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贬谪文学
----杨锦龙
【论文提要】：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以政治为轴心，突出的表现为经世致用，为国分忧。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就必定会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中最为奇特、有趣的当属‚贬谪文化‛。本文着重探究士人在贬谪的特定情境中的生活状态及其精神表现，透析其在理想和现实中窘迫、与自省的痛苦求索和精神裂变，探讨贬谪文学特征和反映的问题。
【关键词】：贬谪心态特征；贬谪文学特征；贬谪文化成因；反映的问题
一、贬谪心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人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政治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学而优则仕、投身宦海成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牢狱之灾。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在上述过程中，贬官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
1 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人们常常笼统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如王禹偁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
（二）贬官士人在理想受挫后内心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愤激的情绪。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许多贬官士人都是异常悲愤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历史、现实与人事，纠结攀援着难以化释的艰苦、不幸与灾难，令人不平则鸣，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由不得已而后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三）贬官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时常流露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许多士人曾遭到多次或者长期的贬谪，有的竟然死于贬所，如著名文人张说、李邕、王昌龄、刘长卿、韩愈、苏轼、王禹偁等被贬都在两次以上；刘禹锡长期被贬在外，自云‚二十三年弃臵身‛，苏轼则大半生都是在贬所度过的，60多岁的时候还被贬儋州（今海南）；上官仪、李峤、苏为导、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更是在流贬地赉志而没的。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
（四）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两难的人生道路，但对
2 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两极化的世界成了历代士人们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和不适意，但真正贬官了又会为不能出人头地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由此而产生了士人们普遍的焦虑。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情。
（五）贬官士人始终怀有心有不甘的痛苦。杜甫《旅夜书怀》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语中的道破了所有贬官士人的心声：文学上的成名并非他们的本愿，官场上的失意却是他们终其一生耿耿于怀的遗憾。仕途困顿，心动情发，借语言作为工具进行述怀，是一种缓解内心压抑的无奈选择。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秉性和欲凭借缚鸡之力扭转乾坤的性情很难改变，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于天下国家和世道人心的的关怀，就无法忘怀世道人心，痛苦便无可解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抚枕不能寝，振衣独长想、叹人生，哀乐转相寻，今犹昔。就是在那些栏杆拍遍、拔剑击柱的壮怀激烈里，也莫不伴随着一种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长叹息。白居易中年以后放弃早期为民请愿的拾遗风采走上道家的退隐之路，内心也是充满着矛盾的痛苦和煎熬，因为兼济是他的真正理想，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
（六）贬官士人与生俱来的忧愁、忧患、忧愤和悲哀在得不到官场肯定的孤独中更加彰显。自古士人悲秋，由于读书多，考虑的问题多，士人心中的积虑也多。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里，对士人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遭遇颇多感慨。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
3 [1]刘禹锡亦尝自叙云：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2]
二、贬谪文学特征
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摆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这其中当属‚贬谪文学‛最为奇特。简单地解释‚贬谪文学‛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最典型的是柳宗元与苏轼的事例。‚贬谪文学‛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所以要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根据上述事例我从几方面浅谈一下。
（一）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
柳宗元被贬永州，写有一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其中尤以《小石潭记》著名。‚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人相乐‛，景物空灵秀澈，然而‚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永州十年，柳宗元又被移至柳州，正如余秋雨说的：‚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在被贬柳州途中，他与同样被贬的刘禹锡拱手作别，发出‚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的感慨。白居易字乐天，名字中即便含有恬然自适之义。然而‚天涯沦落‛的命运却使他发出了‚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这泪缘何而流呢？游戏人生、随缘自适如苏轼，在贬地黄州东坡种竹吃肉、养生谈禅、写诗作画之余，也并未忘记那深刻的内心之忧，面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美风光，
4 他不禁发出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无限感慨。
（二）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贬官们的人生信条
中国古代绝少纯文人，上起屈原、贾谊、司马迁，中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下至苏轼、陆游、辛弃疾，一部中国文学史，不知含有多少官员的人生咏叹。在封建社会，忠君即爱国，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我们不可以‚愚忠‛简单地否定古人执著的爱国热情。屈原被流放，尽管他也知道‚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而齑怒‛，可是他仍发誓‚指九天以为证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幻想着有朝一日为楚王尽力。幻想破灭，也是发出‚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的怨言，埋怨楚怀王不守信用。当然，更有最后那悲壮的一跳。掩卷之余，我们只能唏嘘，难道你能忍心如某些人那样斥责‚你这是愚忠，你为什么不反抗‛吗？韩愈在被贬潮州途中写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悲愤，忠诚，感伤，五味杂陈。然而那耿耿之衷心却可以日月鉴之！放浪如诗仙李白，也只是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针对权贵的呐喊。他甚而在《行路难》中委婉地表达了再度为朝廷出力的愿望：‚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传说姜尚闲来垂钓，后被周文王任用；伊尹将受商汤任用时，梦乘船过日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表达了李白对唐皇赤诚的衷心。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在贬官们或高昂或低沉的合唱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人生信条。
