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演讲在清华
目录
1、美国总统布什赴清华大学演讲全程实录(布什) .................................2
2、微软CEO鲍尔默访华演讲(史蒂夫.鲍尔默) ...................................7
3、好莱坞电影时代的终结(罗波特.爱伦) ......................................11
4、韩国副总理访问清华大学演讲(田允 ) .....................................17
5、戴尔总裁在清华大学演讲及回答学生提问(迈克尔?戴尔) ........................18
6、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国际IT&管理人才(卡尔.西蒙) .............................24
7、自由软件运动和GNU(理察法.斯德尔曼) ....................................26
8、中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声音(罗伯特) .....................................30
9、企业家诞生的环境(爱德华.罗伯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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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年事业成功(池宇峰) ..............................................37 美与物理学(杨振宁) ...............................................38 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卓南生) ........................................42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温铁军) ........................................45 致北京的年轻人(大江健三郎) ........................................55 从中美文化差异看中美撞击事件(赵启光) ................................59 中国传媒如何面对西方的竞争(张镇中) .................................62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哈贝马斯) ................................69 “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DANGILLMOR) .............................74 恐怖、爱国考验美国新闻自由(PHILIPCUNNINGHAM).........................78 目击阿富汗危机(岛津洋一) ..........................................82 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赵浩生) ................................94 美国媒体守门人眼中的中国(JOHNPOMFRET（潘文）) .......................101
1、美国总统布什赴清华大学演讲全程实录(布什)
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walkerbush)习称小布什，1946年7月6日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和休斯敦长大，其父为美国第51届总统乔治?布什。小布什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78年获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空军任飞行员。
1975年，小布什在米德兰创建了一家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司，并在该公司工作至1996年。1989年他与人合伙购买了得克萨斯流浪者棒球队，他任球队总经理至1994年11月８日。
1994年11月８日小布什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1998年11月再次当选得州州长。小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2000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当选美国第54届（43任）总统，并于200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正式入主白宫。
北京时间2002年2月22日9时20分，离布什的演讲时间还有40分钟，在清华大学的主楼一层前厅外已聚集了数百名学生，他们正在等待通过安检，进入前厅的演讲会场。
演讲将于10时15分开始。
演讲将由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来主持。
美国总统布什已经抵达清华大学。
布什的演讲将在清华大学的主楼进行，350名学生参加。演讲后半部分将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向布什总统提问。
布什总统在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的陪同下进入会场，王大中校长将主持整个的演讲。
布什总统在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致词以后，发表简短的演讲，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陪同参加。
王大中：尊敬的布什总统、夫人，尊敬的胡锦涛副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布什总统和夫人一行访问清华园。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向布什总统和夫人一行光临清华大学进行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我们的校友胡锦涛副主席，让我们对胡锦涛副主席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在布什总统讲演以前，我们首先请胡锦涛副主席致辞！
胡锦涛：尊敬的布什总统和夫人，王大中校长，各位校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很高兴回到母校，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起欢迎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宾――布什总统和夫人。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高等学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清华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进步奋斗不止。总统先生，您的这次来访，恰逢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三十周年。三十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巨大变化将永远载入史册。
两国元首的成功会晤，相信对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国际形势的发展一再表明，中美两国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以及解决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上，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也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心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相信，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中美关系就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再次欢迎总统先生和夫人的到来，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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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中：谢谢胡锦涛副主席的致辞。现在我们欢迎布什总统发表演讲。
