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浙江高考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
【注意】①题目自拟，观点自定。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③不得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套作。
60分
品·格（59，39，48—58—60）
人品之于格调，犹如花之于瓶。花美，自玉瓶相衬。而空得一只精致优雅之瓶，未必得一奇绝独美之花。
故有贞行高节之品，其文之格调必卓然清洁。而虚附格调之风雅，未可知其人品之高下。
抱朴子有言曰：“朱绿之藻，不秀于枯河。倾山之流，不发于涸源。资不厚，则其惠也不博。才不丰，则其辞也不赡。”没有高洁的人品，犹如干涸的河道，无源的山泉，怎么可有会有华丽的水藻，不尽的长河？古今中外，凡性情贞洁高尚之士，其文无不充满了生命的深邃。那是颜真卿的“政可守，不可不守”的宽原磅礴，是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坚定追求，是谭嗣同的激昂鲜血，是鲁迅的辛辣笔墨，这样卓然不群的格调，是铮铮风骨的再现，是人品操行的反映。
有不俗的人品，方可有不俗的格调。但竟有不凡自命风雅的斗方名士，以为有了不俗的格调便可逆推出自己“不俗”的人品。他们的可笑之处在于，格调的高雅与人品的清高之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等号。当年乾隆皇帝盛赞赵孟頫赵体之矫健流畅，认为其字“柔中自有镔铁骨”。郑板桥则不以为然，直言其字谄媚，“宋之降臣，何骨之有？”字且如此，人亦如是。那些投降失节的汉奸中，不乏有不同于俗的文章格调。他们纵有如此之格调，却依旧难觅半点不俗之人品。这份不称其人的反差，犹如明镜不幸遇嫫母，良砚不幸遇俗人，宝剑不幸遇庸将。实为格调之不幸也。
因此，格调与人品，用数学的推论方式来阐释，是单向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故与其附庸风雅地渴求一份格调的虚无外表，不如坚定不挠地精炼一份不俗的人格。在那段对人格人品的追逐之中，哪怕前行之路充满困难，黄沙漫天，荆棘刺足，你依旧会发现那份不同于俗的格调，只不过一直陪伴于你。而当你放弃人格，放弃操行时，这份不俗的格调，却已自顾自地离你而去，反差之大，只会使你继续咬牙坚持。
而当我们坚持这份人品，追求这份人品时，与这同来的，不仅仅是不俗的文章格调，还有更多更深邃的生命意义。那是对生命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这份格调不再拘束于锦心绣口的文辞，而外化为整个生命，渗透这拥有不俗人品的灵魂。
黄虫至秽，化为蝉而饮露于秋风；腐草无光，变为萤而耀彩于夏月。于人品，心既写之，定能使格调化腐朽为神奇，臻于一份生命的淳真。
雨落花蕊，甘苦各现（58—60）
1
写文如金圣叹先生曾说：雨落花蕊，甘苦各现；水入容器，方园自明。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忠实地表达着自己与内在世界的一致。
然而这种一致的自洽性是可以作伪的。古今中外，沽名钓誉者甚多，虚情假意者亦不乏，然而此高雅非真脱俗，只是扯着喉咙模仿他人。灼眼之下，东施之态，邯郸之姿，便一目了然了。
胡兰成与汪精卫，都是旧中国深负文才之士，前者惹张爱玲的青眼。后者也是留洋海外，为文直洌。然而在他们叛国之前，并非没有行为与文章中的表现，如同王维的辋川之作，看似清远超然，实则渴慕朝野，其高雅之真假，若与鲁迅的话、倪瞻的画相比便一目了然。可以说，作品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性格看似的背离，实则虚伪的矫饰，经不起推敲与比较。
张中行先生在《负喧谈话》中评价朱自清先生性情敦厚，行事澄明慢条斯礼，这与我们在《背景》中所想见的那个朱自清，在《荷塘月色》想见的那个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独步踱步的朱自清是一致的。先生一直嫌自己行事拖沓，希望形成雷厉风行的性格，然终不果，这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他始终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冷静的观察者，更非以奇诡辩论，波动跳跃的思维来让我们折服的斗士。这是每个人诚心正意行文行事必然的结果，如雨落心蕊，甘苦者观；水入容器，方圆自明。
世界如果显得凌乱不堪，是因为看他的眼睛凌乱不堪，因为读他的心凌乱不堪。这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爱默生所说的。一个人心中怀着怎样的情感怎样的态度，世界就呈现出什么模样什么恣态，而再经过言语加工后的表达，自然就呈现怎样面貌与味道。
古之学也，入乎眼，著乎耳，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这便是说人的行为是与心里的观念学识互相协谐的。
