成了自己的浩然之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觉悟后的气韵暗合宇宙的律动和气场，它表现为拥有一种洁净而呈现出得从容、宁静、智慧与无畏。他的脸上没有愤怒、气恼或者激动，更像是谦逊、诚恳、平静，以及彬彬有礼，那份人格的圆满，自省而虚心，坚定而深厚。如果以曾国藩的一生来回顾，

那么，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到白杨坪守孝的一年，就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里，他悟出了人生的终极意义，悟出了自己的人生行走方式，当曾国藩从白杨坪再次走出来时，他的气宇变得更加轩昂，他的胸襟变得更加阔达。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胸襟阔达很重要，退一步海阔天空很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如此不计不较。我想从曾国藩的确切事例，谈一谈如何做到阔达自省。第一步：读书。尽自己所能阅读前人留下的文字，历史也好，传记也罢，总之，第一步就是要去看，而且静心地看，看书时，忘乎外界。一旦有空，拿起书就翻。第二步：思考。读，只是第一步，有读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去思考。用我们独一无二的视角，看问题，审视历史，用“悲之怜之”的态度看历史中的人。第三步是：归己。经过了读与思考，我们就要学会把读到的精华，读到的优秀品质归于自己，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也许对一本两本，没什么效果，读一次两次，没什么收获，但是长期的积累，必定会让我们获益良多，收获属于自己的气宇，自己的心境。我一直认为，读书，是一种怡情养性的活动，多看书，多思考，境由心生，心由书生，读书能让人向阔达迈进一步。关于自省，曾国藩为我们提供了很简单却难以坚持的做法。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日课十二条，以纲常要求自己，还不停用近乎自虐的方式清除自己的不良思想和动机。但是那时的曾国藩，有七情六欲，他会不由自主去看菜市场杀人，他会羡慕进士娶的貌美如花的妻子，感叹自己床上生病的黄脸婆，很显然，这一切都与他的修身计划有着巨大的冲突，于是，他把一切不良的思想都记录在日记里，每天反思自己的“一闪念”，折磨自己，从折磨中得到更深层次的快乐。没错，曾国藩就是以写日记的方式，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他一直在坚持，对自己每一个不良动机进行将近残酷的批判，促使自己成为一个“禁欲主义者”。任何一个成大器之人，都有一段对于灵魂的自觉过程。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深刻的内省和反观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大象之气。所谓“有戒生定，有定生慧”，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检点和内省，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才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习惯才会成就。

阅历丰富，成大器者的必经之路。没有人可以呆坐家中，成就大业。成大器的人，必然经历过风雨的洗礼，内心的挫败，世人的嘲讽，当然，还必须得经历过掌声与鲜花，支持与喝彩。阅历，这个词，比较宽泛，如果把它蓄意缩小，那么我想谈谈与人交往的经验。在我看来，能成大器之人，应当和比自己优秀的人交朋友，以他们都自己的动力，竭力向他们齐平，而不是鼠目寸光地在比自己差的人群里鹤立鸡群。曾国藩在交往方面就是一个人才，他懂得与什么人交往，他用他敏锐的洞察力看透一个人的品质。吴廷栋，一个在学业上帮助曾国藩儒学大师，在生活上也对曾国藩嘘寒问暖，曾国藩生病，是他，悉心照顾，最终才得以度过难关。大学士穆鄣阿，曾国藩的恩师，与曾国藩有着深刻的师生情谊，对曾国藩的仕途之路也起着不一般的作用。京城大儒唐鉴，被曾国藩的恭敬所感动，收下为徒，并教导曾国藩说，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信仰，而是来自于自我道德的约束，每一个内心当中，都有一个神灵，这个神灵，就是与日月同辉的道德，至于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为学，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读书，一定要掌握当中的核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身，是读书之本；修身的最好办法就是记日记，每日三处吾身……这些话，影响了曾国藩一辈子。认识怎样的人，你就可能成为怎样的人。若想了解一个人，你可以从他朋友的身上寻找答案，你身边的人就是你最好的名片。所以说，学会交往，学会与高层次的人交往，是一个成大器之人必经的道路。那些人，也许是与你一同登高的伙伴，也许是为

你指明方向的良师，也许是对你不离不弃的挚友，也许是促进你进步的强大对手……反正，你必须和比自己强的人交往，这里说的比自己强，不是单方面指综合起来比你强的人，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能否挖掘一个人的独特之处，能否将其独特之处用于自己身上，这一切，都需要自己造化。我们要学会寻找比自己强的人，学习他，追赶他，在交往过程中，让他们的气质感染我们，当然，我们也要主动去完善自己的气质。但这并不等于说你想认识强人就可以认识。人的交往，贵在真诚，只有学会了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只要你怀有一颗上进心，一课谦恭的心，你就可以向强人迈进，与强人共舞，不断提升自己，争取挤进强人的行列，成为大器。

志存高远、阔达自省、阅历丰富，成大器的三大方面，并不可能囊括所有。成大器之路，其漫漫而修远兮。窥探历史，审视曾国藩，我们看到了大器造就的过程，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曾国藩，一个旷世奇才，一个让后人景仰的大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历史，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路，我们可以找到走路的方式和态度。

大器者，曾国藩也。后人可读其史，学成大器。

第14篇：胡雪岩：晚清商界的“巨无霸”

胡雪岩：晚清商界的“巨无霸”

且功且过，亦悲亦喜，忽峰忽谷，极盛极衰。

这就是被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先生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注: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的最后一位商人”的胡雪岩。这“最后”中生出的无限“精彩”同样让后人无限“感慨”；这让人大笑大哭的人生遭际，足以吸引来者的目光。

多年前，一位书界朋友曾发出“劝君一读胡雪岩”的感叹。忙中，只粗读了关于胡雪岩的文字，未及下笔。时光过去多时，抑或因为一位位商海中的人物，或游弋欢畅，如得水之鱼；或吃力逆行，似呛水之凫，其大开大合，忽浮骤沉，不禁感叹，再读胡雪岩，心得油然而生。

商 事

１８５３年，杭州[注: 杭州市-杭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北部，是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城市，也是长三角第二大经济城市，南翼经济、金融、物流、文化中心。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东南重要交通枢钮。]信和钱庄的门前多了一个小男孩儿的身影：扫地、倒便壶„„店里的杂活儿，都少不了他。这个男孩儿叫胡雪岩。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真传”，当伙计的胡雪岩不久就赢得了好人缘。好人缘让男孩儿胡雪岩明白能吃苦、言善道、乐助人，居然会有这样意想不到的作用。

但是，男孩儿胡雪岩的心里还有更大的秘密：他要成为商人，伙计只是他的“暂时”。

钱庄生活的耳濡目染给了胡雪岩许多启发，逐渐地，这个男孩儿又具备了同龄人中鲜有的长处：肯思考。

在他看来，为利来、为利往的日子，对商人来说并不好过[注: 示例:艾芜 《百炼成钢》第十六章：“你是不是哪里不好过？让我找三轮车来，送你到医院去。”-buhaoguo]。排在“士、农、工”后的“商”人免不了遭遇权力的排挤，政治犹如一把有力的钳子。在受到制约的时候，商人与旧制必酿成冲突。官家[注: 官家 拼音： 解释： ①指官府或朝廷。 ②古代对皇帝的称呼。 ③旧时称官吏。-guanjia]对商人的掣肘，胡雪岩看在眼里，想在心上?押官与商是对立的天敌，更是统一的盟友。把这个“对立”“统一”起来，情形不就好转了吗？

于是，男孩儿胡雪岩逐渐练就了他超凡的知人处事能力，终于成了男人胡雪岩。不仅如此，他还朝着商人胡雪岩、巨贾胡雪岩进发了。

悟商道，念商经，游商海。可以说，这是胡雪岩一生的足迹。

一般说来，成功者总有不凡之处，过人天赋。按常规，经商开始必筹本钱。在胡雪岩的定义里，本钱不仅表现在“钱”上，还表现在“人”上。以人赚钱方能赚大钱。而这“人”，不是芸芸众生，而是有着特殊身份的“官吏”。这个本钱犹如武士身上的盔甲。脑子活络的胡雪岩便开始在人群里搜索象征安全的“盔甲”。

一个叫王有龄[注: 介绍 王有龄（1810-1861），字英九，号雪轩，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大臣。 生平父燮（？－1849），号梅林。]的人终于被胡雪岩锁定。王有龄，落魄文人也。虽是一幅穷酸架子，却有“捐官”的资本。在胡雪岩眼里，只要帮助王捐官成功，有朝一日，王飞黄[注: 简介 飞黄:亦名“乘黄”。传说为八骏中的神马，背有角、善飞驰，乃是马中之王。古文有云：“飞黄，乘黄也，出西方，状如狐，背上有角，寿千岁”。]腾达，是会回报他的。大大胆识调动了小小伙计的积极性，胡雪岩下决心赌上一把。于是，他将暗中收回的５００两银票作为赌资。还没弄清“胡雪岩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５００两银票迅速进入了王的腰包。对胡雪岩，他只有感激涕零的份儿了。

老天爷真是开眼，靠着胡雪岩的帮助，王有龄北上“捐供”获得成功，坐上了浙江海运局坐办的交椅。而胡雪岩呢，因为擅自把钱给王有龄被赶出钱庄，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春风得意的王有龄终于遇到了在妓院当小厮的胡雪岩，自然救其脱离苦海。王有龄的发迹，给背时的胡雪岩带来天朗气清的感觉。真可谓“种瓜得瓜”。

与“官”同等重要的“人”还有女人。为了生意的需要，胡雪岩舍得把自己所爱作为礼物送给该送的人。他曾把一个叫“阿巧”的女子赠送给江苏学政何桂清[注: 介绍 何桂清(1816-1862) 清朝大臣。字丛山，号根云。云南昆明人。 生平道光进士。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与吏部侍郎等职。]，甚至还将青梅竹马的“黄姑”送给仗义、忠诚的伙计，他深知“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此“招儿”在今天看来并不惊人，有时甚至显出几分猥琐，而在当时却有出奇制胜之功。看得出，下面几件事，胡雪岩也是动了脑子的。