布什：胡副主席，非常感谢您的欢迎致辞，非常感谢您在这里接待我和我的夫人劳拉。我也看到我的助理赖斯女士，她曾经是斯德莫大学的校长，因此她回到校园是最适合不过的了。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热情的接待，很荣幸能够来到中国，甚至是世界最伟大的一座学府之一，这所大学恰好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的，成立的目标是为了推动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我也知道清华这所大学对于副主席先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仅在这里获得了学位，而且是在这里与他优雅的夫人相识的。我想同时，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学生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谈一谈我自己的国家，并且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清华大学的治学标准和名声闻名于世，我也知道能考入这所大学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祝贺你们。
我和我的太太有两个女儿，像你们一样正在上大学，有一个女儿上的是德州大学，一个女儿上的是耶鲁大学，他们是双胞胎。我们对我们的两个女儿备感骄傲，我想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的成就也是同样的引以为荣的。我这次访华恰逢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副主席刚才也谈到了，三十年前这一周，一个美国的总统来到了中国，他的访华之旅目的是为了结束长达数十年的隔阂，和长达数百年的相互猜疑，本着相互利益，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站在一起。那天他们离开机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总统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与我的握手越过了世界上最为辽阔的海洋，这个海洋就是互不交往的25年。自从那时以来，美国和中国已经握过多次的友谊之手和商业之手。
随着我们两国间接触的日益频繁，我们两国的国民也逐渐地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曾经一度，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文明。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中国奉行着重视家庭、学业和荣誉的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富活力和最富创造力的社会之一，这一点最佳的验证便是在座诸位所具备的知识和潜力。中国正走在一个发展的道路上，而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往往并没有全面反映出美国。我们成功的企业显示了美国商业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社区精神，还有我们相互对彼此的贡献往往并不像我们金钱方面的成功那样的显而易见。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居于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至于联邦调查局和执法界的工作人员，他们自己就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他们献身于打击犯罪、打击腐败。
我们有一部宪法，已经有二百年的历史，它限制并且平衡三个部门之间的权利，这三个部门就是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我是行政机构的一员，指导我们的很多的价值观是在家庭中陶冶形成的，就像在中国一样，美国的妈妈们、爸爸们疼爱他们的孩子，为他们辛勤地劳动，作出牺牲，因为我们相信，下一代的生活总会更好，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可以找到关爱，可以学习如何负起责任，如何陶冶人格。很多美国人都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服务，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的一大优点。我们主动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们，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
如果你去美国旅行的话，你会见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有着不同信仰的人。我们是一个多元化、多姿多彩的国家，在那里有230万华人，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在我们大公司的办公室里有华人工作，在美国政府中有华人工作，在奥林匹克比赛中代表美国参加滑冰比赛的也有华人。
诸位，重视个人和家庭责任的古老道德传统将使诸位受益匪浅。在中国如今经济成功的背后，有着有活力的人才。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无论是男是女，将在这个政府中发挥积极和全面的作
3 用。清华大学它不仅在培养专家，它也是在培育公民。公民在他们国家的事务中不是袖手旁观者，他们是建设未来的参与者。
所有的这些变化，将导致中国更加强大，更加有自信，这个中国将使世界瞩目，也使世界更加丰富。这个中国就是诸位这一代人所帮助创立的中国，现在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刻。此时此刻，就连最宏伟的梦想也似乎唾手可得。
我的国度，对中国提出尊敬和友谊，再过六年，来自美国和世界的运动员将到贵国来参加奥林匹克比赛，我坚信，他们能够见到的中国将是正在变成一个大国的中国，一个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一个与世无争，与世界和平相处的中国。谢谢诸位让我到此来演讲。
(清华学生用英文提问)：昨天您和江主席进行了谈话，并且开了联合发布会，您在这个会上没有清楚地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否会包含台湾在内？另外，我还想问，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您说和平解决，您对和平统一是怎样的看法？
布什：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很赞赏你的英文，非常好！讲到台湾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政府在讲到如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总是说到和平、对话，我们强调和平这个字，我们指的是双方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可以进行任何挑衅的行为。
我跟中国的领导人有过多次的谈话，每一次我们都强调我是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这是长期一贯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至于有关导弹防御系统，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系统，是要帮助我们的盟友和其他一些国家来保护他们免受无赖国家的攻击，这些国家是希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我想制定这一点，对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我昨天也非常清楚地说明这是事实。我们目前正在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目前还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但是我觉得对全世界的和平会带来贡献。
还有一点，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对美国人来说这一点必须要知道，美国政府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发生在全世界的许多问题，那因为美国现在处理的问题非常多，好像中东的问题，你们从新闻上看到以后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正在努力地致力于和平，我们希望克什米尔的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这对中国也非常重要的。我来中国以前，我到了韩国，我也明确表示，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
清华大学传播系学生：很遗憾，您刚才还是没有明确的回答，您总是说和平解决，而没有说和平统一。三天前您在日本访问时，在议会发表演讲说，美国将牢记对台湾的承诺，我想问总统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还牢记他对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承诺呢？那就是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不”政策。
