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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

发布时间:2020-03-02 03:03:22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论《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

《水浒传》中最具有争议的人物形象那就不得不说是宋江,宋江,一个半农半吏的地主阶级与封建知识分子的结合体,他孝义,他谦虚,他仗义,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又充满了抱负,但他却又难以跳出时代的怪圈。蓼儿洼上的一抹黄土,那是他的悲剧,也是作者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宋江的形象:

一、胸怀大志、患得患失

作为郓城县刀笔小吏,宋江生逢末世,胸怀大志。《水浒传》第十八回对他出场的描写是:做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的好汉。他为人排难解纷,济人贫困,周全人性命,注意收拢人心。这是乱世枭雄的首要特点。不过,宋江不以武艺称雄,也不以文采见长。他抑自身短处,扬自己长处,重点在做人上下功夫,而不重于做事,深得征服人心的奥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及时甘雨四方称。在豺狼当道,社会黑暗混乱的季世,宋江的早期活动突出表现了他处心积虑图谋天下的抱负。只是因为时机未到,才暂时守着刀笔小吏的岗位,上通官府,下结豪杰,只等时机来临,揭竿而起,聚积好汉,养成势力,摇动天下。正所谓“他年遂得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那时候,北宋王朝承平日久,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徽宗荒淫无耻,重用蔡京、高俅、杨戬、童贯等四贼,政治腐败。他们公开卖官鬻爵,养拉私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英雄豪杰试图靠文才武略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不可能的。即如蔡京以翰林学士出身,实非因才略见用。他凭着早年遭迹端王,当上老师,工书善画,投合端王;又凭着几十年的官场操练,练就一身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本事,把小主子伺候得烫贴舒服。一朝端王登基,蔡京夤缘而上,成为当朝太师宰相。浑如明朝大奸臣严嵩以善写“青词”阿附世宗嘉靖皇帝的路数。其他象高俅、童贯、杨戬之流,千箾之辈,亦皆因遭迹端王,迎合端王通熟浮浪子弟门风,里外帮闲,无非吹弹歌舞,踢球打弹,相扑玩耍,做低服小,委屈忍让,慢火煎鱼,持之以恒,把一个“捧”字做到十二万分。一旦公德圆满,遂篡

1 庙堂高位,连亲结党,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扰乱天下。

另外,宋朝鉴于残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尽夺藩镇之权,世于谨守祖宗“守内虚外,强于弱枝”的立国原则,事权分散,人浮于事,形成见官见兵见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徽宗让高俅、童贯等无知奴才掌兵权,不必提防篡位之患,但奴才治国治军无方,维护自身权位却煞费苦心,如此逐层蔓延,形成一个腐败低能的官僚体系。国力日益衰弱,社会愈加黑暗。尽管如此,但北宋末年的政治腐败还没有导致大饥荒、大瘟疫等天下大乱。所以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在这种形势下,宋江想成大器很难。他试图走一条造反之路,又不敢冒造反失败的风险,只好过早地放出“天子圣明,奸臣当道”、“替天行道、赦罪招安”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声音。宋江的这种腔调一直持续到最后,体现了他虽然胸怀大志,但面对现实又患得患失的衷肠。这块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自相矛盾的招牌,体现了宋江的政治动摇性,使天下多少英语好汉望而却步,使多少梁山好汉心灰意冷,又大大削弱了梁山义军的斗志,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二、仗义疏财、网罗豪杰

宋江试图以江湖领袖起家,早年就注意从生平小事起,仗义疏财,受人喜欢,日积月累,名闻遐尔。他不仅仅结识江湖好汉而疏财。例如第二十回里,他一听说阎婆有难,当即写贴让阎婆去支取棺材,又另付十两银子做送葬费。第二十一回叙述他资助唐牛儿,许给卖汤药的王公一具棺材及送终之资。在清风寨他厚待华荣手下;在江州牢城营买上买下,自管营至囚徒,无不欢喜他。正是因为他所到之处,善待凡夫俗子,才赢得在江湖上有最响亮的名气,令天下豪杰倾心向他。遇难时投奔他。面对他来说,网络豪杰更重要,也更热心。《水浒传》第十八回道,若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地是挥霍,视金如土,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在这方面,宋江比柴进、晁盖更成功。按第十九回,柴进作为一个大财主,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他认识到家族危机,结交豪杰为留条后路,无心做江湖领袖。小旋风比不得及时雨得了民心。作为江湖领袖,容忍不良品性比善恶分明更重要,在收买人心方面,宋江更成功一些。

