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法治记者应有家国情怀
以法治思维辣评新闻事件亲爱的朋友们，久违了。 这是我12月3日上午在中国记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班上的讲课件，应部分学员要求，现发于此，请各位批评指正。 临去北京前，我把近万字的讲课件给了八十三岁老娘亲一份，也算向老人家汇报一下我近年来的工作情况。昨晚为妈妈祝寿时，她告诉我，已仔细看完材料，还作了六处眉批。分享幸福如上，愿普天下善良正直之士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陈东升：法治记者应有家国情怀 中国记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班讲稿件
2015年12月3日感谢中国记协和中国产业报协的邀请，使我有机会站在这里向各位汇报。题目听上去有点高大上，叫《法治记者应有家国情怀》。其实，我最初当记者的想法比较庸俗。1986年，我师专中文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村当初中老师。我这人好冲动，好管闲事，爱出风头，感到在学校当孩子王不太有出息，弄不好连老婆都娶不上，想离开教育界。刚好那时一个新区需要人，于是，我当了半年初中老师后，被调去担任区委报道组报道员。
从1986年直至今天，时光已过去了29年。历经沧桑，回首往事，才发现做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下面，我将用一个半小时，分四个部分，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几段难忘经历和我对新闻记者职业的所思所想。
一、牢记使命，坚守法治。
围绕我们这期培训班的主题，先说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们创办、主编和参加编辑的报刊有十余家。他们通过对自己新闻实践的总结和对新闻事业一般规律的理解，提出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原理，其基本内容是：
一、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
二、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
三、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
四、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
五、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
六、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全会形式专题研究依法治国，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系列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凝聚起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也开启了包括我们新闻工作者在内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筑梦、追梦、圆梦的新时代。
身处实现“中国梦”的大时代，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记者，我们理应肩负起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旋律引吭高歌、不懈奋斗。作为中国人，我们要爱祖国，爱人民，爱脚下的这片热土，用我们浙江籍诗人艾青的诗句来说，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作为新闻记者，我们要把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把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作为自己的职业职责，用我们浙江籍诗人陆游的诗来说，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法治新闻记者，我们要关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每一个进步，关注民主法治进程中的每一起重大法治事件，关注普通公民的权利和命运，坚守法治，敢于担当，摇旗呐喊，百折不回，以法治思维追寻新闻真相，以新闻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用我们浙江籍文学家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和健康的舆论环境，这既是我们这一代法治新闻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法治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家国情怀。图为作者12月3日在中国记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班上课时的情景。仰望星空，尚需脚踏实地。作为《法制日报》驻地记者，我的职责首先是发现浙江、关注浙江、报道浙江。 我为浙江法治的每一个进步而欢呼。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市场经济“领跑全国”，在法治浙江建设方面同样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创造了一项又一项“全国第一”。这些年来，我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发生在浙江大地上的新探索、新创造，用手中的笔记录报道了法治浙江先行先试的新做法、新经验，为浙江民主法治的每一个进步欢呼雀跃、擂鼓助威，我所采写的《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法治中国看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的浙江样本》等多篇报道，均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值得欣慰的是，去年10月，我报道过的带有浙江印记的多项经验还被吸收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里。
