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化政策的经济效果
记者： 我们先来说这个人口红利。不同的专家对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有不同的预测，有人说2013年，有人说2015年。我看到最早的说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开始出现了。在您预测当中的话，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出现在什么时候，以及这个拐点出现了之后，对于经济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马骏：人口红利就像你刚才讲的，不同的专家，他们用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方法去分析。有些人是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有些人看抚养率的变化，有些人是看实际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比如说蔡昉，他的结论好像是这个拐点在过去已经发生了。那么有的人认为，还要好几年以后才会发生。
但是我的关注点不在这儿，我想大的趋势肯定是人口红利逐步在减弱，最后会消失。
那么对经济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研究的关注点。我们就看了一下今后38年整个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我们用自己的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今后38年当中，也就是从现在到2050年间，中国的老龄人口会上升大概3个亿。这个老龄人口的定义是60岁以上的人口。同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是指15岁到59岁的人口，会下降3个亿。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它对经济增长潜力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跟过去的潜力相比，在今后20年当中，我们的模型发现，经济增长潜力会下降3个点。这三个点完全是来自于人口因素，当然还会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
这是我想人口红利带来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今后经济增长的冲击。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对养老金的冲击。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慢慢的为养老金缴费的人群就会缩小，领养老金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养老金的缺口会增长的非常之快。我们去年做了一个课题的结论就是，今后的养老金缺口是中国长期财政风险最大的来源，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对经济的冲击，包括医疗这块，医疗成本也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变得非常之高。
记者：有关养老金，还有医疗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稍候会具体的谈。那么先来说这个人口红利，您刚才的预测从现在开始，未来一直到2050年，就是未来的38年，老龄人口上升3亿，劳动人口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个下降。那么这样的一个下降，会不会是非常缓的趋势在走，还是说它在一段时间，会突然集中的一个曲线。
马骏：要是做国际比较的话，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将是比较猛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70年代，我们搞了一胎化的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的话，我们这个老龄化趋势可能会比现在预测到的要延缓几十年。
记者：所以为什么您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可以推行二胎政策的时候。
马骏：我自己的观点是，松动一胎化的政策应该尽快做。比如说我希望看到，今后两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搞单独的政策。所谓单独的政策就是，夫妻双方，如果一方是独生子女的话，他们就应该可以生两个小孩。这个政策，我建议是在今后一两年就应该在全国推广。 此后，比如说到2016年，我们就应该实行二胎化的政策。
如果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普遍推行二胎化的政策，在
15、20年之后，就可以看到它的好处。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这些小孩，现在生出来，
15、20年之后才会进入劳动力。才会开始提升我们的增长潜力，才会帮助我们减少养老金的缺口。
这项改革要有紧迫感。我们做了一个研究，结论是2030年以后，我们的财政状况会难过。如果没有改革，包括没有计划生育的改革，没有养老金改革，没有医疗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到那个时候，由于老龄化导致的财政赤字会非常之高。赤字一高的话，债务就会往上升得很快。在那个阶段当中，我指的是30年到40年阶段当中，我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会从40%上升到80%。80%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
所以一定要早改，现在改革，我们在
15、20年以后才可能享受到缓解那个时候财政风险的好处。
记者：二胎政策现在也有很多的辩论，也有很多的意见。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其中反对的一个意见，说中国人就是太多了，中国的人再少一点，难道不是更好吗？
马骏：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误解。很多人认为我们人少一点，我们人均收入就会高起来。因为他们的感觉，人均收入是GDP除以总的人口。那么人口只要少一点，人均收入就会上升。但是他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这个GDP跟人口之间它会有关系的，分子、分母它会联动的。如果人口少了，而且少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年龄的人口，那你产出肯定也得往下降，所以你把人口压得很低，未必会提高人均的收入，说不定还会降低人均的收入。
