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的中国大地上，大清朝正经历着其蒸蒸日上的“盛世”，然而与此同时却有一些亦真亦幻的“盗魂者”刮起了一场席卷整个社会的妖风，百姓、官僚、乃至君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无不深陷其中。
“叫魂”指的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妖术：它通过发辫、衣物乃至姓名得以盗取人的灵魂来为自己服务，而被盗者会立刻死亡。作为研究的主题，“叫魂”似乎也有一种魔力。借助这一事件的棱镜，孔飞力展开了不同版本的故事：民众对于妖术的恐惧；皇帝逐渐确信其谋反性质；官僚试图应付上下的压力。在对故事细致入微的叙述中，他揭示了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乃至角色心理之间的深刻关联，从而达致了对于宏观图景的丰富把握。
但是孔飞力并非是将以上这三个版本的故事并置，或是探讨不同社会群体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认识。整个事件和整部著作的整体性在于：“叫魂”作为一个独特的主题，唤起并汇聚了盛世之下的恐慌力量，这股力量在制度运作中被推波助澜，又最终偃旗息鼓。这是一个有关权力失却、权力攫取与权力限制的故事。
一、叫魂恐慌：民众与皇帝
叫魂”这一主题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将社会上下两极的恐慌汇聚在一起：“皇帝和普通百姓似乎分别抓住了一个爆炸装置的两个把手。”[1]叫魂者不仅游荡在平民百姓的家门前，实际上也作为幽灵游荡在皇帝的宫廷之中。基于此，“叫魂”（soulstealers）具有双关的意味，对应着双重的恐慌。
这双重的恐慌为我们揭示了盛世之下的阴暗面：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权所面临的潜在威胁。 1.民众：生存压力与陌生人
从表面上来看，18世纪的中国确是空前的盛世：百年的和平与17世纪的作物引进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长，白银从美洲大量流入，区域性市镇发展起来，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甚至引发了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江南地区，乡村与市镇的联系更为紧密，已经出现了商品化的农作物生产和专门化的市场。
然而1768年却是一个微妙的时间点。白银供应的增长尚未缓解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压力，稻米价格飞涨；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自由化伴随着买方市场，总有人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
伴随着生存压力的增大，三角洲与贫困山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导致大批人口的向外和向下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2]“陌生人”开始涌入社区，游方僧、道士和乞丐被民众视为一种未知的危险，而这一群体，恰好也是“叫魂”幽灵的主要成员。
但对“叫魂”的恐惧还来自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们认为躯体与灵魂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魂”有可能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偷走。而“头发、衣襟乃至名字”等有效中介物又使得法术摆脱了社区关系的限制，成为了一种陌生人也可以施展的“妖术”。 这些现实的与信念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状态：一个社区里游荡着不明来历的陌生人，携带着摄人魂魄的力量，这些力量加剧着社会经济生活本身所蕴含的不安全感，成为群众歇斯底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2.皇帝：合法性焦虑
乾隆的身份具有二重性：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皇帝，他不得不将政权建立在普遍承认的道德之上；但作为满族的首领，他又必须发扬和保护满族的种族特性。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使得政权合法性问题成为他的最大焦虑，而谋反、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则成为他最为关切的问题。
“叫魂”事件所包含的因素几乎触动了皇帝每一根敏感的神经：
“剪辫”与谋反。“辫子”作为清代最为鲜明的种族种族意象，在建国之初就由“削发令”发展出一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叫魂法术中的“剪辫”虽看起来并无这种意图，但是这一符号凝聚种族情感、制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
江南”与汉化。叫魂“发源”的江南是中华帝国最为富庶的一片区域，同时也是汉文化最为深厚的一片土壤。皇帝对于江南和对于汉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直接导致到他对该地区官员的深刻猜疑。
“叫魂”甚至直接触及到了“上承天命”的普遍合法性。一方面，国家权力的神圣化意味着清廷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力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应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但是叫魂的出现使得这样一个局面出现了裂痕。另一方面，“叫魂”所引起的民间恐慌如同天象，是上天不快的迹象和手段。作为手段，它必须被小心谨慎地对待。
如果说生命是百姓之魂，那么合法性就可以说是政权之魂。民众与皇帝的焦虑虽然如啻天壤，但是却具有相似的恐惧机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结；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叫魂”所触发的恐惧使得这个虚幻的幽灵具有了真实的力量。这幽灵如此可怕，它不仅迫使普通臣民去残杀生灵，也驱使一位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破坏性甚大的除妖运动。
3.真实的替罪羊
最终是“真实”的僧道乞丐为叫魂的“幽灵”埋单。为何这一时期的乞丐，以及没有具体所属的下层和尚道士会成为幽灵的“替罪羊”？
对于这些“叫魂者”自身而言，他们的处境或许只是一个时代特定状况下的悲惨遭遇；对于官方而言，这些游离于社会机构之外、无法登记在册的人员意味着“不受控制”的危险，也意味着对普遍价值“离经叛道”的危险；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是陌生人，与死亡和污秽接触的不洁的人，有可能对习俗礼仪造成破坏的人，拥有妖术的邪恶的人。他们既是最可能被指控的群体，也是最易遭到攻击的群体，因而孔飞力断言，僧道成为替罪羊，是国家上层与民众合谋的结果。
