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社教（1964年冬）一九年秋季，学校缩减俄语班，新招学生全部转开英语。俄语教师就“富余”出来，我被安排到教导处当外语誊写员，兼管体育室器材的保管与收发。当时的社教运动真有些如火如荼的感觉。刚开学的教职工大会上，学校就组织学习“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之后，刚从福师大俄语系毕业的李同文老师就抽调去参加“省社教工作队”，奔赴南安县去了。过不久，上边又来了个“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这一回，我被抽调去参加“县社教工作队”了。11月下旬，县社教工作队员集训三天。听报告，学文件，传授省社教工作队在南安试点的“工作经验”，然后分派到各公社，和公社干部组成“公社社教工作组”。我被分派到上湖人民公社。月底，我带上行李跟其他五六个人到上湖人民公社报到。他们都是从机关单位抽调出来的，年纪都比我大得多，都把我当作“细鬼子”——大概学校抽调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吧。报到那天，公社社长熊良英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吃午饭。下午，召开社教工作组成员会议，熊社长介绍了上湖公社的基本情况。这是一个小公社，只有六个大队三四千人，除了公社所在地附近的上南、上北两个大队人口较多也比较集中，其他增瑞、尺度、荷花、道仁等大队都是十足的山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解放前都是“红区”，许多人家都是烈属，还有有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等，群众觉悟高，听共产党的话，农村工作比较好做。我们这些县工作队员都跟本社的干部搭配组合，深入到各个大队。我和公社的会计老卢一起，被分派到荷花大队。老卢是陈东人，从荷花村翻过大山，徒步走二三十里路才是他的家，但是这已经是最为便捷的路径了。正因为如此，老社长特别照顾他，派他常年包干这个大队，所以，老卢对这个大队的情况比较熟悉，其他工作队员都说我“捡到了便宜”。第二天，我跟着老卢前往荷花大队。从公社所在地水口庵到荷花村要经过上北、上南、增瑞三个大队，还要穿过当时全县首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增瑞水库的库区——原来荷花大队就是增瑞水库的源头之一。我跟着老卢登上水库大坝的台阶，绕着水库东岸的曲折小路，走到库湾尽头，然后就是沿着黄泥路上山。大约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他们的大队部。所谓的“大队部”只是一幢老旧的土楼房，两间一厅，上下两层，房前有个小院，右侧有间厢房。整座房子只住着一户烈属，是个老妇人，没了子女，也没有住到敬老院。她只用了楼下的房间，楼上供荷花大队使用：楼厅作会议室，一个房间作办公室，另一个作招待用，专供下乡人员住宿。老卢多年下乡都住在这里。来到大队部，房东热情招呼我们，我们也按照上级“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指示，把粮票、伙食费如数交给房东。以后的日子，我们大都吃在她家里。后来的工作，都是由老卢带着我去做的。荷花大队才四个生产队，二三百口人，大队所在地在何家畲。何家畲和黄麻地、大坑背共一个队，半排、上寨和蜂斗背各一个队。队与队之间相隔都很远，所以，不论要下到哪个队去，都得上下爬坡。开始，老卢想带着我到每个队走一走，后来觉得难度太大，就选定何家畲和上寨两个比较大也相对集中的生产队，作为工作重点。我们先召集社员开会，老卢主持，本来想让生产队干部宣读中央文件，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读起文件来断断续续，上句不接下句。老卢于是改由我宣读。老卢虽然对这个大队情况熟悉，但生怕还有什么秘密自己还不知道，因此还是按照上级的布置，动员社员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揭盖子，摆问题，看看有没有“阶级敌人”隐藏在我们队伍中间。但是，大家不是默不作声就是说东道西，根本不着边际。这样下去眼看很难有什么结果。后来，老卢就采取走东家串西家个别了解的做法，想从私下里摸底。经过几天的了解，有人反映某干部、某干部在大食堂时期有多吃多占的问题。老卢私下对我说：“这是老问题，早就解决了的。”后来了解到大坑背的某人原来是富裕中农，现在想搞单干，大家很有意见，我们就到大坑背去。大坑背就处在增瑞水库上面的高岗上，站在门前可以看见水库，那儿离何家畲足足有三里多路，当时我想：大食堂时，他们餐餐要走到食堂去吃饭，真是太为难了！那里只住着两户人家，原来是一家兄弟，几年前才分开过，田地就在他们屋后的山沟里。我们问他们是不是想闹单干？他们直爽的说：“我们不是闹单干。老卢你看，我们耕田多么不方便。如果这里的田让我们负责耕作，粮食由生产队统一收成、统一核算，大家都不用走来走去，不是可以节约很多劳动力吗？”老卢觉得也有些道理，但是也不敢拍板。再后来，又有人反映某人可能还藏有枪。老卢觉得这个问题非同一般，又是头一回听说，应该向上级反映。到了星期六，我们根据公社的约定，一同回到公社，特地向领导作了汇报。老社长听后说：“那人我们很了解，是个老游击队员，几年前还在县公安局工作。好，这个问题我们会来解决。”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上交完了。每次集中的时间，公社就会给我们下乡工作队员加一回餐。之后，我们又回到荷花村去了，但是总没有新的问题。吃饭时，有时我们会向房东了解一下她有什么意见。老人总是说：“过去我们这里很苦，才会有那么多人去打游击。现在的日子好得多咯！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没事，我都闲着，这里的人少文化，要上寨才有一间单人校。记得房东的邻居有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很是活泼可爱，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知道我是老师，常要我教她识字、唱歌。我干脆提出让大家来上夜校，一来便于宣传政策，二来可以活跃气氛，老卢也表示赞成。但是，不知是居住分散，还是思想有顾虑，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动员了一番，来的人寥寥无几。没几天，夜校就“夭折”了。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12月底的一天，我们全体工作队员回到上湖公社作了总结汇报，公社又“犒劳”了一番。之后，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单位过新年了。至于下乡过程中了解到的是不是问题，有没有结果，我们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当时在我的心目中，那场社教运动大概就是这样走过场的。但是，后来听说其他地方搞得非常复杂，“四清”清出了不少大问题，有的还挖出了一批暗藏的“阶级敌人”，这些人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是我感到庆幸，没有被派到这些“老、大、难”的地方去，要不然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处置呢！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时的我，实在是太幼稚了，那次参加社教其实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只不过因为我所去的地方工作过于顺利，时间又短，自己没有多大收获罢了。2011-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