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观人物小传
魏观，字巳山，是湖北蒲圻人，读书人出身。元朝末年和很多喜欢玩隐居的文人一样，在蒲山隐居。当朱元璋下武昌和陈友谅打仗的时候，魏观就结束隐居，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算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
魏观历任国子监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两淮都转运使、起居注等，中间罢过官后又复出，66岁时请求退休。退休前魏观的官做得不错，由于朱元璋当农民乞丐那阵子吃过没文化的亏，所以当上皇帝以后特别喜欢花钱招揽一些文人贤士，魏观的工作大部分就是帮助老朱完成这项人物，“访求遗才，所举多擢用”，于是朱元璋对这位老臣很满意，退休前还给魏观提了一级，\"赐参政俸\"，让他回家好好的安享晚年。
明朝初期，苏州地位重要，政务繁杂，而且因为曾经是张士诚的根据地的缘故，一直是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放在今天来说就是所谓的政治敏感地区。而苏州百姓对于那位心肠比较软的张士诚还是比较怀念的，虽然朱元璋已经统治了天下，还是偷偷地烧烧香拜祭他，为此朱元璋是咬牙切齿，采取了众多的抑制苏州的政策，还特意派了一个厉害的角色——陈宁前往担任知府。但是陈宁为政苛刻，横征暴敛，用烧铁烙百姓的肌肤，官吏和老百姓们暗地骂他\"陈烙铁\"，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决定要再派一个得力亲信前去，于是想到了魏观。在朱元璋眼里，魏观是完全符合他的要求，这个他当年攻打武昌时吸纳的读书人，有思想、有才干，也有政绩，明朝建国后，还做过太常卿、翰林侍读学士等高官，有相当充实的工作经验。那一年，魏观66岁，刚刚获得恩准，与宋濂等几个开国重臣一起光荣退休。他正准备从水西门上船返乡，被朱元璋派来的使者追回，请去奉天门参加宴会。
魏观到任苏州后，废除了陈宁的苛政，宽厚为政，苏州顿时政化大行，把“明教化、正风俗”作为治理重点，课绩为天下先，可谓是政绩斐然。这和他的才能有关，文人出身的魏观和文化气浓厚、文人众多的苏州很合拍，他招揽人才、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许多政策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高启。高启是魏观命中的一道劫，具体我将在下文有描述，这位高启曾经也是高官一名，后来辞职回到苏州做起了隐士（我发现这些文人没事就喜欢隐来隐去的）。高启做官的时候就认识了魏观，还当过魏观的下属。于是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魏观到苏州后，高启特意搬到城中夏侯里居住，方便两人欢聚交流。他们两个还不知道，厄运的轮转此时已经开始慢慢向他们驶去。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高启这个人，在历史上高启比魏观名气还要大些，他是明朝初期的文坛代表人物，隐居那阵子文学成就声名远扬（我也不知道隐居了还怎么扬这些东西的），33岁就被被朱元璋招揽去修《元史》，而后就像做了直升飞机一样做到了侍郎的高位，由于升迁速度太快，曾经的小隐士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不适应，于是向朱元璋请辞，这激怒了朱元璋，按理说明朝待高启不薄，老朱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高启却不领情，还当众请辞，要重新浪迹山林，这不是摆明了拒绝和新王朝合作么。而且高启还曾写诗在朱元璋心里埋下了祸根，但碍于其文坛领袖的象征性意义，朱元璋忍住了发作的念头，接受了高启的辞呈。
但由于魏观的爱才与关注之心，他们还是成为了好朋友。第二年，魏观擢升为四川省参知政事，结果苏州百姓上书朱元璋不让魏观走。朱元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接掌苏州，只好同意魏观留任。