仗义疏财的目的是网络豪杰。有江湖声望而不去奔交,专等豪杰遇难投奔,结识的豪杰就很有限。在梁山好汉中,受柴进资助结交的有杜迁、王伦、林冲、2 武松、石勇、宋江兄弟;受晁盖资助结交的有白胜、刘唐、阮氏三雄。受宋江资助的有武松、李逵、薛永。而因奔走结交,被宋江网罗上梁山的先有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吕方、郭盛、石勇、后有戴宗、李逵、李俊、李立、张横、张顺、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侯健等,到第四十一回宋江正式投奔梁山时,40位头领中属宋江网罗上山的有25位,属晁盖网罗上山的仅是7个,甚至晁盖等一行8人也是宋江报信纵放上山的。于是晁盖对宋江谦让山寨第一把交椅。宋江虽推辞过去,坐了第二位,但是当即发号施令,让梁山新旧头领分左右两边坐下,属宋江网罗上山的新头领待日后出力多寡,再排座次。新旧头领的数目为27比9,明显宋江占了极大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仗义疏财,宋江也非胡滥使钱。第三十八回里,及时雨会神行太保,一文钱未花,也网罗一条好汉。可见疏财与否,完全服务于网罗豪杰的需要。客观地说,宋江、晁盖、柴进等仗义疏财,结识的豪杰多是风尘中不安分之人。贪官污吏盈天下,苛政猛于虎,百姓就认强盗为义士。宋江以笼纳英雄自负,所过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揭阳岭、浔阳江、强梁豪杰皆望风下拜,敬服归心。朝廷上权奸当道,屈压俊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林冲、杨志、花荣、裴宣、宣赞、鲁达、薛永等正直耿介,落魄潦倒。世俗还以为他们头脑僵化,不合于世。他们被逼上梁山,是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宋江对他们也重加网罗,为其所用。奔走结交是宋江网罗豪杰的鲜明特点。生平疏财买下江湖声名,时机成熟时他会积极摘取胜利果实。杀了阎婆惜后,阎婆大闹郓城县。第二十二回里,朱仝义释宋公明,与宋江商议投何处去好。宋江虽欲上梁山,却要先投托三个去处:一是沧州横海郡柴进庄上,二是青州清风寨花荣处,三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目的是结交多路豪杰,一块拉上梁山,免得单身投奔梁山,恰似走投无路。如此权威扫地,谈何施展人生抱负!宋江计划投托这三个去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结识、网罗那儿的好汉,收为知己,一同投梁山泊。事实果然不出所料,他先是结识了武松等人,后又凭着他在江湖上的名声收纳了许多英雄好汉;最后这三处的好汉都被他拉出来投归梁山泊入伙,自成体系,与梁山泊旧有人马相差不多。到第三十六回,断配江州途径梁山泊时,宋江完全能山山入伙。表面上宋江害怕不忠不义,以格尊父训相辞,不愿上山落草;实际上他仍嫌此时上山实力不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宋江在前面已犯下杀人落草、造反谋逆的大罪。后来 3 在江州浔阳楼仗着酒醉掩盖,故意索借笔砚题下反诗,留下籍贯姓名并配军身份,掀起风浪,闹了两处州郡,仍到梁山泊落草。综观前后,可知他根本谈不上格遵父训,害怕不忠不义。上山落草是他实现抱负的基本条件和一贯想法,不存在所谓父训,忠义的顾及。最后连宋太公也随他落草梁山泊,谈什么不忠不孝,清白姓字了宋江胸怀大志,太公有所察觉,但父子天伦胜过愚忠观念,太公后来支持他落草梁山,公开造反。所以,断配江州途径梁山泊,宋江嫌上梁山入伙的时机仍不成熟。因为他拉上梁山的头领和人马仍少于梁山泊旧有人马,他的威望仍不如晁盖。此时上梁山泊坐第二把交椅,今生今世难以施展平生抱负。要上梁,必须拉更多的头领和人马,占有绝对优势,然后再通过自己的为人和战功,潜移默化、架空晁盖,初获基业。