我关注发生在浙江的每一起重大法治事件。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来就不应该是写在纸上的华丽词藻，更应该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每一起法治事件中。这些年，浙江发生了多起轰动全国的重大法治新闻事件。都说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这些法治事件是否在法治框架内得以妥善处置，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涉法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我从不回避，而是直面现实、知难而进、赶赴现场，深入采访，用事实，用法律，逐一回应解释人们关心的疑点问题。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各位，在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报道中，《法制日报》没有缺席，我陈东升没有缺席。不但没有缺席，象《杭州斑马线上再发交通命案 专家建议醉驾入刑》、《浙江吴大全案五大疑问真相调查》《零佣金网络司法拍卖挑战拍卖业暴利潜规则》等一经发表，还往往成为这方面的权威性报道，有力地引导了舆论走向，推动了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杭州“70码”飙车案被告人胡某法庭受审情景
二、我在现场，追寻真相。 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在村口被工程车轧死。在这之前，因为对土地征用补偿不满，钱云会曾和一些村民多次到北京等地上访。突然遭此横祸，便有人猜疑、传言他是被当地政府派人谋杀的，借助网络传播，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热点舆论事件，国内外50多家媒体100多位记者从四面八方赶到乐清采访，一些维权人士也组成公民观察团来到乐清，近距离观察事态的发展。 从网络上获悉这一事件后，我驱车3百多公里赶至寨桥村现场采访。针对网络上的种种疑问，我排除万难，马不停蹄连续采访十几个小时，逐一采访了肇事司机费良玉、目击证人钱成宇、“证人”黄迪燕、办案民警、遇难者家属等各方人员，先后在《法制日报》上刊发了《“乐清村主任之死”案调查》、《再调查》，以大量事实告诉人们，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文章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刊发后，全国几百家媒体纷纷转载，舆情渐趋平稳。此后不久，人民日报、新华社也相继发表文章，提醒要人们要防止网络水军制造事端影响社会稳定。这篇通讯后来获得了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虽然网络上已不再是热点，但我认为，“钱云会事件”已成为法治中国的一个标本，所以一直在继续关注着此事件的善后情况。听说寨桥村村委会将要进行换届选举，2011年3月10日，我一大早就赶到寨桥村，采访了多名村民，包括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钱云会堂弟、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之一钱云孟，请他们说出心里话。82岁的钱顺南老人通情达理、深明大义，他对我说，“云会死了，寨桥不能没有村长，我当然要来投票。”“今天村里没有一个警察，很好。我们寨桥毛主席时代是标兵村，懂文明、讲法律。选村长是为了村里好，我们不会乱来的。”
在寨桥村，从早上7点多一直呆到次日凌晨3点多，我见证了钱云孟以1788票合法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全过程，刊发了现场新闻《还是太阳底下的选举好》。这篇文章后来受到了原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的高度表扬，认为做记者就应该象陈东升这样，深入现场，写出来的稿件才生动形象，有说服力。后来，也有人在网络上质问:寨桥村换届选举时，为什么只有你陈东升一名记者被允许进入现场采访？这说明你陈东升与官府关系密切，是官府有意安排的抬轿者和吹鼓手。这位网友所不知道的是，那天我去寨桥采访真的是不请自去，因为面生，进村不久便被发现，可能怕我在场影响选举吧，当地政府有关人员软磨硬施，三番五次劝说我离开现场，被拒绝后，又派多名工作人员如影随形跟在我后边。图为寨桥村换届选举时，作者在采访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老人。（戴立生摄）一位新闻界前辈说过，“优秀的新闻记者，新闻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我看来，在新闻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仅仅赶到现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除了提供新闻通稿，没有一个新闻发生地单位会没事找事、主动为你提供新闻事件背后的细节、内幕和真相。这时候要写好报道，需要的是激情、勤奋和奔跑，需要的是争强好胜和不厌其烦，需要的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关系，透过许多貌似没有联系的细节，去拼凑事件的整体，去还原新闻的真相。 再说一件采访往事。
