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与意义
世界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重大事件，诸如:(1)科技革命如火如荼飞速发展，以网络技术、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新一轮的全球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与交易模式等的影响日益彰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均尝试通过新技术革命重塑产业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确立或巩固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2)中国迅速崛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总量在2007年超过德国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为世界第二，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增长动力结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幻莫测，正在经历新的分化与重组，各种利益集团与新的组织互相角力，新的国际秩序和地缘竞争局面正主展开。(3)产业、资本、技术、贸易出现新的流向或动向，对发展主动权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尤其是高科技高端产业领域，一些国家纷纷出台了发展计划。(4)国际市场和消费能力也在转型升级，趋向更高层次，一般产品和低附加值技术遭受打压或抑制，经济增长趋缓。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的根本途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重大的经济与产业的调整期或转换期，新旧动能的转换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对于中国而言，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供给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保持中高速发展的“经济新常态”。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和变革，也将进一步倒逼中国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不同于以往高投资、高增长、高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模式，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是我们面临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一、国际背景
(一)新一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给社会生产转型带来契机 1.新技术革命的内涵
从普遍共识来着，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18世纪后半叶英国纺织机械化、出现工厂为标志，也有人认为是以蒸汽机或煤炭利用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或者以电气化、石油、汽车为标志。前两次的工业革命都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变革。新技术革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标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终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一次重大技术创新或管理方式变革都被认为有可能引领新技术革命。最初，学界将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公司向海外市场的拓展及其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认为是新技术革命的开端。随着电子产业发展，后来有学者将电子工业成本的下降，信息化、计算机的发展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作为新技术革命的发端。信息技术在初期会降低生产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时期内，信息技术始终被认为是新技术革命发生的助推器。
2011年里夫金( Rifkin, 2011 )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版，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另外，他全面分析了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互联网、绿色能源、3D打印技术等将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也有人指出工业革命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革命，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制造，其将带来制造业的巨大变革，终结大规模的流水线制造业，取而代之的是分散、个性化的经营模式，并且有可能出现反城市化浪潮，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为主流生活方式。
国内对新技术革命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些许差异。岗明杰(2012)认为新技术革命实质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从而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 批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以替代已有产业，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贾根良(2012)从经济史角度指出新技术是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 潮为主体，并融合信息技术革命(即第五次技术革命)重大成果的变革，其在新技术革命上不仅包括了里夫金的“新能源革命”和保罗·麦基里( PaulMakllie)以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为核心的“制造业智能化革命”，而且也包括了新材料、纳米技术革命和生物电子等技术革命。黄群慧、贺俊(2013)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角度认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加深，工业和制造业将会被重新定义，用来描述价值链经济特征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或“悲伤曲线”，制造业将再次向发达国家转移，这对依靠人口红利和廉价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后发国家非常不利，中国制造业要想在全球仍保持优势，必须调整发展策略，提升软实力。
2.新技术革命的典型特征
当代技术革命有着不同于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特征，仅就技术自身而言，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
(1)技术科学化
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是十分伟大的，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但是，同新技术革命相比， 它们无疑要逊色得多。当代技术革命，在表现形态上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了科学和技术一体化的过程。一方面，当代科学理论必须依靠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又必须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和技融为一体。因此，当代技术革命的第一个特征是技术科学化。
在电磁理论出现之前，技术的发展大致是遵循技术——理论——技术的循环路径。科学理论对技术肯定有着指导作用，不过，从总体上说，技术与科学又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双方保持着相对分离的发展道路。自从电磁理论产生之后，技术发展中，除了技术——科学——技术的途径外，又增加了科学——技术——科学这一新型发展途径。例如，电子技术、无线电技术等等新技术都是科学理论的直接产物。也就是说，没有电磁理论、电子学理论，便不会有这些新技术。这一现象，在当代技术革命中更加突出。科学理论已经成了技术形成发展的直接原因。这样，在整个技术体系中传统技术的发展大致还在采用技术——科学——技术的路子，但新型技术全部都是采用科学——技术——科学的路子，并且这些新型技术已经在技术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说科学——技术——科学的形式已经成为当代技术发展的主要模式。
(2)技术群体化(集成化) 这一特征反映出新技术革命中技术体系中结构的某些变化。由于科学理论的高度抽象和综合，当代技术革命已经不仅要解决材料和能量中某一领域或者是一些技术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及相关的问题。这样，在科学理论之间、技术领域之间、科技之间出现了多元化的关联性。因此，技术发展中的横向关联性、综合性、交叉性极为突出。这些特点明显地同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有别。例如，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重大的发明常常是单一技术成果。如1733-1738年呢绒工凯伊发明的“飞梭”， 1779年克伦普顿设计的“mule”即骡机，都是单一的织布纺纱技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内燃机技术也基本上是单一的机械技术。但电力技术的出现便开始了技术群体的发轫，因为电力技术是电机技术、通讯技术、弱电技术等的集合。
到了当技术革命时代，由于技术体系内部各类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加强，技术群体化已经成了一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各类技术之间的关系上。这种关系表明在技术体系中的不同技术是相互包容、互为前提的。例如，没有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控制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等全面自动化技术便不能实 现。没有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半导体材料技术， 光制技术等的进步。其次，技术之间的相关性还表现在主导技术以及主导技术 与相关技术的结合日益综合化，例如信息技术的综合化表明，它不但是电子学、数理逻辑等科学理论的产物，而且还是横断科学理论的结晶，它不但包含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而且还包含有“软件”技术、“硬件”技术等等；这种综合统一还表现在主导技术与相关技术的结合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是动力技术同机械技术相结合，而在新技术革命中，是机械技术、动力技术同电子技术相结合，形成一批自动化的技术群体。乔布斯发明的ipod、iphone及其苹果公司等产品就是技术集成化成果。
(3)技术智能化
新技术革命更加深入，技术与科学相互作用更加紧密，出现了一体化趋势。 一方面，电子计算机以微处理机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技术智能化已经十分明显。机器已经不仅仅是代替人的工具，而且可以解决人脑控制的智能。另一方面，科技一体化，产生了“知识密集型技术”。这种技术创造性高、智力高、驱动性强，风险性也较大，其发展主要依赖于智力发展，因此也有人称“高技术”，它能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去。在这种新技术中，资金的因素已经退到了第二位，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有效信息。
3.新一轮技术革命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 (1)新技术革命给生产带来的变化
第一是生产方式变革。目前工业化国家普遍采用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方式，而新工业革命将产生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大规模定制智能化生产方式。这代一生产方式是由计算机控制的联网智能化造设备通过互联网，在收到指令后，随时进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应、计算判断、分析决策，进行操作上的变化，如此，符合需要的个性化产品的大规模定制生产即成为可能。这种智能化生产方式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如德国大众汽车已经制定了一项全新的生产战略，即模块化横向矩阵，通过标准化某些部件参数，最终达到通过一条生产线生产出市场所需的任何款型的汽车的目的。
第二是制造模式变革。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导致制造业制造模式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从现在的削减式制造模式变为一次成型叠加式制造模式。所谓削减式 制造模式，是先铸造零部件或产品毛胚，然后进行切削加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产品。显然这个生产过程要浪费很多人工、能源与原材料等，还会造成碳排放等环境问题。而新一轮工业革命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叠加式制造模式，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消费需求，同时由于其快速、一次成型，就地分销，大大降低了能源、原材料及运输成本等消耗。这种制造模式不仅涉及制造母机变革，还涉及原材料等方面的革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革命。
第三是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实 际是“集中生产，全球分销”，即在某地建一工厂后，在全球购买原料并在此工厂集中大批量生产，再运输到全球销售的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适应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需要，但在全球运输成本急剧上升、低碳环保要求加大的今天，显然有很大的缺陷。新一轮工业革命条件下，与新生产方式、制造模式变革相匹配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形成，即“分散生产，就地销售，共享使用”，它只需要在有需求的地方开设3D打印店，根据需要进行及时的就地生产、销售。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流通环节的费用、能耗与碳排放等。这一生产组织方式现已在报刊出版产业得到了广泛使用。
（2）新技术革命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新技术革命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普遍变化。比如：低碳技术的进步和广泛 应用将缓解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机器人和自动驾驶交通工具可能会在不久的 将来广泛应用；增材制造将大规模应用，尤其是在高价值产品领域；可再生能 将替代传统矿物燃料能源；农业和资源技术的进步将为世界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带来保障等。
对于大城市而言，新技术革命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连接。新技术革命将助推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措施）和交通需求管理（软件措施），提高区城整体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环境负荷。 二是积极老龄化的安心社会。大城市将树立起充满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将随 着新健康技术问世而成为一个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绿色清洁的环境。生态和低碳技术的发展将有助于营建水绿环绕、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间。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变。新技术促进就业市场，增加残障人士的就业机会，通过改善地区间的关系来改善社会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业。大城市依靠尖端技米驱动、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以建设具有强大基础设施条件的全球城市网络的金融商业中心。
（二）世界经济处于深度复苏调整期在寻求新的动能发力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伴随产生的欧美债务危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大事件。这场危机把世界经济由快速发展拉入了缓慢增长的调整期。这场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全球经济失衡、经济虚拟化和国际金融体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暴露了既有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转折点，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 期，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交织，新旧动力转换难以无缝接续，经济步入弱复苏小周期。长期看，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在人口、技术创新和宏观政策等深层因素的制约下，供需两侧都受到明显抑制，将在较长时期呈现弱增长态势，总体风险偏于下行，虽然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有回暖趋势，但我们仍要看到所面临的风险。
1．世界经济处于长波周期调整途中的弱复苏小周期阶段
从长波看，世界经济处于第五轮长周期下行阶段。在技术创新周期、信贷周期和制度变迁等因素交织作用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经历了五轮长周期，每轮周期50年左右（参见表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第五轮周期从上升阶段（1990－2008年）到下行阶段的转折点，世界经济从危机前近6％的中高速增长转向衰退、萧条和曲折复苏。未来5－10年，人口加速老龄化、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以及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空间大幅收窄等因素将继续抑制消费、投资和供给，加之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国际贸易仍将疲软，世界经济预计持续呈现弱增长态势，再次进入上行周期尚需时日。
从短波看，世界经济步入弱复苏小周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大致历经了1983－1988年、1994－2000年和2002－2007年三轮上升小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触发了新周期的转折点。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战后首次衰退，2010年反弹后一路走低至2015年的3．0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世界经济增速自2016年一直到2021年都将呈现持续走高态势。目前可将2010－2021年视为一个可预见的经济小周期，其中2010－2015年世界经济处于该周期的下行阶段，2016－2021年将处于该周期的上行阶段。与历次小周期上行阶段相比，2016－2021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仅为3.62％，低于1983－1988年的3.91%、1994—2000年的3.66%和2002—2007年的4.77%，是历次经济复苏最弱的上行小周期。
2．新动力不足是世界经济弱复苏的主受原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世界经济步入深 度调整和转型发展期。传统动力弱化、新动力尚在培育中、在新旧动能持续转换过渡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在短中期都将呈现弱复苏态势。