——为了留住阜康钱庄的客户，他竟垫付底金，为抚台和藩台[注: 明、清对布政使的别称。,藩台是布政使的别称，明太祖洪武初罢元代的行中书省，至宣宗时，除南北两京外，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们的太太、小姐开免费户头，甚至为了沟通方便，递送信息，连巡抚衙门的守门人也得到一份这样的薄礼。客户们果然认为在阜康钱庄存钱安全，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他很懂造势的作用，利用王有龄为朝廷捐款解决军饷一事，硬要王将款子交自己的总管刘庆生转手汇往京城，以提高阜[注: 生平高阜［清］字康生，江宁（今南京）诸生。与弟岑皆负时誉。 经历 奉孀母备极色养。周亮工赠诗有“晨昏蔬笋馔，兄弟薜萝居”句。]康钱庄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经营中，他不失侠肝义胆。在自己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竟答应[注: 答应，明清时对近侍太监和宫女之称。在紫禁城的三宫六院内居住着皇帝的一大群妻妾，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皇后，她主治内宫，声明显赫；而地位最低的则是答应。]浙江藩司[注: 藩司，又被称为藩台，是明、清布政使的别称。-fansi]麟桂借款的请求，连同行们贺礼的“堆花”银子也派上用场。这为他赢得了人心，也赢得了生意：浙江绿营军罗尚[注: 尚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因出密宣告于外，克日俱击，遂大破之，斩李特，传首洛阳。特子雄僭号，都于郫城。

尚遣将军隗伯攻之，不克。]德和手下先后将３０万两存款存到阜康钱庄。

——阜康钱庄开设不久，正是朝廷军费开支增加的时候，户部[注: 名称中国古代官署名。三国时设度支尚书，掌财政。隋代以度支尚书为民部尚书。唐代改称户部，遂为六部之一，长官为户部尚书。历代相沿。]发行“官票”?穴朝廷用官票换取民间的现银?雪以做急用。在人们疑虑重重的时候，胡雪岩硬是带头兑换了１５０００两现银的“官票”，深得朝廷的赏识。

颇具商人头脑的胡雪岩将其智慧用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胡庆余堂的创办。换言之，胡庆余堂浓缩了胡雪岩经商的精华。

在胡庆余堂的创意上，表现了胡雪岩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的出击精神。在生意场上，胡雪岩结识了湖州[注: 湖州市地处浙江省北部，东邻上海，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的郁四，并给他提供过帮助。郁四看重了胡雪岩的为人，为答谢他，郁四把一个叫芙蓉的姑娘介绍给胡做小老婆。芙蓉有个不争气的叔叔刘不才，按常理，胡本可以不与之交往，但他知道刘不才手中有祖传秘方。于是，开始打他的主意，又是请客，又是认亲。刘只好听任这个侄女婿的摆布，交出了祖传秘方“诸葛行军散”。

在开办药店的经费上，表现了胡雪岩“借鸡生蛋”、“借船出海”的经营手段。他把开药店的资金锁定在一些大中[注: 大中 (国号)： 大理国由高升泰掌权时所改的国号。 大中 (年号)： 唐朝唐宣宗李忱的年号（847年─859年）、唐懿宗李漼即位后沿用不改（859年—860年）。]官员身上。凭借他在官场上的优势，不费气力，就筹集了１０万两银子，在药店的经营宗旨上，表现了胡雪岩戒欺、诚信的理念。胡庆余堂的营业厅，悬挂着两块匾额，一块朝着顾客，上写“真不二价”。另一块是胡雪岩的“雪记”，上写“戒欺”，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凡有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余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代取最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关善为余谋也可。”在一个战乱的年代，如此讲求信誉，不能不说胡雪岩卓识远见，高人一筹。靠这个“法宝”，他终于创下了“金字招牌”。

在对待竞争对手上，表现了胡雪岩的睿智和自信，一旦认准，坚守不变。任对方怎样降低价格，胡雪岩始终以过硬的药品取信于人，打出了“真不二价”的旗帜，最终赢得了顾客的信赖。

在创业中，表现了胡雪岩新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模式：为方便顾客，采用邮购方式，解决了距离较远的顾客的需求。为扩大影响，他在《申报》上做产品广告，开展宣传攻势。

总之，胡庆余堂的创办、经营、发展，证明胡雪岩经营有术。

虽然没有战场上的腥风血雨，但要在商场里不为对手打垮，亦非易事。胡雪岩凭借自己的胆识、气魄、谋略，靠自己惨淡经营的官场势力、社会关系，开钱庄、运糟米、贩生丝、办药店、兴洋务，在乱世中搏杀，在激流中勇进，获得清廷二品顶戴[注: 顶戴清朝皇帝的朝冠有冬夏之分，是皇帝在朝会、祭祀时戴的礼帽。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无论冬夏朝冠皆帽檐上仰，]、赏黄马褂、准许进入紫禁城骑马的殊荣。

然而，商海毕竟不是胡雪岩的私人领地，不容他唱独角戏。在太平军[注: 太平军 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溃散。郭嵩焘力劝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出来建功立业。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占领杭州的时候，胡雪岩遭遇了少有的挫折?押出于嫉妒的谣言四起?熏被人要挟敲诈?鸦王有龄势力的弱化，使胡雪岩做起生意来，心里不免发虚„„不过，聪明的胡雪岩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计谋渡过一道道难关，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情 事

钱财富足的胡雪岩一生也是妻妾成群，不过，真爱也曾有过。让人悲哀的是，商人胡雪岩的感情之事也沾染上了铜臭味儿。他几次为了生意，将心爱的女人作为礼物献给他所需要的人。

黄姑是胡雪岩的同乡，也是他的初恋。黄姑对胡雪岩同样一往情深，两人的娶嫁本在情理中。胡雪岩手下有个叫田世春的，是个忠诚之士，在一次护银的路上受了重伤。为了褒奖他并希望他日后更加效力钱庄，胡雪岩硬是将黄姑送给了田世春。迎亲那天，黄姑还以为是自己的心上人胡雪岩，进洞房才知被“调包”。更让田世春没想到的是，黄姑还是处女。从此，田世春死心塌地为胡雪岩效劳，忠心不二。“重利轻别离”的胡雪岩大伤黄姑的心，却得到了一个忠于自己的下人。

烟花之地自然是有钱人光顾之所，胡雪岩也未能免俗。一天，“梨花春”妓院来了个叫芸香的姑娘。妓院老鸨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胡雪岩。胡雪岩得知，姑娘的父亲吃了官司，被革职流放到伊犁，全家被查抄，姑娘才落难到如此地步。芸香的大家闺秀气质和她的知书达理，当然让胡雪岩喜不自禁。胡雪岩深知对这样的女子不能鲁莽，举止彬彬有礼，博得了姑娘的好感。“美女换得万锭银”，也许是商人的惯性思维，胡雪岩忍痛割爱，还是将芸香姑娘送给王有龄。对胡雪岩存有戒心的王有龄知道芸香还是黄花闺女时，算是真真领略了胡雪岩的仗义，感激之情不必多言。于是，他花了５０００两银子，娶芸香姑娘为姨太太。可是，他至死也不会知道，身边的太太成了胡雪岩的耳目，他的所为，都在胡雪岩的掌控之中。

在胡雪岩的妻妾中，看中她的钱财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当胡雪岩落难的时候，真正没有离弃他的只有四姨太，当初那些被他百般宠爱、身前身后尽显娇嗔的妻妾早了无踪影。这不能不说是胡雪岩的悲哀，而这种悲哀的背后，不都是金钱在作祟？当胡雪岩一叹再叹的时候，多少事都成了过眼烟云，流逝江河。细数历史上风流之士，都被套在这魔法般的公式中，真个是“咎由自取，悲而复悲”。

哀 事

情殇毕竟不是胡雪岩最大的伤心事，况且，正是胡雪岩的“日头西落”才“树倒猢狲散”。胡雪岩万万不曾料到：在商界潇洒走一回的他也会有万劫不复的一天。

清朝末年，为处理涉外事物，朝廷设立了管理此类事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的机构，而在其上的还有设于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注: 北洋大臣，清代官名。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清朝末年官职

设立于1870年全称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另一个机构是设于南京的两江[注: 两江简介 清朝时对江苏、安徽和江西的统称。名称由江南省和江西省合并而成。 治所所在地 治所设在南京并设有两江总督和两江提督。]总督兼南洋大臣[注: 定义 全称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又称南洋通商大臣。清末专管南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交涉、通商、海防等事务的钦差大臣。]。南北执牛耳的人便是左宗棠[注: 左宗棠（1812-1885），清代著名政治家。湖南湘阴人。清朝军政重臣。道光十二年中举，后三试春官不第。太平天国军起，历赞张亮基、骆秉章幕，参与镇压太平军，由曾国藩保举，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李鸿章[注: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到南京任职不久，左宗棠就与李鸿章产生了矛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左之争，相关的人倒霉无疑，胡雪岩即是其中之一。

生逢乱世的胡雪岩尽管颇具经商天赋，用尽心机，也没能抵御乱世的重创。李鸿章等北洋系将其作为打击对象，落井下石，大加陷害。又由于时局不利，赶上上海发生挤兑风潮，昔日辉煌的阜康钱庄不得不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停业。

在经营困难之际，偏又是战事不断，雪上加霜。光绪[注: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九位皇帝，年号光绪。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北京太平湖畔醇王藩邸槐荫斋，]四年（１８７８年）左宗棠要胡雪岩出面把商股召集在一起，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达６５０万两，后又借款４００万两，用于西边战事。照理说，这笔钱应由国家偿还，而到头来，确要胡雪岩一人承担。为了削弱左宗棠的势力，李鸿章授意上海道台[注: 道台是老百姓对道员的尊称。明布政使有佐官左、右参政及左、右参议，分管各承宣布政司辖区内部份地区、钱谷等事，无定员，因事添设，]把各省解往上海的协饷都扣下来。此时，还给洋行钱款的日期已到，协饷却被扣留，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置胡雪岩于死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困难重重之时，胡雪岩又接受为左宗棠筹集５０万粮饷的任务。即便如此，为和洋人竞争到底，胡雪岩最终也没有将手中的丝茧换成现银。

他万万不曾想过，世道在造就他的同时，也在毁灭着他。他的衰落正是中国晚清社会的缩影。在遭遇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重创之后，户部尚书阎敬铭又向朝廷奏了一本，罗织罪名种种，最终把胡雪岩推向死亡的深渊。

