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非典”采访，让很多人记住了柴静这个名字。而一直以来，她对事实真相的不懈探寻，她对获取问题答案的执著以求，她提问方式的与众不同，更让人们对这个有着清澈眼神和凝重思考的记者印象深刻。
对于记者来说，提不出问题是个问题，提不好问题也是个问题。而柴静，却是一位提问高手。她说，提问是记者的天职，提问就是力量。
初见柴静，是在北京的夏天。无意中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的娴静。着黑色连衣裙，手捧一本书，安静地坐在军事博物馆前的长椅上。车辆如梭，行人往来，而她只沉浸在阅读的安宁中。
约她采访，已是深冬。“不用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地方，咱们就在我家附近小茶馆里聊吧。”电话那头，是冬日里的一抹和煦。
时而炽烈，时而沉静，一如她的名字――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似乎，柴静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其实，她也曾为提问困惑。
刚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工作的时候，一个16分钟的节目，柴静先会列出四五十个问题，再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每一个问题跟嘉宾一一电话沟通。然而正式采访的时候，却总觉得不够流畅。
焦虑，继而是怀疑。直到那“一盆水”，将她彻底淋湿、浇醒。
2003年2月24日上午，新疆巴楚、伽师地区发生6.8级地震。白岩松找到柴静：“马上去伽师，给你半小时，收拾一下东西。”没梳头，没洗脸，套了一件防风衣，坐了5个多小时的军用飞机，再转乘7个多小时的卡车，凌晨，柴静到达了伽师。
落脚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中，当地人正在举行葬礼。那一刻，新闻仿似一盆水，劈头盖脸地从她头顶浇了下来。
在演播室里面对镜头，常常担心自己的妆好不好看、衣服得不得体、笑容亲切不亲切的那个主持人柴静，被这盆突如其来的大水冲走了。
那几天，她满眼都是新闻：两个小姑娘在倒塌的校舍边烤着火，她们是新闻；一位从废墟中走出来的老大爷，一只脚上是皮鞋，而另一只脚上是布鞋，他也是新闻„„
“我的眼睛里、耳朵里、鼻子和嘴巴里，都是新闻。不必小心翼翼地考虑怎么措辞――你问的就是未知，问的是你的欲望，这就是新闻。做新闻，最好的位置就是离它最近的地方。”
没有镜子，也顾不上整理妆容，更没有列好问题的小本子，坐在坍塌的羊圈里，柴静开始了提问――
“这几天睡在哪里？”
“睡在地上。”
“能睡着吗？”
“睡不着，我家里死了五个人。”
„„
没经过任何设计，提问就这样从心底汩汩地流淌出来。
问的是你的未知，问的是你的欲望，这就是新闻。做新闻，最好的位置就是离它最近的地方
解放周末：在你看来，提问的目的是什么？
柴静：目的是为了探寻真相。对我来说，这个真实的世界是非常迷人的。海明威以前也是一名记者，他说真实的生活比戏剧更戏剧、更迷人。如果你不能沉浸其中去领略它的那些撼动人心之处，那就辜负了这个职业。
解放周末：的确有些人“辜负了这个职业”，像“抄抄统发稿”、“扒扒网上文”，成了个别记者热衷的“捷径”。
柴静：有的人拿到了统发稿，加上自己的名字，就发出去，至于这个新闻究竟说的是怎么回事，它的发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意义，与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地探究。记者应该怀揣疑问，秉持怀疑精神，不能人云亦云。多一些逆向思维，多对新闻信息反问几句，追问下去，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闻素材。
解放周末：但现实中，往往缺少疑问，缺少怀疑，难道是已知的太多？
柴静：恰恰相反，不是知之甚多，而是知之甚少，思考甚少。没有困惑和疑问就没有提问，对记者来说，提不出问题更是问题。费孝通先生通过实地调查写出了《乡土中国》，当时驱动他写这本书的动力，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不满足于既有的知识，而总是想要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提问代表着一个人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好的提问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自由人格和独立精神。提问不仅对记者很重要，对一个民族也很重要。
从新疆地震中心，到“非典”重症病房，新闻现场对于柴静来说，愈发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召唤。
每次当她拉着行李箱出发时，心里都填满了喜悦。因为，她又将沉浸到一个个未知中去，因为，她又将苦思冥想——于她，苦思冥想是乐趣，是幸福。
她说，思考是大脑深处的一盏灯，它照亮你的那一瞬间，很快乐。
有一些问题是装饰性问题，答案是已知的，只是为了把它问得很花哨才问一遍，这是没有价值的
解放周末：提问是记者的天职，思考是记者的本分。但有的专家批评有些记者缺少思考，提问陷入了模式化思维。比如已有人预测，明年奥运会记者问奥运冠军问得最多的问题可能就是，“得了冠军，您此刻心情怎样？”
柴静：提不好问题也是一个问题。机械地复制问题、重复问题，就成了一个提问的工具。一个记者能探寻到的真相，取决于他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你的认识有多深，你探寻到的真相就有多深，人们愿意呈现在你面前的东西就有多深。你不提这个问题，受众就有可能不会认识到这个层面。
所以每次我录节目的时候，提问的时间总是特别长，别人可能半个小时就足够了，我往往要用两个多小时。因为我总担心问得还不够，总想着是不是还有什么未触及的东西，于是一问再问。和我一起干活的人，也都挺受“折磨”的。没办法，我把每次采访都当成人生的最后一个采访。