传统动力弱化。一是从供给面看、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心动力减弱。信息技木扩散的边际效应递减，通用技术创新未有实质性突破。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带来的康价劳动力空缺未能有效填补。全球直接投资就模大幅缩减，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显著委缩。全球化逐渐陷入低潮、多哈回合谈判历经15年仅在个别点上取得一些进展，未来在重大同题上很难有所突破。区域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但合作机制和贸易规则的区域化、碎片化会导致其在全球层面上相互冲突、彼此牵制、难以给全球贸易带来有力促进。
二是从需求面看，强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传统“大三角”关系趋弱。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进口的拉动效应减弱，2002－2008 年美国CDP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货物进口额增长3．5个百分点，而2011- 2014年CDP增长1个百分点仅带动货物进口额增长1．8个百分点；与之相应， 中国出口额持续下降，2015年萎缩2．9％。东亚生产网络外需疲软及国内经济 结构深度调整导致全球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缓，而“页 岩气革命”等大宗商品价格高峰期的新增投资逐渐形成产能，大宗商品供求关 系转为宽松，全球原油供需差额由2010年的40万桶／日迅速国升至2015年的195万桶／日，价格大幅回落，对出口国经济增长形成明显制约。随着“大三角”关系趋弱，危机前全球贸易量增幅显著高于全球经济增幅的态势发生进转，2012－2015年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3．1％，低于全球经济年均增幅3．3％。未来看，这一外部需求关系变化仍将持续，一方面给主要制成品和资源产品出口国经济带来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金融等管道对美欧等主要制成品进口国经济带来冲击，这种负反馈效应将弱化世界经济复苏力度。根据INF预测，2016－2021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年均增速仅为3．62％，远低于2002－2007年7．6％的年均增速，低迷的国际贸易反映出全球需求乏力，预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很快。
新动力尚在培育期。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逐渐意识到“世界经济面临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IMF）”，主要通过加快进结构性调整，来培育经济增长内生新动力。美国通过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重振制造业、促进出口等加快调整过度依赖消费和负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发展方式。欧元区通过降低政府负债水平、金融监管一体化建设、容克投资计划等，努力解决高福利社会带来的创新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基础设施陈旧、欧元区经货联盟缺陷等结构性同题。日本安倍政府提出涵盖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企业部门、贸易、金融部门、工资政策等广泛内容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实现振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制定规划和战略着力解决过度依投资和出口、产业结构单一等结构性问题，如印度“莫通新政＂（2014年）、沙特阿拉伯＂沙特视野2030”（2016年）等。中国也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长期看，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并推动形成更平衡、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全球新供需格局，是支撑全球经济实现长期强劲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但新动力培育尚需时日，在新旧动力转换接续期间，财政紧缩、去杠杆、去产能、优化产业结构、适度放缓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等结枃性改革举措将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拉低全球经济增速。
（三）国际经济风险累积亟待转型破解
尽管2017年世界经济出现回暖，但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仍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隐患。
1．债务风险
2017年全球债务率继续上升，债务风险的控制对世界各国仍是严峻挑战。 OECD首席经济学家Mann表示，虽然曾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发出红色警报的债务 指标目前并未达到2007年水平，但已非常接近。OECD称，企业债务的积累情 况非常可怕。世界银行表达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和赤字不断增加的担优。据统计，2016年年底，半数以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10个百分点以上，三成国家的财政平衡恶化，赤字 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5个百分点。2016年至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重新迎来资本流入、本币升值、经济复苏、资产价格反弹等诸多利好，企业开始重新大量借入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加速，这些国家可能再度面临本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冲击。发达国家中，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2017年已经突破20万亿美元。特朗普税改如果得以推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CDP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要达到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目标，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速远远不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目前欧洲五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已经突破警戒线。
2．发达经济体过激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环境带来风险
美国重启货币正常化进程已两年，2017年下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也相继释放转变超宽松政策的信号。如果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超过预期，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更为迅速、收紧幅度更大，将对较脆弱的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在欧元区，债务高企的成员国的通胀和增长仍十分滞后。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进行必要的财政整顿并实施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增长潜力，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就将面临风险。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可能因金融环境收紧而暴露出来，那与美元挂钩、具有高杠杆和存在资产负债表错配的经济体可能遭受更大压力。
世界经济呈现出经济发展温和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之间的脱节。自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本轮美国股市的牛市已经历时八载有余，目前股价已经染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3倍。“特朗普牛市”是2017年股市继续上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已经认为，这其中存在泡沫。如果较高的全球风险偏好突然恶化，股市牛市将终结。随着美股市盈率接近历史高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美国股市未来由升转跌的风险。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指出，尽管他不知道本轮股市何时下跌，但一旦股市转为下跌，其持续时间与下跌幅度都可能超出市场预期，不仅可能通过传染效应冲击其他国家资产价格，还可能通过负向财富效应影响美国的居民消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股市也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上涨。此外，全球房地产市场也面临过热风险。 3．在国际贸易领城，贸易保护主义仍是一大隐患
2017年全球贸易增长逐渐回升至4％，虽然预计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但带动全球增长加快。然而，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仍可能不利于全球贸易回暖。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努力捍卫自身利益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难以减弱的一 个新因素。
《2017年新兴经济体报告》掲示，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短期利益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排手。2009年至2017年，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1378项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台153．1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2017年，全球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仍然为美国，新增143项。
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内或对某个经济体有利，但对全球市场有害无益。因而， 贸易保护主义是缺乏全球贸易大局观的功利表现，十年危机周期也凸显，贸易保护主义延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4．关国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仍是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
特朗普所承诺的改革仍在进行过程中，不少政策尚未出台，对于已经被国会通过的税改措施，可能带来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影响仍待明确。美国放松金融监管也使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这可能会降低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或削弱监管的有效性，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持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损害市场信心和投资。如果没有鼓励商业投资的新措施，经济增长将从2019年开始放缓。
5．政治、安全问题等非经济因素也可能是使经济增长脱轨的风险因素 其他非经济因素方面，如地缘政治紧张、欧洲地区政治风险尚未消散治理薄弱和腐败带来的风险、极端天气事件、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等都可能是使经济增长脱轨的风险因素。
2015年以来，地缘政治危机的扩散效应更加明显，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僵持化态势。总体而言，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仍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中东欧以及亚太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将持续影响区域及各国攻治和安全局势。
世界经济论坛（WEF）在近日发布“2018全球风险报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互联网攻击、数据欺诈与窃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调整措施失败”将成为2018年全球前五大风险因素。与2017年报告相比，2018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前五大风险因素中，有关环境与气候的问题占到三位。报告指出，接下来的一年全球将可能面对强飓风影响、极端温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涨等恶劣的环境问题。
二、国内背景
（ー）经济“新常态”要求回归理性发展
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 出“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是指一种新的但又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的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它包括宏观发展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确立的转型发展模式，以及因应这种环境和模式的目标体系与具体目标。“新常态”的“新” 所区别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我国加人WTO以来一直持续的高投资 高增长、高加工贸易出口的“三高＂发展模式。
1.“新常态”下的发展环境
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期”：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政策作用释放期。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供给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新的变化和新的条件，决定了做好各项经济作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新常态”背景下，国内经济环境面临九大发展趋势：（1）市场升级，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拉开档次的消费渐成主流；（2）投资升级，传统的高强度大规模投资模式让位于较为精准化的对功能设施及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模式的投资；（3）贸易转型，我国出口党争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贸易巨额顺差局面正在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4）产业升级，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业趋势性转弱，新兴产业、服务业加快发展，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5）要素提质，劳动力的数量及成本优势和引进技术引领创新的驱动力持续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人力资本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6）内涵提开，市场竞争过分依靠产能数量、价格比拼、政策倾斜、资源垄断的时代终结，培育个性化的创新型的有引领作用的市场需求，呼唤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产品研发机制和法制保障体系；（7）环境提升，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资源约束全面趋紧，人民群众生态需求日益迫切，需在绿色低碳发展中류找新的增长点；（8）监管提升，伴随经济增速下落，历史积累的各种隐性和结构性风险不断显露，改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和能力提升，加大预研预判和果处置危机力度；（9）机制创新，以全面刺激投资来拉动消费的边际效果不断递减，新消费、新需求应由市场来培育，政府如何创造环境、政策调控和适度千预将会不断有新的探索和尝试。
2.“新常态”下应对机制
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后发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在经济起飞后，通常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与先行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步消减，在经历一个高增长阶段后，经济增速会明显回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发展，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一过程。对这个过程认识不清、处理不当，更严重的后果是可能落入一些新兴发展国家已经落入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央提出新常态判断，强调转变增长方式，保持战略定力，不对经济阶段性下滑采取强刺激，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直接体现。因而，应对“新常态”，要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新的社会动力；提高创新能力，培育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产业结构调整催生要素节约、生态文明和新的消费；稳步“走出去”催生新的国际市场和需求、消化过剩产能，全面培育促进经济发发展的新动力。
（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累积的弊端问题亟待化解
中国近40年的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并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和产业成长。这种高增长是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实现的。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下滑态势，2013年后下行趋势明显，呈现“L\"型。在高增长的同时，不仅累积了一系列问题，而且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支撑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在逐渐肖失，而制约因素在不断生成和强化。
1．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
我国综合能源对外依存度从2005年到2015年有6.0%上升到16.3%，且至2012年起就始终维持在15%以上的水平。其中，原油依存度最为严重，从2005年39.5%上升到2015年69.69%。
土地资源质量下降，土地超载导致土地沙化、土壤流失、土地盐渍化，造成土地生产减退。中国盐渍化土地约6万平方公里，占耕地总面积的7%，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8%，年增1万平方公里。
中国是三大酸雨区之一，三分之一国土受到酸雨危害。每年污水排放量400多亿吨，排名世界第一，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城市河道90%受到严重污染。
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世界第二。据世 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境成本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5%。在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增长的交互作用下，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显现。