2013年11月3日，奥运会游泳冠军孙杨无证驾车被当场查获，经微博微信传播，瞬间成为热点新闻。据现场发出的微博报道，几十名新闻界同行聚集在交警大队门口，等候关在里头的孙杨和处理结果。面对此况，我另辟蹊径，利用我的人脉关系，采访了权威人士，获得了一些零星素材，通过专业方法，研判出处理结果。又采访了多位法学、教育学专家，帮助分析新闻。两相结合，第二天刊发了独家新闻《奥运会冠军孙杨因无证驾驶被处行政拘留七天 公众人物不应扮演法律“矮人”》，率先披露了杭州警方依法处理“孙杨事件”的经过和理由。
回顾这一采访往事，感触是，面对突发新闻事件，微博微信传达的一般都是碎片化信息，不能完整地告诉人们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时，专业新闻记者施展身手的机会来了。从新闻专业角度看，我们可以发挥记者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优势，运用专业采访技术，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可以运用平常积累形成的知识背景和职业素养，通过拼凑、求证、分析、推理等方法，尽可能接近地对事实真相进行追踪报道和深度调查。从法律角度看，我们可以借助相关法学专家的专业知识，对事件进行分析。如本文，我们就通过分析，认为个别公众人物法律素养欠缺，亟需通过法制教育培养其法治精神和守法习惯，进而引导读者思考报道所要表达的主题：所谓法治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众人物也不例外。图为孙杨无证驾驶车辆被扣现场这一案例的另一启迪是，率先披露孙杨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当然是独家新闻，但选择一个好的法律角度分析评说公众人物不应扮演法律“矮人”也是独家新闻。我认为，在信息爆炸、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独家新闻的内涵实质上已发生变化，而扩大为独家视点、独家分析、独家解读……面对同样的新闻事实，谁的采访更扎实，谁的判断更准确，谁的视角更独特，谁的思考更深刻，谁的构思更巧妙，谁的表达更生动……所有这些，都在成为考量记者的报道是否出彩、是否具有独家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
三、独立思考 敢说真话。
记者应当正直善良，如同康德所言，对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要有永恒的敬畏。当一名好记者，应该关注民生，敢于为老百姓说真话。
2011年8月底，中宣部等五部委部署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响应号召，我回到了我老家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黄石村蹲点。回家当天，就遇上了动员大会。乡亲们告诉我，当地政府推出了农房集聚改造工程，包括我老家在内的农村都要拆除，统一迁往在邻近山北村开工新盖的6幢14层高公寓里居住。在动员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应该站在抓投资、抓发展的高度，算两笔经济账：其一，农房集聚改造每年可节约土地2.3万亩，其二，每年可带来投资960亿元。他认为农房集聚改造工程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参加完动员大会，我回到村里，走家串户，请乡亲们说一说心里话。小学同学陈先光告诉我，“新楼房好是好，就是负担太重，实在承受不了。”他也给我算了一笔账：新公寓每平方米3980元，总价1134300元，扣除政府的10万元补贴，还得自掏100多万元。就算不吃不喝，干上10年也攒不下这笔钱。
9月9日，《法制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我采写的通讯《温州农房集聚改造几家欢乐几家愁》，通过大量事实报道，认为借助农房集聚改造，让农民住上新楼房，是件好事。但惠民利民工程要以人为本、依法办事、由民作主，必须实事求是、科学实施、循序渐进、让利于民，要考虑到地区经济有好有坏、农民收入有高有低等实际因素，不一哄而上，不与民争利，更不能违背农民意愿，背农民上楼，逼农民上楼。 报道见报后，获得了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好评，认为法制日报记者走基层、接地气、算细帐、说真话，报道聚焦温州农房聚集改造中的“三本帐”，体现了各方人士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注。但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对此却火冒三丈，大会批，小会骂，说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的工作被法制日报的一篇报道搅黄了，陈东升身为温州人，怎么如此不支持市委的中心工作。气归气，骂归骂，从此之后，市里也不得不顾及舆论和民意，而放慢了农房集聚改造步子。已经进行的，也尽量让利于民，让农民拆得起、搬得起、住得起。等陈德荣调离温州，这项工作也就慢慢冷了下去。图为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错案再审庭审现场再说一个说真话难的故事。 2014年10月，我采写的通讯《请记住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获得了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这篇稿件写的是浙江纠正两起杭州错案的旧事新闻，其采访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历经艰难，它再次证明，面对重大新闻事件，记者说几句真话是何等的艰难。
