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介绍（精选多篇）

发布时间：2022-03-31 12:06:33 来源：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手机版

推荐第1篇：广东军转干历史文化知识：明朝

2018广东军转干历史文化知识：明朝

在每年全国各地的笔试中，历史人文常识题目出题数量很多。所以充分备考的话，需要我们系统掌握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针对考试常出现的考点，本篇为大家整理明朝历史的主要内容。

一、明朝主要史实 (一)明朝的建立

1368年，参加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 (二)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重点) 1.废丞相—加强皇权

朱元璋在中央废丞相，把相权分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加强了皇权。 2.设三司—加强中央集权

地方机构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布政使掌管民政、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司掌管刑法；设置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管理军政，合称“三司”。三司都直接受命于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3.设立特务机构

设锦衣卫兼管侦察、逮捕、审讯，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东厂和西厂。 4.八股取士

明朝政府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是种特殊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个部分组成。

考试以《四书》和《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明朝统治者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子，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

(三)迁都北京

朱元璋洪武时期，都城南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国防重心却在北京。永乐时，尽削藩王兵权，北方空虚。蒙古骑兵倏忽驰骤，威胁边境安全，明成祖决定把国防重心北移，迁都北京。1421年正月，明朝都城正式迁至北京，以应天府为南京，成为留都。

(四)中外关系郑和下西洋，从1405至1433年，郑和先后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戚继光抗倭，1561年戚继光在浙东台州九战九捷，后进入福建、广东，与俞大猷合作抗倭，至1565年，东南沿海倭寇基本肃清。

(五)明朝灭亡

李自成起义，提出“均田免粮”口号。

1644年3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崇祯帝吊死在紫禁城后的煤山，明朝灭亡。

二、明朝的主要经济成就

明中后期从海外引进了原产北美洲的玉米和甘薯，还有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和南瓜、番茄、辣椒等蔬菜品种，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日益扩大。

明中后期，棉花成为最重要的衣料。

三、练一练

1，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先后定都于南京和北京，这个朝代是： A.唐朝 B.宋朝 C.明朝 D.清朝

【答案】C。解析：明朝初期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故本题答案选C。

推荐第2篇：漫长的200多年的明朝历史

漫长的200多年的明朝历史，从朱元璋被迫起义到崇祯自缢，走得如此艰难，却又如此辉煌。历史的长河里，永远不乏耀眼的人物，即使车轮滚滚，不曾停歇，这些明星一样的人物，依旧可以穿透沉积的尘埃，光彩夺目。

或许自己一直都是肤浅的，看待历史，大多数时候，只是知道，而不是理解，在上下5000年漫漫历史里，我更偏好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甚至三国时期，因为有太多的英雄豪杰而令人神往。对于明朝，除了昏暗恐怖的特务统治，惊世的发家史，朱棣夺位，郑和下西洋，知道的太少，也不甚感兴趣。然而，用了四天时间，如痴如醉的看完《明朝那些事儿》七部，渐渐明白自己的浅薄和历史的厚重：有无数人书写的历史，每一段都是血与泪的坚持和斗争的结合体，每一处都值得尊重。历史之所以这样走，自有它的道理，冥冥之中，前因后果，循环反复。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扮演自己的角色，或奸诈，或刚正，或跳梁，或迂腐，他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支撑中国 5000年历史不曾间断，不断发展的原因，也是中国人无论面对怎样恶劣的情况：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乱政；日本侵华；仍然能够站立并战胜的原因：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积淀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气节和悲悯！（ps：这是日本人怎么都学不会的一点，因而注定他们的失败）

《明》中谈到，作者最佩服的人的排行榜，排在第一二位的不是开国大帝朱元璋，也不是万国来朝的永乐大帝，不是改革首辅张居正，不是徐阶，更不是袁崇焕，而是王守仁（王阳明）、于谦。此二人被作者捧至圣人，而在我看来，未有丝毫失言。他们以一颗装着天下苍生的悲悯之心，严于律己，以超人的智慧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虽说是为大明天子卖命，但又何尝不是为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定，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坚守自己的良知。那么多优秀的天才，却多少因私欲贪念而做出令人不齿之事（贪污、玩弄权术），虽有海瑞，但他除了清廉，能力却实在有欠缺，只是一个标杆性人物。而王、于二人，一个平定天下却不沽名取利；一个临危受命，以文臣之躯，抵挡数万蒙军；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气节赢得所有人的尊重！然而有另外一个人令我泪流满面，“不求残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杨涟”，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中国士大夫的愚忠，然而我却在他身上看到相似的人：黄继光、董存瑞以及无数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这不是愚昧，而是忠于自己和对天下苍生的悲悯，纵使身受酷刑仍坚持自己的信念，身在封建社会，这代表着对皇帝的忠诚，是社会发展的局限，然而在战乱年代，这代表的就是民族的气节，是中国人不可战胜的力量来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能完全安定和平，不是外敌就是内部斗争，而明朝更为甚之，蒙古从未消停，内部宦官、文官、皇帝斗得不亦乐乎。然而这个朝代却仍然走了200多年，因为这个朝代有一批优秀的官员，如夏言，如徐阶，如张居正„„，没错，他们也玩弄权术，但他们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治理大明王朝，让国家强盛，百姓安康，或许他们的手段方法不尽相同，但这个目标，让一切都变得可以原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无论遇到多么的的困难，有多少人攻击你，只要有两样东西，就一定能够胜利，那就是信仰和良知。”正是凭着这个，夏言击败刘瑾，徐阶斗下严嵩，忍辱负重，终成就一番伟业，永远不要责怪上天的不公，如果经受不住它的考验，又如何能名垂青史。

200年的明朝史，放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时一段篇章而已，然而历史，总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演，下一段历史的书写者，正是握着笔的我们，在这浩瀚星河里啊，你我可否放下一只小船？！本来，我对明史比较排斥。翻开明史，阴深之气扑面而来：朱洪武火烧庆功楼，叔侄兄弟反目成仇，太监权臣狼狈为奸„„然阴暗龌龊的事件背后有着波澜壮阔的历史原因和深郁隽永的个人情感。读史明智，读明史智，是为《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一、皇帝的勤惰

明朝勤快的皇帝有三个：一是开国之君朱元璋，出身贫贱知疾苦，马上征战知不易，故勤快；二是叛乱之君朱棣，好战喜功不得息，夺人皇位不得眠，故勤快；三是亡国之君朱由检，捡到烂摊忙整顿，义兵四起忙平息，故勤快，勤快亦迟也！其他的大皇帝刚登基还说得过去，可惜没能保持一如继往的勤快，不是潜心研道，就是花天酒地，亦或无为而治，把皇帝大印交给太监和大臣们玩去了。是为懒皇帝，太祖皇帝早西去，要不打屁屁才怪。同样是懒皇帝，运气却不一样，有幸忠良相辅，则国泰民安；不幸奸恶当道，则生灵涂炭。

其实，皇帝懒惰，也是情有可缘，天下之大，皇恩浩荡，却非皇帝老儿一人之力所能玩转，废宰相，事必躬亲，不到老死就得累死，明朝的皇帝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朱太祖身体那么棒，“吃饭么么香”的，比如朱棣、朱由检最后勤快的不行了，只好大权旁落，交人搭理了。治国不在宰相立废之争，而在礼制（所谓“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明朝废了宰相，权分六部，却又搞了个内阁，由几个大学士行宰相之权：首辅相当于总理，次辅相当于常务副总理，其他大学士相当于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内阁行权主要为“票拟”，即请示、汇报、初步意见等，皇帝为“批红”，即同意与否，这制度多好哦！只可惜变味了。由于大学士没有分工，只有排位，碰到能力大一点或者自认为能力大一点的首辅，其他大学士们基本上就没机会“票拟”了，碰到懒惰的很的皇帝，也就没时间或者没兴趣“批红”了，交给司礼监（分秉笔和掌印）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有的司礼监非常了得，兼权秉笔和掌印，譬如王振、刘谨等，能文善武，比如刘谨兴师动众，出兵辽东，无捷而归，王振则导演了“土木堡之围”这永远抹黑历史的一仗。

所以说，皇帝的勤与惰，与国家之兴衰无必然联系。国家兴盛之时，有皇帝奋发有为的，如朱元璋、朱棣，其实是迫不得己；也有无为而治的，如朱允炆（朱元璋的嫡长孙）、朱高炽（也是朱元璋的孙子，朱棣的儿子），这才叫休养生息。关键是礼制，用法理学术语讲，“恶法亦法”，只要皇帝不时常打盹（如一休般“休息会儿”不要紧，那也是“动脑筋”哦），讲道理，立制度；只要下面的兄弟们崇礼守制，身体力行，国则必兴，无衰之理！

二、皇帝的爱情

绝大多数的皇帝是没有爱情的。这些没有爱情的皇帝，在我看来，没有凡夫俗子幸福。

明朝的皇帝有三个人比较幸福，因为他们有爱。

第一个是开国大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在起义中倒霉时，被人关进大牢，有人想饿死他，不给朱元璋送饭。善良的马姑娘（民间先称马大脚，后称马皇后），为了救朱元璋，便把刚烫好的烙饼揣在怀中，到牢中探望朱元璋时送给他吃，每次胸口都会烫伤，但每次都送。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所以，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谁的话也不听，谁的话也不信，惟独听信马皇后的话。传说朱元璋天性多疑，经常私访民间。有一天，准确的讲是某年端午节前的一天，朱元璋到民间闲逛，结果没逗到好脸色、好言语，惟独一户门口挂艾草的人家对他还不错。回来后，他气愤把这个事情跟马皇后说了，说要把这些除了一户门口挂艾草的人家的人全杀掉。马皇后百劝无功，只好偷偷派人通知各家各户挂上艾草。端午节那天，大兵来至，无人可杀，朱元璋也终是明白了马皇后的苦心：免去了他的一段杀孽。从此，中华又多了一个民俗：端午节，家家户户挂艾草。还是以史实为据吧！在马皇后的好心劝说下，以下人物才在朱元璋的屠刀下活了下来：徐达（开国元帅）、朱文正（朱元璋的侄子）、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宋濂（太子老师）等。马皇后重病临去时，拒绝太医治病，他对朱元璋说：“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太医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我死了，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太医，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有时候，我真的相信：一个人的爱情可以拯救许多人！

第二个是朱祁镇，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被大太监王振忽悠过去打仗，结果被人家活逮。皇位没了，成了正儿八经的孤家寡人了：弟弟朱祁钰自个儿半推半就地当皇帝了；大臣们早忘了他这个主了；百姓嫌他丢尽了大明的脸，总之，大家都希望他客死他乡，或以身殉国。只有他的爱人——大小老婆若干个，称爱人的只有一个——原配夫人钱皇后，住进冷宫，屈辱地活者。她不后悔，朱祁镇在皇位上时，多次要封赏她的亲戚，都被她拒绝了，因为，她爱他这个人，而不是钱和权。没想到，朱祁镇被蒙古人送回来了，回来了就被弟弟软禁起来了，没有仆人，只有监视居住的特务。朱祁镇身来富贵，啥都不会，钱皇后挑水做饭，缝线洗衣，陪他度过了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依我个人来看，朱祁镇这个人人品不怎样，但他的爱情让我妒忌，潸然泪下，因为他的爱情应证了一句老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死生契阔，永不相离。”

第三个是朱见深，朱祁镇的儿子，其童年命运可想而知！一个大他十七岁姓万的宫女把他拉扯大，后来成了他的万妃。朱见深对万妃惟命是从，万妃在对朱见深的爱情领域不容她人插足，自己暂时生不了龙子，也不让其他的妃嫔怀孕。照现在看来，是多么坚贞不渝的爱啊！可惜，他们生不逢时，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环境里相爱，尽管爱得有点畸形，但总是让人扼腕长叹。

三、神人王阳明

翻开明史，奇人谋士不胜枚举，我独为一人彻底折服，他就是：王阳明（名守仁）。

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陌生，但说起来就熟悉了。 “中正至大”，是蒋介石自言的一生追求，姑且不论追求成否，但这句话引自王阳明，可见王阳明之神。

王阳明，一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国难则出，国安则退，是他一生的写照。翻开明史，足见其详，不再赘述。但我最景仰他的名号是：思想家。据说，他五岁时就作出了一首充满着辨证唯物主义的诗，曰：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此小孩非一般人也！青年时期，曾追求钻研程朱理学，孜孜不倦，在残酷的现实不断打击下，一度迷失，留下了一个“守仁格竹”的笑话。因为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格物穷理”，所以有一天他就对着一片竹子格了起来，不吃不拉，日照雨淋。三天后，病到了，差点死了。搞学问搞到这种地步，i服了u。

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王阳明，一代神人，一派宗师，终是捣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知行合一”，其主要内容有诗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言简意赅，当为追求！从朱元璋被迫起义到崇祯自缢，汇成了明朝那段独特的200多年波澜壮阔夹杂着深郁隽永的个人情感的历史。有无数人书写的历史，每一段都是血与泪的坚持和斗争的结合体，每一处都值得尊重。历史之所以这样走，自有它的道理，冥冥之中，前因后果，循环反复。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扮演自己的角色，或奸诈，或刚正，或跳梁，或迂腐，每个人都被历史定格于一种位置，或美，或丑。而这，于当时的金钱权势无关。感谢当年明月用幽默而生动文笔、冷峻而深刻思考向我们展现那段惊心动魄而不失精彩的明朝。的确“历史本身就已足够精彩！历史原本可以写得这般好看。” 读《明朝那些事儿》时，好几次动容变色，泪流满面，因为被感动。

我相信：在人的生命过程中，会丢失许许多多珍贵的东西，但是，唯有理想和良心不能丢。

推荐第3篇：辛集历史介绍

辛集历史介绍

河北辛集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东部，隶属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市辛集街道景色(9张)政府驻地辛集镇位于石家庄市东65公里处，距首都北京250公里。辛集位于石德铁路沿线，铁路、国道、高速公路横跨全境，通达全国各地。辛集北与深泽县、安平县接壤，东与深县为邻，南与冀县、宁晋县相接，西与晋州市毗连，北邻石黄速12公里。辛集市境南北长56公里，东西宽28公里，总面积951平方公里，总人口62万人，辖15个乡镇。辛集是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市，是全国卫生城、文化先进市、体育先进市，2005年3月，被河北省确定为22个第一批扩权强县(市)的县市之一，是全国百家明星县(市)之一，综合经济实力居河北省“十强”县市，2011年5月，被河北省文明办评为文明城区、文明县级市。辛集地图北齐时期其置属安国县，隋改鹿城县。唐代始称束鹿县。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作乱(“ 安史之乱”)。次年鹿城县改名束鹿县，取“栟擒安禄山”之意。1949年9月，县政府驻地由新城迁至今辛集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辛集镇曾设县级镇，与束鹿县平级，不久后划归束鹿县管辖。1958年11月束鹿、晋县、深泽三县合并为束鹿县，1961年5月，恢复原束鹿县辖区，晋县、深泽县分设，1965年改辖为31个公社，1986年3月5日撤县改辛集市，名字取自境内最著名的集镇-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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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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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福字伯僖，良马镇（今东良马、西良马村，元朝视为一村）人。蒙古太祖九年（1214）拜镇国将军、安定州节度使，行元帅府事，配虎符、后加辅国上将军。卒后葬良马镇。元至正元年（1341），其曾孙元中书左丞耿焕将其墓迁葬于今石碑村北。

贾俊

贾俊，字延杰，东柳科村人。明天顺三年（1459）进士，选受山西道监察御史，历任山西按察司佥事、督察院右佥都御史、公部左侍郎、右侍郎、公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贾俊死后，皇帝敕建贾俊墓。现辛集市位伯镇东柳科村其墓尚存。墓地古木参天，有石人石马。可惜*期间曾受到严重破坏。

李清平（1841-1891）

李清平，字乐亭，辛集市郭西乡四七营村人，清朝官吏。幼年家贫，靠母亲典卖首饰来供其读书写字。由于聪慧勤奋，于清咸丰元年中举。清同治十年以“大挑”派人江苏某地任职。清光绪十年该任贵州省仪征知县。

李清平潜心学问，著述颇丰。今留书目的有《周易伸象直接》、《笔耕存愚》、《课余闻见录》、《公余闻见闻》、《课余存书》、《宰真日记》等。

推荐第4篇：水泵历史介绍

泵的发展史

最早的泵是在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出现的，阿基米德发明了一种泵，称为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至今仍有厂家在生产。

古希腊人克特西比乌斯（Ctesibius）（公元前285-222年）发明的压力泵是一种最原始的活塞泵。主要用来生产水柱以及从井口举起水。（至今还保存在古罗马时代的遗址上，如在英国的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

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方板链泵作为一种链泵（Chain pump）是泵类机械的一项重要发明。

1475年，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弗朗西斯科•迪•乔治•马丁尼（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在论文中提出了离心泵原始模型。

1588年，义大利人阿戈斯蒂诺•拉梅利（Agostino Ramelli ）自费出版了《阿戈斯蒂诺•拉梅利上尉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Le Diverse t Artificiose Machine delCapitano Agostino Ramelli）。（这部著作详细描述了许多二三百年以后制造成功并成为商品的工具和机械设备）。其中有关于链泵、水泵、滑片泵的描述。

大約在1590-1600年，齿轮泵被发明。

1635年，德国学者Daniel Schwenter描述了齿轮泵。

1650年，德国马德堡市市长奥托•冯•格里克发明第一台空气泵，不断改进后於1654年设计出真空泵。1658年，爱尔兰化学，物理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和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罗伯特•胡克进行空气泵实验。 1675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御用机械师塞谬尔•莫兰（Samuel Morland）爵士，获得柱塞泵专利，他设计制造的水泵被当时英国国内众多的工业，船舶应用，以及如水井，池塘排水和灭火。 1680年，约旦出现简单的离心泵。

