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文化现象
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沉，已形成一种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关于诸葛亮，除史传记载外，有传说故事、论赞诗文、话本戏曲、小说评话、绘画雕刻、名胜古迹、祠庙祭祀等多种表现形式。这一文化现象的影响，也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国内走向国外，从政治、军事、经济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正在日益扩大和深入。本文仅就其形式，成因及意义略作探讨。
1．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种种形式
诸葛亮文化现象表现形式虽多，而其本源，或者称为源头，无疑当是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引。《三国志》书中除《诸葛亮传》外，提及诸葛亮的地方还有55处之多（含裴注，见《三国志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把诸葛亮的生平、业绩、道德、情操都记录了下来，以后的各种诸葛亮文化现象，都是以此为母体发展和衍生的。
不少学者指出，裴松之注引中的“七擒孟获”、“大星殒落”、“死诸葛走生仲达”等，带有传说的性质。这说明，在诸葛亮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已开始在民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的流传、加工、改编和创造，诸葛亮的传说故事日益丰富和精彩。根据目前出版的《三国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三国人物别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出版）、《三国名人传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诸葛亮传奇》（陕西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诸葛亮的传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书统计，关于诸葛亮的美好传说故事已达150个之多，流传地区也很广。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生根发展的肥沃土壤。
对诸葛亮的评赞在三国时代就开始了。蜀国的吕凯称“诸葛亮英才挺出”。（《吕凯传》）邓芝对孙权说：“诸葛亮亦一时之杰。”（《邓芝传》）魏国的刘晔说：“诸葛明于治而为相。”（《刘晔传》）贾诩称“诸葛亮善治国”（《贾诩传》）。吴国的大臣张俨著《默记述佐篇》，评论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优劣（《诸葛亮传》注引）。西晋的张辅著有《乐、葛优劣论》，专论乐毅与诸葛亮的短长，对二人作比较认识。其后，评赞诸葛亮的言谈文章不断。明末自称诸葛亮的三十六世孙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附评传》一书（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重印），搜集历代评论编为四卷。清代张澍编的《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辑录了唐代及唐以前评赞诸葛亮的文章，编为二卷。可惜搜录得都不全。由于目前没有关于诸葛亮论赞的专著，其数量难以精确统计。
从东晋桓温的《八陈图》诗开始，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不绝于书，仅唐代就达40首之多。我曾经从自己搜集到的三百多首（下限为清代）中选出90首，辑成《历代咏赞诸葛亮诗选注》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我发现这些诗篇，凡诸葛亮的事迹和遗迹，无一不咏及；诗篇的作者包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的各种人士，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种罕见的现象。
关于诸葛亮的画像和雕像（或塑像）最早出于何时，不见诸记载，不过，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已绘有诸葛亮画像（见清赵冀的《石刻诸葛忠武侯像歌序》），宋代也有诸葛亮画像（见苏轼的《诸葛武侯画像赞》），还有《三顾草庐图》（见《大籁阁旧藏宋人画册》）。只可惜这些绘画作品没有保存下来。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有明代《三才图会》书中的孔明半身像和清代南熏殿藏《历代名臣画像》中的诸葛孔明造像。关于诸葛亮故事的绘画资料则十分丰富。元代的《三国志平活》和《三分事略》二书均为上图下文，插图中有许多关于诸葛亮故事的图画。多种明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清代刻本《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中，也有许多诸葛亮故事的绘画。如明瓦历十九年刻本中有19幅，清代《第一才子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一幅绣像和40幅插图。只是这些绘画都不甚高明而已。现在出版的几种《三国演义》连环画，都是出自画家之手，就已经进入较高层次的绘画艺术的领域了。
唐代四川的武候祠内已有诸葛亮的塑像。杜甫诗中有“宗臣遗像肃清高”，武少仪的诗句“武候神像俨如存”等，就是明证。宋代的朱熹曾立孔明木刻像在白鹿山洞内（见《坚瓠余集》卷四引《闻见杂录》）。其后，各地陆续兴建的武候祠庙内，均有孔明塑像。
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都有“说三分”的故事，其中有不少是关于诸葛亮的内容。“说话”和“讲史”后来发展成说书艺术，受到下层百姓的欢迎。由中央电台播出的袁阔成演说的评书《三国演义》，在那段时间曾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听评书三国故事热”，其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故事是最精彩的部分，倍受听众喜爱。
现存的元末明初的三国故事戏曲有54种，有关诸葛亮的剧目达15种之多。在近现代舞台上，三国戏特别多，有“数不清的三（国）列国（戏）”之说，而诸葛亮的剧目有59种（参见陶君起著《京剧剧目初探》，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出版）。近现代各地还出现了擅演以诸葛亮为主要人物的戏曲名角。
罗贯中所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把诸葛亮作为该书的中心人物。清初毛宗岗在评改此书后，著文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如林，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度。在草庐之中，而识天下三分，则达乎大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贤相中第一奇人。”罗贯中把诸葛亮描写成一个忠贞忧勤的丞相和神机妙算的军师，塑造为一个封建社会尽善尽美的经纶济世之土。《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使该书成为诸葛亮文化现象中最精彩的组成部分。
