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变菜园（1960年秋－1962年夏）1959年，由于“大跃进”后的“浮夸风”和公社化后的“平调风”的影响，各地的农村公共食堂，不管原来是“穷队”的还是“富队”的，都出现了难以为继的现象。不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而且，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调，农村的生产力也受到严重影响，直接造成的结果是当年粮食产量骤减。上半年如此，下半年更甚。于是，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当时，作为学生所能直接感觉到的，就是这年秋天，我们的户口粮食关系重新迁回农村，改由各公社生产队供应粮食。但是规定，中学生由生产队统一售粮，每人每月原粮30斤，学生持生产队售粮单交学校膳食组，再出具证明到粮店转办《粮卡》，每人每月供应大米22。5斤。此时的农村公共食堂，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社员的粮食供应标准大为降低，按全劳力、半劳动力、无劳力等几个档次，规定粮食标准。食堂里早已改用饭钵蒸饭，那饭都是稀烂的，放凉以后就是一块不大的粄。不管大人小孩，三餐饭后，仍然饥肠辘辘。老百姓流传说“三两三，脚懒担”，（按：市制16两为1斤，每天定量10小两，平均每餐三两三钱，约合公制206克；“脚懒担”，就是说脚也懒得动。）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到后来，连“三两三”都保不住，农村公共食堂彻底解体，社员口粮分别称到各家各户，我们学生的口粮也失去保证，须由家庭自售原粮30斤。这样一来，许多家里卖不出粮食的学生只能自动退学。我们高一入学是六个班300多人，到高二时流生几近一半，到高三毕业，只剩140多人。同时，学生中还出现了许多水肿病人。在这样的一个长期饥荒的岁月里，我们在学校里是这样度过的呢？下面就是当时一些生活片段的简单忆述。之一校园变菜园“低标准，瓜菜代”不久就传染到校园，学校也相当同情学生的境况，于是，先后几次发动学生开荒种菜。起先，把校园东侧北门山脚下的“植物园”变成纯粹的“蔬菜园”。我们读初中时，那里种植有各种奇花异草，专门作为学生的实验用地，面积大约2亩多。如今为了响应“瓜菜代”的号召，学校把它转变为菜园，划给一个班一块。各班又组织学生锄地，整成菜畦，分给各组种菜。各组又像农民一样，根据季节，轮换着栽种各种蔬菜，虽然浇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同学们也管得很用心。种得的菜采下来称给学校膳食组，膳食组只记录各班产量，没有计费给班级或学生，菜是煮给学生吃了，但那是相当于“大锅饭”的“大锅菜”；也许让膳食组省出来一点钱，但没有让学生塞饱肚子。于是，学生种菜积极性大受影响，植物园变成了荒园。后来，学校看着问题管不了，也没有再强制划分。结果学生“各取所需”，谁爱种就谁种，爱哪儿种就哪儿种，种什么或者收多少，也随学生自主决定。但是，许多学生却不愿动手，愿意动手的人却会选择离水较近、便于管理的地方。这样一来，校园里的边角地，便成了首选的对象。特别是教学区的六角亭附近，离蓄水池最近，原先的花圃没有了，变成大大小小的菜地，学校的花匠也辞退了。先动手的先得，后动手的人，还是到得植物园去。所不同的是，收成的蔬菜，只要交一部分（大约是一半）给膳食组，还有就可以让学生自己煮了吃。再后来，随着饥荒的不断加深和学校“小炉灶”的普及，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菜地和更多的自主权，除了学生已经开挖种菜的以外，学校又发动各班把自己教室门前的泥坪也翻回来做菜地，而且规定各班种菜归各班所有，可由班级自主安排。这样，学生又有了积极性，用力锄地。记得那时正是春季，雨水较多，平时坚硬如磐的门坪，也变成了片片沃土。菜地里有抓紧补种的芥菜、毛脉、有合时的四季豆、苋菜、苦脉，有较迟的黄瓜、豇豆、茄子，等等。在那个半年里，整个校园宛如一片大菜园，处处充满了生机。菜地就在教室门口，课间时节，同学们往往站在门前的走道上，看着瓜菜的变化，从栽种、发芽、长叶，看到开花、结果，对自己亲手栽种、亲自管理的蔬菜，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到1962年下半年，我们毕业了，国家形势也有了转机。听说这些菜园也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逐渐恢复了他们的原貌。十几年后，我教到了一篇课文，名叫《菜园小记》，是散文家吴伯箫的作品。写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在延安蓝家坪种菜的情形，立即唤起了我对“困难时期”那段种菜生活的回忆。文中写道：“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这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感慨：虽然我们跟吴伯箫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是人生路上碰到困难却是同样难以避免的；我们在“困难时期”虽然对延安精神知之甚少，但是却有着类似的种菜经历；我们不仅在物质上得到了一定的收获，在精神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慰藉；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在“困难时期”不失信心，也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牢靠的精神基础。20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