布什：感谢您，我想台湾问题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我想，就台湾的问题，我已经再明确不过了，就是我急切地看到，希望台湾的问题能够得到和解，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到需要和平对话的原因，我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在我有生之年，或者你有生之年能够成就，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生：总统先生，欢迎您这次来访，感谢您刚才精彩的演讲。我们可以预见到，中美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那么，刚才在您精彩的演讲当中，我也看得出来，您对我们清华大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如果将来您的两个宝贝女儿有机会继续深造的话，您愿意让您的女儿来我们清华大学吗？
布什：但是她们已经不再听话了。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首先我希望她们能够来清华，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国家。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1975年，跟现在相比，我实在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当了总统以后第一次来中国是到的上海。她们跟美国的很多学生一样，都希望到中国来看一看。所以我觉得我们两国之间，进行学术，或是学生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也觉得美国应该欢迎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中国的留学生来说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学生本身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两国的人民必须了解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都是有我们的烦
4 恼的，都是有我们的快乐的。连年纪比较大的公民，像我们的副总统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如果一起交流，我们一起有时间在一起的话，我们能够双方更加了解，这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在我们双边的关系中，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够百分之百地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当你能够跟一个人相互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了解的话，您可能就这些分歧进行更好地讨论，毕竟我们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认识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我们毕竟是人，所以有一些事情，比如我提到了家人，我认为家庭在社会中是不可分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上，有敬老爱幼、尊重家人的传统，我希望美国也有这样的传统，这个概念不只是给某一个国家的，这是全球性的概念。当两国的学生聚在一起，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理解对方的价值观，我想这样就能更加贡献于世界的和平。
清华大学传播系学生：去年圣诞节前，您的弟弟曾经访问过我们清华大学，他来的时候讲，在美国有很多人，特别是政界对中国有很多的误解，刚才副主席和您提到，两国都想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健康发展和人员之间的交流，我的问题是作为美国总统，您打算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促进我们人员之间在各个层面的交流？
布什：首先，我想来到中国访问，来到清华大学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因为美国人现在非常注意我访华的整个行程。那我想大家应该有兴趣知道，我上回先到上海，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冬天来到了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两次访华，这一点可以向您说明，我如何看重我们双边的关系。很重要的就是让美国政界的领导人能够访问中国，很多已经来过了，还有许多人还要来。能够来看一看，我们回去向他们形容中国的时候，会比较准确，我回到美国以后，我会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非常悠久、优秀的历史，但是不止如此，还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不只是来看非常漂亮的中国，而且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想我们两个国家都必须继续鼓励双边的人民相互访问。
我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一个机会就是当你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所以，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到中国，不只是看运动会，还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只来的人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通过电视转播都可以看到，所以，奥委会让北京得到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是有道理的。
提问：您1975年来过中国，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您有没有发现除了经济以外的中国社会的一些进步？
布什：我想，我来中国发现最凸现的一个现象，当然是稍微跟经济有关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整个人民的态度的改变。因为在1975年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每个人的服装都是一样的。现在你们高兴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看你们第一排的，全都是不一样的服装，因为你觉得这是我喜欢的，我要这么穿。当你要套上漂亮的羊毛上衣的时候，你说这是我做的决定。当你主动地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别的人看了，他们也要作出自己的决定。因此，一个产品的需求就影响了整个的生产，而不是由生产来影响产品的需求。如果你能够认识到在市场上的每一个人的这种需要，这就是自由社会的一个现象之一。这就是我们解释自由的其中一个意义。
所以，我来到这里，我看见的不只是高楼大厦，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每个人现在可以自由地作出他自己的选择了。有了做个人选择的自由，你就可以有其他的自由，你可以自由地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您就知道为什么1975年跟现在相比，我这么惊叹中国这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还要加上一句，就是这个变化是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我只能再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我跟你们的主席吃饭去了。
提问：谢谢您给我提最后这个问题的机会。我以前有幸读过您的一本自传，您提到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校园犯罪，青年暴力，贫困儿童问题。据我所知，我们清华一位校友去年在美国就学期间被枪杀了，这种问题现在还在越演越烈。作为美国的总统，您对解决目前美国的人权状况有何打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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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现在暴力犯罪率在美国已经开始下降了，但是只要有一起犯罪案就算太多了。只要一个人对他的邻居会施行暴力，那就是不能接受的。在美国的确有很多人还处在贫困当中，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笔金钱来帮助处于贫困中的人，希望他们以后能够自力更生。当我们竞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讨论，或是一个辩论的题目就是如何帮助别人自力更生。当然，对美国总统来说，在选举的时候，外交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美国的选民他们更注意的是国内政治局势，他们比较关注国内的问题。所以，当经济出现疲软的时候，就像美国目前的情形，他们就想要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样拯救经济。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他们根本不谈经济。我们常常在竞选的时候谈到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问题，就是如何来帮助美国的这些需要社会福利的人，帮助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他们过度的，或是长期地依赖政府。另外一个常常讨论的问题就是教育。这个问题在竞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当选了以后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还是当德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我常常说一句话，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儿童非常好的教育，你就能够避免他以后出去犯罪。