1685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 ）进行空气压缩泵高压实验。

1689年，丹尼斯•帕潘发明了直叶片的蜗壳离心泵，而弯曲叶片是由英国发明家John Appold于1851年发明的。

1720年，在伦敦城市的供水系统中开始使用柱塞泵。

1732年，英国人戈塞特（Goet）和德维尔（Deville）发明隔膜泵。

1738年，荷兰人丹尼尔•伯努利的《Hydrodynamique》（流体力学）出版，提出伯努利方程；1755年，瑞士人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著作《General principles on the movement of fluids》（流体运动的一般原理）出版，提出理想流体基本方程和连续方程。奠定了离心泵设计的理论基础。1746年，H.A.Wirtz设计出使用阿基米德螺旋用于提升水的螺旋泵。

1768年，威廉•科尔（William Cole）在船舶舱底中改进和引入链泵。

1772年，瑞典学者伊曼纽•斯威登堡提出汞真空泵设计。

大约在1781-1782年，绳泵的发明被首次描述。

1818年，在美国出现的具有径向直叶片、半开式双吸叶轮和蜗壳的麻萨诸塞泵。

1849年，美国人亨利•沃辛顿(Henry Worthington)发明蒸汽直接作用的蒸汽泵，是一种最简单的活塞泵。

1852年，英国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提出了热泵的设想。

1857至1859年，亨利•沃辛顿发明水平、复式、直接作用，用于锅炉给水全双工蒸汽泵。1857年，英国查尔斯•亨利•穆雷（Charles Henry Murray）获得链泵专利。

1865年，汞真空泵发明，用于解决碳丝灯泡的问题。

1868年，Stork Pompen公司在荷兰亨厄洛（Hengelo）成立，发明了混凝土蜗壳泵。1870年，英国人威廉•汤姆森提出了射流泵的设计。

1875年，英国人雷诺兹（Reynolds）获得多级离心泵专利：主要是为了提高离心泵效率。

1877年，英国景崇（Shone）用于污水处理的气泵：包括喷射器。

1880年，英国Frizzle设计气举泵。

1890年，美国麻省Warren公司制造了第一台双螺桿泵。

1892年，美国Worthington公司制造用于世界上第一条油管（从宾夕法尼亚州至纽约）的油泵。1900年，哈里斯（Harris）制造出空气压力泵。

1901年，美国拜伦•杰克逊(Byron Jackson)公司生产出深井垂直涡轮泵。

190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的Aldrich Pump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往复式正排量泵。1904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生产出潜水式电机泵。

1909年，盖德(W．Gaede)发明旋片泵并取得德国专利。

1912年，瑞士苏黎世安装了世界上第一个水源热泵系统，以河水作为低位热源的热泵设备用于供暖，并获得专利。

1916年，Aldrich公司制造出电机驱动的往复式泵。

1918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制造出用于石油工业的热油泵。

1923年，格罗格（F.W.Krogh）提出旋喷泵的结构原理，旋喷泵也称皮托泵。随后研制出了闭式皮托泵。Worthington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离心锅炉给水泵，压力达到770巴（11165psi）。

1924年，美国Durco公司生产出专门设计用于化学加工的泵。

1927年，美国Aldrich公司生产出变冲程多气缸往复式泵。

1929年，荷兰Houttuin公司制造了欧洲第一台双螺桿泵。Byron Jackson公司生产出电厂中使用的双壳进给泵.

1931年，瑞典IMO公司发明并制造三螺桿泵。

1932年，法国工程师Moineau发明单螺桿泵（也叫莫诺泵），并由德国PCM泵公司制成产品。

1934年，鲍诺曼公司设计制造了外置轴承双螺桿泵。 United公司生产出用于回收石油的高压水和二氧化碳喷射泵。

1936年，米顿罗公司发明马达驱动计量泵。气镇泵发明出现。

1937年，美国英格索兰-德莱赛公司（IDP）设计制造径向分离、从后面拉动的流程泵。

1942年，美国Pacific公司制造用于处理催化剂粉末的浆料泵.

1946年，美国HMD公司发明磁力泵。

1948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生产出用于现代原子能发电的罐装泵原型。

1951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制造用于第一艘核潜艇美国鹦鹉螺号的主进给泵。

1953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製造鹦鹉螺号核潜艇的再循环泵。Durco公司生产出后拉式化学流程泵，是ANSI 标准的前身。

1958年，联邦德国的W.贝克首次提出有实用价值的涡轮分子泵，以后相继出现了各种不同结构的分子泵。1960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制造了于地下液化石油气存储设施中应用潜水式电机泵。

1961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制造了用于核电厂的轴密封的冷却液泵。

1963年，美国LMI公司发明电磁驱动计量泵。

1965年，美国WILLIAMS公司发明气动计量泵。

1969年，美国英格索兰-德莱赛公司设计制造世界上最大的锅炉给水泵，功率为52200kW(70000马力)。19世纪70年代，kobe公司制造出商用旋喷泵。

1972年，美国Pacific公司制造适用于原子能发电，已锻造外壳的核反应炉进给泵。

1976年，美国英格索兰-德莱赛公司制造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直立排水泵，额定流量為180000m3/h。1982年，美国Aldrich公司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动力泵2985kW（4000hp），可通过800-1600km（500-1000英里）长的管道抽吸研磨的浆料。Pacific公司制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喷射泵，功率为17900kW（24000马力）。

1983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制造出用于美国最大的克林奇河增值核反应炉的液态钠泵。

1987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制造出安装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存储洞的1120kW（1500hp）潜水式电机泵。

1990年，美国拜伦•杰克逊公司制造出安装在氦抽取设施中的世界上最大的垂直低温泵。

1992年，美国英格索兰-德莱赛公司设计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管道泵，功率为27590kW（37000马力），由空气涡轮发动机驱动。

2000年，美国HMD公司制造出屏蔽磁力驱动泵，是一种无泄漏泵。

分类

泵的种类繁多，分类复杂，常用的分类方式有：

依对流体施加压力的方式，可将泵分为容积式泵、动力式泵、电磁泵三类：

容积式泵包括往复泵和回转泵（或者叫转子泵）两种，输送的型式为高压小流量。

动力式泵分为离心泵和漩涡泵两种，输送型式为低压大流量。

电磁泵可用来输送液态金属导体。

按泵的结构可分为单级泵和多级泵。

按泵的用途可分为热泵、计量泵、化工流程泵、试压泵、真空泵、钛升华泵等。

按所输送流体的性质可分为水泵、油泵、气泵、酸泵、硷泵、清水泵、污水泵、泥浆泵、硫磺泵、磷酸泵等。

按泵的驱动方法可分为手动泵、蒸汽泵、电动泵、气动泵、水轮泵、电磁泵、汽轮机泵、柴油机泵等。按泵工作的机械部分命名可分为齿轮泵、螺杆泵、柱塞泵、隔膜泵等。

推荐第5篇：明朝园林

独具特色的——古猗园明代建筑

在上海现存的江南园林中，古猗园内的明代建筑保存得最为完整，也最具特色。今年，是建园480余年的古猗园开园50周年，许多明朝古建筑重新得到修缮。仔细品赏这些独具特色的明代建筑，不能不对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发出由衷的赞叹。

古猗园的明朝亭台楼阁多临水而建，与水景配合，体现了“亭台到处皆临水，屋宇虽多不碍山”的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以曲折长廊花墙分隔，形成大小不等的自由变化的自然空间，使观者常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古猗园的主要建筑逸野堂、梅花厅、春藻堂、翠霭楼、柳带轩等水榭曲廊，造型秀美精致，这些建筑既是风景点缀，又是观赏风景和遮风避雨休息之处。园内厅堂、亭廊连片相接，布局上曲折多变，借以花色漏窗，透视窗外景色，景物深幽，富有诗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妙处。

古猗园的亭台楼阁，建筑平面形式多种多样，立体造型变化多端，体现出江南明代园林建筑精巧自由活泼的特点。屋面小瓦筒瓦，屋脊花色镂空，各种斗拱、飞檐翘角、门窗式样、雕刻装饰、油漆粉刷简朴素雅，具有典型的明代园林建筑艺术风格。

明代园林建筑注重题名立意。古猗园内的逸野堂，清代沈元禄《猗园》记：“奠一园之体势者，莫如堂”，堂曰逸野，堂前栽盘槐一对，右立奇峰异石，左为假山水池，堂后植桂，中秋赏月，庭中桂香，疑身在广寒宫中。堂内悬挂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所题“华岩墨海”匾额，表明建筑其堂是反映当时一些士大夫和和文人墨客寄情于山水，沉溺于悠闲雅逸，欣赏风花雪月，以隐逸为高的思想情趣。古猗园的戏鹅池岸边的“不系舟”，建于明代，曾有明代书法家祝枝山题额，此舟无缆可系，故名“不系舟”。建舟也是有其情意所托。唐白居易诗：“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李白诗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反映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消极避世的思想情绪。

古猗园还有少数现代园林建筑，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在明代建筑“包围”之中，倒也显出别一番风情。如古猗园竹枝山上有一方亭，名为缺角亭，故意残缺东北一角，以示东北沦陷，其余三角均塑高举拳头，表示反抗侵略和收复失地的决心，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抗日革命意志。此外，还有些建筑物具有地方历史性的纪念象征，古猗园戏鹅池西堤上的白鹤亭，顶端白鹤停立，展翅欲往南飞，是根据古代“白鹤南翔”传说而建此亭，南翔地名亦由此而来。

推荐第6篇：明朝天文学

明朝天文学

明皇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发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发展出现低谷。禁令发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陈规，毫无生气。

明代末期出现了天文学研究复兴之势，可惜积弊时久，难以振兴。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给渴望天文新知识的中国天文工作者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开始了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汉化西方天文学时期，即在传统天文学框架内，搭入欧洲天文知识构件。

第一节厉禁和抗禁

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改换新历。一部新的历法往往与一个新的政权有关，皇帝要通过天文家沟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则靠解释天象向皇帝传达“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间还有人懂天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对朱氏政权千秋万代不会改换的愿望，变成了对学习天文的厉禁。据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甚至规定，钦天监人员终生不得再从事它职，其子孙也不得学与钦天监无关的知识，以接替世袭，否则也要遣戍。厉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天文人才的匮乏。十五世纪末，历法常常与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动。当时官方希望征用通历法的人以备改历之用，然而竟无人应征。《野获编》说：“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

朱元璋的做法压制了数学与天文学，但毕竟还有抗禁的呼声和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呼吁改历，另一方面表现为努力保存天文资料，以免其湮灭。现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现存的常熟石刻星图碑刻于正德元年（1506），是前后两任县令杨子器和计宗道刻制的。这幅星图翻刻的是苏州石刻星图，杨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图宋人刻于苏州府学，年久磨灭，其中星位亦多缺乱，乃考甘石巫氏经而订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后来庶几欲求其故者得观夫大概。”这段话表现出他担心天文失传的急迫心情，并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实事。

比常熟石刻星图更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图。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万善正党殿为明代当时的建筑，此殿上方藻井的装饰，是一幅绘制有据的科学星图。从此殿建成到1977 年拆除，隆福寺星图一直鲜为人知。这幅星图直径一米九八，绘有二百七十三个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颗星。为什么在禁学天文如此严厉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图？就保存资料而言，也许这样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图也确实掩饰得很好。如深蓝色背景上的贴金星点在光亮处很显眼，但放在光线不强又正悬头顶较远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为了给后人留下天文测量的成果真是费尽心机，而其重见天日竟然经过了五百多年。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王世子朱载堉自己编撰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圣寿万年历》为名进献给皇帝。他因此而受到奖谕，得到“留心历学，博通今古”的赞语。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解除了禁习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而明初开始实行的禁令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节历法

1364 年朱元璋称吴王，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等向吴王进献《大统历》。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由钦天监编 1 算每年使用的《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上书，说明《大统历》其实就是元代《授时历》，且“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①。但明太祖无意编制新历，只是擢元统为钦天监监令。元统仍以《授时历》为基础，略加修订，整理成《大统历法通轨》四卷，并将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此后，尽管多人多次上书请求改历都未获准，终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统历》。

①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第三节天文台

明初未建天文台，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考虑到历代都有建天文台的传统，才在南京鸡鸣山上建造了观星台，并将前一年由元大都运抵南京的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放置在天文台上。

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适合在南京使用，于是又对其中一些仪器做了调整，并新制了一台浑仪，以便进行观测。关于南京天文台，利玛窦曾有一段较为翔实的记述：“南京也设有钦天监观星台，此台以建筑宏伟著称。..城之一隅有小山岗，然仍处于城墙之内。上有平台，宽阔宏敞，颇适于观测之用。四周屋宇壮丽，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鹄立于此，以察天象，无论星陨、彗孛，皆详记奏闻。所陈仪器皆铸以青铜，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其宏伟雅致非欧洲所能匹敌。且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几经风霜雨雪，迄无所损。”①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尚如此宏伟，可见该天文台之规模。据利玛窦记载，该台最大的天文仪器有四件，即浑象，浑仪，高表和简仪。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二十二年，曾在宫城内建一小型的内观象台。但当时随行的钦天监人员却只能在齐化门（朝阳门）迤南的城墙上进行观测，且无大型天文仪器。正统二年（1437），明英宗决定修建北京观象台，并派人按照南京观象台上的仪器制成木样，然后运回北京铸制铜仪。正统七年（1442），北京观象台建成。从正统四年到正统七年间又先后制成简仪、浑仪、浑象、八尺圭表等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正统十一年，又修造晷影堂。至此，北京观象台已粗具规模。其遗址就是今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此外，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还曾在内观象台造简仪和漏壶。但关于内观象台的具体情况和观测记录，则缺乏更多的史料记载。

正统年间铸造的天文仪器十分精美，现在部分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但这些精美的仪器，在当时却安装得相当粗糙，如简仪极轴倾角与极高不合，浑仪二分二至与黄道实际位置不合，高表的尺寸不一等等，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调整合适。明代的一些大型天文仪器，从制成到能正常使用，竟花费了近九十年的时间，可见当时钦天监工作的混乱和落后。

① 见China in the Six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Mathew Ricci（1583—1610）， Random， Homse New York，195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五章）

第四节回回天文学

元初来自西域的札马鲁丁等天文学家都有较高水平，他们世代执掌回回司天监，为中国天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后人逐渐成为应付差事的官员，回回天文学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明洪武元年（1368）置回回司天监，一如元制。又诏征元太史院张佑、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十四人，原上都回回司天台的郑阿里等十一人去南京讨论历法。这些人虽然可以编算每年行用的回回历书，但对西域天文学已不甚精通。而原藏秘书监的天文书籍又多为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与原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合作翻译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①《聚真堂马氏宗谱》简要记述了明初礼聘天文学家马德鲁丁的情况②：“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即我来华始祖德鲁丁公字彦明者，于洪武二年来至江苏省江宁县。 2 明朝之南京成立钦天监，授钦天监监正，带来随员甚多，皆分任钦天监职务。”当时刘基为司天监监正，马德鲁丁担任的是回回司天监监正。洪武三年改称钦天监和回回钦天监，洪武三十一年（1398）罢回回钦天监，改设回回历科。马德鲁丁因其测天之学而被称为大测先生，留下了“大测堂马”的誉称。他曾以其学推测天象，预报结果优于《大统历》，因而备受尊崇。《马氏宗谱》载：“明太祖尊我祖如师，晋封回回太师。因国事初定，关于建设多所顾问，而言听计从，大为刘基所忌。”

马德鲁丁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阿拉伯天文书籍，但他于洪武七年逝世，所以译书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长子马沙亦黑，字仲德，接任回回钦天监监正之职；次子马哈麻，字仲良，洪武三年起任回回钦天监监副、文林郎。马沙亦黑主要负责回回历法。《明史·历志》记载：“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但汉人不懂西域文字，只能作文字加工和修饰润色，以使其符合汉语习惯，因此，主要工作是马沙亦黑做的。经过几年的研究，马沙亦黑对大统历的长处及缺陷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明白这一译事对皇帝的重要性，纯粹翻译并不适合在中国使用，所以他实际上做的是编译工作。马沙亦黑编译完成了《回回历法》三卷。

马哈麻主要负责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翻译，于洪武十六年（1383）译成了《明译天文书》（亦称《天文宝书》）四卷。此书原为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1029）所著星占书，原名《占星术及原则导引》，译名还有《天文书》、《乾方秘书》、《天文象宗西占》等。朱元璋对此书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今数月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于我。”①《回回历法》的编译和《明译天文书》的译成，是明代天文学发展的大事，对当时和后世学习和研究回回天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有一位名叫刘信的汉族学者，曾担任过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钦天监夏官正。他所撰写的《历法通径》四卷，讲的就是回回历法。此后贝琳根据回回历法的基本理论和编算历书经验，系统整理成《七政推步》一书，这是明代研究回回天文学的重要成果。

① 《明译天文书》吴伯宗序。

② 《聚真堂马氏宗谱》，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① 见马哈麻译《乾方秘书》，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第五节航海天文学

明代远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间，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收有郑和航海图，在其中四幅过洋牵星图上标有天体出水平线高度等沿途所见的天空景象和有关数据，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灯笼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门双星六指平水”等等。据今人研究，一指约在1°34′—1°36′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指相当于1.9°。此外，他们还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确定所在地大约的地理位置，并用四方星相对位置定航向。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识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第六节西方天文学的传入

158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知识。此书分两卷。第一卷主要是讲星盘的构造、原理及其中坐标网的绘制方法，第二卷主要讲星盘的使用方法，另有一篇介绍浑象的专文。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对中国天文学家来说是新鲜的内容，如第一次传入完整的黄道坐标系，即没有考虑黄极的黄道坐标；明确晨昏蒙影的严格意义，但将晨昏蒙影的原因归之于日大地小则是不正确的；讲述了中国古代极少论及的五星远近问题，并给出了数量结果；传入西方星等划分的概念，但将星的亮度差别仅归之于星大小不同是不全面的，此外还讨论了地理经度的测量等。

