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感
读《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感
哲学总是产生于我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基即文化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问题与动摇之时，产生于长期的文化传统遇到挑战和崩溃之时，“礼崩乐坏”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做法，它是从总体上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与追问。哲学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根本前提与背景，它不像其他科学那样是从学科内部产生的，而是从外部产生的。哲学是对人生根本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根本思考与回应，是对生命根本问题的引导。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哲学则是这种悠久文明的核心和基础。 中国古代哲学史相比较于西方哲学史要简单些，先有先秦时期百家争鸣，而魏晋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显得略为单调，除了佛教哲学之外，基本都是儒家哲学独领风骚，这种场景知道清末才有所缓解。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出诸子与王官关系：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有共同的经典作为思想的资源或出发点，中国传统哲学起源上的这两个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实际上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与探究。先秦诸子“论实际问题之语，诚较空谈玄理者多”，在思想方面更是人人推崇要对世道人心有所匡正，例如，孔慕大同、老称郅治、墨尚兼爱。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就只有实践哲学，相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往往都是从实践问题上升到思辨问题。中国古代的哲学都是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进入汉朝后，儒学与道学争斗不休，又不停的相互补充，逐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要取向。汉初黄老之学盛行，黄老之学对经历了长期苛政，和战乱后的汉初，在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武帝即位后面对着虎视眈眈的藩王和匈奴，黄老的无为之治已经满足不了西汉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武帝“罢黜百家”。至此，西汉完成了统治思想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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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很深的现实联系，它是以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根基，能在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儒学中关于树立纲常名教、确立宗法等级秩序、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政治伦理规范等基本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必需。两汉之后，儒学的地位虽每况愈下，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在确立王道政治和宗法制度等方面，其理论作用并未丧失，尤其是在伦理道德的领域内，其权威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三纲五常”依然是包括割据政权在内的每一个朝代所依赖的指导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儒思想成就了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玄学与汉代儒学不同，汉代儒学以经学位主流形态，其思想资源大多在先秦儒家的六经，注重以师法和家法相传而授，很少融合儒家之外的其他资源。玄学在其产生之初，以名理之学为依托，试图融合儒、道，阐幽发微，究竟天人。至东晋，又多与佛教思想相融而和。玄学不仅是一种哲理形态，也是一种生活形态。玄学家们力图通过以现实生活作为践履他们玄思的试验场，努力以生活进程本身知内在超越的可能性，希求呈现出人性和生命本身的双重韵致。所以说，玄学的本质还是一种实践哲学。
佛教至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从一种外来的印度宗教，最终演化为富有汉文化特色的中国宗教。在其扎根中国社会的艰难历程里，佛教与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本土思想既冲突又融合：一方面佛教始终在接受中国固有传统的思想整合，在汉代被视为求神成仙的道术，在魏晋又被比为附为玄学清谈，到了隋唐则形成了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宗派；另一方面，佛教也在改变和丰富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道教的唐代重玄学、宋代内丹学，儒家的宋明道学，无不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激荡。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互动，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壮阔历程，其实也是中国佛教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佛教受中国本土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思想源泉之一。佛教的心性论即使佛教与道教的契合点，也是儒道两家哲学发展的理论刺激。佛教的宇宙论，实践论，生命观，伦理观等，也都丰富了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
在佛教昌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基本完成，道教不同流派及其相关经典的大量涌现之时隋唐儒学一方面在承续汉魏经学，另一方面又在同佛道思想交涉，也最终导致了儒学哲学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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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是心学思想风靡天下的历史时期，程朱理学遇上了空前的挑战。王守仁创造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即阳明心学，从而打开了明代学术新的格局。阳明心学与正统的程朱理学是背道而驰的，它强调必须“返求本心”，这也是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根本分歧。心学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在知识界孕育出了一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为人们开辟了一种思想的自由风气。
清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的控制，大力提倡朱理学，重用理学名臣，刊刻理学名著。又通过威迫利诱、阮永见识的两手一方面推行开科举取士，设立使馆，查禁反清书籍，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寓禁书于修书等一系列文化政策，不仅圈定了清代知识分子治学的范围和个人学术导向，而且也构成了清代哲学新的表现形态。
哲学就像历史一样绝不停滞不前，中国哲学两千年里也是有许多发展的。创新的力量总是与了解过去的能力成正比，了解和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可以培养我们的哲学能力，从而继承和发展当代的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