当了总统以后，我跟两党的议员们都希望制定一个计划，就是帮助学龄前的儿童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还没有到学校，就可以开始学习了。现在美国一个比较令人悲伤的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四年级的小学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那个年级的阅读能力。
如果你想想四年级还不能阅读的话，那他到了初二的时候就更不能阅读了，他毕业了以后，根本无法继续上大学。所以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的话，对美国来说是一条死路。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向国会呈上了一个议案，我们在国会中经过了很多的讨论，今年，我也希望州一级和地方一级的立法机关，就这个问题，继续推动这些倡议。我想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教导他们阅读方面。今年我的夫人和我也要继续推动一个计划，就是学龄前的儿童能够得到教育。我慢慢地会回答你的问题。教育就是反犯罪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执法是很重要的。让人们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或者负担起责任，这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政策的一致，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犯罪了，就必须受刑罚。
所以，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最能够长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我想这对我们的未来是非常好的。谢谢大家。
王大中：布什总统和夫人，胡锦涛副主席，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非常感谢总统先生刚才所做的精彩的演讲和对于清华大学的赞扬之词。总统先生三十年前的这个星期，尼克松总统跨越世界上最广阔的海洋，实现了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历史性的握手。26年前同样的这个礼拜，尼克松的前总统夫妇曾经访问过清华大学。当时*尚没有结束。清华园里面百废待兴，曾几何时，清华大学和整个中国一样都是旧貌换新颜，我们清华人为此感到非常的自豪。长期以来，在美国的许多书店里面，销售着一本中国的古典的著作，就是《易经》，易经里面有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它就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现在，这八个字正好镶嵌在刚才总统先生讲台的墙壁上。根据这样的校训，清华大学的学生正在和即将为母校的发展奋斗不止。总统先生，对于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说，您不仅是作为美国的总统，也是作为我们的朋友来到清华园，相信对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总统先生，正如您所讲的那样，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美两国应该互相尊重，存同求异，加深合作，促使中美之间建设性的合作不断前进。当前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中心，在国家的支持里面，正在把学校建设成为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相信通过您对于清华大学的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清华大学与美国大学之间，和美国各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胡锦涛副主席，感谢布什总统的光临。(现场一片掌声，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在北京时间11时30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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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软CEO鲍尔默访华演讲(史蒂夫.鲍尔默)
中国是微软除美国以外惟一同时设有销售、支持、开发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因为在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富有创造力的技术天才。
史蒂夫?鲍尔默，1956年3月24日生于美国底特律市，现任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他在哈佛就读大学时，与盖茨相邻而居，并由此结下不解之缘。四年前盖茨举行婚礼时，就是由鲍尔默出任的男傧相，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可商海无情，盖茨雇用鲍尔默之后，他们的友谊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磨合。鲍尔默能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主要是因他在微软帝国扩展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1985年春，微软没能在最后期限前研制出视窗软件时，盖茨曾扬言说，如果视窗软件不能在当年底前上柜台销售，他就要鲍尔默走人。尽管大家普遍认为盖茨只是一时气话，并不是真的要解雇鲍尔默。结果鲍尔默也不负盖茨所望，当年11月，视窗软件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登台亮相。
鲍尔默在微软著名的格言是：“我认为我们将迎来一个软件时代，互联网的基础服务与价值都将建立在研发大型软件之上。25年前我们就证明了这点，今天我们仍在证明这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动摇我们的信心。”
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是我无比的荣幸。对我来说，学生几乎是我最乐于为之作演讲的听众。（掌声）张亚勤介绍了我的学生时代，当时我和比尔?盖茨一道在哈佛读书。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曾经当过学生，我也曾经有过头发。（大笑，掌声）
与清华大学的关系对微软公司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和清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最近接受了邀请，出任清华管理学院的顾问，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目前，有100多名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在微软位于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总部工作，我本人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初次拜访清华。
微软在中国发展业务，至今已有八个年头。从信息技术的角度讲，在这里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包括研究、开发以及硬件等方面，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令人欣喜的。实际上，中国是微软除美国以外惟一同时设有销售、支持、开发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因为在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富有创造力的技术天才。在座诸位有的来自其他赋有声望的高等学府，但是有人告诉我，清华是强中之强，所以能够来到这里演讲是我的荣幸。（掌声）