利玛窦和李之藻合写的《经天该》一书，是以西方星图为依据、《步天歌》为体裁的认 3 星七言款词，其中包含了中西星名的对照工作。《经天该》的歌词颇为上口，例如关于猎户座的歌词为：“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伐下垂三四点，玉井四星右足交。玉井下方曰军井，屏星二点井南标。四颗厕星屏左立，屎星一点厕下抛。丈人子孙各连二，老人最巨南望遥。”

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初还与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汉文。

这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译自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对欧几里得原书的注释本。西方早期天文学关于行星运动的讨论多以几何为工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学习了解西方天文学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位耶稣会士熊三拔依据星盘原理，制成专门测量太阳经纬度的简平仪，徐光启的译著《简平仪说》就讲述了这种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例如根据测得的太阳赤经与赤纬，怎样定时间与地理纬度等。书中论述大地为球形的内容也是新鲜的知识。阳玛诺编写的《天问略》，则对各种各样的天文问题逐条作了回答。在这本问答体裁的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新发现等等。虽然这本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许多天文学内容为中国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在介绍伽利略及其发现方面比《天问略》更详细。这些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算晚，只是传播范围很小，影响还很有限。但当时一些接触到这些新天文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王英明著《历体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也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外来知识并不生吞活剥，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融进了自己的见解。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欧几里得几何作图法解决天球坐标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天文科学的饥渴时期。当时接触到西方天文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介绍新天文知识弥补明代“大伤元气”的天文学，以便为中国天文学的继续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一愿望在明末改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第七节《崇祯历书》明初以来，据《大统历》推算所作的天象预报，就已多次不准。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 年6 月21 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又发生显著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依据欧洲天文学方法所作的预报却符合天象，因而崇祯帝对钦天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后，管辖钦天监的礼部奏请开局改历，并得到朱由检的批准，从明初就一直未断的改历呼吁总算成为现实。同年七月，礼部决定在北京宣武门内首善书院开设历局，命徐光启督修历法。

徐光启深知，西方天文学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古所未闻”的，“惟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之理”①，所以改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②。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以西法为基础的改历方案。在他领导下，历局从翻译西方天文学资料起步，力图系统地和全面地引进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当时还聘用了意大利龙华民、罗雅各，瑞士邓玉函，德国汤若望等人，与历局的中国天文学家一道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的著作。这是历局的中心工作。其结果是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1629—1634）历经六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去世，经他定稿的有105 卷，其余32卷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此外，历局人员在制造观测仪器，天象推算和实际观测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祯历书》是较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46 种，137 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法原所占篇幅最大，有40 卷之多，法数为天文用表，法算为天文学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如三角学、几何 4 学等，法器为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会通为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以及视差、蒙气差等重要天文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西方较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单位，如一周天分为360°，度以下用60 进位制等。这部书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谷体系是对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折衷体系，在当时欧洲并不先进，其维护地静观，否认天体自转，以及对岁差现象的解释等，也都是错误的。

《崇祯历书》贯彻了徐光启以西法为基础的设想，基本上纳入了“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①的规范。尽管此书大量内容为西方体系，但最后仍落实到编历问题上，并未突破《大统历》的框架。实际上，所谓“入大统之型模”，就是以历法服务于皇家，将天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编修历法这项具体应用上，而难以使之真正成为探索天体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总的来说，《崇祯历书》是汉化西方天文学的产物。其中虽然有很多新天文学知识，但由于传授者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动和因循，这些新知识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像在西方那样的革命力量。但无论如何，《崇祯历书》的编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学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①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②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① 《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华书局1963 年版。

此外，《崇祯历书》内容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以其“未入大统之型模”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为大棒，力阻《崇祯历书》的颁行，使得优柔寡断的崇祯皇帝始终拿不定主意。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他终于下定颁发新历的决心，但这时明朝政权已面临崩溃边缘，再也无力顾及历法的事情了。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订为100 余卷，改称《西洋新法历书》，得以刊行。

推荐第7篇：明朝内阁制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因为胡惟庸事件而废去有千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处理全国政策。不过,由于国事繁重,凭皇帝一人之力,根本不可以完全妥善处理,故此有大学士的出现,帮助皇帝理政。后来更发展内阁组织,为皇帝的私人秘书,独立于已有的行政架构以外。内阁制度随着后来的皇帝的重用而不断发展,然而同时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现将内阁的发展概况及其影响分述如下:

首先是明内阁的发展。

在太祖时期(1382年后),皇帝侍从,以备顾问,秩不过五品。到成祖时(1403-1424年),「内阁」之名正式确立,与皇帝议国家大事,章疏常直达御前,渐受重用。至宣宗(1426-1435年),为内阁制的第一阶段。宣宗时以三孤、尚书等官兼任大学士,地位日隆,内阁大学士掌「条旨」(票拟),俨然汉唐宰辅。英宗(1436-1449年)时,为内阁制的第二阶段。英宗开「首辅」专权之始,阁权已超过六部。后来,世宗至神宗初期,为内阁的鼎盛期。威权已超六部,无宰相之名,却有「相权之实」,不过此时阁臣互相争夺首辅之位,间接形成党争,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最后,到神宗后期(约1570年后),内阁权力渐衰。皇帝一面仍以内阁首辅票拟,但同时一面假手宦官居间传递奏章,令宦官渐专权。自此以后,内阁权力渐被宦官所夺,就算内阁的首辅,也要和宦官合作,才可以较为顺利地处理政策。如神宗时的张居正便勾结宦官冯保。之后,皇帝多信用宦官,内阁根本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明代的内阁乃前朝所未有的组织,它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与一般的中央政府组织有别。正因这样,故明代的内阁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是变动性。明代内阁组织虽有四殿二阁,但并不同时设置,缺此少彼成为常事,须视皇帝好恶而定,而大学土员额亦多寡不等。至于内阁权力亦随皇帝宠信的程度而转变,若皇帝或信阁臣,或信宦官,或信奸臣,则内阁权力,便会因而增大或缩小。

其次,是附属性。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独裁时代,内阁权力常因皇帝委任与否而有轻重之别,且内阁职权出自皇帝授予,不得独立行使,向各部及地方政下达命令时,必须透过皇帝谕旨,可见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

再者,是个别性。内阁大学士虽由皇帝任免,但大学士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责任亦不连带,各自独立以己见辅助君主。

还有,是欠缺法定性。内阁能否产生作用,皇帝之影响至大。如英宗正统初年,事无大小,悉下阁臣参议决定,内阁因而便可发挥高度价值;反之则不然,如思宗因为不信任内阁,而使内阁失去作用。为人所攻讦,影响内阁官员的工作。

内阁制度,对明代的政治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助长君主专制。太祖废除丞相以巩固其统治权,内阁制度随着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内阁首辅虽俨如汉、唐之宰相,但并无节制君权的作用,事无大小都要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内阁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而已,是明统治者用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朝皇帝以内阁佐理政务,而一切施政皆由皇帝专权独断,大学士仅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皇帝往往借内阁以遂其私心,使明代之君主专制比历代为甚。

其次,是助长君主荒政。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对奏章作出票拟,再呈皇帝批红,原意在于使大学士能对政事作出「提议」,但若皇帝无心理政,可以不加细阅,便作批决,阁臣亦无可奈何。因此,内阁的「意见」遂演变成为「决策」,无疑助长助了君主荒政。明代皇帝多荒废朝政,与此不无关系。

再者,是形成宦官弄权。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往往难有作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君主的日益腐朽,更弊端百出。明代皇帝日渐颓废,往往深居内殿,不亲政事,不与大臣相接,而往往把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明之司礼监的地位职掌在宦官中最崇重,又常亲近皇帝,乃有干预朝政之机。皇帝既不见大臣,一切奏章皆靠宦官居间传达,甚至「批红」之重责亦假手司礼监,使司礼监的权力凌驾内阁之上,阁臣的权力仅止于「票拟」。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是假手司礼监代批奏章,内阁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能承机窃柄专权乱政。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还有,是演成朋党倾轧。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

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到。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最后,是导致政风因循。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继之为政者,惩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总结而言,有谓明代无善政,是始于太祖废相。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如上述所言,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推荐第8篇：《明朝》读后感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感觉现在的我还没能力一口气写完这个读后感吧，没有一个系统的想法，只能慢慢回想自己的感受，以及对书的看法，从中的收获。以前对看书没什么想法，对你们一再给我说看书的重要性不怎么在乎，但是慢慢的，也懂得了看书，能打开我的眼界；而看关于历史的书，可以从中收获很多为人处事，做人的道理。从中所看到的许多简单得道理，在现在来说都显得很实在，虽说是简单，但是要做到，也需要很多的努力。

总体上讲，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阅读一个朝代的历史。以前读过三国，读过春秋战国，但是这些时期所经历的要么就是短命王朝，要么就是多国混战，认真看完一个完整的朝代的感受会随着他的兴衰起落而变化。

明朝处在整个封建制度历史的晚期，那时候的西方已经开始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而明朝统治者所奉行的则是儒家学派朱熹的程朱理学，思想更加僵化（这一点比较赞同柏杨对于明朝统治统治者强烈的批判），历经276年，十六位皇帝。每当翻开书本，思绪就沉浸在当年明月所描绘的明王朝中去了，明朝开国，我会感受到这个新王朝的朝气蓬勃；而靖难之役也会让我感受到权力会使大多数的亲人相互争夺厮杀。好歹这个大战瓶颈期将明朝带到了新的高度。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见证了皇帝朱祁镇的传奇经历，但也让身为读者的我为明朝的未来增添一分担忧，即使知道结局，但书中的文字总是强有力的吸引我读下去。

以此书来看，最让我喜欢的两位皇帝是朱佑樘和朱厚照，一对父子，前者将明朝带入中兴时期，后者则让读到此段的我感到许多快乐。朱佑樘的幼年经历是奇迹，那么朱厚照、朱寿大将军的塞外讨伐又何尝不是奇迹呢？再次，我认为朱厚照的后人及清统治者刻意贬低了朱厚照即正德皇帝的功绩，率数十万大军与蒙古小王子部激战一天双方竟然只伤亡几十人，是不是我看错了？当然，一位的赞扬朱寿大将军也是不对的，毕竟他重用宦官不顾朝政。我又想到了我最喜欢的两位大臣，一位正德年间王守仁，一位嘉靖年间徐阶，徐阶就下文再讲，当年明月对王守仁的描述让我从这位伟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第一是执着，他所立的志向让包括他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看扁他，但他最后做到了，成为了圣人；第二，做事应该灵活多变，对待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就应该用相应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单一的形式准则、方式；第三是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应该将自己所掌握的只是与实践相结合，更深层的意义，将口头上所讲的到的与我们的行动所结合起来。他确实是做到了，同时也让儒家有了一支新派别，这只力量也维护了明朝的统治，即使明朝进入了嘉靖万历等不上朝皇帝的统治时期，王守仁的弟子们仍维护着政府的运作。其中一位便是徐阶了，从她的身上，我独到的最多的是忍辱负重，甚至到了阴险狡诈的地步，但他让我佩服的是他不像严嵩等贪官，徐阶心中的理想抱负，为祖国所付出的这一点始终不为外界干扰所变。另外，他并不是圣人，我从他身上仍看出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满足自己私欲的人；这对于我们百姓来说何尝不是呢？可以为祖国做贡献，同时又有所满足自己

的利益。另外，他是我想去看另一本书《厚黑学》，算是丰富一下知识。嘉靖后期至万历前二十年，这段时间的明朝，各位名垂青史的大臣为当时的朝政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但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种子，所以对每个人的评价都应分两面看，文臣张居正改革，保证了当时的国力，但他作为内阁首辅，没有让万历皇帝成为明君，使得万里后期开始朝政混乱；而武官李成梁虽平定东北，但惟独留下了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部，为以后培养了一支吃掉自己的老虎。只能说，时间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明朝后期的衰弱，纵使后期有关宁铁骑保护东北，但朝政内部的腐化使自己变得不堪一击。真正强大的力量是个人拥有坚强的意志，集体保持强大的信念，开国朱元璋及他的百官证明了这一点，而明末混乱的政府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历史总是残酷无情的使一切都变味过去，看完此书的我不时地产生着警觉。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做出一番有意义的事，我也将被时间无情的抹去。

整个三月份，有这本书的陪伴，感触也颇多，心情随着明朝的建立、发展、毁灭起伏着；但是，最大的改变，也是这本书告诉我的，其一是不会单纯的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每个人都有他的两面性，有成功，也会有自己的失败；其二就是应该有自己对于历史，对于当世的看法，应该从书中，从自己所了解得知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想法，就如崇祯帝与袁崇焕，读书之前的我，以为袁崇焕就是和前朝所有的英雄一样，所向披靡，但是他却被皇帝杀掉，这能说明崇祯帝的昏庸吗？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会这样认为，认为崇祯帝和宋高宗一样，置国家大局不顾，而偏信小人。但是，这是建立在袁崇焕是救世英雄前

提下，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他犯过错吗？肯定犯过，而且不是小错，所以崇祯帝才会杀他。那为什么会有之前的看法呢？这是明朝后世的人强加给我们的想法。又如朱由校，喜爱木工，昏庸这些词，在他身旁打转，但是是他自己生来成这样的么？爷爷万历帝不立长子为太子，爸爸泰昌帝天天心惊胆颤的过日子，怎么来教导他呢？所以明朝的命运，也不是崇祯帝一个人能够扭转的。其三，从明朝的开始到结束，有盛世也有乱世，当看到盛世的时候，不会因为他是盛世就不继续看下去了，而看到乱世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他是乱世，就选择性的不看了。时间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有人拿着时间创造奇迹，如于谦；也有人拿着时间堕落的同时还使国家深陷灾难，如严嵩。

此时的我后悔曾经不听话，不多看点书，所以只有现在来弥补，看书让我有了充实的感觉，同样也让我产生以史为鉴的噶手。看书让我思考，思考人生，思考我的不足，总结我的条件。伺候我更应将书中所感、所学应用在行动中，让这本使我感受颇深，又带给我快了的书，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推荐第9篇：明朝海瑞

明朝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

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 年1 月22 日），出身于“海南望族”①。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成人。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①。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②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③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①。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待到榜发，还是名落孙山。

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中进士为得志，从地方到朝廷各级的重要官员，绝大多数也由中进士者所担任。海瑞则不同凡俗。连续两次会试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渐看清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病；某些进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决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说：“文不过如画师之写神者耳。穷一生读书作文，而于国家身心毫无补益，何异宋人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②；“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③。遂毅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听从吏部谒选派官。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78 页。① 《严师教戒》，《海瑞集》上册，第2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4 页。

③ 《治黎策》，《海瑞集》上册，第5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8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35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0 页。

第二节以礼为教，不畏强权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调教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①。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民主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②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当年，延平府督学官莅校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诸教官一见，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如笔架挺立在中间，拒不跪拜，仅长揖而已。由是得了个“笔架博士”的雅号。督学官为此嫉妒他，百般刁难。海瑞志在行道，谓：“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遂愤然乞休。后经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复教谕之职。

海瑞在训士之余，依然十分关心地方政事。在南平县学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议。当他得知福建驿递困苦，即作《驿传申文》与《驿传议》，上报有关衙门。略曰：驿递之疲，千疮百孔。为今之计，只有恢复国初之法，厘清积弊，凡利者兴之，才是上策。否则，就是中策、下策乃至无策。

时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海瑞长校已四年有余。以实事求是、治学有方、成绩显著，巡抚监司交章论荐，授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由此步入政界。

① 以上见《教约》，《海瑞集》上册，第13—18 页。

② 以上见《规士文》，《海瑞集》上册，第21 页。

第三节丈田均赋，革弊兴利

“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不惩贪暴，害怕别人诽谤自己；凡事不认真，害怕生怨取祸，不顾朝廷利益，做个乡愿，“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①。从这一思想出发，抱着革弊兴利的决心，海瑞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达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②。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③。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充总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气得胡有口难开，只好作罢。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欲取道淳安县境。鄢招权纳贿，贪酷成性。若依之，势必扰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愿取他道往”，去信挡之。鄢不得不怀恨绕道而去。此两事“更为人所不敢为者”，百姓为之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

海瑞一心为民除弊兴利，而他自己却清苦自持，衣服破旧单薄；为母亲做寿，只买肉二斤，别无他物。淳安百姓颂之曰：“爱民如子，视钱如仇。”海瑞去县之日，人人放声痛哭，“如丧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绩卓著，擢浙江嘉兴府通判。由于他在淳安得罪过鄢懋卿，这时鄢便嗾使其党羽袁淳上疏弹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严嵩败落，鄢、袁相继去官，海瑞乃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四十二年（1563）春到任。兴国地薄民穷，时弊亦在浮粮，“岁征不满什之伍”。“虚粮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绝户极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海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兴国八议》，厘清宿弊，发展生产。“八议”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复明初拨军下屯、军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军队由侵吞民田而来之“余田”，“以补民田之虚貱”，使“下之小民无军人之扰，上之屯粮无亏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开垦“无主山地荒田”，使地尽其利，而民无游食之人。三曰均赋役，此为“八议”之急务，重点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粮虚实、人户富贫，按实征发。四曰招抚逃民，蠲除虚粮重役，招民复业，“三年后实有收成，依例报税，收成稀少则听之”。五曰革冗员，凡军政各衙门一切人浮于事者，皆裁革之①。“八议”上南赣巡抚吴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听令”，“民间用度十分中减去三四”②。任兴国知县一年有余，因功被荐，应召入京。母谢氏畏北国严寒，留居兴国。