2013年，浙江省两大死刑错案浮出水面后，相关政法机关对新闻记者避而不见、百般推诿。但我不惧艰难，费尽周折，两个余月采访几十名当事人及法学专家，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写就了4篇系列报道《对浙江两起冤错命案的调查和反思》，对命案必破、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等传统执法、司法理念进行了系统反思，计划在萧山五青年案重审被宣判无罪之日开始，在《法制日报》上连续刊发这4篇系列报道，呼吁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预防悲剧再次重演。
不料6月28日，我采写的庭审侧记《等这一天等了18年》见报后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省委政法委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板着脸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的这篇庭审侧记渲染了原办案机关的刑讯逼供细节，严重损害了浙江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这位领导还宣布，按照省委统一部署，从现在开始，对杭州错案，《法制日报》不能再写报道了，一切以新华社的报道为准。就这样，我辛辛苦苦精心准备的上面这4篇系列报道未及见报，就胎死腹中了。
我不甘就此止步，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采写“杭州错案”过程中，每当举步维艰之际，我总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感动着我、催促着我、激励着我，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我慢慢领悟到，这力量就是良知正义。正是凭借这良知正义的力量，一些正直的法律人不为假象所蒙蔽，不为威武所屈服，坚守事实，据理力争，才使这两起错案在最后关头悬崖勒马刀下留人，并在多年之后绝处逢生沉冤昭雪。
被这一力量所牵引，夜深人静，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有关方面不准正面披露杭州错案详情，那么，我能否改变一下报道角度，以坚守良知正义为主题，以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如何敬重生命、伸张正义为线索，把他们散落在四处、几乎不为人知的事迹写出来，向其良好的职业道德致以崇高敬意，呼唤正义别再迟到。这样一来，既报道了杭州错案真相，也符合主管部门一再提倡的弘扬主旋律精神。打定主意后，我立即打开电脑，记下了检察官张飚、夏涛、林航，法官冯菁，律师凌伟建、阮方民、朱明勇，还有那几位不知名的公安技术员的感人事迹，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就了《请记住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浙江纠正两起重大错案旧事新闻》。
两天后到了7月2日，萧山五青年劫杀案的再审宣判日，一大早我赶到了省高院。省委政法委领导对我说，你长期关注萧山错案，同意你旁听庭审，但这次千万不能另行写稿了。坐在法庭里，听着判决书，看着田伟冬等五名蒙冤者被宣告无罪之后喜极而泣的脸庞，我心潮起伏。我知道，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司法机关几句干巴巴的新闻通稿容纳不了蒙冤者18年的冤屈和苦难，更不可能承载上述那些有良知的法律人对法律的忠诚、对职业的敬畏和对当事人的负责。作为新闻记者，我也有一个梦想，我的理想追求、我的中国梦是独立思考、敢说真话、坚守良知、报道事实。为了我的中国梦，为了传递良知、正义的力量，适度违反下“宣传纪律”，个人承担点风险又有何妨。闭庭后，我思考再三，在稿件开头加上当天庭审场景和宣判结果，毅然发往北京。
听到这里，有的同志可能要说了，你们法制日报领导胆子大，有气魄，你陈东升运气好，背靠大树好乘凉，这稿子才有可能发出来。错了，同志们，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这稿件发往北京后上了版，但深夜12时又被撤了下来。眼看着离截稿付印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几乎在最后一分钟，我拨通了我们报社总编辑雷晓路家的电话，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向他陈情：我这稿件发掘传递了制止和纠正这两起重大错案中的人性光辉和良知正义正能量，是正面报道，与相关限制并无冲突。在电话里，我特别认真地对雷总编辑说，如果他今晚不同意发这篇稿件，明天一大早我就赶到北京递交辞职报告，说到做到。雷晓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到法制日报社后，从普通记者起步直至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是个正直的新闻人。听罢我的叙述，他翻身起床，让编辑室主任马上把稿件传给他，逐字逐句修改了一个余小时，抹去一些锋芒毕露的词汇，凌晨1时左右，才把稿件发回报社重新上版。真的很感谢我们雷总，那天凌晨，以一位老报人的良知、胸襟、胆识救活了这篇稿件。图为法制日报社原社长、总编辑雷晓路先生报道在《法制日报》刊发后，新华网、人民网等几十家网站转载。浙江省一领导评价说，“大气磅礴，读后令人荡气回肠。”感谢省委、省委政法委领导的理解，看到报道传递了政法系统的良知正义正能量，获得了普遍的社会好评，他们事后也就默许包容了我的“不听话”。这篇报道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领导力量无处不在的当今，与其正面冲突、死顶硬抗并非上策。学会沟通，学会思考，学会迂回，却往往有可能让事情柳暗花明，甚至获得对方的认可尊重。