2．生产供应能力强与价值创造能力弱并存，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目前有17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74种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然而，低技术含量和低创新能力必然导致低附加价值。中国的 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35%，而创新型国家在2%以上。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占86%。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9%，而创新型国家在70%以上。中国对外引进进技术的依存度为549%，其中70%的数控机床、80% 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依赖进口，而创新型国家在30％以下。创新型国家拥 有的发明专利总数占世界的99％。仅占全球人口15％的富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承担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目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具有自主品牌的机电产品不足10％。即便如此，中国在低 端制造领域仍然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3．全融风险加大前所未有
金融风险不断的汇聚主要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微观基础比较脆弱，具体反应为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不高。二是对自己制度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例如信用风险不合理的评估与定价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套利机会、监管漏洞，甚至出现金融的乱象。正式上述原因造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汇聚。
微观基础比较薄弱的表现就是投资资本回报率低。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高歌猛进，但是企业的投资资本回报率（简称ROIC）较低。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基本面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比其竞争对手有更高竞争力的指标。
例如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在1998－2015年的ROIC平均值仅为3％。这也意味着这些公司1元的投资资本产生的税后利润为3分。对比美国在过去38年中用同样方式测算出来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平均值为11.6％，差异显著。
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两大驱动力，一个是投资率，另ー个则是投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投资效益不高或者是比较低的况下想要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目 标就必须依靠投资率。事实上，这几乎是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増长逻辑。
这种增长逻辑下的确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增长数字，比如说每年将经济增 长目标定为6．9％或是6，7％，甚至可以得更高一些。但带来的后果是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金融系统风险不断汇聚。
2017年，社会融资总量约为19．4万亿元，而GDP增长量不到6万亿元。换言之，将近3元的融资拉动了1元的GDP．这也证实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在减弱，意味着投资效率打了很大折扣，其背后的做观基础正是企业薄弱的投资资本回报率。
关于制度基础设施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制度设计短板等原因，我们目前仍无法对信用风险作出正确的评估。同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融资利差较民营企业低138个基点。这就是典型的定价失效，让价格调整资源配置的功效丧失。
因此，金融风险在不断积累、汇集。为此，防范的重点在于提升企业的质量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同时，加大研发力度和能力并对金融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更长远来看，增加对制度基础设施的投资，共同合力オ可以真正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汇聚，使得中国经济在宋来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始终处于健康良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另外，中国的体制转轨客观上已经给居民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包括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诸多方面。居民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缩减当前消费和增加储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人的同步增长，而且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一直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未得到有效抑制。这样，消费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限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
4．实体经济承受着不利的冲击
没有实体经济的崛起，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有未来。只靠房地产金融支撑的经济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没有牢固的基础，必然会倒场。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通过低廉的商品价格在全世界无往而不胜。中国制造的成本之所以这么低，除去劳动力价格因素外，最为关键的还是土地使用权分化。中国的土地使用权为耕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这就使得土地因为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出现价格的差异。在一个城市中建厂房与建商场的价格相差很大，这就导致工业的土地成本被人为降低。而低地价加上低人工成本直接导致工业产品价格极具竞争力，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致胜法宝。
而随着近十年房价的飞涨，带动国内土地、房租、用工成本的不断攀升使中国制造业之前的优势消失殆尽。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都逐步将工厂搬至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中国制造业陨落的清晰轨迹正逐步呈现。
首先，高房价带动土地租金和用工成本上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一定不堪堪承受。再者，高房价让很多企业家“脱实向虚”。最后，高房价 将抑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新企业都诞生在低房价时代， 高房价的城市是肯定没有创新土壤。比如在国外，微软最初诞生在新墨西哥州 阿尔伯克基市，后来才搬到西雅图；日本的优衣库诞生在山口县，离东京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而在国内，如果当初杭州房价提高，肯定无法催生阿里巴巴、快的打车、同花顺等创新性的互联网企业。我们反过头来看高房价的香港，不仅滋生金融泡沫，而且还使其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
还有中国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和产业增长，对海外市场、技术和资本（其背后是技术和营销网络）依赖的增强。不仅可能固化中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个经济暴露在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之下，承受着不利的外部冲击。这对中国处于组装加工环节的国际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三）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需要转型升级硫解
第一，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17年1－8月我国民间投资增速降至6．4％，若从单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中国此轮民间投资增速，经历了从2016年初至今先降后升再降的过程。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60％多，其增速下降，带动投资增速由升转降。这一变化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稳投资过程的复杂性。2012年以来，稳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稳定房地产投资。当这两个方面见到成效以后，就认为投资增长可以企稳回升了，因此对投资增速回升态势，出现了偏乐观的判断。民间投资的回落，提醒我们需要全面认识投资增长由落转稳的过程。如果民间投资増长稳不住，投资增速仍可能下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会加大。
第二，外贸出口负增长格局预计难以改变。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因 素仍然较多，近期英国脱欧，恐怖袭击增多，地缘政治问题有所增加，预计世界经济仍将是不稳定的弱复苏态势。再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拾头等因素，我国出口低迷的态势预计难有大的改观。
第三，居民收人增速略低于CDP增速，保民生、稳消费的任务仍然繁重。消费是收人的函数，收人增长的情况对消费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困难地区和重点行业去产能、调结构、转方式仍面对较多困难，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如关停并转），局部就业稳定、居民收人稳定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因此，总体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
三、中国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性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强调指出，要加大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牵住创新这个“牛鼻 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双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因素消退与新兴力量成长并行。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是要素配置方式的変革与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而临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各国经济正在由衰退逐步走向复苏，中国经济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是中国开启经济发展新方位、对全球经济作出新贡献的关键。
中国经济阶段转换存在工业化逐步钝化、出口带动占比越来越低、人口红利降低、城市化率趋缓、居民收入已经进入中高端上沿、生产率开始出现下降的状况，经济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稳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亟须提高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切换效率，让新动能尽快释放出强劲的动力，让经济阵痛期变得更短些。稳增长、调结构、提质增效、绶解经济下行压力、化解予盾风险等成为当前经济建设工作的主要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有效弥补了传统动能减弱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确保了国民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新动能已彰显力量，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2013－2017年，GDP年均增长7．1％，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7年，GDP总量达到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5％左右。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新动能持续发力功不可没。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三新”经济活动层出不穷，新动能不断增强。虽然目前“三新”经济增加值的比重还比较低，但发展势头旺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动能减弱带来的影响，对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稳增长的同时，新动能还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工业高技术产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抉增长，推动工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2013－2017年，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年均增长11.7％，高于全部工业年均増速5．1个百分点 2015－2017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5％，高于同期全部工业年均增速4．4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増长，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2015－2017年， 战略性新兴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4．8％，高于同期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3．5个百分点。网上交易爆发式增长，激发了国内市场活力和消费需求。2015－2017年，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超过30％，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约20个百分点。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升级，服务业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比2012年提高了6．3个百分点。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3 2017年，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6％、42．6％和52．8％，第三产业的年均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10．2个百分点。
新动能推动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加快改造，高耗能行业产能有序缩减。2013－2017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年均增速为6．4％，比全部工业低0．2个百分点。2017年，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0％，比2013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新动能推动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与互联网融合的服务业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带动邮政快递业高速增长，分享经济带动交通出行、房屋住宿、金融、餐饮、物流、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多个服务业领域新型发展，使得新动能主要来自服务业。”2016年，在“三新”经济增加值中，“三新”服务业增加值占52％。受此影响，有关服务行业比重不断提高。
推动需求结构升级。近年来，我国消贵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年均达56.2％，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均贡献率为43．8％，近5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年均贡献率几乎为零。
消费贡献率持续倸持较高水平，与新动能推动消费升级换代密不可分。新动能推动创造新型消费供给。2016年，“三新”经济中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增加值占全部“三新”经济增加值的比重约为7．2％，比2015年有明显提高。
新动能推动居民消费的质量不断改善。网上零售、视频直播、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订餐洗衣等020服务让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足不出户即可得到满足。 而网络约车、共享单车、共享住宿、移动支付等新服务模式，也让人们的出行、旅游、休闲娱乐变得更加精彩便利。文化娱乐、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类消费升温，服务型消费渐成热点。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投资、装备制造投资、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特别是民生相关须域投资快速增长。2013－2016 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4．8％，装备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3．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年均增长29．7％，教育领域投资年均增长19．2％，都大大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
（二）动能转换能克服“新常态”下成本、资源、环境和市场等诸方面面临的 约束与短缺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发挥了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由此形成了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在新形势下，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人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同时，这种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人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人新动力；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増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因此，我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
创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举措。通过创新可以推动我国形成国际竞争新 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促进旧动能的转换。与低成本优势相比，技术创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点，由此建立的创新优势持续时问长、竞争力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可以为我国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时，科技创新具有乘数效应，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可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并通过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可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也可以改变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
