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中国寺庙
学
院
工商管理学院
专业班级
旅升本12—2
姓
名
XXX
佛教与中国寺庙
一、佛教的产生与发展
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姓乔达摩。约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君主净饭王之子，母亲摩耶是天臂国国王的女儿。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译为“释迦族的圣人”。
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摩耶临产前，要回娘家。行至国都外蓝毗尼花园，在一株婆罗树下小憩时，生下了悉达多。产后7天，摩耶去世，悉达多由姨母养育长大。
悉达多少年时代，时常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绪。他看到世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受到病、老、死的痛苦折磨、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思索如何解脱人生痛苦这一命题。有一天，他从一位沙门（出家修道者）那儿听到出家修道可以摆脱生、老、病、死的道理，便萌发了出家修道的想法。悉达多的表现引起了净饭王的不安。17岁一说16岁）时，净饭王让他和邻国善觉王之女耶输陀罗成亲，并且修建及其奢华的寒、暑、温三时宫殿，挑选了一批美女侍奉，企图拴住他的心。
但是，净饭王这些做法丝毫动摇不了悉达多出家修行的决心。29岁（一说19岁）那年，他毅然抛弃了王位和财富，离别了妻儿，前往深山旷野寻师问道。可是，那些学者的学说，都满足不了悉达多的要求。
失望的悉达多放弃了参学生活，独自在迦耶山选择了苦行生涯，希望通过这条途径获得自身的解脱和觉悟。
经过六年坚持不懈的苦行生活，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他认真的进行反思，领悟到苦行无益，决定另行寻觅一条能过获得解脱、澈悟人生真谛的道路。他来到附近的尼连禅河，用河水冲洗干净满身的积垢。喝了一位牧家少女贡献的鹿奶，恢复了体力。在附近的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沉思静虑。并且立下誓言：“我若不证得正觉，终不起此座。”经过7天7夜（一说是49天）的冥思苦想，终于廓然觉悟，洞彻了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是年，释迦牟尼35岁（一说是30岁）。
释迦牟尼首先在波罗奈斯城的鹿野苑，为桥陈如、阿舍婆誓、摩诃跋提、十力迦叶、摩男俱利等5人布道说法，这就是佛经所指的“初转法轮”。陈桥如等五人成为释迦牟尼最早济度的僧侣，佛教的第一个僧迦集团也随之产生。
为了实践悟道后立下的志愿，此后的数十年间，释迦牟尼席不暇暖，沿着古印度商道传教说法。足迹踏遍恒河两岸，把佛教的种子洒遍印度各地。
释迦牟尼80岁涅槃于印度拘尸那拉城外。
释迦牟尼说法时，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佛教教义只能依靠他的弟子们记忆、背诵，耳口相传。因此，当释迦牟尼涅槃后，哪些是他直接的口述，僧侣们意见相左，时有争论。为了防止佛的遗教失传，释迦牟尼的弟子迦叶在王舍城灵鹫山七叶窟召集了500阿罗汉参加，历时7个月的结集佛经大会。由阿难诵出诸经，优婆离诵出戒律。这是佛教史上第一次大结集。
释迦牟尼实施100多年以后，王舍城的长老耶舍在巡视东印度毗舍离城时，认为当地僧侣求施金钱等做法违反了佛教的教义，于是，在毗舍离城召集了700余名僧侣举行辩论大会。这次大会，史称佛教第二次结集。参加者大部分是有地位的上座部长老，通过了僧侣求施金钱、储存多余食品等十件细微末节的小事为非法。这次结集活动遭到毗舍离城僧侣的一致抵制，他们组织有上万人参加的结
集活动，通过会诵的方法，另行制定律戒，认为十事合法。因为这部分僧侣人数众多，故被称为“大众部”,这样，原始的佛教组织正式分裂为上座、大众二部，进入部派佛教时代。
在佛教的第二次结集后的数百年中，各地方的佛教教团逐渐独立。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迥异，师徒传承关系不同，对佛教教义、戒律的认识理解分歧，在上座和大众二部的内部，不断发生分裂，一共分裂出18部（一说20部）的佛教部派。
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大乘思潮勃起。大乘教徒制定了与上座和大众部派佛教不同的佛典并冠以佛说之名，贬称部派佛教为小乘或声闻乘。到了公元一世纪中叶，大乘思潮遍及于印度全境。
在阿育王（？——前232）时代，佛教已经走出了印度国门。向南传入东南亚地区，向北传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以及我国的新疆。从此，佛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一）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期