四、舆论监督，敢动真格。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从业近30年来，我一直视此为自己的职业座右铭。我认为，当一名好记者，就应该不畏权势，为公平正义法治呐喊，敢于开展正确舆论监督。2006年7月，我采写发表了《温州农民建房搭车收费竟达14项》，引起了国务院领导重视，派调查组到浙江督查，依法处理了各级领导干部32名，将多收的500多万元退还给农民。近年来，我采写披露了多起违法违纪事件，象《如此扶贫愈扶愈贫》、《红顶商人击倒台州黄岩党政四要员》、《温州科技馆展品合格率仅7.1%》《农保区内建公园耗费20亿无人埋单》、等报道，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监督和批评一些单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权压法的违法行为。这些报道见报后，一些贪官污吏受到了党纪国法追查惩处，甚至锒铛入狱。
2003年春夏之交，坊间盛传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腐败东窗事发外逃的消息。杨秀珠在“*”中造反起家，当了多年温州市分管城建副市长，一些老干部一直控告其是温州巨贪。当我顺着这一新闻线索进行采访时，有关机关断然拒绝，说这是条高压线，情况复杂，要记者别多管闲事。一些朋友也好心劝告，说杨秀珠在温州经营多年，盘根错节、党羽遍布，要我停止这充满危险的采访。
面对这些，我困惑过、犹豫过，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投入采写。2003年5月23日，我采写的新闻《女厅长失踪之谜》在《法制日报》一版刊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当天作出重要批示。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秀珠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后来在荷兰落入法网，现在，我国正在与美国政府协商，引渡其回国受审。其二十几个党羽也先后被绳之以党纪国法。北京有人告诉我，这篇报道还直接促进中央制定、完善了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审批管理制度。 但在十几年前的那个5月，局势远没有这么明朗。文章刊发后，我接到了几个匿名恐吓威胁电话，那些恶狠狠的声音使一向满不在乎的我不得不变得谨慎与警觉起来，一再叮嘱我的妻子与当时尚在读初中的女儿，如果在路上遇到坏人攻击，赶紧往人多的地方跑。作为一名记者，我品尝过抢不到新闻的苦涩，也享受过报道发表后那无以言说的欢乐，这些都是我的份内事。但由于我作为一名记者对新闻事业必须奉行的忠诚与责任，妻子与女儿却受到了连累，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惊吓和不安。十几年时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往事，我都内疚不已。图为外逃贪官、温州市原副市长杨秀珠同志们，上面讲述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几段难忘经历。回顾29年新闻记者从业经历，我总结了4条体会，与各位一起共享。 ——要矢志不渝地为新闻理想而奋斗。新闻记者是一种职业，但不应只是一个饭碗。记者应具有家国情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法治的走向、公民的境遇，所有这一切都应成为我们的责任担当。用文雅的话来说，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用通俗的话来说，叫“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有一个目的：做有思想、有力量的新闻，以新闻力量推动法治进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振奋，让卑微者获得尊严，让诚信守法者幸福平安。
——要选择坚守，敢于担当。转型期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当记者自然也有好处，比如自由，活动空间大，能坐在时代前排纪录历史，能结交各方面面的优秀人物。但选择以记者为业，也意味着选择清贫，选择寂寞，选择辛劳，选择风险。尤其在纸媒遭遇寒冬的当下，当记者，既要选择坚守，远离世俗，拒绝平庸，抵挡厌倦，不改初衷，又要敢于担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终身学习、学以致用。记者职业极富挑战性，每天都在竞争，都在比拼，与自己比，与同行比。一流的报道来自一流的见识。因此，要把读书作为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带着问题学习，终身学习，学以致用。除了书本，还应向身边的采访对象学习。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中结交了许多优秀朋友，除了给我提供新闻资源，他们也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大见识、大境界、大胸怀。
——做社会良知正义的守护者。宋代大儒张载说过，作为知识分子，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法制日报》记者，我们要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任何时刻，都应倾听社情民意，关注大众疾苦，秉持新闻操守，坚守良知正义。任云卷云舒，任世事变幻，信仰、理想、责任、担当，在我心中永远最为圣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