目前，全球信息、能源、材料及制造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増强现实等新兴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催生了一系列新产品、新工艺、新能源、新交通与通讯工具、新产业，推动了智能制造、个性定制、协同生产等所型生产方式的发展，揭示了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传统投人要素成本上升情况下产业转型和企业战略调整的方向，展现了以科技化、全球化、互联化、绿色化、定制化和利基产业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轮廓。面对此形势，美国推出“制造业回归”战略，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日本加速更新制造模式，其目的都是期望抢占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权。目前，我国在事大工程、某础研究和新科技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创新成果，这对于我国加快培新动能，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工业化进程，对于提升我国的产业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动能结构转换为依托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人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这些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悖的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出现的间题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拉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缓，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矛盾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因此，必须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才能有效増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爬的新动力，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风险，这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在处理好“要有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的需求侧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一一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是借助制度动力、创新动力和结构调整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三大新引擎，从要素结构、供给者结构、产业结构着手重点推动经济发展，是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 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供给侧 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语应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创新为依托，因为创新是引滴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优化似给结构的动力源、是提高供给质量的根本保证。李克端总理多次强调，＂要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的根本推动力，只有创新才能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 产业的培育，从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只有创新才能有效推动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并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创新才能促进劳动分工并改变劳动力就业构，改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技术创新才能造就优秀质量、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消费需求。总之，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与创新、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持健康发展创造不竭动力。
（四）实现动能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重要时期，加之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放授。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既无法在工配资方面与低收人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1万美元，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高杰（2012）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其总结为：一是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从而导致社会建设滞后：二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三是社会流动性不足；四是依靠资本投资駅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的缺陷；五是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六是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的需求不足。张德荣（2013）将其原因总结为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阻碍经济的发展、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一个国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城市化进程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的制约等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力不够，从而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由此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而制度创新不足更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稀缺的资源不受市场控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之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求不足等系统性问题呈现出来，最终使得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周文和孙懿（2012）强调体制改革、结构转变以 及发展方式转型；陈昌兵和张平（2016）认为只要转变增长方式、保持知识部门平稳增长就会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丁一兵等（2014）认为融资约束是制约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主张放松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推动安现产业结构升级；韩师光和李建柱（2013）对日韩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做法的研究表明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先发展教育提供充足的优质人力资源、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重性，并提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并化经济结构，以及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内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总之，中国经济体量大、切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只要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国家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成了首要的发展理念。只要以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抓手实现发展动力转化、结构优化，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第二部分
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
升级的理论基础
一、动能转换原理与经济增长理论
（一）新动能的内涵
1．“新旧动能”概念进入政策层面
新旧动能”概念的提出到内涵丰富，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 2015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对当时中国经济形势 进行了初步判断：“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新旧动能” 开始正式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三处提及“新旧动能”，强调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指出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并对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了初步判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增速换挡、结枃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2017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是我国培育新动能加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第一份档。
2017年3月6日“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山东发展得益于动能转换，希望山东在国家发展中继续挑大梁，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继续打头阵。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新旧动能转换”，并提出做好2017年政府工作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并提出“双创”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2017年4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座谈会 上强调，实现经济结枃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这种转换既来自“无 中生有＂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也来自“有中出新”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2．新旧动能的含义
什么是旧动能？要想明白什么是新动能，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旧动能。所 谓旧动能，是指传统产业，包括采用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它不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还更宽泛地覆盖利用传统经营模式经营的第
一、
二、三产业。旧动能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旧动能在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里面有系统的闻述，大家也都很熟悉。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尤其是投资。现在这“三驾马车”都遇到了新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规模的要素的粗放投入，这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资源能源投入以及环境方面的投入。这种粗放投入现在看来也是比较旧的动能。
第三个方而是GDP导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们长期以来以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人等指标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体系。通过这样一套考核体系来引导CDP或者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是旧动能。
所以，我们把旧动能概括为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大规模的要素投入、CDP 导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那么，什么是新动能？与旧动能相对应，我们要寻找新动能。所谓新动能， 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都属于新动能。
具体而言，新旧动能转换有三层含义：一是通过新动能的增量来对冲传统动能的减弱，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创造出新业态、新模式来改造传统动能；三是通过新动能创造的“战略纵深”为传统动能升级赢得空间。通过新旧动能转换的提出和推荐，从而改善共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或者说通过新变草创造更多的需求，来提升经济。
新动能与旧动能主要的区别就是，新动能通过创新驱动、提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旧动能主要通过要素投人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新动能与传统的旧动能有显著的不同。
对于新动能，也可以根据生产函数的理论来分析。生产函数左边是GDP或 者是产量，等于右边前面一个系数（全要素生产率）乘以各种要素投人量；要素投人就是原有的旧动能，而新动能则存在于全要素生产率里面。全要素生产率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包括改革等：结构优化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知识增长等。这“三大发动机”大致对应着新一届领导所强调的改革、转 型、创新三方面。这也就是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三个方面。
再有，什么是新旧动能转换？顾名思义，新旧动能转换就是要逐步减少旧动能、增加新动能，甚至用新动能替换旧动能。但是严格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仅仅有新动能也是不够的，旧动能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更准确的说法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也就是说，旧动能还要发挥一定作用，只不过是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今后，我们要更多发择新动能的作用，提高新动能在整个动力结构体系中的比重，更多地依靠新动能来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新动能和旧动能是相对而言的。以第二产业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战场为例，新旧动能的区别显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能源利用上讲，旧动能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粗放利用为主导，新动能是以矿物能源的精细化利用或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物理能源为主导；二是从原材料上讲，旧动能是以对矿物原材料一次性利用为主导，新动能是以对原子设计、分子制造的新材料以及深层循环利用为主导；三是从生产工艺上讲，旧动能是以机城化为主导，新动能是以高度网络化、人工智能化为主导；四是从生产模式上讲，旧动能是“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单向生产方式，新动能是“资源一产品一废物一再生资源一再生产品”的深层次循环式生产方式；五是从资源约东上讲，旧动能是资源匮乏性生产，新动能则由于能源物理化、原材料元素化以及深层循环化生产，所以极大地增加了资源约束弹性；六是从生产性服务业上讲，新动能的生产过程包含了更多的服务业因素。
当然，新动能与旧动能是相对的、是动态发展的，旧动能经过升级改造可以变成新动能，新动能随着时代发展、技术革新也会衰落成旧动能。这就要求我们时刻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新旧动能转换，在改造升级传统动能时注意发掘其中蕴藏的新的生命力，在培育发展新动能时及时根据技术前沿调整方向。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将进一步打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资源、环境、市场的新空间，将克服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市场饱和形成的工业危机，从而把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3．新旧动能概念的外延 新旧动能”自2015年开始出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讲话和文件中以来、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旧动能”作为政府官方用语，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在发展中深人理解。
（1）发展“新经济”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措施。在不同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新经济主要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新经济形态。而”新动能”的内涵更加广泛，需求端（例如：消费能力提升）和供给（例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或新产业形态）都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出现“新经济”，并将“新经济”和“新动能”联系在一起。报告指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技术进步，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或模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2）“旧动能”可转换为“新动能”。如果将“新动能”对应“新经济”，那么“旧动能”应该对应传统产业和传统经济模式，既包括“两高一剩”产业，也包括对经济増长支撑作用下降的对外贸易。对于“旧动能”，实行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效率和质量，可转换为“新动能”。
（3）“新旧动能”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经济由过去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由过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10％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消费和服务业取代投资、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传统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旧动能”共同构成新常态背下女将经济增长的力量。