解放周末：这是对记者提问权利的珍视，由此也让我们想起在今年“两会”报道的时候你讲过的一句话———“我只有十秒钟，我只有一个提问机会，我一定要问一个真问题。”问题分真假吗？
柴静：问题不应该有真伪之分。之所以会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装饰性问题。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只是为了把它问得很花哨，才问一遍，这是没有价值的。
解放周末：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媒体上。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到下面做调研，去之前就让秘书写好稿子，没有提问，没有调研，就读稿子提要求。
柴静：的确，这种现象在其他领域也存在。人不能按照既定的主观思维去调查，你必须意识到人是特别脆弱的，是容易犯错误的。要对事实充满敬畏，相信一定有些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再去探寻该如何认知。
以前，我们的节目要求编导在采访前做出非常细致、完整的策划案，把记者问什么，对方怎么回答，都写得清清楚楚，到最后就成了记者刻板地念问题，调查留下了太多设计的痕迹。现在，我们更尊重未知。真正的调查报道就是探寻未知的过程，是不断遇到障碍、克服障碍的过程。没有未知就没有调查。调查是以已知为起点的，不需要还原已知，而是探寻未知是什么。最精彩的地方往往就在你没有设计到的细节中。
在一期名叫《事故的背后》的节目中，柴静和她的同事经过先期调查已经证明了一家药厂的污染问题，但负责人仍坚持“绝对没有”。几番较量后，柴静突然问了一句：“那我们闻到的气味是什么？”对方回答：“没有啊，我的鼻子没有你那么灵敏。”节目就此戛然而止。
提起这段当时让自己很满意的提问，柴静却陷入了反思。
要疑问，而不是质疑，“真正的歌者能唱出人们心中的沉默”
解放周末：为什么回过头来，会不满于当时自己的提问？
柴静：我的问题出在当时的姿态上。背向后仰，靠在椅背上，双手叠放在腿上，然后用的是质疑的口吻，“难道你闻不到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那时应该是真正的疑问，“你闻不到吗？”而不是假定对方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我要去刻画他。当你的提问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时候，观众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并不强调质疑，我只强调疑问。
解放周末：你怎么区别疑问和质疑？
柴静：疑问是，我真的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愿意告诉我吗？你愿意让我理解你吗？但质疑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凭什么可以这么做？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当我有疑问的时候，我首先愿意相信，我愿意相信他人可能是无辜的或者是美好的，尤其是采访一个被指证的人物，他们通常是很狼狈的。我希望通过我的提问，对方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这应该是一个前提，而不是我要让他难堪，让他出丑。
解放周末：是为了揭示，还是为了把提问当成结论，这是一个为何而问的问题。
柴静：所以现在采访，我总是习惯性地身体前倾，这是一种倾听姿态。倾听，让我可以更贴近被访者的内心，新闻的背后是心灵。记者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让你的被访者获得表达的权利。记者所有的发问，只是为了揭示和呈现，而不是做道德判断。发问也不是为了让受访者觉得自己不堪，或者受人同情。
不管被访者是强者、弱者，还是备受争议者，当他选择接受你的采访时，他就已经知道了你会、也懂得去倾听，而且也会尊重他表达的权利。当我们在一些人面前缄默不语，不去发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剥夺了对方的表达权利。纪伯伦曾说过：“真正的歌者能唱出人们心中的沉默。”
解放周末：打破人们心中沉默的，往往不是咄咄逼人，也不是长篇大论。提问也不应该成为记者自我作秀、自我欣赏的方式。
柴静：所以，我更愿意选择最简单的方式去问，而不是为了突出我对事件的理解，这样才会有张力，才能更饱满。采访的时候，也许你只是问一句：是吗？或者只是一个眼神，但其实可能完成的是一次心灵的撞击。
2003年5月下旬，甘肃一个叫双城的小镇上发生了六年级学生连续服毒事件。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少年选择了这样极端的方式？柴静抽丝剥茧般的提问，让沉默的少年开了口。
柴静：你自己心里有疑问吗？
苗苗表弟（注：苗苗是其中一个服毒自杀的女孩）：有。
柴静：那你去问谁呢？
苗苗表弟：问自己。
柴静：没法去问大人吗？
苗苗表弟：是。
柴静：你觉得这件事他们不能给你解释吗？
苗苗表弟：不相信他们的解释。
柴静：那你自己能回答得了自己吗？
苗苗表弟：回答不了。
柴静：你回答不了自己的时候，心里会觉得难受吗？
苗苗表弟：难受。
柴静：难受怎么办？
这时，男孩已经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下去„„柴静蹲下身去，用手拭去男孩的
泪水，片刻的沉默之后，柴静继续发问。
柴静：你在心里跟你姐姐说过话吗？
苗苗表弟：说过。
柴静：你跟她说什么呢？
苗苗表弟：你好吗„„
记者不是谋生手段，它于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赋予了我至高无上的权利——打开别人心灵的权利
解放周末：《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也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真相是无底洞的底”。如果我们真的永远无法穷尽真相，那么探寻真相的动力又是什么？