一代商雄，半生荣华东逝水。从钱庄的小伙计到晚清商界“巨无霸”，胡雪岩跌进了置他于不能再生的“滑铁卢”。金钱散尽，美女离去，家业湮没，郁郁而亡，“红顶商人”胡雪岩走完了可圈可点、如泣如诉的人生路。当我哀其不幸、掩卷沉思之际，一个声音总在耳边徘徊：“商人为钱，钱能害命，我这一辈子，不怀念挥金如土之日，而怀念少年时拿几文钱买烧饼、喝水酒之日。当欧洲１９世纪商品经济兴起时，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在东方大国，中国的清朝，也只有我浙江胡雪岩能与各国商人竞争。”这声音，悲哉？壮哉？亦悲亦壮？

第15篇：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

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1]

——当代中国晚清文化研究一瞥

石天强 《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

不知从何时起，清朝的瓷器、绘画、雕刻、家具、建筑，清朝的人物、都市、地理、历史、传说„„这一切都扑面而来，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晚清想象的全方位图景。与这种多维形态的晚清想象相呼应的是，关于晚清的学术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不仅包括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术讲座，也包括更为专业、严格、细致的学术论证。晚清似乎在突然之间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代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依然属于中国现代学研究的范畴。所谓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学问，涉及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语言、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作为思考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视野和框架，现代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也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时无法规避的先验结构。田但是，当代的晚清研究与1993年以前的研究相比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1993年前的晚清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启蒙话语、中国革命话语的逻辑演绎的话，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试图跳出这一话语结构，在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内、注意从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角度审视晚清。晚清之际的民族关系、社会状态、报刊出版市场、经济生产情况、民众的日常生活形式等诸多问题得到凸显；同时，这些问题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还有这种关系中所折射出的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也正日益受到关注。在论述形式上，关于晚清的研究，虽依然不乏宏观的、历史性的、形而上价值观念的辩证书写，但更多的是微观化的、空间性的、形而下和经验性的语言形式。而这正是当代晚清研究中十分突出的地方。

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变化生成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当代学人将研究的视角从单纯的学术理论思考转移到了对那个时代诸多层面的描述?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新时期以来晚清研究的学术逻辑演变上。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晚清的学术梳理，在逻辑思路上基本上属于革命和启蒙的现代性话语之一翼，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这些研究专著的特点是注意对晚清这一时期特定研究领域中知识性理论的建构，也因此在追求历史逻辑和描述客观性的同时，侧重于从哲学、美学、文学等特定的理论视角梳理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一表面上客观的梳理实际上遮蔽了晚清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晚清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价值转换上、个体和民族主体的建构上，自然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形式，而晚清的“近代史”时序界定更成为这种中介价值的直接表述。也是在这种理论描述中，晚清的现代性“起源”问题被遗忘了。因为一切似乎客观的学术梳理的逻辑前提——启蒙和革命，以及为这一话语提供支撑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性要求——都被视为是自然的、合法的；同时这种描述的后视性，也因为描述的知识性、客观性的学理结构而被掩盖。因此，这与其说是在描述晚清，不如说是在既定的逻辑话语的要求下对晚清的现代化重构——它已经内在地承认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合法性地位，内在地将话语模式界定在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之上，内在地想象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主体——这个主体涉及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两个层面。而晚清的学术梳理也因此而蜕变为这一话语的显性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现代民族主体与个体主体的观念，还有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想象世界的形式，它们的历史性、生成性、文化结构特征等，都在这种既定的话语结构中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

也因此，如同有学者已经指出的，过于重视晚清研究的学理层面，实际上忽视了晚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复杂语境中，现实中的个体面临复杂多样的西方现代性的力量时，所感受到的激烈的文化和心理冲击，还有在这种冲击之下的复杂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体验与感受的复杂性恰恰是中国现代性生存体验、现代性逻辑话语，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得以诞生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书写历程中，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生成，由于其天生的后置性，在遭遇到西方强势政治文化话语的冲击而被迫与传统的古典文化话语断裂之时，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生成过程，而必定是一个复杂的接受与抗拒的互动过程。价值观念上的激烈冲击所带来的反作用与现实生存体验中西方器物引入时“润物细无声”的复杂感受之间存在着相互肯定和相互否定的复杂互动关联，这被当下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怨羡”体验。咖而这种直接的生存论层面的个体或群体感受形式的描述也是启蒙和革命话语的线性逻辑形式所无法承载的。回到这种现代性体验和逻辑话语生成的语境、也就是回到中国现代性得以生成的地面这种思考形式，与其说是对启蒙与革命的逻辑话语的颠覆，，毋宁说是这一逻辑话语的自然延伸——它试图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性研究中曾经被遮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如果说，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支撑下，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被描述为一个自然的、客观的历史过程，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在质疑这一逻辑话语起源“自然”性的同时，消解了其理论逻辑上的时间性进程，突出了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上、从经验的层面上，梳理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存在形式，勾画出这一起源中所隐含的各种异质性力量，以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提供更为合理的学术论证。

如果说，晚清研究由学理性的知识性建构向日常生活状态研究的延伸具有学术研究逻辑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状况的折射。l993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逆转，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建构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变成现实。然而，这一社会形式的转型所暗示的却是自1840年以来以独占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转变：以哲学、美学、文学为核心的现代精英文化结构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以大众消费为核心的多元化娱乐文化的兴起则难以阻挡。

遍观世界，现代精英文化的衰落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包括文学、美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精英文化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构的重要组成。有意味的是精英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恰恰是以一种“反体制”、“反政治”的姿态出现的，[4]而所谓的“个体自由”、“民主”、“革命”等现代性话语的存在则将个体与国家、自由与政治、革命与保守、同族与异族等观念置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上，这一“对抗”的幻象遮蔽了它们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源性。同时，在这种遮蔽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也被延伸到了历史的深处；而这种自然延伸恰恰是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后视视角上所进行的逻辑演绎：通过对所谓“旧”的文化观念的否定，以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同时借助对民族历史的再叙述，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合法性铺路；而民族国家起源的现代性则在这种叙述中被遮蔽了。因此，文学、哲学、美学、史学、语言学以及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建立，并不是什么外在性的、结果性的东西，毋宁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体制性要求。这些学科直接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自我想象的话语形式；它们与现实政治性话语、经济性话语紧密纠缠在一起，并得以维系并保持其对各种异质性话语的支配性地位。1993年，当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资本生产和市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形式成为主角，而紧密服务于现代性社会建构的精英文化的边缘化在所难免，精英文化不得不进行资本重组与市场化转型，以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由是，重新思考精英文化的历史定位，反思精英文化的发展历程，成为知识精英阶层的内在需求；这种反思以回到精英文化得以起源的“晚清”研究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这正是国内学界晚清研究兴盛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今天，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消费文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精英文化的一次抗争与复权行动。这种新的话语形式，或者说曾经在中国现代历史长河中一直被压抑的各种异质性话语力量，都以反现代性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话语形式下，是以压抑包括大众消费文化、传统的民间俗文化等在内的其他异质性文化为代价的。清末民初的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的萌芽和发展，还有其他各种与启蒙革命话语形式格格不入的异质性文化形态，都在“启蒙与救亡”话语的强制力量下被压抑了下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知识型精英文化贬低为一种低级、下流的趣味。而这种贬低和压抑，恰恰是现代性话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求和在民族矛盾尖锐等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因此，诚如有学者试图阐明的，本来是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关系中被简单化了；本来可能存在着多样性选择的现代性，在一种特定的政治语境中被否定掉而为某种单一的现代性所取代。嘲因此，当以全球资本和市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后，伴随这一经济形态而诞生的大众消费文化，还有其他曾被压抑下去的异质性文化的复苏就具有强烈的、对现代性进行清算的象征意义。它们不仅毫无顾忌地排斥了精英文化，取消了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并以市场竞争的形式与精英文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使市场成功成为文化成功的重要根据和标准。这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冲击显然是难以估量的，并一再引起知识精英阶层对现实的各种思考。而当代学界这种回到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之地重新思考晚清文化的研究形式，就不仅是对现代性精英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过于强势姿态的一种反思，更是现实生活中多元消费文化兴起的一种折射。

最后，中国当代学界对于晚清文化状态的研究，在今天，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思潮中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詹姆逊就认为，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首先是在现代性的萌发期，对现代性的批判以伏尔泰为代表。随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现代性的否定通过弗洛伊德和韦伯等学人的质疑性话语表达了出来。第三个时期就是当今我们生存的时代，[6]此次反思可以上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萌芽与发展。但在当时，对现代性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哲学、美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随着消费社会的建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反思开始进入到普通人生存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现代性曾经被描述为一个历史演进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被描述为催生了现代社会的结构、体制、格局的积极力量。但是，随着现代性所具有的压制性力量日益突出，还有后现代思潮的风起云涌，对这种压制性力量进行反思、批判，从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任务。

解构现代性的种种神话涉及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批判这两个层面。前者如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该书严格地从社会学角度反思了现代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而后者，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则是从“起源”的角度思考了日本现代性发生的过程，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在柄谷行人的书写中，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来自于一种价值意义的颠倒，本来是结果性的东西，以自然而然的状态、本源性的状态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如所谓的内面、风景，还有疾病、儿童都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体确立后的结果，它们与其说是日本本土性的东西，不如说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在19世纪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同源性。柄谷行人拒绝将现代性的发生向更遥远的历史延伸，而相信，在日本l9世纪末期的文化历史中隐藏着那被掩盖的关于现代性起源的秘密。本来在当时是多元化的文学价值观念，逐渐为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观念所替代，而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争议，它们在时间上被想象出的那种线性关系，则将当时多元化的文学生态遮蔽了。

应该说柄谷行人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在时间上与日本相近，而且还因为日本现代性的发生同样具有后置性等特征。思考晚清，所关注的正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同时，学界所关注的已经不是这个现代性起源的“自然”状态，而是试图描述出这个“起源”发生时曾经出现的复杂的、异质性的社会文化语境。现代性起源的“自然”状态恰恰是一种不自然，它的自然化是一个后视性理论描述建构的结果——正是这种描述使得现代性的起源显得“自然”了。柄谷行人的著作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正是日本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社会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之时，比较于今天我们对于晚清的再思考，历史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附带一笔的是，当代中国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还有着复杂的外来因子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有过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这套丛书中就有多本专著涉及外国学者对晚清所做出的系统性研究。如美国学者柯文对于王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描述(《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2003)。艾尔曼详细论述了乾嘉朴学的经验主义思维形式从内部解构理学思维结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该书甚至将中国的现代性萌芽延伸到了