在我开始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只是希望对我的听众有个大概的了解。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希望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微软的Windows产品？有多少人在工作中使用linux？有多少人在过去24小时之内上过因特网？（鲍尔默笑了）我发现只有微软的人举手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发现今天的演讲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由我来主讲。这是系列讲座的一部分，讲座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讲座的第一课是由一个非研究人员主讲。我从来就没有研究过计算机科学。我相信，在第一次演讲过后，这门课程将回到严谨的学术氛围当中。但我还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一种不可思议的转变，是我们预见今后几年内将要发生在网络领域里的。这就是我今天希望跟大家谈的主要内容。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组织一场关于个人电脑方面的知识竞赛。个人电脑的发明大约是19到20年以前的事情。你大概会说计算机的历史可能更长，但是个人电脑的历史大概就是20年左右。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个人电脑总是在根据市场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机会而不断地变化和改造着自己。个人电脑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编写程序的工具。当人们需要个人电脑时，它是处理工具、分析工具、教育工具，后来成为播放音乐、看录像、发送电子邮件和连接网络的工具。因
7 为它是一种通用性的设备，人们在其中安装了不同的应用程序，但是它的定义和灵魂并没有改变。
我提到这些，因为它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未来的因特网是很重要的。因特网将如何变化，保持它的灵活性？它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因为从信息技术方面看，未来20年的革命，将围绕“个人电脑+网络+无数新颖而令人惊奇的设备”这个主题。个人电脑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称为“摩尔定律”的法则驱动着。这个定律是以英特尔公司的奠基人高登?摩尔的名字命名的。高登?摩尔认为，处理器的能力每一年半的时间就会翻一倍。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10年以后这个曲线的走向。通过我们的分析、实验室工作和英特尔的研究，我们发现摩尔定律在过去的10年里并没有放慢速度――摩尔定律的10年。有了摩尔定律，我们可以将处理能力转换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电波，在过去的20年里，个人电脑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廉价、快捷和优秀。如果我们仍然沿用20年前的低速设备，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图形用户界面和其他令人惊异的东西，个人电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成功。然而，今天，摩尔定律将要运用到一个新的方向，它正在被运用到传播领域中。因特网为什么会存在？宽带为什么会被拓展来联系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人们以新的方式将微处理器的能力应用到了电子通信领域，我们看到使用费用的降低和世界各地的联通。这种处理器的能力将被应用到新的设备中：小型的手持设备。
就像我手上刚巧拿到的东西一样。这玩意儿比四年前我拥有的任何计算机的功能都要强大。我可以留下语音笔记（对机器说）“你好，我是史蒂夫，我正在清华大学，请留言给我。”我可以将录音回放，可以将百科全书、我家人的照片、我的日程表、电子邮件放在里面，甚至装上完全版的因特网浏览器，而且屏幕尺寸刚好够用。这就是摩尔定律的奇迹。摩尔定律给了我们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机会，以全新的方式运用处理器的能力。我们在谈论下一代因特网，同时我们也在谈论摩尔定律运用的新领域。以在座的各位为代表、遍及全球的一代人，将是第一代这样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认为因特网是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猜，在这张幻灯片上的我就是人们所说的“BabyBallmer”。我生于1956年，我长大之后个人电脑才出现。在我的印象中，电脑就是长长的纸条和捧着一沓卡片来回地跑。甚至在我的阅历中，也看到了随着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几代人。
我的孩子，他们年龄还小，属于基本上认为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存在是理所应当的一代人。我四岁的小儿子对我说：“爸爸，我想上www．Tolls.com。”
“好吧，我们去！”我承认，我还是先审阅了一下这个网站。我是他的“私人内容顾问”，无论如何，也许不是你们这一代，而是我孩子这一代人，也许会认为下一代因特网是理所应当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谈论下一代因特网，其实使用者适应所使用工具的方式，恰恰改变了工具本身。当个人电脑还是少量生产、用途单
一、并且只有技术专家才可以使用的机器时，它的定义并没有得到扩展。成千上万每天使用因特网的用户的介入，为技术的改进创造了某种条件。因特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座的大多都是技术人才，如果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是否认为10年之后的因特网还会像现在这样吗？或者你们认为10年之后的因特网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猜，在座的人中有大多数会回答“不同”。不错，这很有帮助。
第二个问题是：与现在相比，10年后的因特网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了解这样的不同，并为此投入你们的精力、了不起的创造力、最好的主意，帮助塑造未来的因特网，这就是下一代因特网为所有学生提供的机会，也是为微软和全球众多的企业提供的机会。我们思考未来10年将发生的转变，我不知道它是否会在1年、3年或5年内发生，但我确信它会在10年内发生。我相信将要发生的一些基本的变化。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变化，我回顾了个人电脑在最初10年内的发展变化。目前的因特网，大家通常一次只能访问一个站点，而且并没有什么范例说明若干网站之间的协同工作。如果我们回到个人电脑最初的年代，并没有什么范例能告诉我们不同的应用程序如何在机器里面协同工作。我们一次只能执行一种程序，而且这些程序之间本能对话。我们现在也只能逐个地浏览网站。只要设想一下，你现在需要从四个不同网站上收集信息，并将它们放在一起阅读；设想一下你可以创造能够与其他网站实现交流的网站；设想一下你是用户，又不想
8 记住20个不同的上网密码。如果因特网变成用户的一个整合使用体验，结果又会怎样？这就是我们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
设想一下，你要编写一个应用程序，用于航班订座。这是个很不错的例子。你要设计这样一个网站，当你订了机票之后，它能在你远方父母的日历上标明你回家的日子。比如，你将于9月份一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回到家中，假如你的航班延误了，能不能设法告知你的父母你将稍后回家呢？是否有办法让你的父母告诉你：“如果在周日，请传呼我或给我打手机，如果在周一，请到办公室找我”？也许你可能会说，每个网站都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把这些网站整合起来的模式并不存在。所以，我们正构想一种称做XML的标准，作为基础，来整合所有的网站，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下面谈我们认为的第二个不同点。今天的因特网，可以说是愚笨而瘦小的客户对机灵而有学问的服务器说话，明天的因特网应该是机灵的客户对机灵的服务器说话。我喜欢把聪明的客户端，而不是愚笨的客户端放在口袋里，因为这样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目前的客户端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需要有人照顾，要有人及时告知他们，为他们安装最新的软件――在座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关键是如何对下一代因特网上软件的定义作出新的诠释。软件将演变成服务，软件会自我维护，自我更新，在未来10年内将成为现实的宽带因特网上，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动的。今天，因特网应用的99%都是通过个人电脑实现的。个人电脑将继续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设备，但是10年之内，你的电视机也将成为接入因特网的工具，还有你的移动电话。我在设想这样一种图景：周末，我在家中观看篮球比赛，当时正在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有我喜欢的奥尼尔参加。我的块头和他差不多。我对电视机大声叫喊道：“比尔，你在看比赛吗？”我的电视机配有语音识别装置，网络回应：“比尔？他指的是谁？――比尔?盖茨！”网络说：“查看好友名单，把他选为短信息的收件人。”“比尔?盖茨”，于是比尔在家里听到了声音。他容许我在周末打扰他。“比尔，你在看奥尼尔的比赛吗？”10年内，所有这些都会在因特网上实现。一句话，这些都是在谈对新型用户界面的需求。今天的因特网界面就是浏览器，它的功能还不像别的个人电脑应用程序那样丰富，也没有自然语言界面和语音识别。这种技术将使用户界面变得更加灵活，从移动电话到电视机和个人电脑。我们将有全新的用户体验，全新的用户界面。我们刚刚把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院院长李开复请到了西雅图总部，他实际上将作为新型用户体验部门的开发负责人，将各种元素集合起来。