林语堂先生在评价莎士比亚时说：对一个作家最高的评价，是他像大自然本身。他并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他只是观察、感受、记录并最终离开了。这似乎反对了作品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一致的观点。因为“天地无情”，往深里说，这却是个论题最好的佐证，作家要作到绝对客观，首先是摒弃了偏执与自我的偶然性的，尔后以绝对的冷静与疏离面对万物，才能做得到莎翁这样伟大。他是容器，却要以近乎无形，因此他的作品“豪华落尽见真淳”，他的性格是近似自然的公正与客观。如同一切美是无蔽的真理之显现，他的剧作便是他完整人格的映射，近几完美。
俗务，在诗人笔下便是诗，在哲人眼中即是思，在凡人看来仅是事。此间真意，真如才子金圣叹所言，“雨落花蕊，甘苦各现；水入容器，方园自明”罢。
我手写我心（58—60）
明代公安派作家有着这样的为文之风：“为文必独具一格，不拘性灵，非以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在我看来，这便是对“言为心声”的最好诠释。
你心中汩汩然流淌着的是什么，你笔下流淌出的也应是什么。怪侠金圣叹有二十四个“不亦快哉”流传于世，那便是他的心中所想着的人间愉快。但现今社会或者说是古今社会上总有艺术家不能使其为人与作品相称的现象，究其根源，原因大致分为两种。
一类是作家在虚名浮利之中失去了自我，沦为了全为稻粱谋的“作家”。李绅因为写《悯农》而闻名内外，却不想他后来竟成了一个奢侈无度的豪绅，他的为人也就不能与诗中所云相称。另一种情况便是难言了，虽有“物不得其平则鸣”之说，但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有时“鸣”却是极为困难的。李贺诗中雄
2
奇的想象，奇诡的诗风看似另类，却恰恰包含了他怀才不遇之悲愤。至于晚唐李商隐，其眼中的蜡烛泣泪也是他的胸中之苦闷，只是无法直接诉诸笔端。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言，“大丈夫见意于篇籍，寄身于翰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附于后。”在科技发达言论自由的今天，我们应强调“我手写我心”，而不是无病呻吟或是穿蠹经史，一个现代公民应能够并且能够恰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文字指点江山。
现今社会已基本没有“难言”的限制，我们要做的便是守住一颗本真的心，不沉浸于蜗居虚名，而忘记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唤醒人类良知的作用。作家陈远曾在访谈中这样说道，美的本质是真，倘若过分追求美以致失了真，便背离了写作的方向，先有真后有美，我手倘若写的不是我心，而是一些矫揉造作的故事，那么美就不会存在于这些文字之中。
先为真人，后为真文，此美之所源也。韩愈笔下的李愿便为一真人，他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于是他成就了隐士的美名。我想，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而且，这种真实的灵气也会通过文字展现出来。
我手写我心。长杯芳草，喜木美竹，皆可入心，皆可入文。不必拘泥于外在而含真，穿过重重花径，自有云白山青。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9—60）
古言有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笔与文字都是人内心思考的外在反映，思考从心中流转到笔上，思想的味道也从纸上盎然而生。在我眼中，拥有高雅格调的诗文，它的作者也是一位身着白衣、飘然空灵的人吧。
翻开中华文化的长卷，各种文学瑰宝展现在我的眼前：“拔剑四顾心茫然”到“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李白追求内心的真实写照；“会当凌绝顶”到“恨别鸟惊心”是杜甫从年轻到得年迈的沉郁；“此情无计可消除”是李清照柔弱的思念；“竹杖茫鞋轻胜马”是苏东坡看透人生的豁达。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拥有的无非是一颗赤诚之心，墨水像心头之血一般汇聚成文字洒在宣纸上，昭示着不同时光交给不同的人带来的不同感受，也昭示着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品味和格调。
我的老师、母亲都对我说过：文品即人品，没有一颗对文化的热爱与敬畏之心是很难创作出积极向上的作品，也唯有立足自身而心系天下，才能真正深刻体会到文字的力量，文字就是作者心灵的表达，在思维与文字的转换过程中，是很难再有人为这添加的。吕不韦曾写道：欲论人者必先自论。能够写出清水芙蓉般文字的人们，想必他们的心灵也是经过了污泥的阻塞与干扰，但仍然洁白无瑕，并保留了那一份难能可贵的静气吧。否则，怎么会有如此美妙的绘心之笔，描绘出他们如此美妙的意境？