17、18世纪(《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1998)。此外，还有本杰明·史华兹对于严复的思考(《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1990)。如果说，关于严复等学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梳理的特色的话，那么对于王韬和乾嘉学派的关注则不仅引入了福柯谱系学的方法，更将思考的视角引向了形而下的器物层面。这种思考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0虽然丛书出版时的特定语境使得丛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反响，但很难说今天国内学者对于晚清的关注没有受到海外晚清研究的波及。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课题研究论文，项目批准号：05JZD00028。

[2]关于中国现代学观念，可参看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刍议》、《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刘小枫，《现代学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

[3]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8—77。 [4]赵京华，《译者后记》，[日]柄谷45-z．，《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美]F．詹姆逊，《重叠的现代性镜像》，[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第16篇：读《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铭记悲剧 勿忘国耻 不让重演晚清历史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读书报告

遵义市第五十三中学 余明飞

李鸿章（1823年－1901年），又名章桐，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进士。历任清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总理衙门行走、两广总督等。

历史长河中，提到李鸿章时大多是把“卖国贼”三字安在其名字前头。其一生罪名在于两条：一是卖国贼，二是刽子手。卖国贼是指李鸿章签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至于刽子手则是指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收录了李鸿章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1年）的奏折、信函等文书，以李鸿章一生中重要的奏折和信函为切入点，从“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外交：一生秋风裱糊匠”和“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三个角度，考察李鸿章一生的成败荣辱，探寻李鸿章为人为官之道，生动形象地展现李鸿章从一介书生到第一重臣的四十年官宦生涯，刻画了一位“既要做官，又要做事；既要维新，但首先是自保”的晚清第一重臣、改革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同时影射了清末四十年间，一个腐朽的朝代面对列强入侵如何夹缝求生、变法图强而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的悲剧。

回顾历史，从十九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就成为清王朝的“代言人”，清王朝的外交事务基本都是经由李鸿章之手，如天津教案、中日建交、留美幼童等等。《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绝大部分“丧权辱国”的对外条约也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奏折的特点。一是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写奏折要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不仅要让皇帝懂得你想说什么、想要什么，更要说服皇帝心甘情愿地给你想要的；说白了就是变着法给皇帝挖坑，最低境界是皇帝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跳了下去，像李鸿章这种境界基本可以让皇帝心甘情愿地跳下去还对他感激不尽。奏折也是种人生哲学，每走一步前后左右四面八法都要覆盖到，步步为营。二是具有韵律美。李鸿章把奏折当作一种艺术，在以最少文字陈明原委同时，推敲词句、格式；整篇奏折在他的润色下，从普通的应用文蜕变成一篇朗朗上口的檄文。批了一天奏折的皇帝，突然读到这种非常有节奏感、朗朗上口的奏折，定是对这奏折印象深刻，连带着也对这奏折的主人由衷赞赏。三是善于运用伏笔、铺垫，为自己留出自保的可能性。也许很多正直的人不屑于此，他们如同愤青般高呼自己的主张，愿意为真理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有没有想过，意气用事只会换来流血牺牲，婉转渐进会推动改革的持续进行，而且若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丢了，改变国家、自强求富又从何谈起呢? 李鸿章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的历史记录：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旅顺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支洋枪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在军事上，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和淮军的创始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也为中国工业化打下夯实的基础。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在经济领域，李鸿章创办了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在洋务运动后期，他还创办了一大批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分别沿革发展成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招商局，均是当代中国实力强大、闻名海外的国企。

在教育方面，李鸿章主张“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打破了“夷夏之辩”的保守观念，开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他创办了京师同文馆，聘请国外的或是留洋归来的人士教授英、法、俄、汉文、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培养了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综合性现代知识分子，同时开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煤矿、铁路、电报、轮船、纺织、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以及信息企业，无不与李鸿章的推动和支持有关。抗日战争中，“汉阳造”步枪依旧在用，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汉阳的这家兵器制造厂就是李鸿章出资建立的。虽不能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一定会慢上几拍。

为什么众人会称他为“晚清第一卖国贼”？

主要是李鸿章的自身局限和时代局限。李鸿章是中国近点历史的一个缩影。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从小接受四书五经、论语春秋等封建文化洗礼；与众多读书人一样，他的梦想是用自己的笔杆子为国家做些什么；带着梦想，他两次参加科举；带着梦想，他弃笔从戎；带着梦想，他一步步走到权利的最高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时代却没有给他转换的时间，英国人的火炮无情地摧毁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同时也摧毁了他最初的信念。站在时代的交叉口，没有前人留下来的经验，亦没有后辈此起彼伏的支持。于是，这个中兴名臣只能弯下身躯，在时代的洪荒里摸索前进；奈何时代瞬息万变，任他如何努力，却始终没能在他有限的生命里追上时代的步伐。时代与自身的局限性大抵是最无力抗拒的悲哀，这种悲哀贯穿李鸿章的人生。

清王朝为何最终会灭亡？

纵观中国古代史，朝代的更替无外乎是因为统治者统治残暴导致人民起义；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是简单的被革命推翻，也不是单纯的因为时代潮流，而是受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一便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清政府所走的每一步、实行的每一个政策都是被动的，都是在列强的压迫下，做上一步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慈禧太后在1898年发动戊戌政变，镇压维新变法，迫害维新人士，却在1902年实行“新政”，主要做法与当年的维新变法如出一辙。这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但对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却是致命的打击。从康熙大帝实行闭关锁国开始，清王朝就一直处在被动的恶性循环中。于此同时，慈禧太后的个人因素也要为清王朝的灭亡负责。她生性奢靡，在民族危亡之际，置人民于水火中不管不顾，挥霍国库，重修圆明园，只为自己享乐。她作为中国传统妇女，缺少世界眼光、时代眼光，她排斥一切现代化的东西，她一直秉承天朝大国的思想，坐井观天。同时，她缺乏政治家应用的素养——诚信。慈禧起初依靠义和团反对洋人，后来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落荒而逃了，她只好向八国联军讨好，在逃跑的路上说不惜一切都要剿灭拳匪。她的背信弃义使她存活下来，却使清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轰然坍塌，一个人民都不信任的政府，怎么可能领导人民。

其二，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种明显与时代脱节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落后，最终将清王朝送入灭亡的道路。雷颐先生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中，详细讲解了奏折制度、大臣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君臣关系；在为李鸿章写折子的本领赞叹的同时，我深刻感受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落后与悲哀，臣子畏惧皇帝而不得不欺骗皇帝，皇帝为了巩固皇权而大权独揽，不顾办事效率的低下。用这种政治与英法美的民主议会制或总统制相抗衡，简直是以卵击石。其次，在西方国家进入机器生产时代，中国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较之发展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实在是不值一提；总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较量，其结果必然是以小农经济的惨败告终。

众人对李鸿章评价。日本人：“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孙中山：“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毛泽东：“水浅而舟大”。梁启超：“在诸葛亮之下，郭子仪之上。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网民热议：“以前我们只认为李鸿章是大卖国贼，原来他老人家还是一位大改革家。”

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中国近代经济的开拓者！中国近代政治的黑锅者！这就是李鸿章。生不逢时、纠结一生的李鸿章！

晚清距今已逾百年，时间可以冲刷掉许多记忆，但冲刷不掉辱我主权列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冲刷不掉我们伟大民族的那场灾难、那抹伤痕，冲刷不掉在灾难和伤痕交织中锻造出的值得代代珍惜、代代承接的中华民族精神。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旨在国人要永远记住晚清这段耻辱的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以史为鉴，激励后人勿忘国耻，提高自己爱国爱家的认识。唯有真正热爱我们的祖国，从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强盛去学习、去拼搏、去奋斗、去奉献，才能让晚清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第17篇：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新趋向

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新趋向

作者：李细珠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点击数： 1632 更新时间：2006年06月01日

晚清政治史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分支学科。新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重心逐渐下移与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的勃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有所冷落。同时，又因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本文拟对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曾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名，不仅是晚清政治史而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太平天国史研究虽然已成冷门，但仍然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考证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名称是“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王国平《〈天朝田亩制度〉新议》通过多方面考察认为，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其实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误解。欧阳跃峰的《“圣库制度”考辨》，认为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方式不应称为“圣库制度”，用国库来解释圣库是不妥的。

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捻军史的研究，有郭豫明的专著《捻军史》，值得学界重视。

关于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与政局的研究。朱东安推出新著《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系统地论述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内部结构、与清政府的关系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等问题。高中华的《肃顺与咸丰政局》，是第一部系统论析肃顺生平思想活动及其在晚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著作。 台湾学者林文仁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和《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两书，从地缘关系与派系分合的角度，考察1861-1898年晚清政局的演变态势，颇有新意。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识到其起源的区域性和组织的多元性，但对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深入。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

庚子年(1900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是薄弱。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著作。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对辛亥革命作出了新的思考。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指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至疏远的过程。

辛亥革命的研究有向社会史领域拓展的趋势。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从灾害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动关系。沈渭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认为，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而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 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待于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胡国枢的《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区域研究与光复会个案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弥补了学术界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二、改革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严格说来，晚清改革史的起点至少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是，因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主要在技术层面与经济领域，而且一直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故本文拟着重介绍有关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随着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晚清改革史的研究亦备受学界关注，并有渐成细化与深化之势。

戊戌变法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老课题，茅海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是这方面成果的初步结集。作者充分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充分证明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所谓“史实重建”的学术宗旨。稍后，茅海建又相继发表了《“公车上书”考证补》等新作，得出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的结论；同时指出，康有为、梁启超通过《我史》等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尽管学界对康有为、梁启超涂饰史料以神话历史的行为早有察觉，并多有揭露，但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详细探究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认为《戊戌政变记》一书“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并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被发现后，一直被认为是康梁维新派“围园”密谋的权威资料。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一文，既认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又对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真实可信度提出质疑。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疑案。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日告密说不能成立》针对郭卫东所谓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劻告密说，提出商榷。认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条件，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孔祥吉《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则利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崔志海撰文《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著作，作了系统的介绍，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 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是第一部研究邮传部的专著。