记者：所以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不成立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说，人口多了的话，也会造成就业方面的很多压力。您看看现在大学生毕业的一个情况，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足以形成一种隐忧吗？ 马骏：你刚才讲大学生就业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我觉得这跟总体的人口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一个教育的结构性问题。为什么讲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教育体制培养出来一些人，找不到工作，但是社会上还有很多工作机会，他们要找人找不到。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社会上最需要的是两种人才。一种人才是技术工人，还有一种是创新性的人才。我们现在不能满足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为什么？我们整个教育体制当中，普通高校的比重太高，职业教育的比重太低。同时我们也不能满足对创新性人才的需求。为什么？我们现在教育体制其实不鼓励创新，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
记者：还有一个反对的观点说，中国一旦放开二胎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人口井喷似的增长，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马骏：这个观点也不对，我们最近看了很多生育景象调查的结果，至少看了四项，有些是全国的，有一些是地方的。这些调查的基本结果是，如果放开了二胎政策，那么大概有20%的家庭，现在是生一胎的，以后会倾向于生二胎。是20%，不是50%、80%、100%，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确实很贵。很多人即使你放开二胎，许多家庭也不一定会要第二个小孩。所以即使放开二胎以后，我们总的生育率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会上升非常快。
记者：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的初衷，就是希望不要人太多了，给环境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和压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的环境，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了，人口更多的话，会不会也会给环保上造成更多的难题？
马骏：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我觉得资源环境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人口，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增长方式。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做一个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比较。日本的人口密度比我们还要高，这一点不管是用全国的国土面积来计算，还是用耕地面积来计算，这个结论都是对的。人家的人口密度比我们高，但是人家资源环境的压力比我们小。
我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就是PM2.5，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这个PM2.5的研究。日本的PM2.5是15到20，中国城市的平均是65。这是过去几年的平均，北方很多城市还是一百多。那么为什么日本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情况下，环境的质量要比我们好很多？主要是增长方式和由增长方式带来的一些经济结构的问题所造成的。
我讲具体点，第一个结构问题，就是我们重工业的比重太高。重工业当中，很多是资源和这个环境的压力很大，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能源结构里面的煤炭的比重太高，将近70%，我们的清洁能源只有百分之十几。日本清洁能源的比重占到百分之三十几，欧洲更高，是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比重。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交通运输的模式。你到东京去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上班，是坐地铁的。中国的大城市，我们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公路交通。而公路交通所产生的污染产生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5倍到10倍。所以只要把这些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问题给它解决了，我们资源环境压力会有很大的下降。
我做了一点量化研究，发现根据其他国家的情景，如果我们彻底改变了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话，中国的单位GDP的能耗和所产生的污染可以下降几倍。那么相比之下，人口政策如果松动的话，会带来什么效果呢？我们估算，到2050年总人口会增长百分之几，不会超过10%。那么因此带来的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加大了百分之几而已。
所以我想再重申一下这个结论：由于增长方式带来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因素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这两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我们看到日本，至少是现在的日本是低能耗而在全球著称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能在战后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曾经也出现过一个重度污染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证明说这个似乎是一个所有的国家都可能要走过的这样的一个路，无可避免？
马骏：每个国家都经历过类似一个阶段，比如说伦敦在50年代出现了很大的污染，人家花了20年的时间给它治理了。此后就是日本的东京，还有韩国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但是通过20年的努力，改变了增长方式，加强了环保的政策，它们都慢慢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中国通过学习这些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来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最后是可以达到降低能耗和大幅度减少污染的。不需要通过这个强制性的控制人口政策来达到这个目的。