最后一点，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们建立网站的方式必须改变。建立网站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事。要让网站吸引更多的访问者更加困难。我们需要提供工具，使新时代的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创建、剥离和运行变得更加容易。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刚刚谈到了旅行，现在说说医疗保健方面的例子。我并不知道中国的医疗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但是知道美国的医疗系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如果我家住西雅图，但是不幸在旧金山患病．当地的医护人员是根本无法阅读我的医疗记录的。也许你们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在美国，且是一团糟。如何去解决呢？答案当然是下一代因特网。我必须把我的医疗档案放在网上，并且告诉医生如何进入、查看。“但是，我今天只是摔断了腿，所以你只能看有关我的腿的内容，而不是我的心脏或者我的脑袋，今天只看腿。”你对这些信息保留隐私权。在下一代因特网的新世界中，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在保证适当的安全等的前提下分享共有信息。
在这个世界中，我注意到了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革的事例。如果你想一想我刚才描述的下一代因特网在工作中的能力，它可以做的事就更多了。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使用纸张，台下在座的各位几乎每个人都拿着纸，用来作记录。我们不仅需要无纸办公室，还需要无纸学校。10年之后，我们不是带着这样的笔记本，而是手里一个类似写字板、带着计算机屏幕的东西，它看起来像个普通的笔记本，通过无线方式与高速因特网相连。你不仅能够记笔记，而且能够用我们称之为写字板电脑（TabletPC）的下一代设备浏览因特网，屏幕又大又清晰，谁还愿意带着纸到处走？我为所有的纸张制造商感到遗憾。我本人非常喜爱读书，但是我的孙子们可能会认为
9 屏幕就是书，因为他们无论在工作场所、学校还是在家，都是从那里阅读东西。
今天的因特网是了解消费者反馈的方法之一。全世界每天有大约2500万人访问Microsoft.com网站，我可以非常精确地告诉大家，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关心什么、对订购什么产品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按照适当的形式排列，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类似的数字反馈循环将继续得到改善。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企业内，甚至存在于高校里。如果大家真正地花精力收集研究项目所需的资料，可以到因特网上搜索。但是如果为建立新一代因特网而搜寻所有的资料、信息和建议，你们想从包括微软在内的大多数机构的行政部门的办公桌上寻找资料的话就相当麻烦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家里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大家可能知道一些关于电视方面将出现的变化，但是还有更多。我们甚至今年就能推出一种新技术：你在家里看电视，觉得口渴，于是按下暂停键，休息五分钟，取一些冷饮，然后再回来，接着看，而所有的节目都会从你离开的那一点重新开始。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就是因为你的电视机连接了一个硬盘，在你离开期间所有的节目都被存储到了硬盘上面，然后回放给你观看。它能够让电视暂停五分钟，让你录像和回顾。这只是我们电视体验方面变革的开始。我们在谈论一种成为数码存储器的东西，实际上，10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你一生所有的日子生活录像资料通过连网，存储在价格不超过150美元的装置里，你一生的情况都可以用一种可以查询的格式存储，你会发现很多一生只出现一次的画面。你一生的图像、喜爱的音乐，还有你的照片，都能以电子手段存储和再现。
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如何改变。昨天晚上，我和来自教育部的副部长韦钰女士共进晚餐。我们在谈话中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改善远程教育。你怎样才能让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学生听到清华校园里最棒的讲座，如何能让一个因为工作繁忙而拉下课程的学生赶上进度，继续从学习中得到益处，这还要花费大量的努力。如何才能让学生之间相互合作？大家是否想到10年之后的情形？所有的这些幻灯片将以电子形式，通过大会堂无线设备传送到大家的写字板电脑上，大家可以坐在那里，在幻灯片上作注解记笔记，这就是大家通常的工作方式。大家收集资料、写文章、与其他同学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将从根本上转变到电子的方式上。微软为这种转变所开发的软件平台，就是.Net平台。.Net平台跨越许多新型设备，具有新的用户体验，它还有新型的编程指导功能，帮助大家创造可以相互协同工作的XML程序。将出现一系列新型服务，它们可以在客户端或服务器上运行，也可以在因特网上运行。大家可以在网上存储信息，并不一定要在你们的校园网上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而是遍布世界各地。
我还想重点说明用户体验的几点问题。首先是（应用程序）自如地跨越不同设备工作的重要性。有一个理念，我们称之为信息助理，这个工具帮助大家管理来自下一代因特网的大量信息。你们每天要接收多少封电子邮件？我要收到大约100封，而且希望不要那么多。现在连阅读邮件都变得很困难，何况我还要接电话和即时讯息。我们需要这样的工具来帮助我们管理通知和讯息，查找我们需要的信息。通过神奇的XML技术，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来重新设计用户界面，一个可以灵活处理呈现的信息的界面，帮助用户获得更多的信息。当你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书写今天的备忘录时，为什么不能让界面有这样的功能：当它发现有“清华大学”的字样时，会询问你是否希望到清华大学的网站上浏览一下？你希望到清华读书吗？你想看一看清华学生的照片吗？这是因为界面要有智能，不仅对内容本身，而且要了解内容的背景含义。这就是我们正在研究的称为“SmartTags”（智能标记）的技术，是下一代因特网体验的组成部分。关于这种设备，我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而且相信这对微软，对现在与未来的整个产业，都是自然的演进趋势。如果大家从技术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个人电脑是由硬件和可编程的界面构成，是存储信息的地方，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将信息剪贴在一处，呈现在用户界面上。如果大家思考一下下一代的因特网，它同样建立在平台的基础上，包括多种设备，装有一系列可以在网络上运行的服务程序，可以用我先前提到过的XML灵巧格式存储信息。在界面风格向导的积极参与下，你可以从多个网站上组合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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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预见到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将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需要在基础设施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但我们将要处理的问题在复杂程度上是空前的。无论是对微软，还是对于其他的企业，要解决未来因特网发展的问题，就必须与高校进行紧密而深入的合作。目前，我们在全球各地拥有大约6000位研究人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但是我们明白，自己还是只能做很小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我们需要与各地的大学建立联系与合作。我们在中国与包括清华在内的四所高校合作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并且从中国20所高校取得支持。我们的研究人员同时给学生们上课，就像在我的帮助下，在清华开始的这个系列讲座一样。我们为中国学生设立奖学金，并接收中国学生在微软实习――目前在北京的机构里大约有200名实习生。高校里有微软的员工担任客座教授，微软位于北京的研究机构里有来自高校的访问教授与我们并肩工作，我们在一些高校的学生中间组织了学生俱乐部。我们在中国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要比在世界其他地区多得多。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未来大量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会在微软完成，大量的要在高校完成，更多的要通过合作完成。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讲话。