话说苏州是个繁华重镇，当年张士诚霸着苏州就是因为它的富饶，倒私盐出身的张士诚亦成为当时三支造反党中最有钱的那一拨（剩下的陈友谅和朱重八同志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但苏州的府衙却是原来的水司衙门。如上所说，张士诚在苏州是把府衙拿来当皇宫使了，而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时候一把火烧了府衙。以致明朝建立后，苏州府衙多年来都局促在水司衙门的旧房中。直到洪武七年，魏观看着苏州的问题大致上已经得到了解决，他才决定改善一下自己的办公环境，打算在张士诚旧宫殿的基础上重修府衙，同时治理一下城中的湫溢（春秋吴国时修的水利工程），计划疏浚河道减轻水患。按理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好事，魏观在工程立项、决策拍板和召集民工等各个环节都没有违反程序，貌似不会出任何问题。
这时蔡本出场了！蔡本是苏州指挥使，和魏观就是书记和县长的关系，一直以来嫉妒魏观的光彩政绩。他向偷偷朱元璋报告：“蒲圻（即魏观）复宫开泾，必有异图也。” 这可不得了，“复宫开泾”一旦和“异图”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朱元璋接报后，立刻派了一名御史张度前去查实。张度到了苏州，不动声色，装扮成一个搬运工暗中监视。
在那时候要建房，上房梁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好兆头，得写一篇像样的上梁文。谁能写一篇像样的上梁文呢？魏观想到的当然是自己身边的苏州大才子高启。上梁这天，魏观给每个民工赏了一杯酒，那位极具敬业精神的张度同志混在民工里推辞不喝。而此时，高启文思泉涌，瞬间做完了一篇《上梁文》。张度在心里默记下高启的《上梁文》，然后考察一番后，回京向朱元璋递交了调查报告。
朱元璋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的时候勃然大怒，因为发现其中有“龙蟠虎踞”四字，这四个字要是形容某地地势雄伟，通常是用来形容京城的。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但由朱元璋看来，这件事就不只是用词不当的问题了：第一，前面说过，
苏州是政治敏感地区，这苏州府衙原来是张士诚的宫殿，你形容该地\"龙盘虎踞\"，那张士诚是龙呢还是虎呢？如果张士诚是龙虎，那我朱元璋又是什么？第二，苏州府衙现在是魏观的府衙，你魏观在那里龙盘虎踞，到底要干什么？结合之前高启请辞前的一系列举动，朱元璋得出结论：原来他是要推翻新王朝，怪不得拒绝和新王朝合作呢。由此，说高启和魏观两人大不敬还算是轻的，说你们图谋造反也不为过了。
于是这次事件被定性为一次“谋逆”事件，魏观、高启、王彝以“浚河扰民”与“修府治兴既灭之基”之罪腰斩于市。魏观的这一生终于在这样的冤屈中画下了句号。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魏观案”。
照我看，“魏观案”定案太过于主观，主观到连朱元璋自己本身都不太确信是否真实。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仔细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了。首先，魏观已经69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69岁老书生有什么造反动机？而且魏观跟从朱元璋多年，也是老一辈的开国功臣了，早不造反晚不造反，为什么要在这个国情稳定的时候造反？其次，朱元璋之前亲自在此设立了苏州卫指挥使司，留有大批军队镇守。蔡本就是苏州指挥使。魏观作为知府，指挥不了苏州卫的军队，拿什么造反？第三，\"复宫开泾\"，前者属于改善政府办公条件，后者算得上是兴修水利，怎么就和造反联系起来了？于是明朝政府允许魏观以礼归葬，朝廷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祭祀，算是给予了实质平反。而高启的情况和魏观的情况不同，那也是题外话了。
据明代《吴中故语》里称“蒲圻硕学夙充，性尤仁厚，偾监之久，大得民和。”魏观本来是想作个好官、留点德政，报答一下苏州百姓的一番美意，然而却酿成了这千古奇冤。
回看魏观的一生，他善识人才，为朱元璋招贤纳士，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又临危受命，一头挑起苏州的大梁，宽厚为政，受百姓的爱戴，为后来苏州文化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心怀坦荡，无视同僚的排挤，蔡本嫉妒他的政绩，他亦不多修补二人的间隙，他爱惜人才，重感情，与朱元璋的眼中钉结成忘年交，从魏观的身上，我们感悟到他为官一方的清彻，他为社稷繁荣，为民做事，为士子着想，他有一种胸襟，一种境界，这种胸襟与境界蕴涵着从政者必备的传统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