记者：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担忧，其中一部分是担心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造成未来的负担，如您刚才提到养老金的问题。另外也有一部分担心，因为劳动力的人口现在可能在逐渐减少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使得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遇上了一个这方面的瓶颈。也有另外的一个观点会认为说，实际上我们如果生产的能效，效率提高了的话，其实不是能够弥补这一块吗？
马骏：关于生产效率，我们广义的讲叫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高的空间是有的，但是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这是我两年以前就做的。在国际比较当中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了5000美元之后，在超过5000美元之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会比此前的十年要降低一个百分点，这是世界的实证经验。也就是说你人均收入提高了以后，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一般是往下降的而不是往上升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种概率是很小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均收入低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拷贝别人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拷贝技术是比较容易的，人均收入高了以后，你已经接近了production frontier，就是生产技术的前沿了。到那个时候，你主要靠自己的创新才能提高生产率，而创新要比拷贝难得多。
记者：中国过去发展的模式一直是很大程度上依赖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靠这个年轻人进入市场，然后从事制造业的一些工作。如果未来人口红利消失了的话，这是不是也可以说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倒逼着中国经济去转型呢？
马骏：可以这样讲，人口红利如果消失的很快，而我们还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增长率的话，那么你在经济结构的转型、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就要比原来做出更大的努力。但是倒逼不是一个保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除了转型和提高效率, 有些东西是在我们手里面可选择的政策工具，如果用的话，不管你的效率提高多少，不管生产率的增长有多少，都能够提高增长潜力的。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口政策。如果松动的话，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既然有这么一个工具在手里，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在您的预测当中也提到了，说实际上放开人口政策，也就是放开二胎政策的话，不仅仅可以缓解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 另外也能够促进消费，这方面又是怎么想的？
马骏：我们在最近研究二胎的报告中，做了几个研究。一是对生育率的影响做了判断。另外对经济增长潜力做了一个影响的估算。还有对养老金的缺口，我们也做了一个估算。
在生育率方面，我们以刚才提到的四个全国和地方的生育倾向的调查为基础，做了一个测算。我们发现如果实行二胎政策的话─这个如果里面，包含了我们两步走的一个假设，就是先搞单独政策，两年三年以后，再搞二胎政策─今后五年当中，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会从现在的1.45提高到1.66。也就是说每个妇女平均生的小孩的个数会增长一些，增长多少呢？跟基准情形相比，可以增长10%左右，从绝对量来讲的话，今后五年当中，我们年均新生的婴儿的数量会增加160万。那么自然对婴儿相关的行业，会有一个拉动作用。比如说小孩的奶粉、尿布、服装，还有儿童的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会得到一定的刺激。
记者：这方面占经济比重有多大？
马骏：占经济比重并不会很大。所以呢我并不强调这是放松一胎政策，实行二胎政策主要的好处。更主要的好处，还是更中长期的，就是十
五、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之后，可以提升整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可以缓解我们养老金的压力。
记者：也就是说您认为放开二胎政策更重要的一个考量，还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另外再加上养老金这一块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您最重要的两个考量，对吗？
马骏：对，从增长潜力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的估算表明，在2030年到2050年之间，由于放开了二胎政策，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可以比基准情形提高0.2个百分点。那么这个背后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在203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会比基准情形会上升。上升多少呢？到了2050年，跟不改革的情形相比，我们改革以后的205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增加四千万。
记者：这是一个非常的模型，做了很多步骤的预测，都是来自这个吗？
马骏：不能算太复杂，其实增长模型这一块很简单，是一个所罗模型，里面有一些系数的设定。比较复杂的这一块，还是在人口模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记者：具体比如说，你们花精力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马骏：人口模型你要整理很多历史的数据，把每个阶段的这个人口结构，包括男性、女性、城镇化比例，都要搞清楚。还有对生育率要做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生育率数字，有一些是官方报的，需要修正。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其他资料来进行修正。然后还要做今后死亡率的一些假定，才能推导出来今后每年出生的小孩是多少，这些小孩在多少年以后会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
