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嫁妆一牛车》中的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于美国的重要文学流派之一，它被称作一种病态而扭曲的喜剧，以滑稽荒诞的语言倾诉现实的丑陋。而在《嫁妆一牛车》中，作者王祯和也借助黑色幽默的手段，通过刻画万发，阿好与姓简的这三个中心人物，谱写了一篇震撼人心的命运悲剧。下面我将就黑色幽默在《嫁妆一牛车》作品中的应用进行赏析。
首先，从小说原作出发，黑色幽默在塑造人物方面功不可没:王祯和在故事伊始就向读者多方描绘出万发耳聋的窘态: 点菜时看着头家两片唇反复开合，“无声电影的样子”，“算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夷笑的人”，这开怀显然不是出于万发苦中作乐的豁达，而仅仅是因为他意识不到耳聋的可悲，反映出万发自欺欺人的心理。而面对别人的嘲笑，万发到最后居然也“很受之无愧的模样”。解释他耳聋的原因，“那大夫学妇科的……算技术有一点，只把他治得八分聋而已”——分明是揭露当时糟糕的社会状况和低端的生活水平，却用了甚是惋惜的语气，结合前文生动滑稽的肖像描写，作者显然是运用了反讽的喜剧性语言，奠定了万发这个充满坎坷过往如今仍难逃命运戕害的悲惨人物形象。
再看作者描写阿好外形的一句话：“叉在腰上的双手，算数里的小括弧，扩在弧内的只是竿瘦的1字，就没有加快心跳的曲折数字。”幽默的比喻，直接讽刺阿好干瘪的身材，粗鲁的个性；为了突出她好赌：“三个女儿都倾销尽了，只有两个男的还没发售”，“倾销”和“发售”将儿女比作商品，控诉阿好身为人母的薄情寡义，痛斥世态炎凉。描写姓简的狐臭：“仿佛有廯聚居在那里，常年不付租，下手轰赶吧！”运用拟人的手法，让读者哑然失笑的同时内心升起强烈的生理上的厌恶，从而对姓简的印象又降三分。
而黑色幽默作用最为显著的要属阿好和姓简的苟合之后。先是周遭流言四起：“姓简的和阿好凹凸上了啦！”，凹凸一词，说来是坊间玩笑，却是极其直白形象又富有冲击性的。万发却一个多月后才得知，“双耳的防御工事做得也不简单”，阿好（有人与她暗暗偷偷地交好）同样“丑得不简单”。作者通过这些可笑扭曲的赞赏，巧妙地夸大并强调了人物的缺陷，使得通奸这件事本身的黑暗性和背德的丑恶给读者留下难以抹灭的印象。更可笑的是万发决定捍卫尊严而监视妻子的行为，到后来甚至连阿好方便时也如影随形，种种笨拙滑稽的行迹正是黑色的病态幽默的体现，揭示了万发之流因贫困而日渐卑微的灵魂及混乱社会对不良风气的纵容。
其次，影视作品中同样存在黑色幽默。它具有如下两个优势，第一，直观地展现阿五和姓简的同吃同睡同住，形同亲生父子的情景。阿五甚至乐意帮姓简的，他的后叔做生意，合作相当默契。此处剧本也以乐景衬哀情，运用十足的夸张手法（片中甚至特写了阿五贴着简的腋下安睡的镜头），突出万发作为正牌父亲的失职及莫可奈何——由于自己做着收益甚微的拉车苦工，使得全家长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煎熬度日，根本无暇陪伴儿子，因此阿五与姓简的和谐相处其实是对万发暗中的打击。之后又有阿好与简的一同赌博的场面，二人无法收敛的喜悦神色再次对比万发的痛苦，使得悲剧更加浓厚。第二，虽然小说拥有无声胜有声的文字艺术，影片中对背景音乐及坊间歌谣的利用也彰显了声乐的表现优势。影片的开头演奏了一段夹带喜庆意味的背景配乐，随后万发拉着牛车走入镜头。整个画面充斥着朴素幸福的农村生活气息，然而影片后半段中与之相呼应的却是小孩子们坐在万发的牛车后座，集体吟唱那首“爱爽无顾尪名声”，曲调洋溢着调笑挖苦之意，而歌曲中饱含的现实——万发以妻换生活的屈辱和被逼不得已苟且做人的现实与这种轻松快乐形成强烈反差，产生了使观者心头一凛的黑色幽默效果，观者进而也愈发同情万发的遭遇。
除了丰富人物形象，揭示时代背景，文中的黑色幽默对气氛的烘托也贯穿始终。王祯和用滑稽荒诞的语言，将生存的苦痛，人性的沦丧和社会的病变等负面因素刻意地掩盖起来，从读者的角度，我们一方面借助联想，稍加思考即能窥视到喜剧之下的各种丑态，另一方面由于作品并未直接抨击这些弊病，一种无法舒缓的压抑氛围就此弥漫于整部作品，读者不禁悲从中来。
最后，在凸显小说主题方面，黑色幽默的贡献也十分明显。从标题剖析，一牛车的嫁妆，引人联想到婚宴之喜，我们进而带着一种欣赏民风民俗的心态进入故事，而小说的选材显然颠覆了正直向上的伦理三观，毅然走上了一条挑战禁忌的道路。从描写万发妻子毫无顾虑的出轨，到二人欢好后联合欺瞒万发的恶劣行径，再到最后姓简的搬入万发家，可见情节的安排也是极力逼迫读者内心的道德高压线，一步步将人性的堕落推至令常人无法忍受的边缘，却依然以云淡风轻的幽默文字，把这些一触即发的矛盾封在虚伪的和平之下：万发的渺小灵魂无法支撑他拥有力挽狂澜重拾自尊的能力，更无人会为他主持公道，因而在艰苦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围剿下，他的选择除了一死，就只有屈从命运施舍给他的耻辱的道路。即使最终万发达成了心愿，那台牛车的来历也为人所不齿，万发表面的喜剧是用他一辈子的悲剧交易来的，因此牛车本身就是最大的黑色幽默，它承载的也并非嫁妆与喜悦，应当是一个时代的缺陷，难以根治的社会痼疾和人类思想的衰败。
综上所述，王祯和运用诙谐又犀利的语言驾驭着黑色幽默这一艺术手法，成功地借助或丑陋或可悲的人物形象和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向观众展示了六七十代台湾生活的艰涩和辛酸，揭露了残酷社会对贫苦百姓精神及肉体的摧残，从而替那些默默承受命运压迫的人民做出无声的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