断配江州,宋江收买或结识十二位好汉共三伙人马,再加上黄门山下收罗的欧鹏等四位好汉及一伙喽罗,极大地加强了宋江等新投梁山头领的阵容,形成梁山泊新旧头领人马成三比一的态势。而这些新头领几乎全部是宋江网罗上山的。宋江在梁山泊已具实力,只是坚持不肯即夺晁盖寨主之位,是怕别人说闲话引起众人不服。相对于图谋天下的抱负,获取梁山泊的这点基业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在漫长的奋斗历程中,网罗好汉仍是宋江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梁山泊,宋江待各位头领十分温和,从不轻易发怒,对有本事的人才,小恩小惠,为其所用。第四十七回里,晁盖一怒之下要斩杨雄、石秀。宋江力劝晁盖并抚谕二人,正面严厉与实际宽容结合得恰如其分,初步从感情上网罗了这两个刚入伙的好汉。其他头领也打心底里舒缓了一口气。这种对不良品质的容忍成为一种看不见的控制力,大家的心灵天平自然朝他倾斜,不敢不敬,无怨无悔追随他。三打祝家庄后,舍弃扈三娘,既还了当初对王矮虎所许的愿,又昭示自己坦荡无私,众好汉都称颂他仁德,他的威信日益提高。

收纳降将也是宋江网罗豪杰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于俘虏的一般军官好汉,宋江亲释其缚,请入帐中,以礼陪话,好言抚慰,又自诉造反出于无奈,来日招安报国云云。于是,彭玑、凌振、韩滔、项充等意气相投,愿意入伙做个头领。对于捉到的朝廷重要将领,宋江亲解其缚,扶入帐中,纳头便拜,以山寨第一把交椅相让,仍诉之以无奈上山,愿意异日招安报国等等。如此体面忠义,不由你不被感化,为他效犬马之劳。呼延灼、关胜、董平等皆因此回心转意,成为梁山泊 4 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对宋江而言,吴用是最难征服的。吴用与晁盖自幼结交,亲密之至。宋江看到吴用一心想干大事,闹出名堂,以求青史留名。晁盖只管江湖义气,割据一方,富贵安乐,哪管青史留名。于是宋江与吴用多谈胸中大志,吴用也甘愿为其所用,疏晁亲宋。

三、童谣天书、神化自己

陈胜、吴光的篝火孤鸣,刘邦斩白帝子起义,刘秀的谶纬理论,无不体现了图谋天下者利用封建迷信,故弄玄虚,从精神上统治人民,抬高自己的斗争策略。《水浒传》第三十九回里,蔡九知府对黄文炳说: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敢有作耗之人,随即体察剿除。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因此嘱咐下官,紧守地方,黄文炳寻思了半晌,袖中取出宋江所吟反诗,呈与蔡九知府道,事非偶然也!结合宋江浔阳楼所题反诗与街市童谣,他指出:“童谣应在宋江身上。黄文炳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也不难作出这个判断。甚至可以说,宋江需要蔡九知府获得这个判断。这个判断以及后来事情的发展,是宋江刻意创设的剧本。显然,他用京师童谣来为他投身起义事业作社会舆论准备,也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警惕。第四十一回里,梁山泊重新聚义庆筵时,宋江大谈京师童谣,故意宣扬神化自己,这就初步以众好汉的精神信仰上潜越了寨主晁盖。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超越晁盖,他还策划了个天书奇谭。在第四十二回里,宋江于还道村得梁山众头领接应脱险后,装神弄鬼,故作玄虚,在马上以手加鞭,望空顶礼,称谢神明庇佑之力。这自然就引出了九天玄女娘娘传授天书三卷的说法,似幻亦真。天书只与天机星同观,真耶假耶,只有吴用明白。而吴用一心想干大事,闹出个名堂来。九天玄女传书,宋江得天之助,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冠冕堂皇,巍然屹立,扭转了被封建道德视为“逆贼”的污蔑。别说吴用巴不得有此一说,就是其他粗直的梁山好汉听说后也心安理得,乐意接受。这比托塔天王晁盖移塔镇鬼要高明很多,宋江进一步成为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天命所系。但是,天书神术罕见施展。惟有第五十二回里,天书秘咒稍有展示。宋江临阵用功,背通了第三卷回风返火的咒语并秘诀,才赢片刻,又被高廉妖术所败。你说天书可助宋江辅国安民,替天行道,未料尚不能胜区区妖法;你说要宋江善观熟玩,未料宋江临阵用功。难怪他道行不高,诚可悯也!