记者：您关注这样的一个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减少。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口养老金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呢，又是非常紧密相关的。
马骏：是。
记者：特别是养老金这一块，您提出来说到了2030年，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预测当中的这个缺口到了2030年，或者说在之前，到底有多严重？
马骏：这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叫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其中有相当的一个篇幅，就用在研究这个养老金的缺口。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不改革 － 包括不改计划生育政策、不改养老金的政策 －中国城镇养老金累计的缺口，在今后38年当中，它的现值会相当于2011年GDP的83%。
再给你一个流量的概念。如果不改革的话，到了2050年，我们的养老金的缺口会相当于GDP的百分之六点几。所以这是非常大的数字，不可持续的一个数字，会给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
记者：这个压力是到2030年、2050年。在之前的话，这个缺口也应该多多少少存在吧？
马骏：现在其实总体上没有缺口，包括社科院还有其他专家，他们都已经做了研究。社科院最近一个报告指出，2011年，14个省市是有缺口，其他省市没有缺口，总体上来讲没有缺口。但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后的缺口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老龄化的过程就是，养老金缴费的人口逐步缩小，而领养老金的人口逐步增加，那么缺口自然会上升。上升最快的，还是在十年之后那个阶段。
记者：为什么到那段时间，会突然间增长的速度快起来？
马骏：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口结构相关的。最主要的一个变量是赡养率，就是退休年龄的人口除以缴费人口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如果上升得特别快的话，那缺口就会增长的特别快。
记者：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养老金的一个状态，其实有一点类似于寅支卯粮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美国的这个社保等等各种各样的养老金，也同样面临着一个缺口的问题。而美国相比中国，远远没有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么严重。那么这样看来的话，是不是中国的问题，可能在未来有可能比美国还严重？
马骏：如果不改革的话，我只能这样讲，问题会非常严重。最后可能会导致财政的危机。刚才讲的几个数字，是在不改革前提下做的一个估算。如果不改革，到了2050年，我们的结论是，由于养老金的问题、由于医疗成本的问题，我们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会超过百分之百。超过百分之百会是一个非常危机的水平，可能会导致政府债务的危机。
记者：有观点认为，实际上养老金面临的缺口，有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把养老金整个系统来进行一个改革。中央统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养老金系统的话，是每个地方有各自的养老金的一个系统，如果把它统筹起来的话。第一，可以有助于人口的流动，第二呢，也有助于养老金整体的一个情况，未雨绸缪做一个打算。这样是不是也能够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的缺口问题。
马骏：我们对缺口做了不少研究的，从去年今年的几个报告里面我们都有谈到。一个是对缺口总量的一个估算，另外是对怎么解决缺口，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你刚才提到的统筹等等，是相关的，但是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要提高退休年龄。提高退休年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缴费的人群就大了，领养老金的人数就减少了，这样可以减少缺口。
第二是要划拨相当一部分的国有资产到社保。如果把国有资产划拨到社保，那么就成为社保一个新的收入的来源，可以缓解缺口。
第三是要适度的调整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之间的比例。具体怎么讲？我们现在基础养老金，它的缴费率是20%，是不是可以把它降到12%。同时把替代率也降下来。另外把个人帐户这一块的缴费率和替代率相应地提高。技术上很复杂，但如果设计的好的话，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养老金的缺口。
除了这三个以外，再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话题，如果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松动的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养老金的缺口。为什么呢？因为你松动了计划生育的政策，20年以后缴费的人就多了，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缺口。
记者：您说20年以后，缴费的人会多了。我们假设，假设明年2014年，可以放开二胎政策的话。到了2030年，就是刚才提到的，养老金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缺口，以及人口出现严重的老龄化这一年的话才16年。16年到20年中间的情况又怎么办？另外你刚才也提到了，实际上放开二胎政策之后，对于生育率并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从1.54到1.66，这么小的一个影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吗？
马骏：十几年之内，还真的不能主要靠放松一胎化的政策来解救养老金的问题，要靠刚才我们讲的其他几个政策，比如说提高退休年龄，比如说划拨国有资产等等。但是呢从更长期的时间段来看，我们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办法是越多越好，来缓解这个养老金的压力。
我们是算了一下二胎政策能够缓解多少养老金的缺口。我们发现，2030年以后会有所帮助，但是帮助不大。到了2040年以后，就是在2040年到2050年之间，松动一胎化政策，可以降低基本养老金赤字4%。到了2050年之后降低的幅度还会更大一点。
记者：远水解不了近渴的。
马骏：但是我觉得应该看得远一点，不应该只看眼前的十年和二十年。