（二）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研究，集结了众多流派和观点，也因所处阶段的不同而形成了阶段性结论，按照思想史的一贯发展脉络，经济增长主要呈现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增长理论）等。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谈及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是从 solow所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开始， 但他自己也坦言，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在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所研究，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更关注于增长和发展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而当代经济学发展也越来越承认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从增长论的角度及对当代的影响看，这三人对经济增长均有着重要的思想贡献，这些思想一直是现代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
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增长论与劳动论是紧密相关的，增长取决于生产性劳动的生产率以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比例，这意味着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优化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増长。同时，资本积累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与斯密全力强调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反，李嘉图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一经济停滞，他试图从收入分配理论出发，以边际生产递减原理来论证经济增长会由于收益递减而趋于停止。也就是说，李嘉图看到了由于土地质量下降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因而他更加关注有限产出下的收入分配间题。
马尔萨斯（1798）则将经济増长与人口增长相联系，他认为，按照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长，会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以快于算术级数的速度增加。因此，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从而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2．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增长”的用语，但其理论著作中蕴藏着其对经济增长的思考。
其一，马克思在论著中关于劳动生产力变动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企业组织形式、规模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等五个经济增长因素决定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影响自然生产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増长；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不断地积累资本，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扩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
其二，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来看，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而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则分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马克思卓越的开拓性研究，西方经济学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又开始沿着马克思所探索的领域向前走。
其三，马克思不仅在许多场合论述了分工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意义，还特别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刷度又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地长，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财富的积累，二是贫困的积累。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对资本家而言表现为绝对剩余价值再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表现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方法的改善。
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实段是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他得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论述对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方式转变有直接指导意义。
3．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祭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増长理论中的重要一环，兼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点，因此被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基本思想认为，在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假定为外生不变参数的资本产出率，可以通过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而加以调整；而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和资本劳动比率，又是随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变动的，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哈罗徳所说的充分就业均衡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理论成果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索洛方程，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产量既可以表示经济总量，也可以表示人均产量。
Y=A* F(K, L)=Kα*（AL）(1-α) Y/K=(K/L)α
y=kα=f(k) S*f（k）＝（δ＋n＋g）＊k 其中，K－资本，L－劳动，A－技术，S－资本折旧率，k－人均资本，s－储蓄率，n－人口增长率，y－有效劳动之上的GDP。
索洛汲取了哈罗徳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优点，又摒弃了后者那些令人疑惑的假设条件，因为他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要以产出增长率（Gw）和自然增长率（Gm）的长期平衡为前提假设，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不能取代资本，生产中的劳动力与资本比例是相对固定的，但在现实经济中这种比例很容易被打破，由于它过于强调资本与产量的比率不变，导致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条件很难实现，并且模型过于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视了劳动投人、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基于此种分析，索洛建立了一种没有固定生产比例假设的长期增长模型。
作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开创者，索洛在构造他的长期增长模型过程中， 不仅保留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主要特征（如齐次资本函数、比例储蓄函数以及既定的劳动力增长率），而且还在理论模型的现实性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资本边际报递减假设基础上，得出了经济稳态增长的结论，对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是一个重大改进，而且也与许多经济数据相吻合，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因素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经济增长因素理论
经济増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正确地把握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把握经济增长规律、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研究领域。新古典经济増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率先试图估计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美国的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之后，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又进一步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关于生产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土地是不变的，其他两个是可变的。关于要素生产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产量和投入量之比。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具体而言，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六个，即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的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和其他影响单位产量投人的因素。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库兹湿茨，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定义为“不断扩大的供应人民所需各种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长期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先进技术为基础，并按先进技术的要求进行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中的三句话都很重要，商品供应的持续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应用现代化技术取得的。但技术要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除此之外，库兹涅茨还强调了知识存量増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当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被利用的时侯，它们就成为高增长和迅速结构变动的源泉。库兹涅茨利用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描述和分析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特点，以及各种变量的变化陷势和相互关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西方经济学界深。古学经济增长理化只据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若千因素，但没有对各个四素进行数量方面的体分析。丹尼森、库弦涅次所研究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吧响经済增长的众素且体化和数量化，是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极大率富与发展。此外，月尼森相体程次的经济增长四素分析是基于新占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井把这一理论具体化，加人了例造性分折，从面大大发展和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増长理论。当然，丹尼和体依对经济增长因素所做的分析，只是在这一领城作出的初ル的探索，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如经济增长因素分类的相化、余值法估算技本进步的局限性，以及对经济増长各个因素之问相互作用的研究等，还没有进一ル地展开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5．渐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増长理论从产生以来，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増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増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题：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増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闻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这一理论自1980年代产生以来，迅速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对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主要涵盖下几方面：
（1）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的内生增长观点
以Rome．P、LueaS．R、Stokey．N和 Young， Alwyn等人为代表，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増长的发动机”。因为知识和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投入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资的副产品，即每一个厂商的资本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即一个厂商的新资本积累对其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有贡献。这意味着，每一个厂商的知识水平是与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进而与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成比例的。通过这种知识外溢的作用，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会持久地高于贴现率，使生产出现递增收益。也就是说，任一给定厂商的生产力是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的递增函数，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行，新知识将被发现，并由此形成递增收益。因此，通过产生正的外在效应的投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增长就可以持续。
（2）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内生増长观点
以 Baumgardner．J、borland．J和杨小凯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对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分工不仅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那样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协调成本（ Coordinationost）以及可获得一般知识的数量的限制，并且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相互作用。如果参与分工的人数在协调分工的成本函数的弾性与其在生产函数中的产出弹性之间的相对差异小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那么，均衡的増长率将大于零，即増长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
（3）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观点
以 Romer．P、Helpman．E和 Howitt．P等人为代表，强调发展研究是经济刺激的产物，即有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大量的创新和发明正是厂商为追求利润极大化而有意识投资的产物。由于这一研究与开发产生的知识必定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开发者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可见，创新需要垄断利润的存在，因此，这种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它需要某种垄断力。但是，发明者的垄断地位具有暂时的性质，在新的创新出现时，它就会被取代并丧失其垄断利润。正是这种对垄断利润的追求，以及垄断利润的暂时性质，使得创新不断继续，从而，经济就进入持续的长期增长中。
（4）线性技术的内生增长观点 以 Rebdo．S和Barm．R等人为代表，其显著特点是生产函数的线性技术（或称凸性技术 eonvextechnology），产出是资本存量的函数。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这里的资本是广义概念的资本，它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即两者的复合。它们在生产中未被完全替代，因而虽然每一种投入具有递减收益，但两种资本在一起就具有不变规模收益。从而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产出同比例地增加，导致长期増长成为可能。这一研究思路的另一特点是对政府政策的分析，提出政府服务是与私人投入一样的生产性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 catalyst of growth），政府的活动被完全内生化。同时，政府政策效应一一增长效应还是水平效应一一取决于各种政策的配套，具有复杂性，由此评估政策效应必须“面面俱到”（ look at everything）。
（5）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观点
以 Romer．P、Groman． G、Helpman．E和 Krugman．R．P等人为代表，他们受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新易理论”的肩发，把内生创新的校式扩展到国际的商品、资本、思想流动。这一研究强调政府贸易政军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增具有影响、세政府政策对技术投资结构产生的作用，将会使世界经济的增长状况呈现相应的变化。同时山于知识外流的作用，在开放型经济中，国际贸易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増长都有促进作用，并形成静态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意义上的资本积累效应。结合比较优势理论的论述，只要贸易能够增加资本的回报率，资本积累就会产生，进而导致一国生产函数的扩张，并且偶然的主要技术变化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后进国家的“蛙跳”式增长，实现赶超。