从公元前2年到西晋时代，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期阶段。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方术、鬼神、筮祝、迷信盛行的时代。到了一世纪中叶，佛教在上层社会中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东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是最早信仰佛教的人之一。刘英喜爱黄老术，晚年信仰佛教，设佛堂，做法事，祭祀释迦牟尼。
东汉末年，中国社会纷争不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佛教重新获得了传播发展的良好机遇。随着佛教在民间的传播，民间奉佛人数渐增。
三国时代佛教的译经活动，以洛阳为中心，集中了昙柯伽罗、昙谛、康僧铠等译经家。三国短短的五六十年间，译经数目之多，可见一斑。
大量佛经的翻译，为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家在大规模译经的同时，研究、探讨和发展了佛教教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义学，迎来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
（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期
佛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僧侣的队伍迅速膨胀，寺院的数目不断增加。一些寺院开始拥有大量的土地。
随着佛教寺院的急剧增加，后秦姚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管理僧尼的行政机构。设立僧正、都维那、僧录，处理佛教事务。
中外佛教的双向交流和大量佛经涌入中国，促使东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译经高潮。隋唐时期佛教八大宗派的重要经典，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被翻译成汉文。大量的佛经被介绍到中国，为研究佛教义学创建了有利的条件。东晋南北朝时期，在蓬勃兴起的佛教义理研讨之风中，先后产生七宗十四派的佛教义学学派。这些佛教义学流派都是在专宗一部佛经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义学。其中，般若宗分化为六家七派。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义学的中国化，为隋唐鼎盛时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在中国佛教兴盛发达的同时，中国佛教伴随唐代强盛的国势，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形成了汉传佛教文化圈。
唐朝帝室很重视对于佛教的利用，自贞观三年（629）起，政府组织译场，支持大规模翻译佛经的活动。历代相沿，直至元和六年（811）为止，绵延183年。
其中八大宗派的发展轨迹，客观地凸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概貌。八大宗派的产生
标志着中国佛教从发展走向成熟。八大宗派分别为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
（四）佛教在中国的衰落期
五代十国时期，为了广集兵源和财富，北方历朝统治者对佛教均采取限制的方针，其中周世宗柴荣（921—959）排佛尤甚。宋代佛教各宗，在五代的基础上，虽然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禅宗和净土宗继续得到发展，华严宗和天台宗一度中兴。但是，和鼎盛时期的隋唐佛教比较，却是相形见绌了。
清末民国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佛教研究不再受一宗一派的传承讲经说法的樊笼和束缚，开始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想和理论为工具，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建筑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的、全方位的研究。
解放后，人民政府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建立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人间佛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重新落实各项宗教政策。于1980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并恢复了各地方佛教协会机构。同年10月，恢复中国佛学院德建置。中国佛教事业得到了新生。
三、纵观佛教2500年的源流，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1、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演变过程，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由人学蜕变为神学；后者从神学走向人学。