①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49 页。

② 《淳安县政事序》，《海瑞集》上册，第37 页。

③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73 页。

① 以上见《兴国八议》，《海瑞集》上册，第202—209 页。

② 《申军门吴尧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册，第210—211 页。

第四节冒死上疏，抨击皇帝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后，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奉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愤时政阙失，为维护封建皇朝的久安长治，列举事实，犯颜直谏。上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后人所说的“海瑞骂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此为其一。该疏谓：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京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 3 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①此疏一出，海瑞“直声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②。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触怒皇帝，获罪而死。因此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后事，毫无惧色，从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铮铮一汉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将该疏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后事，在朝听候处置。皇帝默然。少顷，复取疏览之，若有所动，遂将其留在宫中者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抛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释放海瑞，皇帝命锦衣卫杖之百，亦锢之诏狱，昼夜榜讯①。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颁布遗诏，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时获释。海瑞复官户部主事。不久，改为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二月，升为尚宝司丞。海瑞上疏请求归家养母，不予允准。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时内阁首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夺徐阶之权，指使门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奏劾徐阶。海瑞上疏支持徐阶，说：徐阶为首相，“天下骎骎然有向治之渐”，而且“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齐康捏架无影虚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请罢斥高拱，重治齐康②。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谪远出，高拱落职回家闲住。为此，高拱心里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隆庆三年春，海瑞迁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③，遂离开京师，启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① 《治安疏》，《海瑞集》上册，第217—221 页。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8 页。

①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② 《乞治党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册，第226—227 页。

③ 时应天巡抚驻苏州，辖地包括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等府和广德州，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

第五节巡抚江南，挫抑豪强

应天十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是明皇朝经济重心之所在，但又是历来素号“繁剧难治”之区。为了巩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并参照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事情。择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饬吏治。自明初以来，江南地区不法官吏往往与当地豪绅大户串通一气，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谋财害命，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祸害。据此，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具体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责、禁私役民壮、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差遣人役骚扰乡里、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赂书吏、正军法、革募兵、定抚按出使车马，等等。严令各府、州、县大小官吏“一体遵奉施行，俱毋违错”。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①。

二曰勒令退田。应天十府州强宗巨室数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当地阶级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嘉靖以来，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各地乡官豪绅无不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田 4 产。其中比较普通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投献”侵占农民的土地。由于该地赋繁役重，“每一役出，辄破数大家。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①。至于其他小民之田产，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归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几矣”②。松江府华亭县，“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无有也”③。其余府县亦大都如此。江南乡官的代表人物徐阶家所拥有的二十多万亩（一说四十万亩）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所谓“投献”夺来的。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④。对此，海瑞十分气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适当调整土地关系，使乡官豪绅“百年后得安静”，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对势力最大的徐阶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动。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而豪强缙绅则恨之入骨，谤议纷起，伺机报复。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三曰兴修水利。江南河流众多，湖泊交错。境内吴淞江水道，尤为“国计所关”，纵贯苏、松两府，穿越吴县、吴江、昆山、青浦、嘉定五县。由于长期失修，淤积不通。屡议疏浚，迄无成效。民有谣曰：“惟是海龙王始得开耳。”河道涸塞为陆，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海瑞巡抚江南时，恰遇暴雨不断，吴淞江泛滥成灾，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背井离乡。海瑞通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一面赈济救灾，一面修复水利。

①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0 页。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④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饥民正式动工修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余里。又以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开吴淞而不开挑白茆，诚为缺事，难免水患”①，于二月初九日集众兴工开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总计救济饥民数十万人，而用银不过

五、六万两。且所用钱粮，皆为历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以及部分义捐的“赈济谷”。“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②。海瑞还劝民在吴淞江旁垦田四十万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③。就是当地竭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劳。说：“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云：开河费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④。根除水患，是海瑞在应天巡抚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绩。

此外，针对江南官户多、优免户多，转嫁赋役十分严重的现象，海瑞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尤其注意均平赋役，制定《钱粮册式》、《均徭册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认真严治刁讼，平反冤狱。时人评曰：海瑞抚江南九阅月，“而天下财赋之原，肃然一清”①。

海瑞巡抚期间实行的虽然只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经触犯了江南官绅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大肆攻击和极力反对，纷纷指责他“第一不知体”、“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管闲事”，甚至投匿名信，进行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朝廷内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结，“共思逐公自便”②，千方百计要把海瑞赶走，以便改变他所实行的政策。

隆庆四年（1570）正月，正当海瑞领导大批饥民破土修浚吴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③的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首先发难，上疏指责海瑞在巡抚任上“迂滞不谙事体”，所立条例“非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提出只宜与两京清秩处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没有同意，仍“留抚地方如故”④。接着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 5 劾论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⑤。海瑞向来以刚为主，挺立于世，对于戴凤翔之流的无耻攻击，他针锋相对上疏辩明，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指出戴凤翔疏中所言，“无一字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报国”，而以“行私”⑥。

① 《开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册，第233 页。

② 《开吴淞江疏》，《海瑞集》上册，第232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1 页。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5 页。

③ 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 页。

④ 《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壬午条。

⑤ 参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2 页；《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癸亥条。

此时，与海瑞有夙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柄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的职务①。消息传出，江南小民“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②。隆庆四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粮储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明确表示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曰：“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伏愿皇上所敕新任抚臣，勿以臣受谤而轻改臣事”。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③。上允其请。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他自四十岁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禄所余，仅置居第一区，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亩，其他皆无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当时的官僚中是罕见的。

⑥ 以上见《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下册，第237—2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③ 见《海瑞集》上册，第241—242 页。

第六节退居林下，关心国事

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④。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同月，宦官冯保以两宫懿旨将高拱逐出都门，张居正与冯保相结，出任内阁首辅。居正当国，“惮公（即海瑞）刚直”。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谓：“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①，拒绝起用。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沸腾。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②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①。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④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3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0 页。

第七节任劳任怨，一生清贫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②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①。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②。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③。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④。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①。神宗降旨，一方面 7 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②。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上疏，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③。至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归。入秋，病情渐重，又不服药。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587 年11 月15 日），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无子。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288 页。

② 《海瑞集》上册，第291 页。

③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1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条。

① 详《三进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册，第625—630 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条七月乙卯条。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腐败势力的攻击和迫害。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④。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①。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辑录在《海瑞集》。

③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④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600 页。

推荐第10篇：大明朝

大明朝

篇1：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

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腾讯文化 2015-05-07 [ 摘要]大明王朝没按朱元璋的设想走，他的诸多理想与制度设计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

朱永嘉

作者：走刀口

朱永嘉生于1931年，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据他自述，“*”前不久，吴晗曾打算收他当弟子，但没多久，他便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作为姚文元的明史顾问，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一文。

“*”十年，朱永嘉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这个写作组取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朱永嘉堪称姚文元、张春桥的御用笔杆子，朱维铮评价说：“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可见其对姚文元的重要性。 1983年，因为“*”时期的作为与经历，朱永嘉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14年，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出狱后开始写作著书，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书，并不断发表关于当年的回忆录。2015年4月，朱永嘉新书《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朱永嘉提出“从根本上讲，制度是人类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自身演化而成的，很难靠某个圣人设计而成型并流传不绝”。全书也以此为基调展开论述。以朱永嘉的视角看，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创业维艰，明朝的典章制度继承于汉唐传统，虽修修补补但所存不多。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制度时，期望为子孙后代打下万世永固的江山，所以从国家层面建法立制，从家族层面制定祖训，并反反复复劝诫子孙要遵从自己的告诫，然而大明王朝最终还是没按他的设想走，他的诸多理想与制度设计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

接班人逐渐“废物化” 朱元璋当皇帝之前，就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刚称吴王时，便为世子朱标延请浙江宿儒宋濂，为其传经讲课，随后还让朱标回老家扫墓，用心良苦，在世子出发前，朱元璋不忘劝诫说：儿子啊，你生在富贵之家，习惯了“买买买”，现在我派你下乡，去感受乡村小路到底有多难走，升斗小民为吃饭穿衣要多艰辛，到了咱祖宗住的地方，千万记得问问乡亲们，讲讲你爹当年起兵之初，创业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除了嘴上的教导，朱元璋还给朱标请了大明朝最豪华的老师群体，比那个什么“第一小学”不知高哪里去了：“总理”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国防部长”徐达兼任太子少傅，“国防副部长”常遇春兼任太子少保。朱元璋作为白手起家典范，自然知道光说不练假把式，于是他常常让太子参与政事，从小就进行社会实践。

按朱元璋的设想，太子经过这番磨练，自然就能当好接班人，但他忽略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儿子朱标没活过自己，早早去世，二十年的重点培养全部付之东流。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得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不过朱元璋却没

时间来培养孙子怎么当皇帝了，这个生长在帝王之家的皇太孙，性格懦弱仁慈缺少锻炼，皇帝没当多久就被叔叔朱棣赶下了台，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好的接班人，朱元璋努力建设的接班人制度也以失败告终。朱棣当了皇帝，虽然接班的来路不正，但好歹也是个精明强干的接班人，大明王朝也在其治理下蒸蒸日上，自然，朱棣当了皇帝，也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朱棣有三个儿子为徐皇后（徐达之女）所生，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结果没多久他的儿子们便为了接班人地位发生矛盾，汉王朱高煦因有战功且身强体壮，想取朱高炽而代之。朱棣当了二十三年皇帝，朱高炽当了二十二年太子，其间朱棣多次有换接班人的打算，朱高炽不得不战战兢兢生活，“忍”了二十多年，结果当皇帝没多久就去世了，皇位传给了皇太孙朱瞻基，“靖难之役”差点再次上演。总结明初皇位的更迭，可以看到，有实力者都觊觎皇位，甚至夺权成功，太子想要顺利继承皇位需要经历颇多风浪，对于明朝处理权力争斗的种种争夺，朱永嘉认为，这皆源于国家权力无法分割，“遗产尚能在诸子中均分，而皇权是惟一的，无法均分，故藩王拥兵就必然引起皇权的争夺”。明宣宗以后，明朝皇帝的接班人年龄越来越小，明英宗即位时九岁，明宪宗即位时十八岁，明武宗即位时十三岁，按今天的标准，他们全是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完全不熟悉社会的运行规则，自己尚且是个孩子，根本谈不上怎么治理国家，而这个时候国家要保证不乱，就需要另外一批接班人，这就是大臣群体。老朱当上皇帝后，疯狂诛杀功臣，导致“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无人可用，朱棣当了皇帝，对老臣还算好（对前朝大臣则是另一码事），所以他死之后，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贤臣良将，如著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薄，他们在皇位交接的过程中，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然而他们生前并未注意要培养接班人，等到年老时想到了要培养接班人时，已经为时晚矣。杨士奇杨荣三人是四朝老臣，又有太后支持，因此王振也要忌惮几分，等到他们去世，接替者曹鼐等人就完全制衡不了王振，于是土木堡之变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因此，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接班人不但指皇帝，还指大臣们，随着明王朝的发展，不但接班的皇帝逐渐沦为“废物”，大臣中也难得出现名臣，明王朝的接班体系走向了崩溃。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企图由皇帝独揽大权，以保证朱家天下能长久存在，但在他有生之年，庞大的国家运行都使他感到力不从心，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时，就不得不借助内阁大臣一起办事。在制度设计上，朱元璋了为了避免前朝父子相残的局面，规定东宫不允许有自己的班子，结果使得太子长在深宫，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逐渐成了一群“废物”。作为大明朝重要支柱的大臣群体，也没有做好新老交接，接班的大臣一个比一个差，没有好的臣下辅助，皇帝和内廷没了制衡，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荒唐事。

军队难免“战五渣” 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武人的厉害，建国之初便诛杀功臣，并制定相应制度，防止武人势力坐大，威胁朱家江山。在制度设计上，明初皇帝从京军、卫所、军事管理系统三方面入手，围绕一个目标：既要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又要防止武人干政，以免方镇林立的局面出现。在京军方面，建立皇帝亲自统帅的亲军，前后设立亲军二十六卫，其中以锦衣卫最为出名，锦衣卫作为皇帝最贴身的侍卫，常伴君王左右，权力非常大，人数多达一万七千余人，大臣都处于锦衣卫的监视之下，以至于朱元璋想抓捕谁，就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大臣毫无招架之力。在地方军队上，朱永嘉认为明朝卫所制是继承了唐代的府兵制，具体就是从户籍上划出一部分人口，作为兵籍，免除其他方面的赋税徭役，世世代代服兵役，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远不如农户，逃亡非常普遍，明初一个士兵想要脱离军籍，都得朱元璋亲自干涉。

明朝中后期以后，卫所制度进一步衰落，军队士兵不但要服兵役，还成了徭役的对象，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嘉靖时期，俺答入侵，禁军只能征召四五万人，还都是老弱病残，还没见到蒙古军队就吓得流泪哭泣，这样的军队怎么上阵冲锋呢？万历之后，明朝的卫所制度名存实亡，军队连“战五渣”都不是了，政府打仗只能靠募兵，可募兵要钱，那只能从农民身上搜刮，结果不断加派练饷、辽饷，逼得农民四处逃亡，最终压垮了明王朝。有明一代，军队地位低贱，所有人都看不上军官，军队的将帅连个步兵都不如，谁还愿意领兵打仗，最终军事力量瓦解，明朝也就失去了支柱。朱永嘉的结论是，“明王朝的崩溃与卫所制度的败亡相始终。”

国法家规最终成了“废纸” 相比于那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朱元璋还是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的，刚称吴王时就命令李善长等人制定律令，称帝之初即洪武元年正月，《大明律》便颁行，在国法家规的建设上，朱元璋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其一是颁布国家法律，如《大明律》，此律在洪武年间经过数次修改，至洪武三十年正式刊布，有明一代，《大明律》都历代相承，后人也不敢修改。《大明律》之外，朱元璋还颁布了《大明令》，与《大明律》相辅相成。

除了成文法外，朱元璋还将自己当政时期处理的大案要案以汇总的方式公布全国，取名《御制大诰》，朱元璋还以大诰为读本，在全国进行普法教育。除了这些法律条例外，明朝还有许多条例榜文，例如《充军条例》、《真犯、杂犯、死罪条例》等。其二是制定家规《皇明祖训》，对于子孙后代在宫廷生活、处理政务、政治安保、后宫开支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并且要求子孙后代务必遵守，不要自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篇2：《大明王朝》读后感1 白塔倒了，爷爷走了，翠翠孤独了。――《边城》

严党倒了，嘉靖走了，海瑞沉思了。――《大明王朝》

乡村田园的清新，边城农民的淳朴，在大雨过后成为历史；挖肉补疮的惊心，民不聊生的惨状，在血腥争锋后归于沉寂。不同的故事，气象的殊异，给人以淡淡的，咸咸的滋味。

故事翻阅了两遍，第一遍是无滋无味，因为只是当做故事。第二遍，也是当做故事，不过多了一些回味。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故事。就像官场本是故事，柴米油盐也是故事。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为人之道，被后辈参作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行之道。都言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能运用知识才是力量，毛泽东的见解极为深刻。一把刀，切菜便是正途，杀人即是逆行。知识多少，道理深浅，其实并不重要，而在于使用的人。百姓的力量用好了便成就新中国，放弃了就只能躲在台湾岛。你说是命之使然，我说是不知用道。

嘉靖帝自诩汉文帝第二，来个无为而治。整天修仙成道，拜像坐蒲，一帘隔绝世外，双耳聆听四方，无为得坦坦荡荡。不知是故事的有意渲染，还是打坐静心的神效，多少事情，几许道理他却洞若明镜。严党兴风作浪，吕芳仁慈忠心，裕王战战兢兢，自己故弄玄虚，他都知道，只是不愿说。因为皇帝，没有人敢揭他的短，只有与日月同辉，宇宙共寿的青词赫然于黄纸，印入眼帘、轻击心弦。

二十多年不上朝。伫立精舍，隔着帘子，听着珠响，他习惯于内阁与司礼监的交涉的氛围，木然于内阁成员之间的唇枪舌剑，欣然于大把大把银子的来龙去脉。有人说，嘉靖是身兼皇帝与户不尚书两职，对于经济，他的敏感，与对算盘珠响的欣然都塑造着这位皇帝对他所主持的朝局的关注形象。毕竟，他想治国，却还想无为。他知道经济是国家的一大根本，这点上，他从不糊涂。他为国主，亦为人父。他亦有情感的抒发，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主宰能力。裕王诞下的皇孙，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每一次见到，都以老人慈爱的神态待之，还戏谑地让孙子猜出“皇帝抱孙不抱子”的俗语。因为这个孩子，龙颜大悦，裕王的位置更加稳固。呵呵，命运使然，如今的孙子，多年之后的皇帝竟学着爷爷的模样，二十七年不上朝，是无为而治的魅力，还是受了爷爷的影响？

对于疼痛，惯用的方法便是止痛。疼痛难忍，哪怕止痛之后死去，也愿意。在癌症晚期，疼得死去活来，都愿意用镇定剂麻醉和缓解，毕竟安然地离去比忍痛折磨更舒心。生理上的病痛既会产生肉体的折磨，更会连带心理的不安。因此，一有病痛，便想着法子去排除病痛，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毕竟，疼痛向来令人胆寒。

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到处流着发出恶臭的脓水。庸医，清理了一下伤口，开了点药，便完事。好了，皆大欢喜，还落得个“妙手回春”的誉号，治不好，便是累疾难愈，回天无力。习惯了，便是无可奈何。谁都不愿追根溯源，毕竟大动作岂止是伤筋动骨，更是遍体鳞伤，况且谁有如此的大能耐，一针见血，药到病除。也许，还没整治，就一命呜呼了。悲哀，不过如此。神医妙手太少，就算有，也不愿或不敢坦诚待医。顽疾久已！就让脓水尽情的流，实在不行，上点药。大明朝如此，你我何尝不是？

严党有如蛀虫，慢慢吸噬着苟延残喘的国家，结党营私，中饱私囊，于国于家不管。还借着皇帝的名号招摇撞骗，喜滋滋地在家里数钱、欢笑。皇帝有知，却也无可奈何，即是对无为而治的考验，又是一种投鼠忌器的无奈。他知道，毕竟还有一股清流在奋力抵抗。劳心劳力，不如自生自灭。他有着他的神仙梦，一旦得道，便是月明花开，所向披靡。小小的大明朝又能如何？于是，无奈着，也放纵着。