我们于1998年成立了在华研究机构――微软中国研究院，仅在北京的研究人员就发表了150多篇论文，提供了70多个研究范例。我们正在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一些基础研究项目，我们正在致力研究对于下一代因特网至关重要的问题：多媒体、用户界面、自然语言等。有一些是全球各地通用的，但也有一些是特别针对中文语言的，而且必须由我们在中国的科研人员完成。下面，我打算请我的一些同事上台来演示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掌声）谢谢大家。
我希望上面的演示能够让大家对微软中国研究院正从事的研究项目有个大致的了解。但是，关于下一代因特网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的研究，在世界各地都进行着。下一代因特网的真正的领袖，就是在座的诸位。今天的学生将成为明天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去发掘下一代因特网的体验。你们将改变世界的未来，改变商务模式，政府管理模式，做学问、研究的模式，还有其他的模式。你们将采助推广那些天甚至无法想像的技术。如果让我为大家提出一个如我们今何当个优秀研究人员的建议，那就是先想想明天的技术可能是什么样的。受到明天可能出现的事物的鼓舞，做一些将来有所成就的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家从今天能够做到的事情入手，也许你们可以在明年、后年或大后年让梦想成为现实。我把自己关于下一代因特网的见解告诉大家，但你们必须作出决定。做一个研究人员，头脑中有这种预见，把它表述出来，然后再非常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和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交流。我本人也希望能够更多地与大家交流，共同工作。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在微软西雅图总部，有100多名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可能我不该说这些。但是如果你们希望在北京工作，可以联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steveb＠microsoft.con，如果大家希望在微软西雅图研究院得到一份工作，可以与我联系。我期待大家的来信，哪怕就是对我今天讲话的评论或微软正在做的事情的看法。我感谢大家的时间和耐心，谢谢大家。
3、好莱坞电影时代的终结(罗波特.爱伦)
《卧虎藏龙》正是以西方的方式诠释的东方故事，以异国情调来吸引美国观众。美国人对中国电影很陌生，他们对电影的期望仅仅是异国情调，因此《卧虎藏龙》在美国受欢迎。
罗波特?爱伦，国际著名电影电视学者、北卡莱罗纳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罗波特?爱伦（RobertAllen）是国际电影电视和美国文化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他在电影和电视艺术领域发表十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中的“ChannesofDiscourse:Reaembled”和
11 “ChannesofDiscourse:TelevisionandContemporaryCriticism”有中文译本。他先后担任过艺术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美国学协会论文评奖委员会主席、美国《电影学报》编委等职位。他的其他论著有《办大学与做生意是一回事》、《为什么大学教授要学会四处找钱？》、《为什么大学系主任要学会四处找钱？》等。
15年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一直在写一本关于好莱坞电影业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90年代是好莱坞电影时代的最后10年。为什么这么说呢？15年来好莱坞电影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电影研究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好莱坞电影业不再仅仅是为电影院里的观众制造电影这么简单，大多数美国人也不那么沉迷于电影，他们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今天，我主要想谈谈，好莱坞电影业发生了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以及两三个促使好莱坞进行变革的社会原因。首先，是人口组成的变化。其次，是技术的变革。最后，在前二者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美国家庭的变迁。因此，在讨论好莱坞电影时代的终结过程中，我们将涉及到人口统计学――特定时期里社会人口的年龄组成、技术革新以及社会变迁。
现在，只有28％的美国人每个月看一次电影。这是很不寻常的变化。1929年的时候，有声电影刚刚问世，80%的美国人每个月看一次电影，从80％下降到28％。到1999年，美国的电影观众减少了1900万，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这主要指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美国电影观众。美国的四大电影连锁发行商中的三家已经很不景气。每四部好莱坞电影只有一部能靠票房收入收回成本。此外，电影业在不断扩展的媒体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1998年，好莱坞当年最热门电影的利润首次不敌一个电子游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首先，我们要知道自从二战结束，美国的人口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好莱坞电影业在战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1948年通过立法促使电影制造和电影发行分离，制造商不能同时也是发行商，从而不是什么电影都能发行赚钱；二，电视的出现。1948年电视进人美国人生活的主流，到1959年几乎所有美国家庭都拥有
一台电视，而在这11年里，电影观众的数量缩减了一半。那么，好莱坞电影业是如何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维持下去的呢？原因是我出生了。
1946年到1964年之间，美国人口出现了有史以来的一次增长高峰，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婴儿潮”（BabyBoom）。我就是“婴儿潮”的一代，1946年到1964年之间，一共有7600万婴儿出生。因此，1959年，好莱坞决定为“婴儿潮”一代制作电影，特别是针对男性白种人。因为，13岁到25岁的白种男孩去看电影的频率比任何其他人口组成要高上4至6倍。从60年代到80年代，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进入13岁到25岁年龄段，比例占人口比重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自然，他们当中的白种男孩成了好莱坞电影观众的主力军，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也就迎合这些观众的口味。当时最典型的一部电影是“EasyRider”（《轻松骑士》），这部电影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很陌生，但是在1968年这部讲述嬉皮上和摩托车党的电影取得了榜煌的票房成绩，那时我18岁。这部由独立制片人制作的低成本电影的成功使好莱坞认识到，为18岁左右的年轻人制作电影是有利可图的。这也是电影与电视争夺市场的新机遇，《轻松骑士》这类电影里面的语言和所涉及的关于性的内容是不可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而这恰恰迎合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需要。同时，电视制片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们的节目是做给家庭看的，适合父母和孩子一起收看，而这时期的电影是做给13岁到25岁的年轻人看的。电影业循着这条轨道走到80年代中期就再也行不通了，因为“婴儿潮”在1964年逐渐消失。
60年代早期，大多数人口统计学者预计美国人的生育率会持续上升，因为在“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妇女会像她们的母亲一样生育下一代。但是好莱坞没想到，“婴儿潮”一代的女性和她们的母亲完全不一样。1964年到1977年间，婴儿出生率达到了美国20世纪的最低点，美国从“婴儿潮”时代进入了“逆婴儿潮”（BabyBust）时代。因此，到了80年代中期，好莱坞电影传统的目标观众群――13岁到25岁的白种男孩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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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出现了，因为制作电影的成本、电影明星的片酬、发行电影的费用持续攀高，而买票看电影的观众却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好莱坞还必须适应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技术。在我那一时代，电视是最流行的科技产品。我清楚地记得1954年我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我看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TheLoneRanger。80年代末，新的音像技术出现了，这种流行科技产品既不属于“婴儿潮”一代也不属于“逆婴儿潮”一代，它属于“新婴儿潮”（EchoBoom）一代。