关于地方督抚与新政的研究。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

关于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具体考察了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

借鉴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德美的《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与原因，并从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对晚清法律移植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尤志安的《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李启成的《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级审判厅成立与运作的过程，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三、几个新的研究趋向

纵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获得新生，那么，90年代便开始了一个学风的重要转向。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如果把这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风向的转轨，那么，其趋向实证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切合学术本身理性、深沉的品格，而使学术研究获得真正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正深受此种流风余韵之影响。回顾及此，有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其一，总的趋向：从宏观论争到微观实证。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学术上也是如此。学界盛行翻案风，往往因历史评价问题争论不休。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模式化，试图通过运用某一种理论模式概括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普遍的历史现象，描述历史的基本进程，甚至预设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由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发展到8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论争，曾经热闹一时。但在此之后，学界便渐趋沉寂，学风也渐趋理性、实证。例如，对政治人物，已较少争论其阶级属性，而较多探讨其具体作为；对政治事件，已较少争论其性质与意义，而较多探究其原因、过程与结果；对政治群体、组织与制度，已较少争论其政治属性问题，而较多考察其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等等。

其二，研究领域转向：从革命史转到改革史。这是学术研究范式转换与时代变迁相契合的明显表征。革命史范式淡出，现代化范式凸显。研究的视角从下层革命活动转向上层政治行为，较多地关注统治阶级的群体结构及其政治活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成为研究重点，而对以往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等，有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趋势。

其三，研究时段下移：清末新政成为热点。与近代史学界近年来的基本研究趋向相一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在时段上也有下移的趋势，清末新政成为研究的热点。清末新政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关于清末新政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平衡性：个别问题探讨较为深入，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不仅仅是一个论著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缺乏深度的表现。可以说，清末新政研究现在还只是处于一个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亟待深化研究。

其四，研究视角变换：从事件史回归制度史。以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史研究本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是，自从学界一度主要关注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研究路径大兴之后，制度史研究渐趋式微。如今，当事件史研究有由成熟走向衰落之际，便有回归制度史研究之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时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代，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制度史研究可谓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亟待加强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

其五，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往长时期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所谓“三次高潮”与“八大事件”，除此之外均被淡化处理。近年来，这种现象已渐有改观。事实上，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史的研究当然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此跨学科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走出单纯“事件史”的路径，充分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态势，将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尽显其丰富多彩的本相。

总之，就学科建设而言，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是相当困难的。检视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少，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范式转换等因素以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研究方面较为突出。当然，实证方法与制度史研究并不新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对此传统有所背离和忽视，而近年来逐渐有所回归与重视罢了。历史学重在求真求实，是一门实在的学问，因而从根本上离不开实证方法；而制度史又是政治史的核心内容，晚清时期是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转型，将使晚清政治史研究更进一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

第18篇：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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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作者：徐小明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5期

[摘要]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这种“君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戊戌维新时期，君主立宪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迈出了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递进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历程。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同质的，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君主立宪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君主立宪；思想；历史考察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中法战争前后，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改良思想家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二元君主立宪制。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虽然这种变化是局部的、缓慢的，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

一、从君民共主到二元君主立宪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徐继畲、梁廷楠、姚莹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中法战争后，早期改良派力图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国之道。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如郑观应、郭嵩焘等人因为有更多的出使西洋或与西方直接接触的机会，对西方国家的体察也逐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思考阶段：在赞叹西方国家民富国强的同时，开始认真探索西方富强之本源究竟何在。在屡屡痛切地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能达到“求富”、“求强”目的的同时，早期改良派进一步认识到了西方文化、制度的先进和优越，提出了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主张。由此，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开始发端。作为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实行“君民共主”要求第一人的郑观应认为，西洋政体，“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虽然“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都以议院为国家中枢，但早期改良派多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表示好感。薛福成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评说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利弊后，合乎逻辑地得出最后的结论：“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王韬也有相同的主张。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改良思想

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不隔，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上下不通，君民隔阂，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甲午战争前，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发展十分缓慢，处于襁褓中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作为文化承受主体的早期改良派多为科举正途出身，长久以来儒学的浸润已深入骨髓。受此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制约，他们在认识和传播西方政体时，很自然地会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精神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加以改造，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阐释西方政体。这些因素无疑大大影响了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民主政体本质的认识。他们从西方借来了民主政治的思想武器，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封建专制皇帝的权威，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正是这种时代的局限促使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似是而非的“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的变法要求，形成中国早期民主思想“内中外西”的思想走向。早期改良派虽然直觉地把握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外在形式——议院制度，却对其精髓——自由、平等、人权如弃敝屣。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是以各权力部门之间的有效制衡为条件的，而早期改良派设计的议院，与分权制衡的原则几乎没有关系。他们从未想到宪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没有议论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问题。相反，他们却规定“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由君权来代替法权。这种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流于表面的体认，使早期改良派呈现出一种舍本逐末的倾向。在西方，议院是独立的立法和行政监督机构，而早期改良派所设计的议院却只是通上下之情的皇权派出机构。议院的目的只在改善“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的传统流弊，以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缓和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这种中国式的议院，既不受宪法的保护，也不是君权的对立物，更不是民主政治的代表，它只是君权的维持和补充罢了。这也正是当时洋务运动背景之下“内中外西”精神实质的矛盾体现。尽管如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提出实行君民共主制度和开设议院的思想，毕竟是对“中体西用”观的一种挑战。实际上，提出变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已经包含“民主”的成分。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中体”的侵犯，表明其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的潜流，为随后蔚然兴起的维新思潮开了先路。这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政治理念一经出现，便会吸引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启迪人们进一步探索西方民主制度的真谛。

甲午战争后，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的层次上来理解西方与东方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差异性，而不是总以儒教帝国的优越性为前提去理解帝国之外政治实体存在的优劣。通盘看来，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已不再用离析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方法去苛究所谓“体用之辨”，也不再仅仅是把“西方冲击”理解为文化本体之外的“末流”刺激，而是把这种撞击体会为对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全面挑战。这种观念转型超越了那种表现洋务知识群体中早期思想的“边际性”，成为戊戌年间政治嬗变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甲午战败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中国社会面临着亡国、亡种和被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面对数千年的文明古国行将崩溃，爱国志士无不为之震惊，继而是思考，寻求一条拯救祖国的光明之路。国人在反思战败根源时，意识到中国的战败不仅在于军事装备落后及

指挥失当，更重要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远胜于中国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而“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注入了西方“异质文化”新鲜血液的日本一举击败了他的“文化母源”——儒教中国。历史的偶合居然成为邻邦岛国崛起的外在魔力，这显然是更深一层的刺激。这种“同质文化”的“模范效应”终于使中国的有识之士重新检讨中国的近代化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运动过分偏重于引入西方物质、技艺的“制器为先”的选择，开始从“政体”和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来重新确定中国的近代化道路。在此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继承、总结和改造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宪政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提出了“公羊三世说”、“三世六别说”和“天赋人权论”等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变革封建专制统治为二元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维新主义政纲。

资产阶级维新派公开反对和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其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宪政思想。1 设议院，开国会。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将设议院、开国会作为“庶政与国民共之”的第一步。在议院问题上，维新派的议院设计已基本接近西方议院制的核心。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第一次将“定宪法”与“开国会”相联系，表明他们已摆脱仅将议会作为上下通情机构的早期改良思想，将国会的设置作为调整国家权力、变更国体与政体的重要环节来对待，即“定宪法公私之分”。严复指出：“设议院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有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严复把设议院不仅看做是刷新政治的关键，而且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国民道德进步的良策，与“振君威”的早期目标形成鲜明的对照。较之于早期的“钦命议院”，这样的议院是一个进步。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还向光绪皇帝提出召开国会的建议。他们认为，中国由于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因此，只有效仿日本与西方国家，召开国会，才能走上富强之路。

2 开制度局，制定宪法。维新派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制定资产阶级宪法的主张。康有为认为变法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变法之源”在于先“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戊戌维新前夕，康有为又在《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中呼请光绪帝“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极力要求制定宪法。他认为，国家没有宪法，就如同人没有“心思”，所以只有“宪章草定”，才能够“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可见，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的眼中，宪法成了实行新政的依据和保证，这体现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3 实行“三权分立”。康有为认为，要实行变法维新，改革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应当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介绍说：“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此外，他还提出了以三权分立为组织原则的设想：“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这种要君主服从宪法、又掌握着立法权的议院，与早期议院议而无权、议不立宪的咨询机构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含有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限制君权的性质。

应当指出的是，在戊戌时代，由于认识、阶级和时代的限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思想有许多模糊不清、互相矛盾之处，存在诸多弱点。要求民权，是君主立宪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根本之处。但在维新派的二元君主立宪主张里，民权的获得只是未来的目标，其理论前提是民智未开，所以中国变革必须次第而行，“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倚重君权变法。在对待封建国家的态度上，他们反对根本的改革，不想废除封建的政权机构，只想增添新的机构，实际上两者不能并存。在对待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他们一边积极要求开议院、立宪法，一边仍主张君主拥有广泛的实际权力。维新派虽然提倡自由平等，却始终没有绕过君权这块大石，认为“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对君权的迁就，实际上已埋下了专制复活的隐忧。资产阶级维新派虽然向封建势力作了严重的妥协与让步，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和实践君主立宪已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他们主张建立以设议院、定宪法为核心，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把君主立宪制视为救国的良方，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目标和政治纲领，其民主政治的思想比早期改良派前进了一大步。

二、从二元君主立宪到议会君主立宪

1905年至1908年是中华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高峰，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觉醒为立宪派的壮大和立宪团体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国门的进一步敞开，新式教育和留学热潮的兴起，以西政为主要内容的西学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知识结构、思想主张、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与旧式士代夫不同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构成了立宪派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洛克的权力分立说与密尔的代议政府论使立宪派不仅有了民权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有了国家主义的思想武器。立宪派从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出发，认为国家是由国民集合而成的，国家的盛衰与国民的责任心有紧密的联系。假如人民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要求国家强大是不可能的；责任由权利而生，国民没有权利就不会有自觉的责任心；要使国民有权利就要立宪，要立宪只能靠国民。基于这样的理解，20世纪初在日益高涨的立宪声潮中，以杨度、熊范舆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与国会，提出“国民立宪”的思想主张。