孔飞力用“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来描述中国帝国晚期这种生存压力增大，需要进行损失分摊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能力，权力存在于像“叫魂”这样的幻觉中，或者存在于铲除异己的机会中。
“叫魂”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对权力缺失的不安全状态的反映，在归罪与指责的过程中，它重新变成了一种对权力的渴望，如同“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3]
虽因失魂而致的死亡是虚幻的，但因指控而致的死亡却是血淋淋的真实。
二、除妖运动：皇帝与官僚
来自乾隆与普通民众的恐慌给出了大清盛世潜在威胁的一幅图景，并赋予了“叫魂”的幽灵以某种真实的力量。这一真实体现在百姓的歇斯底里和皇帝的寝食难安之中，并且在官方的除妖运动中得到“确认”。
然而在皇帝和民众的恐慌之间，无论如何有着很遥远的距离。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大半空白，都是由左右为难的官僚群体完成的。
从国家作为工具的角度看，官僚群体辅助皇帝进行除妖运动，以安定民心；但从国家作为制度的角度看，叫魂作为一类特别的事件，成为制度内微妙关系调整的契机。因此，“叫魂”既是观察社会图景的切入点，也是观察制度关系的一个空间。
1.第三个故事
官僚群体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叫魂”的呢？
起初面对民众的恐慌，他们必须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但出于实际的荒谬，他们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在常规行政的范围内，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展开的，息事宁人或曰“维稳”是其自然的第一反应，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捞油水的勾当，这种方式不仅无法真的祛除那些“虚幻”的幽灵，反而同时加重了在百姓和在皇帝心中的焦虑。
官员的瞒报和腐败在皇帝看来无异于对常规化、汉化等问题的印证。通过机要渠道的信息往来，乾隆掀起了一场“事关重大”的“除妖运动”。在这场不容置疑的运动中，行省官员们在荒谬的案件之间捕风捉影，看似尽职尽责，但疑虑始终存在：如何在对皇帝的赤诚忠心与避免冤狱之间寻求两全？ 行省官员的双重角色在于，他们既是官僚体制中的一个成员，需要在制度安排的框架内对皇帝负责；与此同时又是皇帝恩宠的对象必须尽全力维护这种私人关系的纽带。
2.官僚君主制：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
孔飞力将这种形式的政体定义为“官僚君主制”。高级官员的两种角色对应着君主控制的两种权力：“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常规权力包括弹劾、三年一次的考绩这类考评制度，六部的信息渠道，以及官员的正式晋升等等。但是与此相伴的则是常规制度的滥用、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官官相护的腐败状况。
专制权力则存在于常规制度轨道之外，如机要报告制度、宫中陛见制度、政治任命、文书中的礼仪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与手段试图强化官员与皇帝之间的个人纽带，同时打破省级官僚间的垂直网络。
常规权力意味着一种普遍的规则，也意味着对“至尊”皇权的“平等”威胁，而专制权力则是皇帝试图超越整个官僚制度，重申自己权威的努力。韦伯以来的社会分析认为，从长远来看专制权力会屈从于官僚的常规权力。
事实似乎的确如此，乾隆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官僚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汉人文化的焦虑，而他所试图推行的一些专制权力也屡屡受挫：如机要报告制度往往受到现场的共谋破坏。
但是孔飞力也指出，除了开辟特别的专制权力，皇帝还可以制造一类事件的空间，这类空间偏离了常规权力的轨道，并促使专制权力急剧膨胀。
3.“政治罪”
这类被称为“政治罪”的事件是各种谋反的集合，“叫魂”就是其中之一。这一事件的荒谬基础，恰恰使得它成为一个对个人纪律进行整肃的绝佳机会。
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情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政治罪这一类事件动摇了官僚们用以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皇帝借机“严饬属下、重申官场规范、强化个人关系”，从而得以在一个虚幻的基础上真实地发动了一场浩大的除妖运动。
但是即使在这种政治罪的环境中，官僚也并非完全任由摆布的群体，常规权力依然在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少数身居高位的大臣有资本和胆识“挑战”皇帝的权威终结这场闹剧；而普通官员也可以“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来实施自己的抵制策略；即使不是有意的抵制，隐匿情报、百促不动等官场恶习也足以成为一种障碍。 从“叫魂”事件来看，在妖术危机爆发、运作和草草收场的过程中，皇帝及官僚群体手中的权力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与此同时，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也充分显露出来：即使在一场以专制权力推行的“闹剧”中，常规权力及官僚群体仍然作为一种阻力存在着。
三、《叫魂》的魔力
叫魂作为孔飞力的代表，也是“列文森”奖的获奖作品，其魅力不仅在于其学术书写方式，也在于其深刻的问题意识。
从结构和文体上看，《叫魂》是一部堪称“优雅”的作品，小说家般的笔法带我们穿过扑朔迷离的案件，又对角色心理进行了细腻入微的刻画。几个版本的故事彼此交织成一部复调的作品，呈现出多层次的整体性。
孔飞力证明了许多二元对立的脆弱性。在《叫魂》中，他天衣无缝地结合了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个人心理与制度结构，从宏观到微观，从叙事到分析的转换得心应手。
《叫魂》的写作最初源于对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的研究，但最终体现的，是他对于“政治权力限度问题”的关心。这一关心是与整个“大恐慌”相关的：“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4]孔飞力将这种昔日的官僚制度比作“应急的锚碇”，其特性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尤其是上下合谋的狂热。
对官僚君主制的分析或许并无崭新见解，但是将它与恐慌及歇斯底里的社会状态勾连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魔力：锚碇在或不在，叫魂的幽灵总是似曾相识。
注释：
[1]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20页。 [2]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8页。 [3]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85页。 [4]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