众多名胜古迹，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一个特色。这些遗迹一部分为诸葛亮显迹所至而留下，一部分与他间接有关、甚至无关而为后人所附会。捡阅地方志，可以看到各地在历史上仅以诸葛亮命名的地名就上百。什么诸葛城、诸葛营、诸葛寨、诸葛堰、诸葛堤、诸葛井、诸葛洞武侯山、武候坡、武侯桥、武侯岩、孔明寨、孔明洞等等。关于诸葛亮遗迹之多，可以说是我国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自公元263年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为诸葛亮建庙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河南、甘肃、湖南、山东、江苏、浙江、台湾等十二省的不少地方相继修建起一座又一座武候祠。历史上究竟有过多少武候祠，已经无法统计了。据有关地方志记载，清代在云南省有三十四座武侯祠，贵州省有十八座，而四川省有四十座。仅成都市一地，历史上先后就有过八座。直至今天，全国保存下来的，被列为保护单位的武侯祠也在十座以上。而且，不少地方的武候祠已形成赶庙会的风俗，每年定时举办祭祀活动。如台湾南投县的武侯祠，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为诸葛亮生日，要举行祭祀活动三天，来祭拜者数万；浙江兰溪的诸葛镇，以农历八月二十三日为诸葛亮的生日，要在镇内诸葛祠堂举行仪式，办庙会，现又改为商品交易会。
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以上仅是主要部分。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表现形式。如诸葛亮在道教方面的影响，在阴阳八卦、星占术方面的种种形式等。根据文化学的定义，文化从结构和层面上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名胜古迹，祠庙建筑是物质文明的体现；而诸葛亮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少建树又属于制度文化；他在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民间风俗方面产生的影响则属于精神文化。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函盖面是比较全面的。
2．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主要成因
一个历史人物，能够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原因是多方面。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诸葛亮本人是一位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卓有成就。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出佐刘备后，施政治蜀，“外联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进诸葛亮集表》）诸葛亮一生的所作所为，使西南地区的政治清明，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这在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要求结束战乱的强烈愿望，对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百姓十分怀念这位清正廉洁、勤勉忠贞的丞相，留恋他给蜀地带来的安定繁荣。这种深切的缅怀，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减。唐代的孙樵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唐文粹》卷五十五上，《刻武侯碑阴》）裴度到成都两年，耳闻目睹蜀人对诸葛亮的崇拜，他在武候祠祭拜孔明后撰文说：“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人海际天，知公德音。”（同上，《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尝碑铭并序》）诸葛亮的功德，如江水长流，如高山长存。因此，人们修祠建庙祭祀他，保护与他有关的遗迹，同时附会出大量的遗迹，一代一代传颂他的故事，以表达崇敬之情。
其次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在封建社会，为争夺皇位，父子兄弟君臣反目厮杀的事件层出不断。而诸葛亮身为两朝大臣，刘备在时，他竭忠尽智，为之奔走效力；刘备死后，他大权在握，独专朝政，辅佐其子更加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南征北战，出将人相，慎始全终，直至殒身五丈原军中。他的忠贞十分难能可贵，倍受统治者的青睬，所以被历代君王树为典范，让臣子效法。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要求大臣房玄龄等“企慕及之”，学习诸葛亮（《贞观政要》第十六）。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胸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乐于为君王所用。但是，昏君奸臣当道的严酷现实，使他们空怀建功立业之志，在具济世匡时之才。于是，他们撰文赋诗，把满腹幽怨借前代的明君良臣宣泄出来。杜甫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前后写了十多首诗篇，深情沤歌诸葛亮，在高度评价诸葛亮的同时，又借古人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感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
在社会*之时，在外族入侵之际，人民渴求安定，需要精神力量。“《出师表》上留遗恨，犹自千年激壮夫。”（薛逢：《题筹笔驿》）在宋元时代，人民在反抗北方落后民族的侵略压迫时，为了从诸葛亮的谋略智慧和多次北伐的精神中寻求力量，于是，编织出很多关于他足智多谋的故事，以激励抗敌御侮的斗志。
再次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沉积在人们心里的价值取向，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起的作用最大。
中国传统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提倡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人生的最大价值是道德价值，在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它要求后者服从前者，推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观，就具有十分强烈的伦理化特征，具有超功利的价值取向。受这种价值观的制约和支配，人们在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其好坏善恶，而不是根据业绩功过来判断其人其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以这种伦理型价值观对人物评判最为突出和典型的例子，可能要数三国时代的曹操和诸葛亮了。
诸葛亮与曹操相比，论才干，在理政、打仗、用人等各方面都稍逊一筹；论功绩，在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二人的贡献也相差一等。这些，在史学界是公认的。然而，千百年来，诸葛亮则得到过誉的称颂，名垂宇宙；曹操却屡遭贬斥，横遭唾骂。原因何在呢？一方面在于二人秉性品格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伦理观，产生了不同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是凝结于中国人心理中的传统价值观所作出的评价。
由于传统价值观的伦理化特征，中国人在评判人与事的是非时，总喜欢归为正反两类。例如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仁德与残暴、信义与狡诈、廉洁与贪污、聪明与愚笨、勇猛与怯懦等等。在两者之间；人们又总是推崇前者而摒弃后者。三国人物也曾被归类，清代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就称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忠绝”，而曹操则成了“奸绝”。这种不好即坏的分类是片面性的，不过，它宣泄了一个民族强烈的爱憎感情。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既是我们民族情感的表达和宣泄，也是一种文化认同。
3．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