1907年1月，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中首次提出“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侍吾民自任之”的观点。《中国新报》第九期李庆芳的《中国国会议》明确提出：“余所主张之立宪，非政府的立宪，而国民的立宪也。”与此同时，东京出版的宣传立宪的刊物，如《大同报》、《牖报》等，也相继发表了《论开国会之利》、《论宪政与国会》、《国民主义》等文，使“国民立宪”一时成为一种带有激进特点的政治思潮。国民立宪思想的主要内容为：首先，立宪派认为“国民立宪”中国民是立宪的主体，应以“国民权利为本位”，“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立宪的“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就此出发，他们不仅反对单纯依靠君权立宪，也反对依靠现政府立宪，认为“希望君主幡然改图，与民更始，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或“与现政府谋开国会”，是“犹之与狐谋皮”。其次，立宪派强调要以国会为总揽统治权机关，以议会作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这正是议会君主立宪制与二元君主立宪制的主要差别。立宪派主张以设立民选议院作为实现国民立宪的途径，强调制定宪法的主体是国会，立法权应“属于多数之国民”。“惟使国民多数参预政事，使之有协定宪法之权……宪法乃为有效。”议会的职权有三：一是监督政府。议会可以随时质问、诘责以至弹劾任何一个阁员，甚至“政

府一切之所为，吾国民皆得借国会之地位而过问之”，“此立宪政体晶莹坚粹之特质也”。二是监督财政。凡政府收支尤其是预算案非议会议决不得擅自施行。三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及法律。议会是独立的立法机构。“君主对于国会，只有不裁可所议之事之权，绝无强迫以遵命议事之权。”再次，立宪派主张政党内阁，反对“皇族内阁”，认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立宪派所设计的内阁总理不是由皇帝任命的，而是由议会中的多数党党首充任的，党首任命其党员为各部大臣，组织“政党内阁”。内阁对议会而不是对皇帝负责，“此即立宪于专制区分之要点也”。最后，立宪派强调民权，否定君权。他们指出宪法必须保障民权，民权自由，实为立宪政体之真精神。“中国国家欲存在于现世界，必变为民权国体乃能立国。”。立宪派认为国会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也”，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之机关”，是“人民与闻政治之所”。只有建立国会，才能实现民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提出的民权不再是与君分享权力。他们认为“国民的立宪国家，以国体论则为民权国体，以政体论则为君主立宪政体，君主不负责任”，实质是完全否定君权。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与变化，新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与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不同的君主立宪主张。立宪派扬弃了维新派以君权变法的局限，提出了“国民自任立宪”，宪法由国民或国民代表制定，而不是由政府制定，虚君和责任内阁只对国会负责等一系列不同于二元君主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

“国民立宪”一方面反映了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失望和不满，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模式的向往和参与政权的愿望。立宪派认为，清政府仅有“预备立宪之空文，至于官制改革之实事，则盈廷反对，卒无丝毫之效果”，因此希望通过“吾民自任立宪”，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立宪的决策权和主动权，促使立宪尽快实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基于自身政治经济需要而产生的“避免革命”的心理取向。20世纪初，民主共和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革命的思想日益高涨，由于“排满革命……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与敌党势力竞争”“若畏难而中阻，必致革命之祸”。这种心理来自两个层次的需要：一是追求社会稳定的需要，这种需要根源于立宪派的社会地位；二是从追求更多政治、经济权利出发，参与和掌握政权的需要，这种需要来源于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发展和经济地位的提高。“避免革命”是立宪派谋求君主立宪道路的内在动机，但客观上却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立宪派大力宣传西方民主立宪思想，将西方的宪法观念、国会制度、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司法独立及君主不负责任等思想理论引进中国，并且通过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使国人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实际训练，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尽管清末统治者多么想保留皇权，但也无法阻挡历史潮流。在国内外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预备立宪，实行君主立宪制，否定封建专制，并最终制定了一系列新法，确立了分权制衡等司法制度和原则。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立宪派虽大张旗鼓地要求“国民立宪”，掀起国会请愿运动，但他们的着眼点只在于使自己更快地参与并掌握政权。他们虽一再宣示“国民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力图使国民包括人民全体，但另一方面又反复重申“国民为集合体，但有少数即可代表多数”。他们希望实现代议政治，同时又明确主张以一定财产、纳税额和教育为条件的“制限选举”，并把教育作为“选举绝

对之要件”，以“制限选举”方式排斥下层群众及广大妇女。革命派批评说：“以今日之提倡立宪，要求国会者，皆欲利用国民者也，非代表国民者也”，这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论。

三、结语

第19篇：读晚清宫廷与人物有感

读晚清宫廷与人物有感

在图书馆徘徊了好久，最终选择了这一本史书，一直以来都对神秘的宫廷有强烈的兴趣，宫廷的轶闻韵事，是最富神秘性的，同时也是自古以来，文入学士及一般人所喜欢谈述的；惟其富于神秘性，难得真相，捕风捉影，遂在所为免；于是好事者为迎合世人心理，而向壁虚构的故事，也层出不穷了。

中国人都知道韦尔斯和《世界史纲》，知道房龙和《人类的故事》；更应该知道自己的韦尔斯、房龙，自己的《世界史纲》和《人类的故事》。 《晚清宫廷与人物》，是作者十余年在台湾撰述近代现代人物的一部分，全书包含了天子、庶人，更有宫廷最高主宰，也是统治了中国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的言行。尽管内容是如此广泛，但却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这里出现的人物都是与中国近代兴衰有密切关系的。

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儿，自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的最好说明。

读完这本书，感受难以表达，浩大的一幅历史长卷呈现在面前，形形色色的人，他

们的一生，或悲剧，或矛盾，或无奈，或正气，都已成为历史了，他们之所以是他们，因为他们生在那个年代，生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年代——晚清。

这本书的第一篇讲述的就是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人称“无冕女皇”。本书所着眼的，是慈禧与慈安之间的种种，所谓储秀宫皇太后就是慈禧，即西太后而钟粹宫皇太后即慈安，也就是东太后。一般人看来从称谓或所居宫殿似乎无太大差别，然而前后左右是有高下尊卑之分的，金银器皿可任意予求，但名分早定，慈禧虽欲强争，也是不可能的，无已，只有闷在心头待机发泄了。据薛福、成的《庸笔记》记载：“当是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举之：西宫优于才，二判阅疏章裁决庶务及召是咨访利弊，悉中窍会，东宫见大臣吶抐无语者，每有,,,,要么吶抐无语，要么翻来覆去老师问那么几句家常，充分表现了慈安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只是一个有福气的老太太。然而慈安的暴卒已然成为了一桩疑案。从这一篇，慈禧对于国

家政权的掌控欲望可见一斑，而这两宫太后之间种种怨隙我们也不得而知。

印象深刻的还有光绪帝的读书生活这一篇，帝王的生活原来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不易，他们的童年乃至一生谨慎小心，无奈而为，所受教育严厉苛刻，实在承受了太多常人不知的痛苦与无奈，且看光绪帝的童年读书生活。光绪帝即位于一八七五年，，时只四龄，安现代教育家的看法，只不过相当于幼稚园的年龄，但光绪二年他就正式入学了。光绪每日上书斋，都由太监抱来，功课相当繁重，先拉弓，次授蒙古语，次满语，然后汉书，而汉书教材则是成人都难完全了解的四书五经，生吞活剥的教他诵读。而平心而论，光绪帝是很好学的，但对于一个孩童而言，这样苛刻严厉的教学未免显得枯燥，所受教育也未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并不了解世界大势和各国状况。其实光绪帝对世界各国颇感兴趣，但他左右不了自己所学。

光绪帝没有能够像我们现在的儿童一样受着合理的教育以至不能适应三千年来

的大变局。

所以读完这一篇，心理很是感慨，在我们这个年代，儿童所受教育虽不是非常合理，但相比较而言，已经是非常科学自由的教育了，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的所有，能和大家一起坐教室阅读有趣的课本，幸福原来不过如此。光绪帝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读书生活，一切又是怎样了呢？

本书还从一些独特的视角，具体的年份叙述宫廷大事与人物故事，如天花与御医，就借顺治帝因天花而死讽刺宫中御医之庸，郭嵩焘超人识见，叙述了其具有超时代的简介不为当时人所了解，终至曲高和寡缺乏知音而郁郁而终。

读罢这本书，对于晚清宫廷的种种有了系统的认识，也更能够感受到在时代背景下个人力量的微弱亦或是强大，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太多身不由己，然而仍是有这么多为国家的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的爱国仁人志士，我们为他们所激励奋进。在当今，珍惜现在，把握幸福，积极奋进，贡献祖国，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第20篇：晚清海关与通商口岸城市调研

晚清海关与通商口岸城市调研

2014年07月07日 07:30 来源：《社会科学》2014年2期 作者：戴一峰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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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新式海关，即洋关，是晚清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与一般的海关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关制定的规章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本体业务外，晚清海关还曾兼管、兼办国内税关、邮政、海务、教育等各种事务，参与、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活动。与此相呼应，晚清海关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展开各种调研，留下数量可观的调研档案资料。这些调研档案资料因覆盖面广、连续性强、权威性高、情报色彩浓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 键 词】晚清 海关 通商口岸 调研

【作者简介】戴一峰，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众所周知，海关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构。然而，肇端于清咸丰四年(1854)江海新关的建立，以实行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为标识的晚清新式海关，即洋关，却别具一格，成为晚清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与一般的海关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关制定的规章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本体业务外，晚清海关还曾兼管、兼办国内税关、邮政、海务、教育等各种事务，参与、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活动。与此相呼应，晚清海关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展开各种调研，留下数量可观的调研档案资料。本文意在耙梳晚清海关的相关档案资料，对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城市开展的调研活动作一个初步探究。

一、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肇端：贸易报告

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开展的调研活动，最初是围绕口岸贸易展开的。清咸丰九年(1859)，江海关和粤海关开始编制年度贸易统计。其后，潮海关(咸丰十年，1860年)、津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咸丰十一年，1861年)、厦门关(同治元年，1862年)、东海关、九江关、镇江关、江汉关(同治二年，1863年)、牛庄关、打狗关(同治三年，1864年)等相继开始编制各自的年度贸易统计，就地印行。各关贸易统计大多以半年为一册，其内容甚为简单，且各关统计项目并不完全一致，缺乏规范①。