释迦牟尼在反抗婆罗门教斗争中创建的佛教，鼓吹无神论，主张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和种姓制度，否定创世主和偶像崇拜。但是，印度佛教在演变发展过程中，释迦牟尼被神化，印度教的神学思想和各种星占、卜算、咒巫术逐渐被佛教吸收，佛教逐渐沦为神学。六七世纪在印度兴起的密教思潮，终于将印度佛教改造成神秘的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人用神仙方术去理解和接受佛教，把佛看成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日益于中国玄学思想结合和合流，这个佛教义学的过程，使佛教逐渐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哲学思潮。衰落期的中国佛教，随着佛教世俗化的进程佛教从神坛走向人间，从超世脱俗来到世俗凡界，与儒家的伦理哲学合一，成为儒学化的佛教。中国佛教义学化和儒学化德过程，是佛教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是佛教人文化的过程。
2、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发生了质变，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中国佛教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的国情。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和发展，盛衰与兴亡，往往与民族性密切关联，越具有民族性，适应中国国情的宗派，就越能长久保持兴盛不衰。民族性越少的宗派，则很快走向衰亡。
3、数千年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是佛教自始至终从属于皇权，中国佛教的发展和衰微，很大程度上为统治阶级的佛教政策所左右。
4、佛教的思想理论，一方面被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和融合，另一方面，佛教的思想理论也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养料，输送了新鲜的血液。使具有5000年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永葆青春，充满活力。
四、佛教寺庙建筑
（一）佛教寺庙
1、寺，最早指宫廷的侍卫人员。之后，寺人的官署也称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等。大理寺是中央的审判机关，太常寺是掌管宗庙礼仪的部门。中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携带佛教经像来到洛阳，最初就是住在接待外宾官署的鸿胪寺。鸿胪寺后来改建，在雍门外街道旁，为高僧建馆舍，并取名“白马寺”。此后，佛教的建筑便统称为寺。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名称越来越少，逐步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用名词。
2、庙，本来指古代供祀祖宗的地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太庙”是帝王的祖庙。汉朝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土地庙）
混并，成为祭祀鬼神的场所。佛从西方来，也被看成士神，佛寺又称为庙。在梵文中，建造塔庙的目的也是为了礼拜供养佛。
随着时间的演变，寺庙一般指佛教僧人居住、修行的场所。为有所区别，比丘尼居住的寺庙成为庵。在蒙古雨中，“寺”称为“召”，如大召、小召等。另外，佛教建筑还成为宫，如布达拉宫。
（二）寺庙建筑
应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地区与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佛教寺庙建筑在中国形成了不同风格。从大类上分，有三大建筑风格，分别为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南传佛教（上座部，巴利语系）。
（三）我国著名寺庙
1、杭州灵隐寺
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至今已有约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为杭州最早的名刹。灵隐寺地处杭州西湖以西，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两峰挟寺，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万状。
灵隐寺开山师祖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慧理和尚由中原云游入浙江，至武林（杭州）见有一峰而叹曰：“此乃总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前建寺，名为灵隐。
灵隐寺鼎盛时，曾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堂，僧房一千三百间，僧众三千余人。清顺治年间，禅宗巨匠德和尚住持灵隐，立志重建，广筹资金，仅建殿堂时间就前后历时八年之久。梵刹庄严，古风重振，灵隐规模宏伟，跃居“东南之冠”。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南巡时，赐灵隐为“云林禅寺”。