历史知道，兴衰交替，朝局变化，势在必然。不紧不慢，不哭不笑，任由柴米油盐浸染生活，全凭尔虞我诈充斥官场，随意欢笑骂语四处蔓延。

他，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时代的巧合，站在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小小的教渝，被拖拽着进入浑浊的泥潭。他不欢笑，也不惊惧，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无论从事什么，都有风险，何况朝夕两重天的明朝，还有只手遮天的严党。几次将家人托付，为国尽忠，势必淡了尽孝。但既然张居正所言，如为国捐躯，公之母亦国之母。舍身成仁，不过头点地，而且忠孝两全，古之大丈夫夫复何求？他欣然。

当最后一份“贺表”全呈于嘉靖面前时，他心花怒放了。气韵的祥和陪衬着嘉靖的“登仙”，文武百官喜气洋洋得叩在殿外，等着吉时一到，便俯首朝拜，满心称颂。有意无意地翻开他的贺表，顿时急火攻心，怒发冲冠，借着修道的定力看完了所谓的“贺词”，再也忍不住怒火的迸发，声嘶力竭地喊着捉拿。群臣立刻惊呆，从未见过如此龙颜大怒。大事不妙！他显然触怒天威，什么结果不言而喻。

“靖孚言，正人心。”他斩钉截铁。哪怕在皇帝面前。他算是重重揭开了大明朝的伤疤，撕开了嘉靖的脸颊。他要让脓水流尽，他要寻找病根，他要天翻地覆。在皇帝即将“成仙”之际，肺腑坦言，激怒天颜。多少人说不该，我觉得亦不该。有事不急在那神圣的一刻。可他，却硬往枪头上撞，哪怕头破血流。他的白皮棺材，为他备好了归宿。那让嘉靖情何以堪？让百官如何应承？让故事如何收场？不过一死，在他看来，如此的简单；在嘉靖看来，如何的心伤？在群臣看来，如此的难堪。糜烂的大明朝，已经被血淋淋的伤疤照的无地自容，因为那个他。而嘉靖，更是尴尬的一无是处。也许除了信奉长生的信念，他内心却有着一丝疑虑，究竟人能长生吗？他没死谏之前，一切都是如此的风调雨顺，百官已经默认了神仙般的皇帝，自己的正果也即将修成，位列

仙班是志在必得。尽管有多少的自欺欺人。可谎话说了一千遍，便成了箴言。于是飘飘然地做着神仙梦。可，梦还没完，便被深深地吵醒了，且还被告知，这就是一个梦，只是一个梦。

他，不顾生死地劝说暗讽，本心是为了江山，为了社稷，为了黎民，为了百姓。可在嘉靖眼里，他并不是剖心示忠的比干，因为自己不是纣王。为何闹到如此地步，嘉靖的几乎晕厥、吐血像是大明朝的预言，命不久矣。他为何还要如此地对待一个真正将死之人。嘉靖也不过是个老人，一个犯了糊涂的老人。何必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众怒？惹得人伤心碎？他一个人，也改变不了大局揭开了伤疤，谁来治愈？李时珍不行，他医的是身病，国疾他束手无策。嘉靖也救不了，已经病入膏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句话对他来说，已经不适用了。那么，何必要折磨这一个老人，就算他真的“成仙”，他的阳寿已然不多，过了也就过了。既然严党已倒，说明嘉靖已悔过，而且大蛀虫已拔掉。对一个老人何必如此残酷？

嘉靖毕竟还是个仁慈的皇帝，他并没有直接斩杀谏臣。他经不起折腾了。他本来就不想折腾。这一闹，伤了他的心，他是明白是非的。可最后的安详还是被搅扰了。他的悔过，本来可以在修仙退位以后，可如今什么都没了。他算是看透了，也清醒了。自己执着了一辈子，还是输了。他的过错，也就无法自在偿还了。

他叫海瑞。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刚正不阿，造福万民。敢于和恶势力斗争，敢于为民请命。更敢于备着棺材义无反顾。百姓叫他“海清天”，他自称“刚峰”，刚毅的山峰。无欲无求，便是刚。有人称他“海笔架”，刚直地面对权贵，恶吏。一封封书信，一条条谏言，只要是触怒上级与天威的，他从不牵连他人，就像他的贺词，是他个人所为，无人敢指使，也无人能够指使。连私交甚好的王用汲也不曾料想。他要落得个真干净。他一心为民，也一心为国，得罪谁也不在乎。用他的话讲，他并不得罪谁，而是对方得罪了百姓，得罪了《大明律》。他的刚毅令人叹服，他的智谋令人折服，他的赤心令人自叹不如。他，我行我素，毫不在乎。这样一个人，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百姓，戴之如神；嘉靖，愤怒又叹服；裕王，无奈又佩服。

他终究没有死。故事中因为嘉靖的仁慈，因为黄锦的瘸腿，过了午时三刻，他得到解放。可他没有喜笑颜开，没有欢心奔跳，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有随时被杀的可能，何况一个犯了众怒，触怒龙颜的罪臣。可他，也不惧。如此一个人，真是令人既爱又恨。

皇帝没有刻意地责罚，也许有着上天的惩罚在先。活蹦乱跳的女儿溺水身亡，妻子因此而流产，盼望已久的儿子便付之东流。好不容易保住了妻子的性命，却落下了一身病。神医的相助，又使海家有了继承香火的希望。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阴差阳错地，厄运再一次地降临到海家，这一次，连妻子都悄然离去。是不是太残忍了？究竟是谁的错？难道是一命抵两命？是不是海瑞的侥幸换得了老母的无依，妻子的离去？这个故事，略显凄惨。我们都盼望着海瑞不死，玩笑却开在了他的家里。试想，如果他不死谏，成全了嘉靖的成仙梦，嘉靖也不会生气吐血，也不会招陪伴在海妻身边的李时珍，那么难产的母子也会平安无事？唉，因果相随，海瑞成全了自己，却也送葬了家人。他的刚直赤心令人佩服，但他实不该犯天颜，破家人。他可以毫不在乎，可让我们如此的揪心与无助。

肉体凡跆的嘉靖终究躲不过牛头马面的勾锁，龙驭殡天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他就是太上真君，慧眼看着波澜起伏的人间，看着水深火热的民间，自在安详。神通再大，也救不了世间大众，就像曾经的嘉靖，成不了仙一般。凡事讲因缘。

这段故事，在两百多年的大明朝，只是一小段；在茫茫历史中，很是微不足道；却着每一个朝代的心酸，贪官、清流，有缠绵悱恻的爱情

篇3：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是伟大、平常、还是窝囊？

ZT：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是伟大、平常、还是窝囊？

若论及中华帝国，每每必称强汉盛唐，是以中华主体民族自称为汉人，所以出国谋生者乐意被称为唐人。就连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仰仗着时间上的接近，依靠众多清宫戏的推广，与史上所谓康乾盛世的宣传，也使得大清朝曾经的辉煌深入民心。但若论及明朝，大多数对史实了解不多的民众，其印象往往停留在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和尚出身及其传奇的江湖经历，朱元璋谋士刘伯温堪比诸葛亮的神秘智谋和众多民间传说，接下去在永乐皇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史书上是大书了一把，而在民间却也无甚反响。郑和那个庞大的海上多国旅游团并没让老百姓觉得有多荣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后呢？然后抗倭、援朝、张居正革新，这些算得上明朝的大事，在老百姓眼里，却始终不得和汉武帝征匈奴，唐太宗灭突厥相提并论，比不得文景之治，比不得开元盛世，远不及大宋朝的光景，甚至远不如后世的康乾盛世来的光辉灿烂。悲哉！眼看着大明朝日落西山，却留下一幕幕宦官乱政、贪官当朝，掌柜皇帝、木匠皇帝前赴后继，一直到满清叩关，李闯进京，煤山上生不逢时的崇祯皇帝仰天无助，命丧老槐树，大明朝始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奇闻怪事演连连，就是与辉煌沾不上边。

可怜的大明王朝，窝囊的大明王朝，无所作为的大明王朝，令人啼笑皆非的大明王朝，一统中华近300年的大明王朝！驱走蒙元，光复汉室，那是何等的功劳？然而成功如斯失败亦如斯，得而复失，还政满清。大明政权得之于异族又失之于异族，作为最后的一个汉民族正统王朝，大明王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第一、复兴汉室之功。中国古代史自秦一统中国，至蒙元之前，几十上百个封建王朝，也仅有两汉、隋唐完成了称的上合格的国家统一。（我对合格的定义是：新王朝的国家行政区域基本覆盖或到达了历史上的中华王朝最大行政地域）两晋、两宋则只是统一了汉家地盘，其中的东晋、南宋更是汉室天下也只得半分割据。而大明王朝的统一中国，基本上是合格的统一，尤为难得的是，对照历史上的国家统一者，在明以前从来都是北强南弱，秦向东灭赵燕一统北方后，最后南征打败曾经国力远在秦国之上的齐楚两国而完成统一；刘邦封汉王据汉中，出陈仓小道奇取关中后，再向东向南击败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逐一灭掉各个异姓割据王国而完成统一；隋皇杨坚本北周外戚，既夺取北周政权后，南征灭陈而完成统一；唐朝建国与隋朝颇有雷同，高祖李渊本是炀帝表兄弟，奉命留守太原，在隋末大起义的潮流中顺势而动，由北而南的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却以一个曾经和尚的身份，追随元末白莲教和红巾军起义的潮流，凭着自己的才干和某种程度的运势，从平头百姓到义军小头目；从攀上郭子兴这棵义军江淮首领的高枝，到羽翼渐丰最终团结领导起这支义军队伍；从收拢江南豪杰名士，到依靠和利用强大地主阶层的势力；从奸灭义军内部派系分支的陈友谅、张士诚到驱逐蒙古，完成统一。朱元璋的惊天伟业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近三千年王朝历史上，他是平民*河蟹*登上帝位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这样的人才领受并完成了*河蟹*异族统治，复兴汉室江山的功业，用王朝时代的历史观点看去，怎么不值得大加褒扬呢？

第二、融和西南之功，经略东北之劳。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乙卯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同治云南府。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后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北至永宁，与四川界。东至福州（应该是贵州吧），与广西界。西至干崖，与西番界。南至木邦，与交址界。距南京七千二百里，京师一万六百四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口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七十。弘治四年，户一万五千九百五十，口一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五。万历六年，户一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口一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二。这是清人张廷玉为主编修的《明史》上的一段，云南布政使司的设立，充分完全的对这个国之西南的重要地域实施了行政管辖。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秦汉时代甚至更早些的楚国时代就有了治理西南或者交往西南的记录，但是在明王朝以前，西南的相对独立毕竟有了近500年的时光。虽然前朝蒙古人已经把西南纳入国家领土版图，但在中原蒙古王朝被*河蟹*后，残存西南的蒙古势力实际上也已是苟延残喘。除了首战曲靖还是以蒙古统帅达里麻的十万军为对手，接下来平大理擒段世，战杨苴诸蛮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讨平思伦发领头的诸蛮夷屡次叛乱，明王朝的对手已经是当地世居民族。这就一改当初两宋时期保守柔弱的国防策略，把西南纳入行政管辖，消除了类似蒙古人从西南入侵中原的隐忧，短期来说造成西南兵祸伤害民生，长期来看，大大的促进了西南的民族融和和经济发展，是有利于中华大局同时有利于西南民族地方利益的。如今云南发展水平虽然全国来说不是前列，但比之外围的缅、老等地区，还不是大大的优越了？因此，明王朝融和西南之功，不应该被忘记。

至于东北，虽然我们说自古以来就是咱的领土，但确切的说，真正正儿八经把他用行政隶属管理起来，这历史还真的不是太长。当然这不是哪个古代王朝的错，毕竟那些年代里，东北是所谓的‘苦寒之地’，半年以上的冰天雪地，谁乐意去那儿活受罪呢？别跟我们说沙俄的‘战略眼光’，他们当初也就是荷尔蒙不正常，被蒙古人欺负了，翻过身来势必加倍的追讨补偿。结果歪打正着，那地下发现资源矿藏，让他们子孙拣到大便宜了。明王朝经略东北，出发点肯定不是莫须有的地下宝藏，不是为了那块可有可无的苦寒之地，而是出于防备残元蒙古及其他部族的侵扰，是安全需要。因此，王朝早期在东北一路设置卫所，最远到达黑龙江入海口的满泾卫（奴儿干都司驻所，如今俄国的尼古拉也夫斯克）。卫所有固定场所，也有临时或根据季节移动的非常驻所。但纵如此，这种耗费钱粮却无甚受益的卫所制度在东北也坚持没多久，历史教科书上的奴尔干都司，从名称上就区别于明朝正式行政区的布政使司，只是一种军事国防需要的辖区，在确定不能为安全增加多少保障，在王朝财政不想再负担这笔支出的时候，自然就成为裁撤的首选。因此，经略东北，明王朝只能说有劳，功倒是谈不上。

第三、科学发展，工商萌芽之利。中华之所以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屹立不倒，没有象古印度、巴比伦和古埃及那样灰飞湮灭，除了一般认为的地理优势：东面大海，西面高山，不可否认的更重要因素当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优秀传承和曾经一直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能力。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地利在某些时候的重要作用，比如公元前

15、16世纪中国殷商时期发生于西亚、南亚的雅利安白人大入侵事件，据史学家研究正是导致古印度文明彻底消亡的罪魁祸首。而中国西、北部的高山荒漠阻隔，正好保护了尚处童年柔弱期的中华文明免遭覆灭之祸。也有研究认为当时中国版图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白人入侵，但零星的文明程度和技术能力得益于西方邻居而可能优于中原华夏先民的中亚原住民白种人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侵入中原，而世居青海、甘南、川北高原的古羌人正是依仗着河西走廊的有利地理把那些入侵者挡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圈之外。这些不详细展开了，也都只能是史学界的研究罢了。但由此之后，中华文明兴起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文明的深邃思想，奠定了文化的深层基因之后，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敌、强敌威胁并不少，匈奴、突厥、蒙古都曾经有灭中华而统天下的军事实力，但显然差距大的太多的思想、文化、技术能力正是中华在面对如此强敌时刚柔有度，最终反败为胜的决定性因素。追溯西方文明，往往不能弄清到哪一个国家是真正源头，但谁都不能否认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因为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能力是影响如此深远。而中华文明之有幸，让我们可以精神和实体合一，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我们就是我们，甲骨文是咱祖宗的创造，百家学说是咱先贤的创造，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这些教科书上明白的东西就是值得自豪的中华创造。正是这种继承前人、造福后人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思想，才是中华最值得自豪的民族生命力和发展推动力。而观乎明王朝，在发展科学、发展经济上，虽不能说出类拔萃空前绝后，但却是保持了中华一贯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明初郑和航海，对于航海天文和沿海水文、地理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是领先世界的；小学生课本上‘万户’火箭的研制，咱不说他什么成就，单就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夸赞和敬佩的；旅游侠客江阴人徐霞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对于南方溶洞、丹霞地貌和植物生长的研究描述和沿途风物的笔记，是珍贵的历史地理信息；大医药家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贡献是巨大的；明朝中后期随着西方小规模海上侵扰和传教士的交流，对于国内火炮铸造技术、数学研究、天文研究等等起到了不小的促进。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虽然确实说不上有太多新鲜的发明创造，但总结前人经验不也就是科学、技术传承的重要途径吗？

至于明朝工商业的萌芽、发展，确实我们不能乐观的拿他和资本主义迸发期西欧伴随现代科技发明的大工业发展相提并论，我们承认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世界在个体的冒险和探索精神上有着超乎寻常的动力，他们较少的受到中华根深蒂固的保守教条的束缚。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明朝中后期的炼铁开矿业，瓷器烧制和进出口贸易，从养蚕到纺织成布一条龙的农、工、商各个产业，是有了比前朝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大规模的存在的。这种产业的发展能否促成技术的革新进步，继而形成更大规模和更高生产效率的近代工业？甚至能否形成足够力量促进社会的整体变革？我们无法为之推测一二，因为事实没有发生，而假设没有意义，去因为假设而争论辩驳更加没有意义。

明朝并不窝囊！写下众多武侠名作的金庸先生非常令人尊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他个人看法，对于明朝诸位帝王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有个别优秀的，但平均来说那是相当大的‘负数’，也就是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国家进步，反而是拖累国家、社会进步的罪人。这个个人看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一个王朝也不能只看他的帝王们吧？历史终归是由人民决定的，明王朝的历史，明王朝的人民是对的起他们那个时代的，是为中华作出了贡献的，至少我个人认为如此。

第11篇：中秋节灯谜历史介绍

中秋节灯谜历史介绍

灯谜，是我国民间文学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人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的智慧和结晶，它源于生活，用于生活；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智力活动游戏。它吸引着天南地北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使人在增长知识，启迪智慧的同时，又获得美妙的享受。

我国的灯谜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廋词”和“隐语”，这是灯谜的雏形。到了汉代“隐语”开始分化为两个方向。一类以描写特征为主的事物谜；另一类以文字形义为主的文义谜。到了魏代，则称为“谜语”。隋唐时期随着诗歌的兴盛，诗谜大量出现，并成为主流。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学士常在元宵之夜，将谜条张贴在各种花灯之上，吸引行人猜射，“灯谜”就是这样而来的。清中叶以后，谜风大盛，涌现了许多谜师。辛亥革命后，灯谜形成了南宗北派两种风格，到了旧社会，由于谜家大都是士大夫阶层，有些文人自命清高，片面强调风雅，排斥民间灯谜。

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灯谜活动更加蓬勃发展，，谜材谜作日益完善丰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都有灯谜活动及灯谜学术交流。

第12篇：日本料理烹调历史介绍

日本料理烹调历史介绍

饮品

清酒是一种以稻米酿造的酒，含有淡淡的米香和甜味，酒精含量约15%，是公认最适合日本料理的酒，饮用方式可冷饮和热饮。清酒有它的等级分类制以便控制清酒的品质。因此同一个牌子的清酒由于等级不同价钱也相差很远。