记者：除了养老金这一块的话，医疗的缺口也同样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对吗，这方面您做的研究结果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马骏：医疗呢，我们不把它叫做缺口，我们直接看医疗成本的上升。我们做了一项研究，专门是估算了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这个费用占GDP的比重，现在是5%。由于人口的老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到了2050年，我们估算的结果是，它会上升到10%。而且这个比例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算，如果有一些系数变化超过我们想象的话，这个比例可能会上升到12-13%。这个大趋势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对个人家庭和政府的财政压力都会因此上升。因为看到国际经验你就会知道，三分之一的卫生总费用，是要政府来买单的。还有三分之二是要家庭来买单的，那么你总费用上升这么快，对家庭、政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主要是老龄化。因为一个老人要花费的医疗费用，是年轻人的4倍到8倍。
记者：如果开放二胎的话，对这样的情况也会有缓解？
马骏：对应这个医疗负担的问题呢，要有很多种不同的改革措施，其中一项我们是去年在研究报告当中提出的，就是要搞长期护理的保险体制。那么这个保险体制建立起来呢，就等于说个人和政府呢可能都掏一点钱，为我们老了以后失能了，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费用提供一个事先安排的资金来源。这样可以缓解中长期，对个人和政府财务的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二胎化政策能不能有所帮助？会有所帮助。机制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放开二胎，20年以后，这些人进入了工作的人群，那么他会成为医疗保险缴费的人群，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医疗保险的压力。
另外，从财政角度来讲，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有所提高，那么创造财政收入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这样也会提高政府应对医疗成本上升的能力。
记者：我补一个有关养老金这部分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养老金到了2030年的话，如果按照现行政策不变的话，您的预测说，可能它的这个赤字缺口会达到2010年GDP的83%。
记者：您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对经济来说，对社会来说，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具体来说这些风险都有哪些呢？
马骏：如果养老金缺口非常大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政府的财政赤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养老金体系，主要的部分是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这个基础养老金如果出现缺口，政府要买单，政府要补这个窟窿。你不补的话，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所以养老金的缺口越大，政府的赤字就越大，政府赤字越大呢，政府的债务就会越高。因为政府要靠发债来弥补这个赤字。政府债务高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爆发危机。
比如说你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0%、100%的话，就可能出现希腊式的违约。一旦政府违约，就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和社会动荡。
记者：您觉得中国政府近期会开放二胎政策吗？我们看到实际上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有一些比如说双独的家庭，已经可以开放二胎的政策了，这是不是一些有关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上，有一些放松的先兆和迹象？
马骏：过去，有在某些人群和某些地方的政策松动，但是全国范围来讲，还是比较严格地执行了一胎化的政策。
关于以后放松的时间表，我确实不知道。我前面讲的都是我们的希望，我希望它走的快一点，今后三年四年，能够做到全国范围内开放二胎政策。但实际上是也可能会慢一点，我想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嘛。如果慢一点的话，很可能就是多搞试点。比如说单独，不是马上就推开，而是在更多的地方搞单独试点。以后再推广到全国。二胎也未必一下就推到全国，可能在某些地方试点二胎的政策，再推向全国。但是我希望整个过程不要超过5年。
记者：如果在地方搞试点的话，难道不会涉及到地方经济形势的问题吗？
马骏：有些地方试点，它有一些特殊原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生育率比较低，所以试点了以后，好像风险不会太大。
记者：比如说上海是吗，现在是全球最低的，你觉得这个数字本身说明什么？
马骏：从风险角度来讲，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讲，就是你生育率很低，就说明当地人的生育的意愿不是很强，如果你放开的话呢，生育率上升的或者反弹的幅度就不会太大，所以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的。
记者：您建议的中国人口政策放开的话，是要两步走，第一个就是2014年，您建议开始的，先是这个单独政策放开。然后第二步的话，是开放第二胎，整体的一个开放第二胎。还有第三步吗，还是说您现在的研究，只是到这儿。
马骏：我目前的研究是到这儿为止，如果要第三步的话，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全部放开，不管是二胎、三胎，都可以生。但是第三步的效果可能不会太明显，因为绝大部分的家庭，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你给他生三胎，他都不会生三胎。
记者：您建议是一步一步走，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两步走的一个结论，以及第一步是这样，第二步是刚才您提到的，放开第二胎？
马骏：按几步走，还是要考虑到一个风险控制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讲的，生育率的提高这些估算，是根据一些调查结果得到的一些数字。但是这个调查结果未必是实际实行了政策以后的效果。所以你在实际的运行当中做一些实验，有计划按步骤的来操作的话，会比一下子全部推开，我觉得更审慎一点。
记者：好，谢谢马先生。
马骏：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