目前，灵隐寺主要以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直指堂（法堂）、华严殿为中轴线，两边附以五百罗汉堂、济公殿、联灯阁、华严阁、大悲楼、方丈室、东西藏堂、东西碑室等建筑所构成，共占地一百三十亩，殿宇恢弘，建构有序。大雄宝殿中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是以唐代禅宗佛像为蓝本，用二十四块樟雕刻镶接而成，共高24.8米，妙相庄严，气韵生动，为国内罕见。
2、天台国清寺
国清寺坐落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华顶山麓，是我国创立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始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初名天台寺，后改名为国清寺。
智者大师开创天台宗后，亲手画制了寺庙的样式，作为正式祖庭。但由于资金原因，迟迟未能动工。圆寂前，他在遗书中说：“不见寺成，瞑目为恨。”杨广（隋炀帝）见书后，极为感动，即刻派人监造国清寺。国清寺坐落于四面环山的“五峰层叠郁苕绕，双涧回环锁佛寮”世外桃源式的地理环境之中，不同于国内大部分古刹三面环山的谷地选址（如宁波天童寺、普陀法雨寺、杭州灵隐寺、嵩山少林寺）。
国清寺建筑雄伟庄严，有四条建筑轴线。正中轴线为山门弥勒殿、钟鼓楼、雨花殿（四天王殿）和大雄宝殿，西轴线为安养堂、三圣殿、罗汉堂（文物室）、妙法堂（楼上为藏经阁），东一轴线为聚贤堂（僧众餐厅）、方丈楼、迎塔楼，东二轴线为里客堂、大彻堂和修竹轩。
国清寺在佛教发展史和中外关系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古寺保存了大量的摩崖、碑刻、手书、佛像和法器等珍贵文物、
国清寺与齐州灵岩寺（济南市）、润州栖霞寺（南京市）、荆州玉泉寺（当阳县），并成为天下“四绝”。
3、奉化雪窦寺
雪窦寺是雪窦山资圣禅寺的简称，位于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以西7.5公里的雪窦山上，
士弥勒菩萨的道场。寺庙四面青山环抱，九峰参差。东东西两涧之水，汇合于寺前之含朱林，曲折南流之千丈岩，喷泻而下，状如飞雪，“雪窦”因此而得名。
雪窦寺开创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初名瀑布院。宋咸平二年（999），宋真宗赵恒赐名“资圣禅寺”。宋仁宗因米勒感应而梦游此山，故有“应梦名山”之称。
2008年11月8日，露天米勒大佛造像开光法会在雪窦山资圣禅寺隆重举行。露天弥勒佛像身高33米，集壮观、神圣、雄伟、高大于一身，米勒佛像具有比丘像、罗汉像、菩萨意、布袋形、如来眼，左手提布袋，右手握佛珠，面相丰满，笑迎天下，慈祥端庄，包容大千。
雪窦寺由中、东、西三条轴线，中轴线为大佛主景区，东周线为大佛副景区，西轴线为原雪窦寺建筑。中轴线从南入口至大佛全长650米，高差55米。沿轴线景点依次有八功德水广场、定慧桥、大山门、御碑亭、建筑面积1288平方米的摩尼宝殿、近万平方米的弘法广场、大铜牌楼，再沿着台阶而上士五供台，布袋谷、弥勒百态园、天慈阁、天宁阁、露天弥勒大铜像。
4、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是北魏孝文帝为印度僧人跋陀而建。少林寺周围山峦环抱、峰峰相连、错落有致。嵩山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各拥有三十六峰，峰峰有名。少林寺坐落于竹林茂密的少室山五乳峰下密林深处，故名“少林”。
五乳峰中峰的上部，离峰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天然石洞。石洞高宽不过三米，长度约有六米。方方的洞门，正好向阳敞开，冬暖夏凉。洞前有一片紧凑的小草坪，周围不见天空。真是：“此地无盛夏，空山听鸟鸣。”
达摩祖师来到少林寺后，把这个天然石洞作为他修性坐禅的地方。相传达摩在这个石洞里，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不说法，不持律，默然终日面朝壁，双眼闭目，五心朝天，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再思想深处“苦心练魔”。从527年到536年，达摩整整面壁了九年。
达摩一苇渡江来到嵩山，在少林寺创立了佛教禅宗，被后人尊为中国禅宗初祖。少林寺还是中国功夫的发祥地，有“禅宗祖庭，功夫圣地”之称。
参考文献：
1、于由，旅游佛教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
2、苏渊雷、杨同甫，佛学十日谈，上海书店出版社
3、王元海、黎美洋、陶华举，旅游宗教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4、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
5、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法]葛兰言，中国人的信仰，哈尔滨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