清酒的等级大概有五种：

1．纯米酒。以白米及米麹酿造而成。

2．本酿造。除了白米及米麴，另加入少许酒精酿造而成。

3．普通酒。除了白米及米麴，另加入了比例较高的糖和酒精酿造而成。

4．吟酿酒。属于高级清酒，将白米的外层磨去，只以60%左右的核心部分酿造的酒清香柔顺。

5．大吟酿酒。属于特高级清酒，将白米的外层去只以40%左右的核心部分酿造的清酒，风味异常醇美。刺身

刺身生鱼片是生食新鲜的鱼贝类，为日本独特的烹调料理方法，是一道材料的新鲜度和刀法来改口味的简单料理。说到生鱼片令人联想到极具视觉效果的精细切工，因此刀法的好坏格外影响生鱼片的美味与风味（切生鱼片有专用锐利的刀子）。生鱼片的切法各式各样，大都先注重技巧式细工，生鱼片原本的切片是为了让人看到鱼的新鲜度，并将其美味引出来，还要将材料毫不浪费地全部用完，这一点也使生鱼片的切法显得非常重要，刀法大部分为拉刀切法、削切法、薄切法、细条切法、八重切法、条纹刀行切法、细工切法、方形切法、鸡冠形切法、树叶形切法、博多式切法等刀法，另外生鱼片的佐料、配菜、辛香料等是生鱼片上菜时不可缺少的，配料并非单纯的装饰，不但能消除鱼类特有的鱼腥味，增添香气与色彩，帮助消化，并可增加生鱼片的美味。吃生鱼片通常用酱油和芥茉。芥茉具有独特的香味与充满刺激的呛味，能去除鱼的腥味衬出鱼美味。

寿司

寿司：寿司是日本料理特有的料理，品尝美味的寿司时，谁都会有生为日本人实在太有口福了的这种幸福感，寿司的风味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人认同。据说，什锦散寿司和卷寿司这两种食品源自古代，那是人们去赏花或参加运动会、祭典等季节性的活动以及当客人来访时，由母亲所精心做出的美味料理，如此由父母传授给子女，代代相传的家庭味道，随着小家庭的增加，这项技术几乎成为绝音了，尤其是握寿司，现在大家的印象都以为这是要到餐厅才能品尝到的精致食品。

小吃

日本料理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先吃冷食与小菜，口味由清淡到浓重，最后再以清淡结束。吃日本料理时，经常会搭配清酒，冷清酒酒味顺口，冷食与小菜是日本料理少不了的，包括凉拌小菜，醋物和沙拉，是用于开胃和下酒菜的。

铁板

据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一艘军舰来到日本海域，由于军舰出现故障，无法启航而被迫停留在日本海岛。军舰上又没有任何的烹调设备，军人们只能长期生食一些鱼贝类，由于饮食不习惯而多方面尝试烹调，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原来用船上面的铁板来烧烤海鲜另有一番滋味。

银鳕鱼

盛产于挪威海域及日本沿海，喜欢捕食章鱼、鱿鱼等软件鱼类，甚至捕食比自身大的鱼类，是一种极其凶猛、残暴的鱼类，这种鱼肉质地细腻、口感鲜美、滑嫩，是一道难得的美味菜肴。

煮物

煮物是以日本人在家庭中最为普通的家常菜，菜式一般以筑前煮、味噌煮鲭鱼、土豆煮牛肉、豚角煮和关东煮等最为常见的菜式，口味香甜浓郁。土豆煮牛肉是日本最受欢迎的菜式，由于令人怀念母亲口味，特别受到男性喜爱，而关东煮具民间风味，广泛受人欢迎的砂锅料理，要想更加入味可口，须放到隔日才食用。炸物

天妇罗裹面衣油炸是天妇罗正宗的料理方法，要将面衣炸得酥脆，必须使用新鲜的鱼贝类再用高温迅速炸熟。天妇罗的语源：源自于西班牙的『寺庙』也有人认为是出自于葡萄牙的调理，众说纷纷，用油炸新鲜的鱼贝类以及蔬菜类称为天妇罗。

烧物

烧物烧烤是人类原始的烹调方式，也是最能保持食物原味的一种烹调方式。特别是银鳕鱼配上盐分少的西京味噌，是一道口味绝佳的烤鱼料理，将银鳕鱼烧烤成略焦的漂亮玳瑁色彩，散发出淡淡味噌香，是一道品味脱俗的料理。

锅物

火锅在寒冷日子，火锅可说是最丰盛的菜肴其中又是各式各样材料的什锦火锅最为豪华丰盛，且营养均衡，也可依各人喜好加入各式各样材料。牛肉火锅分为两种：汁煮牛肉火锅是『寿喜烧』为关西风味和刷刷锅是关东风味。传统的寿喜烧是先以牛油热锅，再依序加入大葱、牛肉、茼蒿、豆腐等，并在热度恰当时加入砂糖与酱油，口味香甜浓郁。而刷刷锅则以清汤来煮熟食物，最重视是食物的原味以及吃完火锅后品尝汤中的鲜味，所以汁酱也很简单，通常用酸汁或芝麻酱来调味，口味比较清淡薄、鲜美。

第13篇：介绍松江历史陵园

清明将至，我们给大家介绍松江历史陵园。

松江烈士陵园的前身，是座落在县苗圃桃园内的侯绍裘、姜辉麟烈士纪念碑。1986年5月，经松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名为“松江烈士陵园”。为了适应祭扫、纪念和参观的需要，1990年县民政局向县政府呈交了易地兴建烈士陵园的报告。松江县十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扩建松江烈士陵园的提案。1993年12月22日（农历冬至）举行了隆重的落成揭牌仪式。

扩建后的松江烈士陵园占地面积30.172亩。纪念碑高20米，由四片呈下垂状的红旗组成，表示对革命烈士的悼念；墙体为枫叶红色，象征为烈士们抛洒的鲜血染红；四面红旗组合的墙体代表为四个革命时期；碑体上黑底金字“死难烈士万岁”系毛泽东同志的手迹。纪念碑平台900平方米，碑体展开面积1200平方，有近700平方的陈展大厅，1800平方的祭奠广场，2000平方的进门广场和10000平方的绿化面积。陵园内还设有“松江革命英烈事迹展”，有选择地介绍松江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烈士的事迹。

松江烈士陵园内的侯绍裘（由陆定一同志题写碑文）、姜辉麟（由陈云同志题写碑文）、顾桂龙（由陈云同志题写碑文）烈士纪念碑是松江县人民政府命名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松江烈士陵园由松江县人民政府命名为县级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9年松江烈士陵园又被松江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松江区青少年教育基地；1999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松江烈士陵园被命名为市级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今年4月1日，“闭园”改建近一年的松江烈士陵园即将重新对外开放。

一年的改建，松江烈士陵园会有何新面貌？前天，记者探访了刚刚被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松江烈士陵园，先睹改建一新的集历史文化、生态景观和红色旅游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风采。

下午1点多，春意浓浓，陵园大门口，工人们正忙着在整修道路。

虽然“松江烈士陵园”几个大字还没有出现在正门上，但园内高耸着的那座纪念碑还是那么熟悉，令人肃然起敬。作为陵园的“灵魂”，这座极具特色的纪念碑几乎是本次改建后唯一能寻觅到往日踪迹的建筑，而在经过采用将军红大理石进行贴面后，纪念碑比以往更显高大、厚实、庄严。走进烈士陵园大门，便可见前方两条步道分布在3个景观水池之间。这种引入中国陵墓建筑中“甬道”元素的设计理念，正是希望给人以“先抑后扬”的感觉，在有限的空间内和短暂的时间里，让人们的内心从浮沉喧嚣迅速转换到沉静肃穆状态。

带着这种心情走过步道，便是一个2000平方米的祭扫广场，两侧绿树林立，在这里，肃立、仰望。眼前这座20米高的纪念碑如4面低垂的红旗，与碑上所书的“死难烈士万岁”6个遒劲有力的金色大字，默默地诉说着对烈士最深切的缅怀。

绕过纪念碑的花岗岩平台，便可到达占地900平方米的烈士墓区，这里长眠着从大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捐躯的173位烈士，这也是本次改建的重点之一。墓区前端正中，是4个组成半圆形的墓，由东至西，分别是10位无名烈士的合葬墓、侯绍裘烈士墓、姜辉麟烈士墓和在淞沪战役米市渡阻击战中牺牲的战士合葬墓。

值得一提的是，改造前，烈士墓区分散在纪念碑的两侧，除了31名知名烈士外，其余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分别长眠于两个合葬墓内。这些烈士虽然全部都是衣冠冢，但此次改造按每一位烈士牺牲年月排序，全部重新进行了单穴迁葬，在墓碑上刻以烈士姓名和生卒年月，有的还配上了烈士遗像。

墓区正中的步道走到尽头，也正走到了陵园南北中轴线的最南端，等到4月1日下午陵园正式开放后，市民的缅怀旅程也可在此告一段落。不过，在陵园入口步道和祭扫广场的西侧，还有一座值得期待的全新的两层建筑——建筑面积1600余平方米的纪念馆。今后，纪念馆将一改以往以单一的“连环画”展示烈士生平的方式，而采用模拟沙盘、幻影成像等高科技的展示方式，给予参观者更直观、更深刻的感受。

而与纪念馆相对的陵园另一侧，未来还将建成一个占地1000平方米的碑林区。作为整个改造工程的布展工程，纪念馆和碑林区将是陵园今年的重点工作。

改建后的烈士墓区更显宽敞庄严。

第14篇：历史真的很精彩——从《明朝那些事》说起

历史真的很精彩

——从《明朝那些事》说起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历史这个主题，分局《明朝那些事》的阅读感悟，说实话有点班门弄斧，一些观点和见解不妥之处，望各位海涵。

虽然我不是学历史的，但我喜欢历史，喜欢通俗历史、文化历史、平民历史。

2006年，因为易中天的《品三国》和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掀起了从平民角度解读历史的热潮。从此，历史不再那么晦涩难懂、历史不再如教科书那般枯燥乏味，我也如痴如醉地迷上了历史。

2006年3月，《明朝那些事》首次在天涯社区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从明太祖朱元璋出生讲起，到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朝灭亡为止。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所以就不再对该书内容作过多介绍，仅谈谈个人近年来阅读通俗历史的一些体会。

一、历史使人自信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拥有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南北朝期间，五胡乱华，北方汉族被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屠杀，几近灭绝。然爱国将士们每每以北伐中原、收复失土为己任，反而促进了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辽宋金元时期，以文为重、高度发达的宋朝，被处游牧时代的蒙古族所灭，但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却将首都设在北京，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在历经康雍乾三朝后，却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的版图„„

当你了解中华民族历经异族侵略、帝国殖民仍矗立不倒，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历史，你能不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自豪吗。而且，你还要佩服你的祖先，这么多战乱、这么多异族侵略、殖民，仍然坚强地生存下来是多么的厉害，所以你，又是多么的了不起。

人们时时感叹老去光阴速可惊，念念不忘终将逝去的青春。于是，原来满怀梦想，大都变成了颓废堕落，少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豪情。为什么？最主要就是缺自信，缺的就是对自己的信心。那么，我想说，历史可以给你自信。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1832年，30岁的他才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秀才，但此后的6年中，

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长沙危急之际，40岁的左宗棠一生的功名才从此开始。

周武王的首席谋士、最高军事统帅、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姜子牙。他年过六十，满头白发，仍在渭水钓鱼等待文王，佐周灭商，成就功业。

这些不老传说的历史，让一代代人信心满满地继续追求下去。

二、历史使人明智

伟人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历史，特别爱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当时，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左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外出专列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必备的。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事实上，《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

得失，都有可鉴之处。毛泽东从中学到不少军事知识、战争知识。对此，他从不讳言。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的道理，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毛泽东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找到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谋略。

那么不懂历史，不看历史是怎样？记得历史上有个最牛的教书先生，就是北宋开国功臣、“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赵普是黄袍加身的预谋者，是“杯酒释兵权”的导演者，是北宋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的泡制者。然而，一生三度为相，位高权重，为宋太祖所倚重的赵普，却有一次被宋太祖在朝堂用笔涂脸。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历史。宋史记载，赵普青少年时足智多谋却不好读书。宋朝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要赵普命名一个新的年号，他要求这个年号是前人没有用过的，在赵普的建议下，使用了“乾德”二字。岂料几年以后，北宋平定西蜀，在西蜀宫女的物品中，发现一面铜镜，上面竟然有“乾德四年铸”几个大字，赵匡胤大为吃惊，拿出来问：“他们怎么会有乾德四年铸的东西？”在场的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于是召来学士询问，学士说：“这必定是西蜀的东西，当年伪蜀王曾经用过这个年号。”太祖听后大怒，当即用毛笔

涂抹赵普的脸，愤怒地说：“你哪里比得上他！”赵普脸上被涂后十分羞愧，直到第二天上早朝，得到宋太祖批准才将墨水洗去。

三、历史使人担当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不缺英雄、不缺气节、不缺担当的民族。“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岳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纵观历史，每到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总有敢于担起救民于水火的英雄横空出世，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要使命，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就是这气节、责任和担当！

“*”中小平同志曾两陷逆境，但他再度出山时，仍决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小平同志的担当。

最近看了一篇很有气节、很有责任、很敢担当的文章，就是周小平写的《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看了后，我热血沸腾，感触很深。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矛盾不断积累叠加，精神文化阵地百舸争流，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被否定。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咒骂政府，先是咒骂警察，后是咒骂城管；先是仇官，然后又仇富。网络舆论阵地已经沦陷，公众拼命骂中国捧美国，这是信仰的缺失信号。但，试问：一昧地崇洋媚外、攻击政府，最后，政府跨台了，经济崩溃了，

国家四分五裂了，人民就幸福了？你移民到了国外就能得到尊重了？

看看历史，哪有附属国的主权，哪有被奴役者的权利？邓小平的担当小康了中国。那么，快要迷失了自己的当代中国人，又是谁站出来担当？也许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我只希望，中国古代高度文明被毁灭的崖山悲剧不会再重演。

历史真的很精彩。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谢谢大家。

第15篇：鲜为人知的明朝历史：朝鲜窃取中国东北土地

鲜为人知的明朝历史：朝鲜窃取中国东北土地

明朝时候，中国与朝边境大幅度内缩，朱元璋时，强烈要求以铁岭为界，结果朝鲜仍奉北元为宗主国，直到朱元璋死后，李城桂朝鲜才正式朝贡明朝。明朝与朝鲜的边界主体和今天的无异，只是图们江南岸的建州左卫当时还是明朝的领土。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把高丽末代王恭让王撵下台，夺取了高丽政权，自己建立了新的王权—李氏王朝。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与明政权的关系，在朝中交往关系中固然极为重要，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朝鲜外交关系史中更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其中，朝鲜太宗王、世宗王、世祖王在位时期，奉行积极的北拓政策，而朝鲜扩张的半岛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正是女真人世代居住之所，故朝鲜与作为明朝境内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之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关系。这是彼时期朝鲜与明朝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李朝建立之初，太祖李成桂奉行“事大”外交，奉明朝为“正朔 ”，向大明称臣纳贡，表示:“谨当始终如一，益殚事上之诚，亿万斯年，恒贡祝厘之恳”，李成桂甚至“请更国号”为“朝鲜”；但是在领土

1 方面，李成桂却延续了高丽王朝的北扩政策，乘明初统治不稳定，无暇顾及女真地区之机，加大了对女真诸族的绥抚工作，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中上游一带女真地区极力拓展领土，逼迫该地区的女真人臣服于朝鲜。李朝初期对女真人的政策，继承了王氏高丽的传统，既有武力镇压征服手段，又有授予官职招安怀柔之策，于是原元代合兰府（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南五里）等辖区的部分女真人相继归附李氏王朝。

《李朝实录》记载:

自上（李成桂）即位，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满，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从征伐。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等是也。上即位，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被发之俗，尽袭冠带，改禽兽之行，习礼仪之教。与国人相婚，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且耻役于酋长，皆愿为国民。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设邑臵镇，以治民事，以练士卒，且建学校以训经书。文武之政，于是毕举。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满江为界。江外殊俗，至于具州，闻风慕义，或亲来朝，或遣子弟，或委质随侍，或请受爵命，或徙内地，或进土物者，接踵于道。

可见，朝鲜方面把拉拢女真各部，作为其向中国纵深扩大势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方案来进行，李成桂一方面表示向明顺服，另一方面，却不甘于满足明朝对其做出的巨大让步——明朝单方面割让了本来属于中国方面的朝鲜半岛北部的全部领土，从汉朝到元朝，朝鲜半岛的北部都是中国的领土，明太祖为了对李成桂从内部推翻王氏高丽表

2 示感谢和支持，从而扶持起一个“反元亲明”的朝鲜政权，而将这一地区永久性的割给了朝鲜。

可以说，明朝方面为了“安内”而作出的让步是中华诸王朝有史以来对朝鲜方面最大的一次，但尽管如此，以造反起家的李成桂仍不满足，利用女真人对新王朝的不了解，以及朝鲜、女真两族在文化上相似的优势，大力拉拢和收买女真部族，收为己有，使其孝忠于自己，并企图能过获取一种“女真各部实际上的宗主国”的地位，而获得征服全东北的野心。

李成桂死后，其第五子李芳远用阴谋的手段，推翻了在位仅一年的定宗，即国王位，是为太宗。

太宗王即位后，即在其父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北扩政策，将其实际控疆域大片的向北扩大，用武力征服或金钱收买的方式，不断的吞并女真各部及其领土。

在对图门江以南咸兴以北的女真之地的扩张过程中，朝鲜与明朝的终于发生了冲突，二者明争暗斗，李远芳一方面对部分见利忘义的女真首领进行利诱，另一方面，对坚持忠于中国的女真部族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此期间，李远芳不断制造中朝边境的冲突成为当时中朝关系的一个突出点。