柴静：探寻的本身可能比结果更有意义。美国物理学家费恩曼说，我们的最大价值首先来自于自知无知，其次就是思考。我也认为这两点是人类精神的最高价值。20岁的时候，我想成为像华莱士、法拉奇那样的名主持、名记者，但后来发现，我的目标不是成为某个人。于是我想成为我自己，但自我又是个无穷的概念，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方法，而不是一个外在形象。那么，我的认识方法能不能经受考验？最终能不能服务于整个人类？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解放周末：怎样探寻真相？
柴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走进对方的心灵，让当事人开口说话。对我来说，记者不是一个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因为它赋予我打开别人心灵的权利，这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打开别人心灵的一瞬间，你会触碰到一些真相。
解放周末：你打开别人心灵大门的钥匙是什么？
柴静：走进别人的心灵也是走进自己的心灵，当你去打开别人心灵的时候，首先要清空自己。当然你不能毫无立场，你必须有一些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艰难的道路，一个记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须在这个职业当中恪尽职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人类的心灵需要互相帮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当通过提问将心灵的细节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帮助他，你可能也会孤立无援。传播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渗透下去，然后才能生长出新的叶子。
以前，柴静喜欢一些文艺化、情绪化的字眼，那时她总爱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而在她25 岁的时候，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她这样写道：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探究这种流向的原因。
她感到庆幸，在自己迈入成年的门槛时，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于是，她匍匐前进，把身体和心灵都贴在底层。问题青少年、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流浪人群、精神病人，命运迥异的人们，随着她的寻访，真切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她说，假如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假如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关切，而不是对问题的求解上，就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
假如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假如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关切，而不是对问题的求解上，就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
解放周末：有人说这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记者提问也似乎打上了娱乐化烙印，甚至以追逐八卦、绯闻的提问方式吸引眼球，对此你怎么看？
柴静：现在公众的约束力越来越强，低于道德底线之下的，一定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水准低下的，时间长了也自然会被市场淘汰。这都是在演变生长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不用着急。
当然，泛娱乐化倾向也对严肃新闻提出了要求。当严肃信息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时，自然另一种东西就会填充进来。就以电视报道来说，一条新闻可以有很多种表现手段，但现在我们探索得还不够，还不能完全满足大家的需求，很多时候并没有让观众感觉到你所发布的信息跟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解放周末：记者应该是社会环境的瞭望者，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媒体的视野不广、眼界不高，追逐无关痛痒的多，关注公共事务的少。
柴静：在这个时代，可能真正关心政治、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并不多，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深嵌其中。去采访讨薪八年未果的农民，在他坐过的法院台阶上坐着，体会他的无助；去采访失去儿子的母亲，看着她泪流满面；采访注射了“奥美定”的女人，用手触摸她胸部里的硬块，而且知道它永远无法根除„„这一切，都会让你真切地感受到你跟这个时代的联系，让你知道，如果仅仅为追求个人幸福而活着，你将难以真正幸福。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