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増长在长期内可以单独递增。技术内生化的引入，说明技术不再是外生的人类无法控制的东西，而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投资的产物。新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经济学理论界和名国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増长理论目前仍在继续发展，新的理论模型还在不断产生，一些严格的假设条件逐步被放宽，越来越多的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将政策变量纳入新增长模型，一些学者则利用新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各国经济增长作了经验分析，对于新增长理论的运用也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日渐成熟。 新增长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首先，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空白。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的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作了详细的分析，这些研究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空白。它将技术看作是经济系统的一个中心部分，是“内生”的，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投资又使技术进步更有价值，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长期恒定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其次，为经济持续的增长找到了源泉和动力。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持续的增长找到了源泉和动力。古典增长理论学家大卫・李嘉图得出经济发展最终处于停滞的悲观结论。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都认为一旦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也将停止。新增长理论则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的递减或不变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
第三，对于一些经济增长事实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例如，新増长理论证明了垄断党争经济中均衡的存在，因为对新技术的断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提供了投资和技术研究的动力。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有外效威，高人力资本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率高，从而这些国家的物质资本收溢率与人力资本收益率也将较高，因此，当生产要素可以在各间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オ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此外，同际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品部门，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等等。
最后，对制定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响。新増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不足以利用社会可能达到的最大创新潜力，一部分创新潜力被浪费了。政府有责任、有理由进行干预，这样做的结果是提高了经济増长率。但是，政策制定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上，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 对的，因为支撑经济周期的是探索发现与创新过程。因此，政府应着力于能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如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等。
6．演化增长理论
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 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是一种知识増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 因此，正如 Metcalfe和 Foster（2010）指出，对于演化増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题。经济增长不仅仅表现在要素积累或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还涉及整个资源配置模式（包括生产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费模式等）的变化，它最终体现为一个经济体能够满足人们各种不断变化和増长的需求的能力的提升。
演化增长理论从三个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起点上开始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演化增长理论：有的强调技术变迁，有的强调制度变迁，最新进展则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第一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从技术变迁来研究经许増长。 演化增长模型最早是由 Nelson和 Winter（1982）创建的。他们的模型反映了产出、投人等要素随着时间演化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其基本原理是：假设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存在许多厂商，毎一厂商都使用一定资本存量和技术，生产仅有两个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厂商充分利用资本，资本的增长是内生的。市场上存在不同技术，技术是里品惕夫类型的。企业搜寻最赢利的技术，并把不赢利技术驱出市场。企业对技术的搜寻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模型的长期动态由两个搜寻的随机过程决定。第一个过程产生新奇性或发明作为暂时的私人知识，第二个过程中私人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并最终变成公共信息。通过这些过程，厂商发现它比现有技术更赢利，并立即无成本地改变其资本去利用。在Nel-son和 Winter 4先性工作的基础之上，Dosi， Silverberg、Verspagen、Fagiolo等人微观和宏观经济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演化增长模型。演化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主要有四种： Chiaromonte和Dosi（1993），Dosi等（1994）， Silverberg和 Verpagen（1994，1996)，Fagiolo和Dosi（2002）：演化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也主要有四种:Conlisk(1989 ), Met.calfe(1988), Verspagen(1993), Silverberg Lehnert(1993,1996） Nelson（1995）、Silverberg和 Verspagen（2003）对这些模型作了详细的评述。这些新发展的演化模型都传承了 Nelson Winter模型的思想：强调了经济增长中技术变迁的作用；在模仿者方程的基础上模拟选择过程，选择过程持续地变更技术，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尽管这些新发展的理论模型立足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但仍然具有四个共同的观点：（1）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一个演化的过程，而非新古典主义所说是向平稳状态增长路径的收敛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转化涉及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因素如科学、技术与制度的相互作用。（2）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类似，都赞同技术是形成经济增长以及增长率变动的关键因素。但演化增长理论的特殊性在于用技术变迁解释了增长率变化的趋势。为此，演化增长理论作了两点强调：一是区别激进创新与增量创新，二是区别创新与模仿。（3）关于激进创新和増量创新的作用。这些演化增长模型都赞同激进创新和增量创新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激进创新常常开启新的经济活动的可能，创造新的产业，或者推毁现存产业。增量创新是这些产业背后的驱动力。经济增长过程的特征是结构变革，解释新产业的增长和老产业的衰退是演化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4）关于经济选择和竞争。演化模型都把竟争看成一个重要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长期趋势。选择的动态过程形成了经济增长。据此观点，分析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市场份额的变化需要采纳群体动态的观点。
第二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强调技术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能够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枝术创新的经济增 长，显示了这种理论所具有的魅力。但是，为什么同样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增长却有差异？经济史学家在对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制度变迁的演化増长理论，其代表人物是 Douglanorth。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制度变迁的流化角度开辟了演化增长理论研究的另一条途径。 North认为，经济増长理论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导致其缺乏解释力的关键。在新古 典理论以及演化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含有两个错误的假设：一是制度不起作用：二是时间不起作用。因此，这两者对“为什么经济走上持久的繁荣之路，或处于持续的停滞状态？＂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Narh把演化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以及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考虑。由于经济增长存在制度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持续的繁荣，出现持续的贫困也是可能的。这将取决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当经济进入一种好的市场机制时，由于经济的外部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等形成有力的反馈机制，强化了这一轨迹，最终把经济引向长期繁荣；相反，如果进入一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经济将在这条路径上滑下去，陷入长期混乱与萧条。影响经济绩效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特点的混合体，它们都处于不断的演化中，随着时间变化而显示不同的绩效。据此，Norh提出，政治制度对经济绩效有着极大影响，将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各种正式的政治和经济规则转接到第三世界和东欧的经济上，并不是取得良好经济成效的充分条件。制度変迁的演化理论改变了新古典主义忽视制度的作用，在理论上具有进步意义。在实践上，对于处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国家，进行制度创新，避免陷于不良制度陷阱的路径依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制度重于技术，而忽视经济变迁的全过程中制度、技术和人口统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把各个要素的演化都整合起来。这是它的缺陷所在。
第三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演化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论及何种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时，都有不同的兴趣点。前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的过程，后者则定位于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大学派相互之间很少交换思想，以致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局限。 Nelson等人试图从新的角度统一这两种理论。他们提出技术与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协同演化，这种协同演化应该被看作经济増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而不应该被看作各自独立发展。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DouglaNorth最近也采取了一种演化的分析方法来分折制度形成和变迁。两个学派之所以能够相互靠近，主张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变，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在形式上是同源的。两学派的行为假设都认为，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需要被理解为行为和思想共有的习惯的结果。人们在面临复杂环境时，具有“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拒绝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
第二，对技术、制度等研究对象的共同关注。现代演化理论主委关往“技术”。对他们面言，一个国家的技术竞争能力是约束生产率的基本要素，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现在出现了新的倾向，一方面，演化经济学逐渐把“制度”看成由社会、技术变迁本身铸造的技术。不过他们还未能把制度纳入正 式分析之中。另一方面，虽然制度经济学家明显倾向于制度，他们也承认国家制度对于运用提升技术能力的影响是度影响经济绩效的主要方式：但是，迄今 为止，制度学家还没有把技术和技术变迁明确地包括在制度分析中。
第三，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在理论上已经可行， Nelson等人已经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使之作为两大理论的连接点。其中，“惯例”可以作为一个联合的概 念。虽然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把“物质”技术作为惯例，然而， Nelson认为，惯例这一概念更适合于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化。如果把制度界定为广泛运用的“社会” 技术，那么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演化理论的一个成分就是自然的了。Sampat和Nelson提出形成惯例的项目通常涉及两个不同方面，他们称之为”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对于后者，许多学者称之为“制度”，如North称之为“游戏规则”，威廉姆森称之为“治理模式”。把制度作为社会技术可更好地与增长的演化理论相协调。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物质技木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地起着领导性作用。社会技术的作用在于它确保物质技术的执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适当的制度，驱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将不能以它们应有的方式出现，取得应有的效力。当前的协同演化理论还很不成熟，如何以一个“正规的”或者“准正规的”模型表述这一协表述这一协同演化的过程，则有待探索。
以上分析说明影响演化増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不同的因素随时间的变化而演化变迁，在某一时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另一时间可能会变得很不重要，并会为其他因素所代替。这是演化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方面。另外，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演化增长也有很大作用。Fagerberg（1988),Freeman和 Soete（1987），Dosi，Pavitt和Soete（1990等人认为，解释经济增长时，很难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作出有益的区别，任何模型都不能仅限于某一因素的狭隘视野中，强调单一的因素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因素是不合理的。总之，演化增长理论还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按笔者看来，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考虑技术与制度的具体协同演化规律。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要强调技术创新，建立国家创新系统，同时又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产权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创新，使技术创新与制度的新根据不问情况相互格定，协同作用，更好地推动中经济增长。
（三）制度变动与经济增长理论 前面所提及的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进行了研究，无论是外部力量抑或是内部力量都对经济増长发挥着持续影响，但有些情况下，尽管我们尽可能地考虑上述因素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和实际增长数据仍有很大的差距。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了另一重要因素一一制度，对前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理论挑战。
新制度学派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増长本身，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把削度因素作为决定经济増长的一个重要变量，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等，才可能实现经济有效增长。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认为，社会成本是交易成本范时的扩展，人们不仅要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促进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还要在可实现这种配置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自由交易都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而在正的交易成本下，权利的初始界定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増长产生影响。
