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董涛10级政治学与行政学学号：201001050817电话：1528732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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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务员的问责制看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因“非典”引起并持续至今的“问责风暴”，为我国的责任政府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为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09年7月13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再次发出加强反腐佳廉、整顿史治的强烈信号，也把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学者认为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化举措，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廉洁的政府的实现都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起步较晚，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仅对公务员的辞退、处分做了简单的规定。它的内容十分狭窄，对公务员的监察力度不够。真正的行政问责制直到2001年才开始确立。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正式实施《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是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开始建立的标志。问责制真正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廉，因防治不力、隐瞒疫情等原因而引咎辞职，这两位部级高官的辞职震动了国内外，“行政风暴”开始见诸媒体。“非典”危过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行问责的制度化。从密云灯会踩踏、开县井喷、海宁火灾到吉林中百商厦大火、阜阳劣质奶粉、苏单红事件直至嘉禾违法拆迁，再到最近的三鹿事件、山西溃坝事件、河南瘦肉精事件、短短几年时间，问责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亮点。
为什么要实行公务员的问责制？实行它能有多大的收获？为什么我们国家每年都出许多重大安全事故？在看看我们的高官们，一些曾经是高高在上的人物，而现在它们下马了，看看他们在对待社会、民生问题上的冷漠，再看看他们又经常光顾那些灯红酒绿的消费市场，钱大把的花、女人一个个的换甚至有二房、三房„„我们还能说什么？也许有人会站出来
说这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局部来定全局。但不得不说句普遍的实话：社会、经济发展了，但官场也变得浑浊了。而实施问责制则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起了巨大作用。第一，问责制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责任是法律的生命。责任行政是全部行政法的基础，是贯穿所有行政法规范的核心和基本精神。公务员问责制对政府及公务员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公务员问责制度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第二，问责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须。从本质上看，干部问责制要求权力与责任相匹配，要求以制度化的方法，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第三，问责制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干部责任机制不健全。因此，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是要全面实施干部问责制度。第四，问责制是促进政府管理科学化、民主化与高效化，提高政府执行为和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当然在这我们有必要正确理解公务员的问责制。问责制不是对公务员的惩罚，而是通过问责这一方式促使干部对其行为负责。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公务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和，财产能够多少人糟踏？公务员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务员为什么负责、对谁负责、怎样负责三个问题。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我们应“以人为本”，所以我们的公务员不论在做什么决策时“首先要想到为人民负责。问责制不是只有事后惩治一种方式，而是包括激励、约束在内的一系列管理方式。
当然，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中仍存在着很多丞待解决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对行政问责体系的整体构成及特点研究较少；对公务员问责实践的总体特点、问责效果和一般规律研究较少。在制度建设层面上，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规范。在实践层面上，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问题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这就使得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
公务员问责制对于国家来说，对加强干部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起到了巨大作用。让公务员在今后对待事件、工程时更加谨慎。问责任加强了公务员、干部的思想意识，能让其不良思想和不良作风得以收敛和改进，规范
公务员自身，这对于国家来说无疑诚轻了许多负担。实施公务员、干部问责制，对于原先的以权谋私，买官卖官的现象也可能减少许多。社会需要一定的秩序才能运转，而如何才能让这台机器很好的运转。这取决于我们的操作者（公务员）如何使和保护它。所以公务员的问责制对于社会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我们国家是人民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然而个别人却用这一名义损害人民利益，所以实施公务员问责制，是人民群众的心愿。就我的看法来说，公务员的问责制，其实是政府逐步由发展经济转向关注民生和三农问题。其目的是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因为民生问题和三农问题是目前阻碍中国发展的障碍特，更重要的是公务员政策逐渐回归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它对促进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现在经济体制每要向前一走步，就会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继续向前，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所以实施问责制是对经济体制发展的适应。
公务员、干部间的问责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好的方向。但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问责制问得不对头。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制度，有一个制度的逻辑。公务员制度它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政治类官员，一类是事物类官员。如果两类公务员不分开的话，政治类公务员是要对人民百姓负责的，要负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包括像毒奶粉事件、红心鸭蛋事件和瘦肉精事件，如果对老百姓负责的话，那么有很多公务员就得辞职，这是政治类公务员。政治类公务员问责它是跟政治逻辑有关的。而上而所说的问责制是要么你在台上，要么下台，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责制。
另外我们的问责制只问两类公务员，一个是大的比如州大，再一个就是副职。我们知道一个地方虽然大的政治责任应该是第一把手来负，可第一把手不负，该问的公务员没问到。另外就是副职，副职按公务员的分法就是事务类公务员，他主要执行行政首长的命令，应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而现在我们的问责制却把大量的副职给“问倒了”。而且现在有些地方搞公推公选，我觉得这十分不妥。它不是选政府，没有选应该选的公务员。政治类公务员是要代表民意的，事务类公务员是执行的。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而现在公推公选的是一些事务类公务员、副职。事务类公务员我想
这个职务应该靠考核任命优秀的人执行政策的，他不是承担政治责任。而现实中就有很多“背黑锅”的现象，这就可能对于政府行政或是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该怎样将问责制这一新制度实施下去并在广大公务员里得到重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我们的“公车”改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车成了政府官员、公务员的“坐骑”，而我们老百姓还得支付他们每月三四千的燃油费。公务员问责制要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这不仅需要公务员自身对自己进行约束，更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问责是好，可如果将问责执行成蜻蜓点水式的教育或是一棒于打死的屠夫政策就不太好了。要适度的把握，既要适当也要把握好时机。当然，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的决策者们，他们会有一项十全十美的构建宏图，正在一步步实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