同治三年(1864)，随着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关政趋于统一，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后发布通令，要求统一编制年度贸易统计，并将各关贸易统计送至江海关税务司处，由江海关的印书房汇集出版②。贸易统计的编制及其内容因此有了较大改观：各关贸易统计开始由半年一期改为一年一期，统计的项目、口径亦开始统

一、规范③。

同治四年(1865)起，各口开始按照总税务司通令的要求，在年度贸易统计之外，另外编制年度贸易报告，由各口海关税务司亲自负责编写④。各通商口岸海关的年度贸易报告除记载所在口岸当年的贸易发展趋势、贸易环境、主要进出口贸易对象和贸易物品的量值变化，以及进出口商品的集散流通路线等与该口岸贸易直接相关的信息外，还记录和评述各关所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种信息，叙述颇为详细。其信息来源，或是各关税务司以及其他关员亲自前往调查目的地开展调研活动；或是通过向当地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函件咨询收集相关信息；或是通过当地报刊登载的各种相关报道收集信息⑤。此是为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研的肇端。光绪元年(1875)起，海关造册处税务司开始负责撰写全国贸易报告，置于各关贸易报告之前⑥。

晚清海关对各通商口岸的贸易报告非常重视。光绪五年(1879)，由于部分海关没能按时寄送年度贸易报告，甚至有两处海关没有提交光绪三年(1877)的贸易报告，海关总税务司专门发布通令，要求各关今后务必按时寄送年度贸易报告，如果延误，必须向总税务司呈递公文，说明缘由⑦。

光绪八年(1882)，贸易统计年报与年度贸易报告合并，以全国与各关为界别，分成二册。上册为“全国贸易报告及统计辑要”，下册为“各关贸易报告及统计”。上下二册所载内容与上年各部相较，无多大改动。但因是年，总税务司通令要求各关贸易报告应将重点放在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内容上，并将其篇幅限定为4页，因而，全国及各关之贸易报告篇幅大大减小⑧。但这并非意味着晚清海关开始减弱其通商口岸的调研。相反的，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已酝酿着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通商口岸调研。这便是数年后海关十年报告的出台。

光绪十六年(1890)，总税务司通令明确要求各关撰写年度贸易报告的内容应依次叙述所在口岸的贸易情形概况、税收、对外贸易、埠际贸易、内地税则、船只、旅客、金银、药材(洋药、土药)和杂论等十项，同时重申其篇幅不能超过4页⑨。由此形成了晚清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的基本格式和内容。

晚清海关贸易报告涉及的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记载的内容覆盖面较宽，且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无疑为通商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尤其是19世纪60—80年代，海关十年报告尚未出台之前的贸易报告，更是研究通商口岸城市的珍贵资料。

二、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扩展：专项调研

清同治中叶，随着晚清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晚清海关兼管或介入事务的增加，权势的扩展，依据独揽晚清海关行政管理大权的总税务司的指令，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城市的调研也逐渐扩展到各种专项调研。医务、港务和金融等方面的调研，就是其中引人瞩目的几项。

1.医务调研

同治九年(1870)12月31日，总税务司发布当年的第19号通令，要求各地海关自1971年起，每半年提交一份医务报告，由海关造册处汇集出版。日期定为每年的3月和9月⑩。根据该通令，医务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海关所在口岸中国人和外国人各种主要疾病发生情况的情报收集和对当地医疗条件、医生状况的调查。为此提出以下几项调查和收集情报的主要项目：

(1)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外国人的死亡率及其死亡的原因；

(2)当地流行的主要疾病是什么；

(3)当地流行病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治疗的特殊办法；

(4)发病的季节，地方的风土，以及之间的因果关系；

(5)当地有否特别的疾病；

(6)当地有无瘟疫，产生的原因，治疗的办法，死亡率。

从同治十年(1871)至宣统三年(1911)，晚清海关总计刊发了80期的医务报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医务报告涉及牛庄、宁波、天津、福州、烟台、淡水、汉口、高雄、九江、厦门、镇江、汕头、广州和上海等口岸。其后则扩大到其他通商口岸(11)。

显而易见，这些调查记录，为口岸城市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且，医务报告中对疾病原因的记载也为研究当地的人口变动、都市民俗、饮食状况，以及生活习性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12)。

2.港务调研

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中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下拨用。通商各口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同酌视建造(13)。于是，始自咸丰十一年(1861)，随着各口新式海关的陆续建立，各关税务司相继因地制宜地开展港务工作。同治七年(1868)四月，晚清海关正式设立船钞部门，其主要职能在于负责海港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助航设施的建造和维护，指泊出入港口船只，测量船只吨

3 位，验察损伤船只，调查失事缘由，验看引水执照等。由于该部门的经费完全来自于船钞专款收入，故名(14)。

船钞部门的设立，是海关第一次大规模兼管海关本务外的业务，也是海关组织机构的第一次部门扩张，由此形成海关组织系统的第二个大部门。其在海关内部的重要性仅次于征税部门。

船钞部门内设三类机构：其一，营造处(Engineers)，参与一切有关改善沿河沿海之航行，改善海港以及监督与此相关之所有公共工程。其二，理船厅(Harbours)，委以监督船只锚泊与河道巡吏考试任用及引水之责。其三，灯塔处(Lights)，总管灯标部门事宜(15)。

同治十一年(1872)，船钞部门开始遵照总税务司的指令，汇总各通商口岸上报的调查资料，编制中国沿海及沿江灯塔、灯船、浮标和信标目录，每年印行一期(16)。光绪元年(1875)，则进一步提交一份有关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灯塔、浮标、信标等引航设施建置以及航道情况的调查报告，同样每年印行一期。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1)用以标明沿海危险之处灯塔的建设与维护情况；

(2)驻于不能设置灯塔之岸边灯船的购置与维护情况；

(3)用以标明通向港口之航道及河流、港内应予避开之处浮标及灯桩的设置与维护情况；

(4)清除沉船、疏浚航道和加深航道等改善航道措施的实施情况。(17)

从光绪元年(1875)到宣统三年(1911)，晚清海关造册处共印行了33期的港务报告(18)。这些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清末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助航设施分布以及航道状况变化的翔实信息(19)。

3.金融调研

晚清海关对通商口岸城市金融的调研，起因于对海关银号的调研。考海关银号之设立，实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公行制度废除，行商代外商赴关纳税的制度随之不复存在。为寻求新的替代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对外商纳税办法作了如下规定：海关应择殷实铺户，设立银号数处，发给执照，注明准某号代纳英商税银字样，作为凭据，以便英商按期前往(20)。次年的中美、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也均做

4 了类似规定(21)。依照这一规定，五口开放通商后，各通商口岸先后设立海关银号，执掌海关税银的收纳，按期上缴。咸同年间，各口新关相继建立后，海关银号仍沿旧例，没有变更，大抵每埠俱设海关税收银号一所，但亦有设二所者(22)。且海关银号向来开设新关之侧，以方便商人前往纳税(23)。其时海关银号约分两类：一系经官府允准，由较为殷实知名的旧式钱庄、票号承办；一系海关监督或地方官员自办，委托其亲朋好友经营；然以前者为多。但无论何者，均归海关监督或海关道管辖，无容各口税务司插足之余地(24)。

光绪三年(1877)，总税务司向各口税务司发出一道通令，要求他们对本口岸海关银号的运作作一详细调查，呈报总税务司。调查内容包括：

(1)谁是本口岸海关银号经办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从事贸易活动的，海关银号所雇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

(2)海关银号的经费开支由谁提供；

(3)现行体制的运转是否令人满意，有什么抱怨；

(4)税务司本人有什么建议。

赫德在通令中要求各税务司务必详细调查，确保信息准确可靠和完整，并要求他们复制一些当地的有关资料(25)。

遵照总税务司通令，牛庄、天津、直迫、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淡水、高雄、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和北海等十九处海关对所在通商口岸的钱庄、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以及当地的货币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调研，并撰写了相关的报告，递交总税务司。光绪五年(1879)各口税务司的调研报告，由晚清海关造册处以“通商口岸海关银号制度与当地货币问题报告书”为题编制成册(26)。

这些调研报告为我们保留了有关19世纪中叶主要通商口岸金融状况的及其珍贵的史料。

三、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深化：综合调研

光绪十六年(1890)，鉴于自光绪八年(1882)以来，始于同治四年(1865)的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被要求缩小篇幅至4页，与年度贸易统计合并印行，致使每十年将十年间的贸易统计与贸易报告综合成册出版成为必要，总税务司发布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下一年，即光绪十七年

5 (1891)，除撰写4页之贸易报告外，还应编制从光绪八年(1882)至十七年(1991)的“十年报告”，于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前完成，提供海关造册处汇编出版(27)。

通令同时对十年报告的内容、篇幅和编写方式、方法均做了明确要求。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该文件应可读，引人入胜，并可扩展至三十页。除可以将当地见闻编入外，不应忽略下列诸项：

1.回顾1881年报告后十年间之形势，并对十年间各关所在口岸、所辖地区以及所在行省发生之要事均应发表评论。

2.贸易方面之变化，不论流通供求，旧商品消失与新商品出现，连同贸易总值之增减，商品价格之任何急剧波动等均应陈述。

3.税收之增减，包括总额、分类，或因特种商品引起之消长，均应标示清楚。

4.洋药贸易形势，每年销售数量，不同品种洋药之价格，各类本土鸦片及其价格与产地，两者在供应方面在本地区本口岸之竞争程度，均应予以说明。

5.货币行情，以兑换率应显示：(1)关平两各年兑换多少英镑，(2)关平两兑换多少当地货币。并表明在本口岸或本辖区或产地，关平两是否仍能购得往昔同等数量之本土产品及其变化。

6.与其他通商口岸无关联之自开口岸，其到岸货物与离岸货物之价值应作出比较(按造册处税务司1889年报告中“贸易平衡”方法处理，亦即以进口货起岸时之货值减进口税及费用，出口货装船时之货值加出口税及费用)。