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虽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正确制度安排下的有效经济组织。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经济组织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在诸多决定这种有效经济组织的制度因素中产权的作用最为突出。诺斯指出，当技术没有重大变化时，只要充分发挥制度因素的作用，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分析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凎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动机是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其结果是出现制度均衡。制度均衡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被定义为制度变迁。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硏究的逐步深入，制度对经济増长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制度变迁更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持续性作用。
（四）空间动力与组织理论 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 growthpole）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 Francois-Perroux）提出的。20世纪50年代初，他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发展观点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佩鲁通过对实际经济活动的调研分折，以为增长并非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程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上，然后通过不同的联系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影响。
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面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成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成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果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法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 Boudeville）作为佩鲁增长极理论的重要追随者，于1957年在其论著《区域经济规划问题》中将地理空间概念引入增长极，并且提出了“增长中心＂的空间概念，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补充了原来佩鲁对于“经济空间”概念的理解。
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向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布代维尔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盖尔在研究了各种增长极观点后，指出影响发展的空间再组织过程是扩散一回流过程，如果扩散一回流过程导致的空间影响为绝对发展水平的正增长，即是扩散效应，否则是回流效应。
增长极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增长极理论的基本点包括：
第一，其地理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即增长中心。 第二，必须存在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 第三，具有扩散和回流效应。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先导产业增长；产业综合体增长；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系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其物质载体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别城镇、产业、部门、新工业园区、经济协作区等。增长极形成与发展过程会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佩鲁认为，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増长极效应是一种多种效应的复合体，如上游下游效应、集聚效应和互利应等。
增长极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制造新动能和转型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主要表现在：
第一，集聚经济（区位经济）。集聚（区位）经济是由于从事某项经济活动的若干企业或联系紧密的某几项经济活动集中于同一区位面产生的。例如，某一专业化生产的多个生产部门集中在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培养与利用当地然练劳动力．加强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共同承担新产品开发的投资，可以形成较大的原材料等外购物资的市场需求和所生产产品的市场供给，从而使经济活动活跃，形成良性循环。区位经济的实质是通过地理位置的靠近而获得综合经济效益。
第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范围的增大而获得内部的节约。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波少分广告费和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使边际成本降低，从而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外部经济。外部经济效果是增长极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结果。经济活动在某一区域内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厂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获得某些产品和劳务，从而获得整体收益的增加。
打造增长极的必需条件：（1）在一个地区存储器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群体和企业家群体，这实际上是熊彼特关于创新学说的反映，即创意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而非简单的投资或消费拉动；（2）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即发育成为增长级的地区需具备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存量，通过不断投资扩大经济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率，形成规模经济；（3）要有适于经济与人才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它包括既要有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还要有政府高效率运作、恰当的经济政策、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以及人オ引进与培养等“软环境”。打造增长极的三个条件对于地方政府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参考意义。
在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增长极理论被作为指导理论来解决区域发展与规划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増长极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不发达的地域经济发展中，许多国家通过实践试图应用这一理论，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来促进地区内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极理论不断发展成熟，派生出了诸如核心一边缘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自中心发展理论和区域网络模型理论等，增长极理论已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一个理论。
2．核心一速理论
1957年，瑞典学者缪达尔（K．J．Myrdal）在其代表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提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认为“空间经济的增长并不会产生或发均均质扩散，而是首先起源于具备优条件的区域，通过不断累积地区内优势因素，从而拉大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加深区域经济空间发展非均衡性程度”。
美国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R． Friedmann）根据击达尔和赫希曼等人有关区城间经济增长和相互传递的理论，于1961年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一委内瑞拉案例研究》以及1966年在《区域规划与政策》中，対”“核心一边缘“理论进行了详部释。他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创新”问题，并尝试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家解释社会革新以及制度创新。他认为，社会革新一般从具有创新价值的核心集区向周边区域扩散，核心集环区集中了区域内的优势发展条件，在地区空间系统中处于支配的地位：而核心发展区的外围区域，由于发展条件较差，在空间上住注表现出依于集聚区发展态势。他认为，核心发展区具有较强的扩张势，而边区的发展则要依附于中心区的增长，两者共同构筑了一个完 整的二元空间结构。在这个完整的系统中，技术、信息、资本等要素多产生且集中在心区，促进核心区经济培长；而边缘区则会表现出在经济资助和技术、信息、资本等方面的乏，使区域内空间在增长初期的二元化发展更加明显。
该运论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破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在区域发展实践上，都倾向于将生产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初具规模的城镇，并认为这不仅能够促进城镇的迅远成长，催化地理意义上“区域增长极”的成熟，还可以通过政策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腹地的经济发展。
弗里德曼的核心一边缘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会发生转化。在发展的初期，呈现出的特征是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城的控制，边缘区域对核心区域的依横。然后，依赖和控制关系逐步加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核心扩散作用的加强，核心将带动、影响和促进边缘区域的发展。边缘区域将形成次级核心，甚至可能取代原来的核心区域。
3．非均术增长理论
1958年德裔美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0． Hirschman）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非均衡的链条”的命题。他提出的基本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进步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但是它一旦出现必然使相关因素集中于发源地附近形成经济增长。其强调了非均衡性的系统增长，进而提出了非均衡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首先发展某一类或几类具有帯动作用的部门， 通过基本的发展，来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由于较落后的地区资本有限，不可能发展所有的部门，而只能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几类具有带动性的部门这样可以高效地利用资本。他认为对不发达国家或地区来说，多部门的齐头并进、多元发展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缺乏资金。最现实的办法是在各部门之间，保持某种比例的不均衡增长。不均衡发展就会产生压力，压力推动着地区发展。同时，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干预，以支持发展一些薄弱部门。基于“非均衡发展理论”，根据地区条件、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经济实力，有选择性地建设发展，以培育增长极。
4．自中心发展理论
自中心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D．圣海斯等人提出，是指区域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在现有地方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地长期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应用小规模技术，组织劳动密集型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区域外部的依赖性，直接満足区域内人口的基本需求。强洞在较小尺度的地域单元内，发展应自下而上进行，在不断増强资源有效性的条件下，逐步为建立更大的生产单元打下基础，为组织更复杂的生产过程积累经验。其发展步骤有：确定潜在的加工生产活动，确定综合经济圈的空间层次，分析潜在的经济活动。自中心理论强调农村地区的内源发展，强调综合利用当地资源、满足当地居民需求。
5．区域网络模型理论
区域网络模型一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态思考。道格拉斯（ Dougla）的区域网络发展模型是增长极理论演进过程中比较典型的理论。道格拉斯认为，在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乡村的内在推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流”与城镇的外在辐射扩散力相交合，进而导向“坡乡联系的良性循环”。这一过程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多个聚落的族群在一定区域内地方化的、有序的、相互关联的系统化过程，并从中获得更强程度的网络功能效应，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咫目标的最终实现。它已经将城乡发展中的増长中心与城乡一体化理论由单纯的城乡系统内部的静态分析转向了复杂的区域背景下的动态思考。区城网络模型理论在合理开发资源、调整空间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五）创新理论
熊彼特（1883－1950）认为，创新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然而，面对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一一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这一观点指出了创建新动能、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
创新的概念比较宽泛，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井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在经济学范时中，创新主要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来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自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创新”概念，目前对创新理论的理解不仅局限于熊彼特的创新观，而是发展成了包含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战略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国家创新、区域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等不同划分类型和层次的研究分支的复杂创新理论体系。
创新概念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く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而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熊彼特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静态分析认为，假定在完全竟争经济中存在着没有利润、没有得悉的静止均衡状态，那么在此状态中，生产就始终在原有水平上均衡地循环往复，没有资本运动，也没有企业家活动。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其本质特征就是运动和发展。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经济生活中本身所发生的非连续化变化与运动，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因此，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创新、新组合和经济发展。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在破坏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创造中毁灭的生命变化过程，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作用，把创新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联结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换媒介。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是一个包括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创新内容在内的经济学概念，他强调的是把技术等要素引入经济，使技术与经济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即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他认为，发明并不等于创，发明者不等于创新者，只有取于冒风险把一种新发明最先引入经济组织之中的人才是创新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熊彼特指出，所洲的例新，或者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主要包括五种情况：“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例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
熊彼特的理论奠定了创新理论基础，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对其创新理论不断地发展，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完善，从面形成了当代西方似新经済学，并步发展为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和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两大流派。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下，创立了创新进化论这一独特新颖的理论分支，而就在经济进化理论的主题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两个分支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成了1987年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
表3创新理论体系（P43）
（1）技术创新理论研究