四、义气道德掩盖则无限心机

智取生辰纲成功,晁盖投梁山泊做了寨主占了先。这对宋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经过大闹清风寨,断配江州路,虽然他网罗的大批好汉上梁山占有绝对优势,但在道德义气的表皮下他仍只能屈居第二把交椅。在以后漫长的奋斗历程中,他只有仁义和气,做好人情,多立战功,潜移默化,才能架空晁盖,控制梁山。晁盖不注意抓梁山泊人事大权。第五十一回里,他让吴用与宋江商议决定山寨职事。宋江凭着自己网罗上山的好汉占绝对优势,安排心腹头领牢牢地控制了梁山泊各方面大权,初步具备了架空晁盖的基础。为了加强他在梁山的地位,在晁盖去世前的历次征战中,跟随晁盖上山的旧头领一般都被安排同晁盖一块守山。不被重用,而被重用的除林冲外,皆是宋江至交或心腹。然而,道德义气的表皮还是要有的。本来,以宋江、吴用和梁山人马,打破曾头市,活捉史文恭是完全办得到的。那样,梁山泊不拘那位头领活捉了史文恭,按晁盖遗嘱就会成为梁山寨主。对宋江而言,这成何体统!思前想后,他引出卢俊义这位山外之热来活捉史文恭,纵使成功,也难坐梁山寨主之位。

抱负远大的宋江与兄弟们亲热的同时能保持适当的距离,留着一层虚假的孝义表皮。第三十六回里,宋江途径梁山泊,上山少叙。晁盖等苦劝宋江留下。宋江嫌时机不成熟,,又不好推辞,一下子急哭了,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这一哭,谁敢强留?这哭还真有学问呢!晁盖临终为传位于宋江,而宋江见晁盖死了,比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如此义气,谁还怀疑他的无限心机呢?

五、致命的误区

尽管宋江具有起义农民的英魄气概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是也有自己的误区。他看到天下大乱的局面没有出现,全国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没有爆发,推翻北宋王朝需要长期艰难的斗争,对割据梁山泊的前途严重信心不足,不敢冒起义失败的风险。学初“敢笑黄巢不丈夫”以起义失败为耻的豪情壮志被招安归化、青史留名的自欺欺人的想法取代。政治动摇性造成了他的误区。这样,他开始一步步走入陷阱,走向死亡。

在宋徽宗心中,宋江等永远是贼寇,危及江山,必须斩尽杀绝。宿元景不自觉地扮演着帮凶的角色,把宋江哄得团团转。利用宿元景的奔波,宋徽宗以暂时 6 的退却、妥协、合作代替了围剿的狰狞面孔。宋江、吴用竟未能参透宿元景与蔡京等“四贼”目标一致,方法不同。他们心存侥幸,用昔日兄弟的血躯染红自己冠冕官袍。结果他们的下场与方腊一样,甚至不如方腊;兄弟们为宋徽宗以下的“四贼”收捕残害宋。“四贼”最后挨骂仅仅是徽宗为掩人耳目罢了,这种假慈悲真是可憎。

总之宋江及梁山泊的失败,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与保守这一性格决定的。封建大统一的思想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同时他有时时刻刻为自己的兄弟千古名声着想,他对朝廷抱有着幻想,幻想着在那里实现理想。而宋江作为一个半农半吏的地主阶级与封建知识分子的结合体,他谦虚,他仗义,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又充满了抱负,而在封建礼教熏陶下的他却对自己及梁山泊的信心严重不足,导致他难以跳出时代的怪圈。蓼儿洼上的一抹黄土,那是他的悲剧,也是作者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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