性情褊急则行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自悟与淡然是无法被复制与模仿的。老子有句话叫：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在我的理解里，这同样适用于文字和思想的关系：一个总想着捷径，速成的人怎么能写出站得住脚、思想深远的文字呢？一个踮着脚的灵魂，怕是一推就倒下了吧，语言、文字是“文”，内心思想与灵魂便为“质”，文是很难掩盖质的，所谓文质彬彬，便是锦上添花，美上加美了。
如果没有海伦·凯勒那颗不屈与渴望光明的心，又怎么会有“像明天就要死去那样活着”的文字；如果没有魏征那颗忠诚善良的心，又怎么会有《谏太宗十思疏》中朗朗诤言；如果没有周国平那颗深邃而高远的心，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哲思洋溢在他的文字之间。这样看来，元好问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
3
复见为人”是不是失之偏颇了呢？
人的内心影响的更是一个人的思想、灵魂以及风吹过来带着的他的味道，这便是人最纯真的地方，改变不了的地方。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轻嗅文骨的芬芳（58—60）
傅庚生先生在《中国文字欣赏举隅》中抛问：“后生学者，文与心道契否？”有人笔底波澜万丈，心中槁木死灰；有人拊掌大乐，文饰不堪，徇名逐利；有人天生洁癖，抱璞守真，留恋理想国；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烛照，敢放一把野火，泽被寰宇，笔谈间气吐霓虹！
“性灵彰道著，文骨载风仪。”这是梁漱溟先生《究于决颖论》中对我辈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诚有二律背反之意。我们这一代的写手，又该如何认识此间命题，如何安放自身，达到两者圆融之境界？
不可否认，作者格调趣味与作家人品背离并非罕见。艾布拉姆斯于《镜与灯——文学批评原论》中将其斥为“解密过程”，作者、载器、读者、时代四者循环返流，四元素也难以逃脱“横态性欺瞒”。冷眼旁观，《被禁锢的苦恼》中朱沃什·切瓦夫执借鹰隼双目，锐意指出集权时代俄罗斯作家沦为“夜莺群像”，文骨分崩离析，人格成为悲剧附庸；纵观中国文脉史，沈括著《梦溪笔谈》，可谓等身煌煌，但却在政坛迷雾中堕落朽垮，鬻声于物，为苏轼的坎坷仕途复添艰险。究其根源，这些作者并非将心魂血肉潜入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文字作为可耻的工具，即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横态木偶”。毫无敬畏，毫无热忱，毫无神圣与崇高，他们就像敏锐而贪婪的渔夫，慢慢拉起渔网，渴望从虚空中找出某种宝物。文章为其操纵奴役，其本身复为功名利禄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讽刺与侮辱。
我们这一代，又该如何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达臻“真文学”的艺术之境？我以为一在读者，读者可谓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着清醒与镇定，不被妖艳可人的文辞灼作而眩晕，可以借鹰隼锐利之眼，剖开艺术的真境实例。北大有个传统，叫“沉潜”，沉入艺术的源头根蒂，潜进人生的幽微百态，从而抵达人品文品熔为一炉的高超境地。做到“沉潜”，便能拨开重烟迷障，直与作者对话。
二在写手，即我们本身。就像《中国哲学史》中胡适先生所说：“文”道不是漂亮虚荣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呐喊与沉思。这声呐喊，理应震撼天地，就应发聩蒙昧之心，我们在屈瑞林大师《真挚与诚实》中听见，我们在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失落天真”里听见，《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声、风，趁筋骨未钝、腕血未冷，向世间问一问来此的意义，不正是我们的写照？
父亲曾笑谈，年轻的夜晚，躺在床上浑身颤栗，想到什么半夜摸黑点起蜡烛，光着膀子抓起笔就写，我从小便“雄心勃勃”想成为作家，每当获得师长的肯定，外面的嘉奖，父亲总要提醒我不能让文骨背离了人的风仪，拿出季羡林研究吐火罗文的真挚，陈寅恪力挽史澜的魄力，梁启超冰鉴灼灼的温度，感化他人，圆满自身，所以说是“几时借得冲霄浪，虽死望峰亦从容”。
行文至此，轻嗅文骨的芬芳，诗人的声音也不必低吟： 爬学史乘扶丛残，文章存轶堪颠沛。 抛弃诗兴青云见，自誓夜阑热肠心。 足跟踏破关山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龙泉隐箧锋未减，势将重掌扫烟冥！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