在明朝建国初期，因为要集中力量进行北元的战争，必须确保东北有一个明确支持自己的势力存在，因而对于李氏朝鲜一直采取容忍 3 的政策，李远芳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势力扩大到了对东北深入的女真部落的渗透。

胡里改部，又称兀良哈部，是元代五万户之一，最早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黑龙江省依兰地区，元朝末年南迁，长期定居在牡丹江一带，因当时的牡丹江称胡里改江，因此称胡里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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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

5、1398 这几年里，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数次来到朝鲜向李成桂朝贡，李成桂则对阿哈出授予官职，使其“纳税服役，无异于编户”。

1403年，朝鲜李朝太宗三年，大明永乐元年，大明成祖朱棣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对北元已经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基本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华正统王朝的地位，再不能坐视朝鲜蚕食自己的疆域和人口了。明成祖开始恢复对东北地区设臵官员和地方政府，力图恢复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可以说，大明王朝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明朝拥有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对这里行使实际管理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作法与朝鲜李朝发生了利益冲突，导致两国的矛盾最终激化。这里还要提一下前面提到的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此人与明成祖的关系非同一般，阿哈出之女，在朱棣作燕王时，于1386年即嫁给朱棣为妃，朱棣即皇帝位后，又加封其女为第三皇后，而阿哈出也被称为“三后之父”。

因此，朱棣与阿哈出实为翁婿关系。

4 有了这层姻亲关系，阿哈出在朱棣眼中，就非同一般，朱棣即位以后，即对阿哈出进行封赏，而哈阿出有了大明皇帝做后台，也不再惧怕朝鲜方面的威逼利诱。

1403年6月，明成祖正式下旨，要求女真诸部恢复向中央王朝朝贡的制度，作为恢复明朝对女真诸部恢复行使主权的开始。而朝鲜方面，则立即对此进行抵制，公然宣布“女真等本属于我”公开与明朝争理。

对朝鲜方面的无理叫嚣，大明王朝并不理会，当年11月，明朝在胡里改部，设立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三后之父”阿哈出为首任建州卫指挥使，执掌建州卫的军、政、法，大权，并设臵了以阿哈出为首的层层封建政治机构，迅速恢复了中央王朝对胡里改部行使实际控制权。

1404年，明朝又加阿哈出参政之职，进一步提高了女真部在明朝政治体系内的重要地位。

明朝设立建州卫的举措，深得女真部之心，长期被迫臣属于朝鲜的女真各部终于有了重归中华的机会，于是，大量女真部族纷纷来投。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原来附属于朝鲜的女真部族，都得新回归祖国。1405年，阿哈出也正式断绝与朝鲜的关系。1910年，阿哈出父子随成祖称北元，立大功，被赐汉姓李。

到1409年为止，大明朝一共设臵了130个女真族卫所，从而基本恢复了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对此，朝鲜方面虽然极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小小的朝鲜国，是不能与泱泱大明朝相抗衡的。然

5 而，随着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些女真部族的回归，朝鲜李朝的统治者终于再也做不住了。李远芳宣称:“本国东北地方，自公崄镇历孔州、吉州、端州、英州、雄州、咸州、等州，俱系本国之地。” 李远芳认为，明朝不应接纳已经划入朝鲜版图的女真人，因为他们已经“融入朝鲜”，更宣称，自己的祖先生活在明朝的东北地区，自己的祖坟还在东北地方，言下之意，不仅“融入朝鲜”的女真不应回归中国，朝鲜更有“权力”要谋求对东北地区的“主权”。李远芳于是派大臣出使明朝，因为朝鲜人熟知辽、金历史，很清楚辽、金的《地理志》里没有那些部领地的地名，因此，即提出“若考辽、金《地理志》则虚实自明矣”

由于大明王朝的大臣们，对于辽、金的历史不求甚解，竟然真的只查看《地理志》而无视其他记载，结果，礼部官查看在辽、金的地理志里，的确没有那些部族的名字，就摆出“天朝大国”的“大度”把那些部族划给了朝鲜人。

其实，正如日本学者田清所说“咸净道地方，原系元朝领土为朝鲜逐渐吞并，特别是咸北，更是在明朝以后才悄悄蚕食的。”至于朝鲜学者提出的那些地方自古便属朝鲜，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朝鲜人在这里把古高勾丽的历史与自己的历史混同，将大明王朝的君臣，结结实实的给忽悠了。

在忽悠了明朝君臣一把，确定了对朝鲜境内的女真部族的统治权之后，朝鲜李朝又开始还极力破坏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猛哥铁木儿归附明朝。

6 这个猛哥贴木儿正是后来建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清朝尊其为肈祖，当时的猛哥贴木儿和他的族人，还居住在朝鲜半岛，因为那里在历史上本是中国的领土。

明朝恢复对女真诸部的主权之举，使很多居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女真人都有重新回归中国的想法，本来这些部族的想法是连土地一同回归，但是明朝被李朝忽悠了，他们要重新回到中国，就只有放弃故土。而猛哥贴木儿的情况又与其他的朝鲜境内的女真人有所不同，因为猛哥贴木儿的部落本来是不在朝鲜境内生活的，后来因为受到野人女真和蒙古人的侵袭，不得已才逐步迁至当时尚属中国领土的朝鲜半岛北部，此后，朝鲜李朝来占领了这里，蒙哥贴木就向李朝臣服。 1403年的时候，也就是成祖开始恢复对女真人的主权的时候，明成祖即向朝鲜提出要求，要其交还对猛哥贴木儿部的管理权，1404年成祖又派使臣王可仁，到朝鲜，向猛哥贴木儿宣读皇帝的圣旨，希望猛哥回归中国。

李朝方面，则试图通过控制猛哥贴木儿实现其稳定朝鲜半岛北部的既得处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北扩张的野心。因此，李朝即与明朝展开了对猛哥贴木儿的争夺。

一方面，朝鲜李朝对猛哥贴木儿施以“利诱”李远芳赐猛哥贴木儿“上将军三品官职事”其随从也被加封为护军、司直、副司直等职，并赐猛哥贴木儿“段衣一件，笈花银带一腰及笠、靴、命内臣馈之:其从者十余人赐布有差”

7 另一方面，朝鲜李朝又对猛哥贴木儿施以“威逼”“在其其道安抚使尽心教诱，使不得生变为上策。若不从则威之以法，又不从则以军马把直，使不得生变。”就是说，李朝派出军事官员对猛哥贴木儿“教诱”，如果猛哥贴木儿顺服，那就最好，如果他不服，还是要回到中国，就用“法律”来制裁他，（真不知这朝鲜的法律怎么就管得着中国人了。）如果法律他也不怕，就派军队打他。

在朝鲜的利诱威逼之下，特别是其生存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猛哥贴木儿拒绝了明朝要其回国的要求，并且表现得相当坚决。然而，成祖却从其岳父阿哈出那里知道，猛哥贴木儿，聪明，识达天道，且已渐有归大明之心，不想就如此放弃这个人材。成祖也看出是朝鲜方面阻挠才使得猛哥贴木儿不能归附，因而下旨让朝鲜方面协助明朝招抚猛哥贴木儿，使朝鲜不便公开从中做梗。

而朝鲜方面，则坚持阻止明朝的招抚，并劝说明朝接受“朝鲜”属于“化内”的理念，从而使得明朝没有必要再抬女真人招抚回国，因为朝鲜既是化内，女真人在朝鲜还是在明朝，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了。这一手段，也是朝鲜人在与明朝的斗争中最常用的招法，这样，明朝赚了虚面子，而朝鲜却得了真实惠。

朝鲜之所以如此争夺猛哥贴木儿，其实最终目的，是想让猛哥贴木儿给朝鲜当炮灰，让女真人打女真人，中国人打中国人，如此，进可攻，能实现朝鲜人征服全东北的野心，退，则可守，即使猛哥贴木儿等女真部族成为替朝鲜抵抗大明朝的压力的肉盾。

8 然而，大明此次打出了亲情牌，明朝此次派出的使臣叫王教化，他先劝服了猛哥贴木儿的母亲，又派官员劝说其管下的百姓。在母亲的劝说下，猛哥贴木儿终于开始转心向大明一方，而百姓皆心向大明，更使得身为首领的猛哥贴木儿终于下定决心，与朝鲜决裂，重返中国。并且，明朝也下指斥责朝鲜方面，表示，当初对十一个东北部族的放弃，其实是对朝鲜的一种恩泽，朝鲜人不该得寸进尺，不知好歹，在猛哥贴木儿的事情上继续“忽悠”，并指出，猛哥贴木儿在太祖朱元璋的时期，就已经归附明朝，其部落故地也还处于明朝一方，朝鲜方面对其部族的扣留是毫无道理的。

由此可见，前次“辽、金《地理志》”事件，并不一定是明朝方面历史知识不足，很大程度上是明朝认为，事情已经既成事实，朝鲜已经占有了朝鲜半岛北部，如果坚持双方没完没了的扯皮，不利于两国关系，但是对于猛哥贴木儿一事，明朝处处站在理上，朝鲜还用原来的骗术忽悠，实在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说到底，明朝还是出于大国的大度才让朝鲜“忽悠”了一次，但大度并不代表真的“傻”，更不代表软弱可欺。如果朝鲜继续“忽悠”下去，引起的后果，一切责任在朝鲜方面。

至此，朝鲜看出明朝动了真格的，只好退步，不再阻拦猛哥贴木儿，而就猛哥贴木儿来说，其心本就是向着明朝一边的，于是他“阳为不顺朝廷，以示郭敬仪（朝鲜官员）内实书输写纳款无贰之诚于王教化的”1405年9月，随王教化悄悄来到了大明京师。

9 明成祖见到猛哥贴木儿后，大喜，立即加封其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实权甚至超过了阿哈出。

此事，即在法律上结束了猛哥贴木儿只能做为明朝的朝贡者的历史，确定了明朝对其部的主权，猛哥贴木儿本人，也由大明的朝贡者成为大明的官员，其百姓，则由所谓“化外”之民成为了大明帝国的百姓。

猛哥贴木儿回归明朝后，其部众依然驻于朝鲜半岛的阿木河（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境内会宁地区）1406年朝鲜放其部众迁回中国一边，1407年，在朝鲜境内的另一大部佟索鲁阿部，由此，女真人逐渐迁回中国一边。

猛哥贴木儿虽然回到了明朝，但并未因此仇恨朝鲜，相反，猛哥贴木儿在回国后，还曾经多向送给朝鲜方面礼物，表示友好。然而，猛哥贴木儿的友好并没有换回朝鲜方面的同样回报，相反，朝鲜方面见无法用“和平”的方式拉拢女真人，终于扯下伪装，开始要诉诸武力了。

1410年3月，朝鲜方面假以交好之名诱杀了大明毛怜卫指挥使把儿逊与建州卫的指挥哈尔非、加时仇等人，又扣压了其他一些女真人，试图以此来吓服女真人。

但是，朝鲜方面也惧怕明朝怪罪，于是又装出委屈的样子，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把责任推到了女真人一边，明朝不知是大度还是糊涂，竟然没有追究朝鲜方面的责任。

10 然而，已经回归祖国的女真人却再也不甘心再受朝鲜人的欺压，事件发生后，猛哥贴木儿愤怒异常，亲率大军攻入朝鲜边境，对朝鲜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军事惩罚，而后，猛哥贴木儿向朝鲜提出了和平解决事件的要求。

朝鲜见实在打不过女真人，只好交还了非法扣压的女真人。为了表示和平，猛哥贴木儿也交还了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和牲畜，并且开始内迁，与阿哈出部合并。

1412年，猛哥贴木儿入京述职，明朝增设建州左卫，以猛哥贴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第16篇：历史文献学常用文体介绍

编年体编年体史书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它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由北宋司马光主编，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 1362 年的历史，花了 19 年的时间编写成的。编年体史书的优点是便于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事重复。缺点是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纪传体纪传体是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但《史记》只写到汉武帝为止，故汉代续补《史记》者丛出，其中以班固撰的《汉书》最为后世推崇，它是一部叙述了西汉二百二十九年史事的纪传体断代史。自〈汉书〉着成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以断代为史的史书体例，便成为后世修「正史」的标准形式。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的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

第17篇：身边的历史历史作文介绍

身边的历史

——初二（5）毛译可

寒假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给一个好朋友叔叔拜年，我也借此机会，向他了解了一个他老家的历史故事。

叔叔的老家坐落在长江三峡地区巫山境内比邻瞿塘峡的长江南岸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她四面环山，北临长江，山水秀丽宜人。她有一个美丽名字叫“错开峡”。“错开峡”，顾名思义就是错误的阴差阳错地打开、挖开、掘开的一条峡谷，这个美丽的峡谷，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代，大庙龙骨坡地区龙洞内住着一条龙，有一天，它口渴了，要到长江里去饮水，它就腾出洞来，只见当时黑云翻滚，狂风大作，巨龙在洞前翻滚了两下，留下了两个巨大坑洞，就向前腾云驾雾而去。不知不觉间，这条龙迷路了，不知道到长江怎么走了，正在这时，他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放牛娃正在用镰刀割草，他就腾到近前向那个放牛娃问路，放牛娃看到巨龙驾到，吓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用镰刀向前一指，于是乎巨龙就沿着镰刀所指方向腾云而去，只见顷刻间山崩地裂，电闪雷鸣，一条巨大的峡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直通长江而去。放牛娃本来是想让它往东游去，而他在惊吓之下慌忙用镰刀一指，所以巨龙就朝镰刀弯曲所指方向向北游去，结果搞错了方向，错误的开了这条本来向东却向北的峡谷。故错开峡的名字由此而来。由于此龙错开了峡谷，故天神发怒将其斩了，一命呜呼。现在错开峡峡谷内还有人们传说中的斩龙台，锁龙柱，当地还有地名错开峡村，四弑龙村，龙头村，锁龙村等。

错开峡峡内有众多著名景点：观音岩，刘家洞，古栈洞，悬棺，牛鼻子洞，黄金洞，凉水沟，斩龙台，锁龙柱、牛肝马肺等等，个个景点美不胜收，引人入胜，令人陶醉、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关于刘家洞还有一个神奇的历史传说。据说清朝前期八大王血洗四川，包括巫山，当时方圆几百里的人们都被杀光了，只剩下错开峡内刘姓一家躲在一悬崖峭壁的山洞内，后人称之为刘家洞。八大王拿他们无可奈何，在洞下的峡谷内守了几个月，不见动静，最后看到洞内有人向外跑出谷物和鱼来，守洞的人顿时绝望了，以为洞内的人食物丰盛，再守下去也是徒劳，只好悻悻而去。据说现在峡谷山顶上住着的刘姓人家均是当时幸存下来的。

叔叔老家门前有条小溪，就是从错开峡峡内流出来的，溪水清澈见底，水里鱼儿自由自在，正所谓“鱼戏暖水燕柳鸣，柳影清波映日辉”，叔叔太留恋这条小溪了，因为，小时候每到夏天，他和小伙伴们就在溪水里游泳，嬉戏，其乐无穷，快乐无比，无忧无虑„„

第18篇：泗水县党的历史介绍

泗水县党的历史介绍（1927-1949）

1927年，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单行本开始传入泗水，使一批在漫长的黑夜中寻求光明的先进知识青年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之光，思想上受到教育和启迪。特别是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县立高级小学的进步师生纷纷罢课集会，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泗水建立与发展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1年2月钱杰东加入中国共产党钱杰东在济南正谊中学经程铭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泗水最早的共产党员。

1932年2月周蓝田、乔海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周蓝田在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济宁），由中共济宁市特支书记刘庆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同月，乔海秋在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滋阳）由王福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12月曹宇光加入中国共产党曹宇光在曲阜二师由管戈、周蓝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5月张林夫、刘海岩加入中国共产党曹宇光从曲阜二师回到家乡柘沟，发展刘海岩、张林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月周蓝田等到泗水开展抗日活动，根据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公开而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发展党的组织，以此作为发动武装的领导和基础；物色重点人物开展统战工作。9月中共鲁中工委建立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建立了中共鲁中工委，孙汉卿为主要负责人。9月中共柘沟支部建立 27日，曹宇光、刘海岩、张林夫等3人，在柘沟东河涯开会，建立中共柘沟支部，曹宇光任支部书记，刘海岩、张林夫分别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该支部隶属鲁中工委领导。这是泗水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1938年1月日军侵占泗水城 11日，日军骑兵野春、小田部队近200人，由驻泗水城的德国天主教堂神甫滕岱海引领，侵占了泗水县城。2月泗水抗日武装参加四支队，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通知要求，孙汉卿、周蓝田、管戈、刘海岩等，带领丑村、东侯家庄等村的抗日武装56人、50多支枪，到新泰县刘杜村，与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武装—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会师，编为四支队第五中队，周庆标任中队长，冯长清任副中队长，孙汉卿任支部书记，管戈任指导员，刘海岩任文书。五中队暂编两个排：一排排长周长顺，排政治员周蓝田；二排排长李学义，排政治员孙汉卿兼。后刘海岩从蒙山返回泗水，和曹宇光、张林夫、朱旭等带领柘沟和曲阜车家庄的抗日武装20余人、4支枪，前往蒙山万寿宫与四支队第五中队汇合，编为第三排，孔春山任排长，曹宇光任排政治员。至此，五中队共百余人枪。

3月中共曲泗工委成立周蓝田等党员在2月率领抗日武装与四支队汇合后，留在县内的党员钱杰东、乔海秋等，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在小颜庙村成立了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钱杰东、乔海秋为主要负责人。开展了抗日宣传、发展党员和争取游击队武装等方面的工作。6月，该工委撤销。