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其代表人物包括曼斯菲尔德、卡曼、施瓦茨、列文、海莱纳等。技术创新理论首先关注的是新技术推广或扩散问题，它掲示了影响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企业之间推广，以及向不同部门扩散的经济因素，包括模仿比例、模仿的相对盈利率、采用新技术所要求的投资额、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某项新技术初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该项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技术扩散呈现“S型曲线”，这是新技术或新产品在推广过程中所具有的带规律性的普遍特征。这些研究也表明，技术创新扩散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即模仿者在模仿的基础上还有自主创新活动，以区别于不创新的简单模仿（斯通曼，1987）。舒尔茨则将技术创新扩散定义为新技术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管道得以传播的过程，并且，如果没有扩散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直接的经济影响。从指导经济发展的政策含义来看，技术创新包括了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组织创新，三者间既遵循各自的发展规律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着产业的演化。
作为对熊彼特理论的发展，技术创新理论也关注市场结构对创新的影响，认为决定技术创新的市场因素包括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差断力量。竞争促使企业不断创新，并且竞争越剧烈创新的动力会越大。而企业规模影响着创新所开辟的市场前景，规模越大的企业在技术上创新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力量则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持久性，垄断程度越高的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它所进行的创新也就能持久，越不易在短期内被模仿者所仿制。因此，最有利于创新浙活动开限的是垄断竟争的市场结构。
技术创新理论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促成了技术创新长波论，即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持缕时间为50年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技术创新推动的。根据熊彼特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魄力、眼光、进取、敢于冒险和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而是“蜂聚”在某些时间段里，创新活动带来的盈利机会和超额利润会引 起大批企业仿效和跟进，从而出现创新浪潮，成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驱动力，促使经济处于周期的上升阶段。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活动因为被社会消化而不再有利可图，此时经济就出现收缩和不景气，从而进人周期的下降阶段。而经济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后，企业家们会继续转向那些可能取得技术突破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新的创新活动将再次出现。门斯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长波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长期波动的主要动因，并利用美国1900－1979年耐用生产设备方面固定投资的时间序列总量数据证实了技术创新长波论。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综合了熊彼特和门斯的观点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和下降四个阶段，并构成基本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而经济长波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分别对应创新生命周期中的增长、成熟、下降和引进阶段。这样，在创新生命周期的带动下，经济增长就会出现长周期波动，即经济长波发展阶段是由创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2）制度创新理论研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涉及诸多与制度相关的问题，尽管他没有深人分析，而这些工作在其后由戴维斯和诺斯（1971）发展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发展等并非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只是经济增长本身的表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因此，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选择是制度的选择。如果社会群体发现现有制度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酝酿建立新的制度，否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如果经济社会不存在通过制度创新而获得潜在收益的时候，意味着此时不存在制度创新的可能，制度实现了所谓的均衡。按照这种逻辑，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浙，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増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明确所有权。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与旧制度经济学完全不同，在I1个度学派看来，技术例新决定着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度创新关系的理论争执，是新1个度经济学派的区别，尽管这种争执在拉看来并没有实质意义。实际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依镜，必在一个特续的相互作用的逻判中进行分析，而动态、互构、共演应当成为现代经济学关于技术与制度关系研究的基本取向。马克思也认为技术创新决定度创新．同时又受到制度创新的影响和制约，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分割。
新制度学深所指制度是冲及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而非社会政治制度，因此，所谓的制度创新就指够使制度创新者获得追加或外利益的对现存制度的变革、或者是经济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新设计或新选择，主要表现为某种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这一组织环境中当事人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限，以及因二者引起的一定社会集团或个人对自己收入的预期的变化，而制度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创新建立一种适当的平衡机制，既保持足够的私人刺激以鼓励创新，又保持足够的公有性，其核心是确立与保存创新的私有权，以及维护创新的公有权。
制度创新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因为制度上新的发明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这种发明的产生，同时，即使有了制度发明，新旧制度的交替和更迭也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和适应，再加上法律法规的限制，制度创新往往存在时滞。戴维斯和诺斯进而把制度创新过程分为五个阶段或步骤，其中认识到创新、提出创新方案和比较选择方案由“第一行动集团”承担，并与“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这些“行动集团”可以是个人、团体，也可以是政府。但是政府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组织制度创新被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因为政府具有强制力，可以在产权、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制度创新需要高费用，并且在制度创新的经济利益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时，政府承担制度创新费用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3）国家创新系统研究
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活动，推动着经济系统的演化。在熊彼特看来，如果在经济均衡中产生了创新，在短时间内必然会获得超额利润，同时带来大量的模仿，而模仿则会打破技术上的茎断，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并引起经济的紫荣。但是，随着枝术扩散到绝大多数企业，超利润降为零，此时，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开始衰退，并直到新的创新行为出现。可以理解，创新因素的引入所带来的熊彼特称为的经济“循环流转过程”，可以对经济周期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这种由创新作为单一要素投入从而诱发经济演化的创新理论线性模式并不能够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作出完美的解释，因为创新的思想可以来自研究、开发、营销等多个环节，同时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政府，社会、媒介等都有可能成为创新的源头，这就需要系统化的创新理论来进行解释，于是，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因此得以产生。
国家创新系统认为ー个国家的技术赶超实质是整个“技术ー经济范式”的变迁和超越，它依赖于国家创新系统对技术创新资源的集成能力、集聚效率和适应性效率，因此，国家创新系统是一国为了促进技术创新而设定的一组制度或机构，它本质上关注的是互动学习互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中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各种组织机构，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教育部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以促进新技术启发、引进、改造和扩散为目的而构成的网络，并通过在知识进行生产、扩散和使用过程中各种构成的要素以及各种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绩效和国家竞争优势。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看米，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绩效可以从表现在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企业、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间的相互作用，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以及人员流动四个维度建立的评估指标体系去进行评判。事实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更看重制度创新，因为国家间的追赶、超越乃至出现重大的技术差距，不仅仅与发明及科学活动的增加和技术创新有关，而且是制度、组织管理创新综合作用的结果（ Freeman，1987）。创新需要促进创新要素进行交流互动的一种复合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大学和企业等一系列的相关机构联结产生而在技术的公有和私有之间平衡和趋向平衡的动力是通过相关制度安排来保证（ Nelson，1988；1993），因此，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在于解决制度设置问题，通过制度设计或一系列的机构组成调整其社会经济范式以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其中的核心是通过政府有关政策对创新进行投资的企业进行的研究与发展、大学和机构提供的基础研究、教育和相关培训、特定的产业机构、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的财政金融支持等形成对创新活动的激励。
国家创新系统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部门或产业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机制及全球化与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三个重要的徽观层面的研究。其中，产业创新问题与国家创新问题关注的内常接近，基本上涵盖合作网络、技术流动和制度设计等要素，具体包括技术和技能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产业创新的心技术的创新，而技术创新要依赖知识的生产、扩散和流动，因此，以研究知识创造、吸收、流动、扩散等为核心的知识管理及以促进知识溢出、共享为主的产业集群网络成了产业创新系统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大量的以产业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揭示和验证了知识管理和产业集群方面的创新理论。区域创新则关注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有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所支持并产生的创新问题，其本质只是国家创新系统在研究层面上的微观化。区域创新系统包括由企业、顾客、供成商、合作者和竞争者构成的知识应用和利用子系统，以及由技术中介机构、労动中介机构、公共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组成的知识产生和扩散子系统，两个子系统通过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流动与相互作用面产生联系。面区域例新的动力来自相互学习、知识生产、地理上的邻近以及社会嵌入性，其中，不同主体之间上聚集在一起，不仅使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知识共享更为方便，而且可以减少知识和信息交流与交易的费用，还有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社会嵌入性则强调社会文化基础，参与方因为地现空间上的邻近所形成的文化与竹值观念，可以使得地方行为主体之间成形成相对稳定的依赖于当地社会文化的非正式联系．信赖关系和协作关系。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理论
（一）产业结构升级经典理论
与传统经济増长理论相反，经济増长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源于需求结构的变化，也应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究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还是产业结构的长期显著的变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二者关联的早期文献中，学者们都将经济增长看作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原因，这类理论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配第一克拉克定律、霜夫曼定律和库兹涅茨产业结构变动理论。
1．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威廉・配第（ Willianpetty）最早发现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某种内在关联，他在《政治算术》中谈到了英国农民和船员之间存在的收人差异，当时船员的收人达到了农民收入的4倍。根据这一比例关系，配第总结道：“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更多，而商业的收人又比工业更多。”同时，配第发现当时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的人均国民收入比欧洲其他国家都高，可见配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经济增长的内在结构变动。科林・克拉克（ Colin Clark）基于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系统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故学者们将他们的理论统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在满足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的前提假设后，克拉克依据59个国家的统计数据系统总结出了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变动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将依次主导产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主要源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初期的人均收入增长带动了工业品的需求的上升，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工业品需求的饱和，人们消费结构不断深化，促使服务需求的不断上升；同时，由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不对等，产业间工资收入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寻求更高收入的劳动力就会不断地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进而流向第三产业。
2．霍夫曼定律
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的工业化进程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也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演化的主要形式。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C．Hoff-man）在《工业化的阶段与类型》中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霍夫曼计算了20个国家制造业中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生产资料产业净产值的动态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叫作霍夫曼比例，即：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生产资料产业净产值
霍夫曼比例表示了制造业内部消费资料产业与生产资料产业的结构关系， 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霍夫曼比例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律。根据霍夫曼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将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霍夫曼比例为5．0（6．0－4．0），此时制造业以消费资料产业为绝对主导产业；以此类推，可以得到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四个阶段如下： P(50) 霍夫曼定律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制造业将由轻工业为主导逐渐演化为由重工业为主导，消费资料产业的权重地位会不断下降，而生产资料产业的权重低位会不断上升，产业结构最终将出现不断深化的变动趋势。
3．库遨涅茨产业结构变动理论
库兹涅茨（S．5． Kuznets）基于各个产业的产值比例进一步发展了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即将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同时用劳动力份额和产值比例这两种比例关系的动态变化进行描述。利用现代经济统计体系，对产业结枃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考察，库兹涅茨划分产业的方法与克拉克类似，三大产业具体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引入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各个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和产值比例二者的比例关系即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即：
A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A产业的产值比例/A产业的劳动力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