（三）悲愤出奇文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司马
5 迁在其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对困厄的人生境遇与伟大的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早就有论述。但因个人的性格不同，又造就了不同特色的奇文。‚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短短二十八个字，却展现了诗人无比广阔的胸襟，萎靡之人看到也会为之一振。贬谪之下有此豪情，诗人自是不同寻常之人。这是刘禹锡的《秋词》。‚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上阙描写了清新明丽的春景，虽是‚潇潇暮雨子规啼‛，但并不给人悲切之感。下阙议论抒情，唱出自己积极向上的放旷豪情。这是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以上两人个性偏于豪放，因而诗歌自然旷达。骆宾王身陷囹圄时所作的《咏蝉》，全诗忧伤愤懑，借蝉抒怀，取譬贴切，用典自然，语多双关，于咏物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由人到物，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蝉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人的合作。他们虽属不同时代，但却有诸多共同之处：政治失意，文名卓著，因忠被贬，孤傲抑郁。苏轼在其《贾谊论》中曾指出：‚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生命宝贵，然二人都未加珍惜。‚往事越千年‛，感慨之余，更多的是遗憾。如果他们能够珍惜生命，会有更多的奇文在文学史上闪烁光芒吧。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诸多的迁客骚人，也成就了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学。那个时代早已过去，留下的是吟咏无尽的风骚和千古不断的评论。
三、贬谪文学的成因
‚贬谪文化‛能被称其为文化，必定有一定的文化内涵，通过事例，从各方面分析一下其本质原因，我们从内外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外部原因
这个外因是由整个社会造成的。中国文人科举入仕，科举制度的实质是要把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和道德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要求文人与统治阶级‚道‛上吻合。因此，文人成为了统治阶级操纵的一颗棋子。
中国的封建统治是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作用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
6 治，用武力或是从思想上对人民进行镇压，不让其起来反抗自己，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又是长期黑暗的，所以文人就在这种环境下有了复杂的人格，也有了痛苦的命运。
封建统治者针对文人采用了一种精神攻击的策略。文人一旦进入官场，紧跟着的就是政治了，同时也有军事和权谋。官场最是无情，充满了机诈、嫉妒、仇恨和杀戮，迂腐的书生们常常成了这种斗争的牺牲品。这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雨腥风，但文人受到的折磨却甚于这些，他们被残酷折磨的是精神呀！
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清王朝的推翻，中国文人的身体与精神的迫害就一直 不曾停止过。迫害的方法很多，残忍的如‚焚书坑儒‛，巧妙的就是文字狱了。文人的人格如果与当时的社会不相符时，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仕途的失意，被贬的命运。一路被贬，品尝了苦难，洗去了身上的虚浮，与山水、自然亲近，将才学洒下他们的领悟，写出了传世佳作。
正因为有了这些外部因素，才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所以，社会环境是‚贬官文化‛产生的一大原因。
（二）内部原因
内部原因，显而易见是来自于文人自身，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特的心态。读书人寒窗苦读数十载，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赢得一官半职，给朝廷效力，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事，以求青史留名。他们信奉儒家的‚三纲五常‛，等级制度早已经在思想中根深蒂固了。但文人毕竟饱读诗书，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权谋家，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一丝不容忽视的善良和正义。所以，官场上他们永远是失败者。
冷成金对文人就做了很好的概括，他在《读史有学问》中写道：‚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计可施。‛ 因此，几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把理想抱负寄托在文字里。他们这种独特的心态，决定了他们必定受到封建社会的制约，并且有着不得志的命运。‚贬官文化‛也因有了这层内因因而产生出来。
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相结合，导致‚贬官文化‛产生并且存在。二者相互影响，不可分离，缺一不可。
四、‚贬谪文学‛反映出的问题
（一）文人缺陷的暴露
我们也许不了解文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命运。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曾写道：‚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
7 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二）文人与政治不可分
‚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中就有政治，而且联系还很密切。
一方面，政治决定了文人的创作、人生、前途，乃至生死。可见，文人离不开政治。另一方面，统治者要借文人的才学来维持统治。因为文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道德形象，他们的文化品位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所以，文人必定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
将中国文人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是科举制度。‚中国科举，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是一脉长流。中国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荣辱，大多与它相关。‛‚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毂中’。‛文人的心态与社会的需要，将文人与政治紧紧相连。文人为政治握笔，即使是贬谪后的文人依然用笔墨抒写政治上的不得意；政治又影响着文人的创作，文人的仕途不管顺利与否都忘不了政治，笔下的山水是政治的化身。
五、结语
贬谪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贬谪文化以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为重心，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军事、哲学、宗教等一系列文化现象，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 《柳河东集》 [2] 刘禹锡 《刘禹锡集》
[3] 余秋雨 《文化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