4月伪泗水县公署成立日军对泗水县实施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成立伪泗水县公署，推出泗水县城大地主、汉奸王徽萱为县长。 6月中共泗水县委建立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中央“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加强党的地方建设，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派周蓝田和中央派到山东的干部薛云亭，于5月底来泗水，筹建县委和地方武装。6月下旬，省委又派孙汉卿随四支队二团来泗水组建县委。在东侯家庄的茔地里，孙汉卿召开了泗水地下党的干部会议。会上，他传达了省委关于开展泗水工作的指示，宣布撤销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建立中共泗水县委员会，孙汉卿任书记，周蓝田任组织部部长，武雨琴任宣传部部长，张林夫任青年部部长，夏云任统战部部长，乔海秋、钱杰东、张旭为县委委员。孙汉卿请示省委后，于7月宣布薛云亭任县委军事部部长，张旭任中共曲阜工委书记（隶属泗水县委）。泗水县委直属省委领导。

8月泗水独立营建立国民党七十五大队在莱芜集训将近结束时，曾经共产党争取过的原三中队班长王忠臣，从该大队拉出14人枪，由赵炎带到泗水县委驻地黄土崖村。县委决定以这部分人枪，以及张林夫等在此以前从七十五大队搞到的3支枪为基础，建立了泗水县独立营，由县委军事部部长薛云亭兼任独立营营长，县委宣传部部长武雨琴兼做政治工作。

10月泗水县委撤销，曲泗宁县委建立月底，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决定撤销泗水县委，建立中共曲泗宁县委。周蓝田任中共曲泗宁县委书记，钱杰东任组织部部长，乔海秋任组织部副部长，武雨琴任宣传部部长，张旭任统战部部长，封振武任军事部部长，刘炎任妇女部部长（12月离任后由吴焜继任）。

11月曲泗宁县委设保卫局乔海秋任局长（1939年3月朱靖宇继任）。 12月南峄伪区公所被摧毁日军操纵建立了南峄伪区公所后，直接威胁泰宁边区自治会和曲泗宁县委机关的安全。为此，县委决定将其摧毁。31日夜，周蓝田、武雨琴、朱靖宇、武效周等带领曲泗宁五中队，一举活捉了伪区长以下全部伪职人员。

1939年1月中共曲泗边区委建立泗水、曲阜两县交界处一些村庄党组织不断发展，为统一和加强对该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曲泗宁县委决定建立中共曲泗边区委员会，周林任书记。

5月尧山战斗 17日晨，驻泗水县城的日伪军200余人，携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向尧山口出动。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支队一部予以迎头痛击，毙敌20余人。溃敌逃往楼德方向。我轻伤2人。

6月中共尼山特委建立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撤销邹滕峄工委，建立中共尼山特委，张岗任书记，冯起任组织部部长，燕遇明任宣传部部长，扬士敬任青年部部长，乔海秋任社会部部长，刘苹负责妇女工作。自此，曲泗宁县委隶属尼山特委领导。

6月小山战斗四支队南下挺进支队进驻小山地区后，日寇惶恐不安，意欲乘其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消灭。为此，驻守兖州、邹县、泗水、曲阜等地的日伪

军千余人，继“扫荡”南沂蒙之后，于20日分4路进犯小山地区。获此情报后，我决定支队司令部与

一、

三、四连分别转移到外围地区，由作战科长王坤和营教导员王志耕带领二连占领小山牵制敌人。21日（农历端午节）9时许，敌向小山发起攻击，二连指战员沉着应战。到中午，打退了敌20多次进攻。下午1时，敌从邹县调来一队骑兵参战，并重新组织了进攻。支队战士以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杀敌精神，高呼着“与小山共存亡”、“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拼杀。下午4时，恼羞成怒的敌人从四面向山上涌来。为保存力量，二连指导员刘庆祥带领战士和伤员，与前来接应的三连并力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这次战斗，支队指战员以下牺牲83人（其中泗水籍的28人）；毙伤敌200余人。

9月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建立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曲泗宁县委扩建为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钱杰东任书记，王玉林任组织部部长（8月改任民运部部长，马斌接任），马斌任宣传部部长（11月张照接任），封振武任军事部部长（10月唐虎接任），武效周任政府工作部部长，朱靖宇任保卫局局长，吴焜任妇女部部长，张英任副部长。中心县委隶属一区党委第三地委领导。

1940年2月中共泗水中心县委建立由于曲泗宁中心县委书记钱杰东已调山东一区党委第三地委组织部工作，其它成员也已调离，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三地委决定撤销曲泗宁中心县委，派地委组织部部长周蓝田、秘书长乔海秋组建中共泗水中心县委。周蓝田任县委书记，乔海秋任组织部部长，蔡明（陈玉）任宣传部部长，封振武任军事部部长，王玉林任民运部部长，陈新任秘书长。1941年2月尼山支队成立鲁南一军分区尼山支队成立，董鸣春任司令员，邹日清任政委，凌初生任参谋长，靳怀刚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大队：一大队队长曹济舟，二大队队长王友三。

6月泗水县大队建立是年春，中共党员徐法斌在宋汝焕伪自卫队中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中共泗水县委即指示徐法斌争取部分人枪，视机脱离该部。6月，徐法斌拉出约五六十人。县委即以这部分人枪与郭家庄、石桥庄、徐家庄三乡联合自卫团合编为泗水县大队，徐法斌任大队长，赵炎任教导员，辖2个中队，共100余人枪。10月，徐法斌在战斗中负伤。鲁南一军分区派王友三接任大队长。

7月中共曲泗县委建立鲁南一地委决定，泗水县委与曲阜工委合建为中共曲泗县委，乔海秋任书记，张文山任组织部部长，周林任宣传部部长，王玉林任民运部部长。

1942年1月香山战斗 1日拂晓，驻费南县扬家庄的山纵一旅第三团一个排，遭到平邑镇500多日伪军的袭击，遂转移至泗东南山区。在焦坡村东山复遭到从泗水县城出动之敌的截击，便撤至香山，又与来自卞桥的日伪军遭遇，展开激战。战斗到中午，终因敌众我寡，弹药殆尽，该排指战员5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6月曲泗县委人事变动县委书记乔海秋调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夏风接任县委书记。

9月消灭皇协军张显荣 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一旅三团和尼山支队，分东南两路长途奔袭，向皇协军张显荣司令部驻地南北孙徐村发起攻击。战斗于夜11点40分打响。三团勇猛攻击，很快攻克了北孙徐村，并活捉了伪司令张显荣。24日，在白彦处决了张显荣。

1943年1月至4月中共凤仙山工委建立为恢复泗北地区的工作，1月，组建中共凤仙山工委，由朱靖宇负责行政工作，刘海岩负责组织工作，李振民负责宣传工作。4月，曹宇光调任工委书记。工委隶属鲁中三地委领导。管辖泗河以北，汶河以南，津浦铁路以东的曲泗泰宁地区。

3月尼山支队改建为尼山独立营根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精神，鲁南一军分区和尼山支队撤销，合建为尼山独立营，董鸣春任营长，杨士法兼任政委，李克任副营长，赵洪干任副政委。辖4个连。 8月建立泰泗宁县和泰泗宁独立营鲁中三地委和泰南办事处决定，撤销凤仙山工委和凤仙山办事处，建立中共泰泗宁县委和县政府，曹宇光任县委书记，刘海岩任组织部部长，李振民任宣传部部长，王建平（即钟兰坡）任敌工部部长，秦子美任敌工部副部长，张健飞任县武委会主任，申曰营任各救会会长。朱靖宇任县长，朱旭任秘书科科长，李兴华任民政科科长，于蔚祥任财粮科科长，郑伯温负责邮政工作。辖尧山、东庄、百顶、柘沟、险河5个区。同月，原泗水县大队由泗南返回泗北，改建为泰泗宁独立营，徐法斌任营长，吕子先任教导员，彭宝任特派员。

1944年4月鲁南一地委召开整风会议 4月上旬至5月下旬，鲁南一地委在邹县东部的六区北王村召开整风会议。所属各县委委员以上干部200余人参加整风学习。

1945年2月攻克泗水城，消灭荣子恒为扩大解放区，打破敌人的“重点守备”部署，根据山东军区“克复山东第十个县城”的指示，鲁南三团在鲁中九团、邹县独立营和费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发起泗水城战役。是役，攻克泗水县城，收复故县、东洼、杨庄等11个日伪据点，光复村庄37个、国土560平方公里；击毙伪十军军长荣子桓、副军长陈镇藩、参谋长朱江以下122人，击伤伪军144人，俘伪三师师长朱复宁以下1206人；俘伪县长李香庭和伪县大队长孔运谦以下180人；击毙日军顾问长泽、指挥官石川以下20人，击伤日军15人（打援在内），俘日军2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2挺、步枪1120支、短枪82支、掷弹筒20个、各种子弹21525发、掷弹筒弹2084个、电台4部、电话30部及其他物资一部。11日，罗荣桓、黎玉、肖华通令嘉奖首克泗水县城的参战部队。

2月戈山厂惨案 5日，兖州、曲阜日伪军1000多人侵占了泗水县城后，怕遭八路军攻击而撤退。6日拂晓，该敌行至戈山厂附近，遭到戈山厂民兵的袭击，便以十倍的疯狂向戈山厂发动进攻。戈山厂民兵、群众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

浴血奋战，终因敌强我弱而失守。敌人进村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害村民96人，打伤136人，烧毁房屋1200间，烧死大牲畜2000多头。这是日伪军在泗水制造的最大的惨案。

3月北彭惨案 14日，日军一个中队在伪军近千人的配合下，偷袭了北彭庄。该庄村民被打死的和因伤致残者共36人，被打伤10人。这是日军在泗水县制造的又一血案。

8月泗水县城解放 19日，在八路军强大攻势的威迫下，驻泗水县城的日伪军逃往兖州。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鲁南军区部队和泗水县武装即收复泗水县城。至此，泗水县全境获得解放。全县党政军民载歌载舞，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10月建立曲泗县鲁中区党委决定，撤销泰泗宁县，同时，将原泰泗宁县所辖的曲阜、泗水地区与邹县所辖的泗水南部地区合并建立曲泗县。由新四军七师某团政委李永禄（后何泽洲）任县委书记，周林任副书记，刘海岩任组织部部长，李健任宣传部部长，刘鹏任群委会书记；许仁安任县长，钱文涛任秘书，魏璧轩任民政科科长，张月如任财粮科副科长，孙鸿久任文教科科长，贾山任公安局局长。县委和县政府分别隶属鲁南一地委、一专署领导。

1946年4月曲泗县分为泗水、曲阜两县根据曲阜、泗水两县全境已获解放的新形势，鲁南区党委决定将曲泗县划分为泗水县、曲阜县。同时组建了中共泗水县委和县政府两个领导班子：杜牧任县委书记，刘海岩任组织部部长，李健任宣传部部长，任广秀（后周亚民）任民运部部长，曹济舟任武装部部长；王敬明任县长，陈新任公安局局长，胡广清任秘书科科长，魏璧轩任民政科科长，赵炎任司法科科长，孙鸿久任文教科科长，李涛任建设科科长，张子华任邮政局局长。

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以30万人的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全面内战爆发。泗水党政军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斗争。

8月泗水县大队建立刘贤权任大队长，张兴保任教导员，共30余人枪。 12月泗水党组织发展壮大届时，全县有分区委7个，机关支部13个，农村支部263个，党小组807个，党员3395人；有党员的村庄407个（全县共有村庄512个）。

1947年2月党政机关撤离泗水县城 16日，因国民党飞机不断地进行轰炸，县委、县政府机关主动撤离泗水县城，先后移驻故县村、卞桥、泗南山区等地办公。同时，章嘉乐调任泗水县委书记（主持工作），杜牧仍任书记。到6月，章嘉乐调离泗水县，杜牧即主持全面工作。

3月国民党侵占泗水城 24日，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侵占泗水县城。地主武装、还乡团随之而来，到处掠夺人民政府在各村庄存放的粮食、布匹等军用物资。占领期间，全县惨遭杀害的党员、干部、群众有2196人。

5月泗北工委撤离县境孟良崮战役前夕，国民党新五军几乎遍布泗水北部所有村庄。为保存力量，4日晚，刘海岩带领泗北工委和柘沟武工队50多人，和曲阜县委民运部部长刘鹏带领的30多人一起转移。一直转移到滨海地区。 5月北山游击队建立卞桥区委书记杨丹平任队长，县农会会长徐宪仁任政治指导员。下设3个班，共20多人，10多支枪。该游击队成立不久，在与国民党整编十一师搜索营的遭遇战中被打散，徐宪仁同志牺牲。

7月支援费县城战役为配合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插向大别山的战略行动，3日至7日，华东野战军第

一、四纵队发动了费县城战役，全歼守敌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第三十八旅。是役中，泗水县委带领北撤到鲁中地区的人员，随四纵第十二师行动，出色地完成了接管俘虏的任务。

7月县党政机关和武装返回泗水县 11日，鲁南区党委在平邑县王崮山村指示泗水县委：待机插回泗水开展敌后斗争。23日，县委派三区武工队队长颜士臣带11人先行插回，侦察敌情。25日，杜牧、王敬明、曹济舟带领县区干部和武装，返回泗水县南部山区，一面开展对敌斗争，收复地区；一面发动群众，恢复区、村政权。

8月中共曲泗邹县委、县政府成立为适应战时环境，鲁南区党委决定：在泗水、曲阜、邹县三县边缘地区设立曲泗邹县，同时建立县委、县政府，周林任县委书记，陈新任县长。分别隶属鲁南一地委、一专署领导。 11月县委、县政府人事变更县委书记杜牧调任鲁南一地委民运部副部长，鲁南一地委武装部部长何波调任泗水县委书记；下旬，县长王敬明、武装部部长曹济舟到华东局党校学习，李健任县长。

11月重建曲泗县为了便于对敌斗争，鲁南一地委决定，撤销曲泗邹县，在泗河以北的曲泗地区建立曲泗县，周林任县委书记，刘海岩任副书记，王德生任县长。

1948年6月解放军收复泗水县城 1日，困守泗水县城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二师三三二团及敌县政人员，迫于解放军的威力，弃城西逃。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第七纵队六十三团即收复泗水县城。这是解放军在津浦路中段夏季攻势（兖州战役）中收复的第4座县城。

6月泗水县恢复原制鉴于泗水、曲阜两县县城已解放，为便利工作，鲁南区党委决定：撤销曲泗县，恢复泗水县、曲阜县原制。泗水县同时组建了县委、县政府两个领导班子：周航任县委书记，赵选辰任组宣部部长（8月离职后，由杨福林任组织部部长，张一彭任宣传部部长），赵筱庭任民运部部长，李西曾任敌工部部长；李健任县长，魏璧轩任民政科科长，孙鸿久任文教科科长，宋怀斌任司法科科长，葛维屏任战勤科科长，刘永祥任公安局局长，李明义任邮政局局长，宋慧卿任副局长，李健兼任财粮局局长，孔子纲、朱广训任副局长，徐波任北海银行泗北办事处主任。

11月全力支援淮海战役 6日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协同进行了淮海战役。全县组建担架团（团长兼政委赵筱庭）、车子团（团长

葛维屏）、挑子团（团长刘炳忠、政委董恩亭）各一个，共5892人，开赴前线服务。挑子团被评为模范单位，车子团被评为模范运输团，各获奖旗一面。139人献出宝贵生命，3064人立功。

1949年2月县组建两套领导班子和南下干部工作队根据党中央从老解放区抽调部分干部随军南下的决定精神，泗水县委、县政府组建了南下干部工作队。南下班子为：县委书记李健，组织部部长王明章，宣传部部长张瑞，县长张一彭（后改为田克荣），公安局局长郭业英，粮食局局长孔子纲，武装部部长孔斌。经县委研究确定了96人南下。4月初奉命南进。5月7日抵达杭州，开始了接管工作。留本地班子为县委副书记赵选辰等。

3月泗水党组织不断恢复泗水县党政军在1947年6月撤离县境前，有党支部187个，党员2065人，北撤的党员683人。到本月底，已恢复支部76个、党小组188个、党员904人。

4月县委决定对干部加强纪律性教育 20日，泗水县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草案）》，其内容为：

（一）在党内加强反无组织无纪律教育及思想斗争；

（二）严格建立与坚持报告制度；

（三）加强党委领导，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8月故县村土改试点工作结束 16日，故县村土改试点工作结束，22日举行了庆祝大会，颁发了土地证书。这次土改是在1946年贯彻“五四”指示的基础上（当时改出土地1142.87亩，粮食23600斤）进行的，改出了土地173.89亩，瓦房91间，草房145间，宅院44处，及部分农具、家具等。按照“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原则，把土地分给了74户农民。其基本经验有：一是放手发动了群众，依靠了贫雇农，团结了中农，充分走了群众路线；二是深入宣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把政策交给了群众；三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认真培训了土改骨干队伍；四是切实把土改、整党建党、发展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了土改不忘整党，整党不忘生产。

9月全县开展代耕工作全县有烈军属、工属4814户，为了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的拥军观念，搞好对烈军属、荣工属的代耕工作，从县到区、乡，从党内到党外，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使大多数家属的土地固定到户，基本改变了过去临时拨工的代耕办法。据7个区（全县10个区）的统计，固定代耕的村庄共236个，计2010户，代耕土地共18422亩。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泗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第19篇：历史胡适介绍人物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人物分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作业

题目历史人物介绍——胡适院(系) 管理学院班级物流管理一班

成员姓名郭润坤吕万陆黄璜黄敬城梁禹梁锦新学号 1302022112 1302022124 1302022114 1302022115 1302022119 1302022118 指导教师李永根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原理教研室

人物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曾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1917年（26岁）夏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来去往台湾。 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 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爱情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1917年成婚。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传闻女友。但胡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难怪蒋介石先生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数韦莲司和曹佩声了。

胡适与他的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他的母亲一手包办的。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邻县旌德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胡适本来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不敢违背母命，就默认了。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了新式婚礼。古典文学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社会影响

1、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影响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20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梁实秋并帮助他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2、不畏权贵的人生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相关名言

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2、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3、对人事可疑处不疑，对原则不疑处存疑。

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

5、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6.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7、发明不是发财，是为人类。

8、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9、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10、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1、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