7.本口岸在人口方面，包括华人洋人之人数、成分、身份或职业有否特殊变化。

8.堤岸、道路、警察、街道照明等是否有何改进。

9.邻近口岸水域中有无航道变浅、淤塞、加深、疏浚等方面之变化。

10.各口岸辖区内有无灯塔、浮标、标桩等新设置助航设备。

11.各口岸所在行省中有否怪异事故、流行瘟疫、台风、洪水、旱灾、暴动等任何不幸事件之记载，以及官方或私人为应付此等事件采取之重大步骤。

12.曾否发生任何引人关注之大事，诸如显要人物来访及对其接待，其过程又如何。

13.各省赴京参加殿试名列前茅者人数，并列出此一时期该省之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

14.各省曾否举办任何文学方面之专门活动，诸如公共图书馆之创办或翻修，文学会社之组成，为文学目的而进行之大额捐款或遗赠。

15.各省可选考多少秀才与举人，文盲人数及其所占百分比，是否有受过一些教育之妇女。

16.各省之一般自然特征，主要自然物产及其主要产业，通常用于运输者为挑夫、牲畜抑或船只。

17.各关税务司所辖口岸之本国船舶总数，民船有多少种，每种民船之中文名称及民船从事贸易之性质，贸易口岸，其所持执照详情，船员人数，拥有之资本，航行之收益，损失百分率，以及民船是否有任何形式之本国保险。

18.有何本国银行行号以及与何地往来，其费率及工作方式如何。

19.有何本国邮政局所以及如何管理，信件发往及来自何地，如何并在何处交付邮资。

20.各关税务司直属海关部门是否发生过较为特殊之情况，诸如规章之重大变更，所辖人员数量显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部门之增加或增设。

21.从国外观点视之，在各关税务司辖区之邻近地方，是否出现过海陆军、工业、财政或行政方面之特别事务。

22.各口岸所在行省，有何种传教团体，以及传教士与皈依者之人数，等等。

23.在各口岸有何省设有会馆以及各口岸在何省设有会馆，此类会馆或行会之规章及会员之特权与义务，等等。

24.在此期间有何著名官员曾在各口岸所在省任职或出自本省，等等。

25.是否在此期间曾有任何著名之书籍在各口岸所在省出现，等等。

26.当地在此期间之历史，或1891年末该地之状况与形式是否显示出该地将来之前景，等等。

通令还告诫各关税务司：“上述虽非包罗一切，然多少对在税务司之调查方向有直接帮助，并示明期望编写何种文件。各关税务司接此通令后，应立即浏览前任编写之报告，保持1881年前后问题一致，并自行决定此类报告中何一部分可再利用，或何种观点应予以采纳，且详述、修改、质疑、或评论之。此外亦可考虑是否将各项中之某项题目分予属下人员，并指示华员及欧籍人员，按题目及指示方向，代各关税务司调查。过往十年间所编写之要事月报亦应指定一人加以查阅，对有助于编辑十年报告之处作出标注。”(28)

通令最后要求：该十年报告之日期应署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并应在十八年三月初(1892年3月底)之前送交造册处税务司。十年以后，应再编写另一十年报告，其日期署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1年12月31日)，以此类推(29)。

光绪十九年(1893)，首期十年报告正式出版，全称为“关于中国、朝鲜向外国开放口岸贸易航运工业以及口岸所在地省情的十年报告：1882年至1891年”。其内容系按照总税务司通令规定的26个项目，逐一编写。各项内容的详略，取决于不同海关所在地省情的特殊性。另有部分海关或由于资料的缺乏，或由于所在省份具体情况的限制，部分项目空缺。报告中还附上有关该口岸十年间进出口贸易货值、税收，以及进出港船舶数量与吨位等统计表，可供比较该口岸十年间的变化(30)。

依照总税务司通令的要求，十年报告每隔十年编制出版一期。因此，光绪三十年(1904)，第2期十年报告问世。该期内容仍按照总税务司通令规定的26个项目编写。但由于各关叙述益加详细，篇幅有所扩大，以至本期十年报告分为二卷：第一卷包括华北以及长江流域各关，第二卷包括华南各关(31)。

鉴于前两期十年报告已对各口岸省情作过综合性的描述，为避免重复，宣统二年(1910)，新任总税务司安格联发布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在编写第三期十年报告时，应主要关注各地物质和道德的进步方面，一切无关紧要的内容和表格应尽量减少。为此，通令对先前的26个项目加以整合，缩减为21项，即：(1)贸易与航运、(2)税收、(3)鸦片、(4)货币与金融、(5)人口、(6)港口设施、(7)灯塔航标、(8)邮政电报、(9)各省行政和省议会、(10)司法、(11)农业、(12)矿山与矿物、(13)制造业、(14)铁路公路、(15)教育、(16)卫生改善和博物馆、(17)移民、(18)

8 物价与工资、(19)饥荒水灾霍乱及传染病、(20)陆海军、(21)当地报刊(32)。

通令称：这些项目已足以描述各口岸十年内发展情况，如果还不够，针对各地特殊情况可以增加其他一些内容，但除非万不得已，每一段篇幅尽可能不超过30行(500字左右)(33)。

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第三期十年报告(1902—1911)正式出版时，已是民国二年(1913)了(34)。

晚清海关十年报告是在海关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的基础上衍生而成的一种海关文献。它以十年为期编制，故名。显而易见，十年报告对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部分扩大到所在省份——在晚清30年间(1882—1911)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变化情状的不间断记录，为我们的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四、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特点与价值

在19世纪中后期晚清帝国走向衰亡，西方列强在华势力不断膨胀的特定历史时期，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调研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研究表明，晚清海关在其演化历程中形成的若干特质，使得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调研成为可能，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特色和价值。

首先，自同治四年(1865)确立外籍税务司管理体制后，总税务司赫德就竭力将晚清海关打造成晚清帝国行政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其时，晚清海关所统辖的海关总关已达14处。至光绪二十年(1894)则增加到25处，关员多达4293人，宣统二年(1910)更增至44处，关员已近2万人，达19169。众多的海关遍布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连同其管辖下为数更多的分关、分卡，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关网络(35)。与此同时，这个规模庞大的独立王国内部实行垂直的统一管理。各口关政由海关总税务司以发布“总税务司通令”的形式来统一步调，以“总税务司训令”的形式来处理各口海关的特殊问题，各口海关税务司则定期向总税务司呈送函电，详细报告各种事务。这使得晚清海关内部，信息交流及时，渠道畅通，办事有令可依，有章可循，有效保持着高度的行政统一性(36)。这为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组织基础。

其次，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驻华领事馆译员出身的赫德，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达近半个世纪。在其任职期间，他野心勃勃地致力于扩展海关势力，强化海关作用，扩大海关影响，提升海关地位。为此，晚清海关挟其优势，先后兼管常关和厘金，兼办大清邮政、海务、新式教育，以及筹办参展世博会事宜等；海关总税务司以及部分高级关员，甚至参与清政府的许多外交活动，插手清政府的财政金融改革以及新式海军的创办；由此在晚清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均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有计划、有操作规范地要求各地海关调查、收集当地的各种政治、经济、人文、军事和社会等资料，定期汇报。尔后将这些调研资料汇编印行，提供给中外各种组织和个人。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故，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档案资料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覆盖面广；第二，连续性强；第三，权威性高；第四，情报色彩浓厚。这使得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档案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虽然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资料，尤其是其中的年度贸易报告和十年报告，就受到史学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就选用了部分海关年度报告和十年报告中的资料(37)。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史学繁荣，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尤其是城市史研究的迅速推进，已有上海、厦门、苏州、广州、福州、拱北、杭州、重庆、汕头和天津等地旧海关的年度贸易报告、十年报告被翻译、出版(38)。更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海关总署办公厅合作，由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关贸易年报和十年报告，是为总计170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其间，也不断有学者对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和十年报告加以评介，或在研究中加以利用(39)。但是，笔者认为，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及其留存的这批珍贵资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梳理、辨识，尤其是有待更充分的解读和利用。故作本文以抛砖引玉。 注释：

①《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1—350页。

②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一辑，1864年第1号、第9号，1865年第3号。

③海关档案：Annual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64。

④海关档案：Annual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65。

⑤海关档案：Reports on Trade, 1864-1874。

⑥海关档案：Reports on Trade, 1875。

⑦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79年，第57号。

⑧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82年，第200号。

⑨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90年，第476号。

⑩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70年，第19号。

(11)海关档案：Medical Report, 1871-1911。

(12)参见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版，第649—650页。

(1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8页。

(14)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一辑，1868年，第10号。

(15)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一辑，1869年，第25号。

(16)海关档案：List of Chinese Lighthouses, Light-veels, Buoys, Beacons, etc, on the Coast and Rivers of China, 1872-1911。

(17)海关档案：Report on Lights, Buoys, and Beacons, 1875-1908; Report of the Marine Department, 1909-1911。

(18)1876年和1881年没有报告；1898年的报告未印行；1909年和1910年的报告为合刊。

(19)民国二十二年(1933)，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Banisher, T.Roger)依据港务报告编写出版了《中国沿海灯塔志》(The Coastwise of China)，由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统计科印行。中文译本为海关副税务司李廷元所译。

(2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1页。

(2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3页。

(22)魏尔特等：《关税纪实》(中文本)，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印行，1935年版，第2页。

(23)《申报》1897年2月11日。

(24)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译本)，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221页；魏尔特等：《关税纪实》(中文本)，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印行，1935年版，第1—3页。

(25)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第2辑，1877年第32号。

(26)海关档案：Reports on the Haikwan Banking System and Local Currency at the Treaty Ports, 1879, Shanghai。

(27)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90年，第524号。

(28)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90年，第524号。

(29)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90年，第524号。

(30)海关档案：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31)海关档案：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32)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910年，第1737号。

(33)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910年，第1737号。

(34)海关档案：Decennial Reports, 1902-1911。

(35)海关档案：新关题名录，1894年，1910年。

(36)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页。

(37)如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3册)，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3册)、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和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册)等。

(38)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戴一峰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富强、乐正等编《广州现代化的历程——粤海关十年报告(1882—1941年)译编》(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莫世祥等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澳门基金会，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译编《潮海关史料汇编》(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印行，1988年)；吴弘明译编《津海关贸易年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等。

(39)评介方面，如方志钦：《近代中国海关的特异功能—洋员对华的情报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及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吴松弟、方书生：《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等。至于利用方面，散见于各种论著，恕不一一列举。

《晚清读后感.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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