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在1700多年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是一个滚动发展的过程，而且至今，这一过程并未结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每当在新的文化领域中有新的形式出现时，也会有新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出现。如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三国演义》邮票、三国人物文化衫等等，就是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形式。
各种表现形式的诸葛亮文化现象，有雅俗之别和古今之分，而且在内涵上也有差异。历史上的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当他迈进后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就被熔铸、再造了。人们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理想追求寄寓在他的身上，并作了种种艺术再造。所以，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的诸葛亮，已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他不再是某一历史人物的复制品，而是反映着再造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种种人物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
元代中期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刊刻的《三国志平活》，是民间艺人讲史说书的一个底本。书中的孔明是一个性格粗豪而有神奇本领的军师，兼备“人也，神也，仙也”于一身。他缺乏雍容儒雅的名士风度，也没有避世逸民的闲散习性。这是因为处在反抗外族压迫下的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和经验创造出的一个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人物。这与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大大不同。面唐代诗人笔下的诸葛亮是一个“大名垂宇宙”，受到明主知遇而“誓将雄略酬三顾”的一代宗臣。
无论是贤相的典范，智慧的化身，或者民间祭拜的神人，诸葛亮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后，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它凝聚着晋唐以来各类人们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了各阶层人们意识的折衷。
诸葛亮文化现象反映出的历史观，是一种英雄史观。中国传观文化中的英雄、神灵崇拜现象十分突出，对各种历史人物的崇拜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也反映出他们的种种愿望。对诸葛亮的崇拜，除去迷信和荒诞的成分外，则是古人对清宫贤相的崇敬和对太平盛世的渴望。
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重人伦关系，重精神境界，重整体观念，重修养践履等。诸葛亮文化现象反映出的道德观无疑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典型体现。我在《诸葛亮与传统价值观散论》一文中，指出了他的价值取向是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拙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3期）。评价诸葛亮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若以成败论英雄，则把事功作为评判的价值标准，那么，诸葛亮北伐的大业未能成功，兴复汉室的壮志未酬，他是一个失败者。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判的价值标准，充分肯定并弘扬了诸葛亮的尽忠、尽职、尽责精神和北伐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价值取向。
人类对智慧的肯定和崇拜是超时空和超阶级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创造出一个我们民族智慧的崇高典型，这一典型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各朝各代的人们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诸葛亮文化现象能够形成和发展，并进入今天的现代生活，正是因为它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超凡的智慧。
诸葛亮文化现象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它体现出的忠贞品格，坚定意志，折而不挠的精神，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等优秀品质，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表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在体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反过来对今天的中国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继续，中国悠久历史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应该大力弘扬，以为现代化服务。诸葛亮文化现象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部分，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
在当前改革开放时期，一些人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个人欲望采取放纵态度，为满足私利而不择手段，置道德法律、国家和集体利益而不顾，以致损害他人，危害社会。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所体现的重义轻利、尊公轻私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继承下来，注入现代社会的新鲜内容，把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起来，作为人们高层次的道德要求，用以扼制见利忘义的歪风邪气，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大业服务。
当前社会存在着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并存的现象，而发扬传统的理想人格，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诸葛亮文化现象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包涵有重责任，讲义务，积极有力，自强不息，提倡立德立功等内容。我们吸取其中的精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这对于振兴民族精神，补偏救弊，培养“四有”新人必定有积极的意义。
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我们当今的物质文明建设中能发挥作用，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这种作用，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日益扩大和深入。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谭良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