1977年，美国的生育率又开始上升，在1989年达到顶峰，当年出生人口自1964年首次突破400万。1977年到1994年，7200万个婴儿在美国诞生。这就是“新婴儿潮”，也可以说是“回音潮”。为什么呢？因为，“婴儿潮”一代的美国女性普遍推迟了自己的生育年龄。她们是美国第一批能够进入大学、进入职业行列的女性，她们花了更多时间在教育和职业上而不是结婚和生育。另一个促使“新婴儿潮”推迟出现的重要原因是1963年口服避孕药的出现，正好在“婴儿潮”的末期。人类历史上，女性第一次可以自主控制生育，而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美国妇女都是这么做的。因此，“新婴儿潮”是“婴儿潮”和“逆婴儿潮”女性只要一个孩子的结果，这一代婴儿大多数是第一胎。在80年代中期，女性又开始生育，但是都只要第一胎。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我前面提到过的技术革新，而这项技术革新却几乎完全被美国电影学者忽略了。那时，人人都期待着要看乔治?卢卡斯拍摄的科幻电影，他的科幻电影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电脑和数码技术，人们都期待着出现更先进的技术。但是实际上，好莱坞电影的变革来自一种在便利店花四美元就能购买到的技术――录像机“VCR”。1975年录像机进入美国，但是1975年到1983年间，录像机有两种互不兼容的制式――索尼的BETA制式和松下的VHS制式。用BETA制式的录像机无法放映VHS录像带，用VHS制式的录像机也无法放映BETA录像带。因此，1983年以前，只有大约10％的美国家庭拥有录像机。然而，1983年到1987年间，美国家庭的录像机拥有率从10％陡升到50％，其中80％增长量是在34个月里实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发生了很多事。首先，BETA制式的录像机不敌VHS制式录像机而被淘汰。其次，用家庭录像机录下电视节目被合法化，这是美国立法历史上重要的一页。第三，录像带的播放时间从1小时延长到了4小时，这意味着可以用一盘录像带录下一部完整的电影。最后，录像机的价格从1200美元降到了300美元以下。我和我妻子1979年结婚，当时我们花了1200美元买一台录像机，这可是相当大的一笔投资。1983年，我买了第三台录像机，才花了不到350美元。1983年到1987年之间，录像机一下子在美国家庭中普及了。这可以说是在美国历史上普及得最快的一项技术。我们知道，电话经历70年才进入50％的美国家庭，而录像机只用了13年，特别是1983年到1987年之间。
录像机的普及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为什么？因为录像带终于成为影视传播的新载体。最初，人们主要使用录像机录下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在自己方便的时间观看。后来，这个技术使好莱坞改变了电影的发行渠道，录像带成为好莱坞电影发行的主要方式，电影录像带租赁业兴旺发达起来。1987年和1990年之间，多数的美国人宁愿到录像带租赁店租好莱坞电影回家看，而不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在很短的时间内，好莱坞就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发行电影录像带获得利润，问题是租赁录像带为制片商带来的利润是有限的。好莱坞以75美元的单价把录像带卖给租赁商，然后租赁商以3.35美元的价格出租录像带，他们只要把录像带出租20次以上就能挣钱。但是，销售录像带的市场容量只50万，这已经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录像带租赁店。在1988年，好莱坞的制片商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决定把录像带以家庭观众可以接受的价格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1988年，电影“E?T”（《外星人》）的录像带以29.95美元的价格发售。环球公司卖出了1250万盘“E?T”录像带，获利2.4亿。事实说明以较低的价格把电影录像带直接销售给顾客所获得的利润是没有上限的。1983年到1992年，进行录像带直销发行的电影数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到1992年，已经有2.07亿盘好莱坞电影录像带销售给美国观众。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拥有一部好莱坞电影的拷贝是极其奢侈的。你还得拥有35毫米放映机和银幕，只有美国最富有的人才有能力在自己家里放电影。但是到1992年，好莱坞靠销售录像带得到的收入比电
13 影院的票房收人还多。出租和销售录像带的利润是电影院票房收入的两倍。并且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美国人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越来越少，即使去电影院也不是去看电影，多数仅仅是为了感受一下电影院的氛围而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通过录像带发行，什么电影的录像带卖得最好呢？这些录像带的目标观众是像我这样的“婴儿潮”一代和他们的孩子“新婴儿潮”一代。假如把两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7600万和7200万人口相加，占了美国总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什么类型的电影在好莱坞的制作和销售中独占鳖头呢？迪斯尼，就是迪斯尼！从1988年开始，迪斯尼计划每年制作一部卡通故事片――Alladin《阿拉丁》、Pocahontas《风中奇缘》、LionKing《狮子王》、Muan《花木兰》、Tarzan《人猿泰山》、Dinosaur《恐龙》„„其中“阿拉丁”创造了电影录像带销售的最高记录。1994年，美国十大最卖座电影录像带的前五名全部都是迪斯尼电影，而且进入十大的电影没有一部是R级，即只允许13岁以上人士观看的电影。相信大家对好莱坞的电影分级制都有一定了解。好莱坞发现他们可以从家庭观众那里赚取大笔的利润，因此在90年代像HomenLone《小鬼当家》这类电影脱颖而出。《小鬼当家》的制作成本是1800万美元，票房收入是2.85亿美元，在次年卖出了上千万盘的录像带。《小鬼当家》的成功为好莱坞电影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好莱坞电影进入了家庭电影时代。这些电影的目标观众是“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和“新婴儿潮”一代的孩子们。于是，类似的电影大行其道，不仅仅是迪斯尼，其他的制片商也加入这个行列。像Ants,ABug’sLife,HoneyIShrinkTheKids,Babe,DoctorDolittle,JuraicPark,SmallSoldiers等等，所有这些电影的共同点就是都不被列为R级，可以全家老小一起看，而且录像带销售收入毫不逊色于票房收入。这一切促使好莱坞在制作什么电影、由谁来主演、讲述什么故事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90年代，美国的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结构开始瓦解。核心家庭是指一对已婚夫妇和他们的亲生孩子，这曾经是典型的美国家庭结构。但是自60年代到90年代，这种家庭结构因为离婚率的上升而逐渐瓦解。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结果造成了再婚家庭（StepFamily）的增加。同时，未婚母亲的数量也持续上升，到1999年，未婚女性在生育第一胎的孕妇里占了大多数。这意味着美国家庭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家庭结构不再是基于血缘或法律联系，而是功能性的。家庭关系不是依靠血缘维系而是依靠形式。这种变化是怎样在好莱坞电影中体现出来的呢？家庭在好莱坞电影中被体现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独立单元，这个单元不是由血缘或法律关系所建构的，而是由功能决定的。一个人成为父亲是因为他选择扮演父亲的角色，发挥父亲的作用。家庭关系由个人的选择决定而不是血缘。家庭仍然在9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家庭的结构不是核心家庭而是由任意的几个人组合而成的。至于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并不重要。90年代的美国，看电影成为体现家庭功能的一种形式。消费文化主导者扮演家庭角色的方式，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购买一盘关于家庭的电影录像带然后和家人一起看。在大家一起看电影的这个过程中家庭就成其为家庭了。
好莱坞还发现，不仅看电影录像带能帮助实现家庭功能，购买与电影有关的专利产品也是一个有效方式。例如迪斯尼就生产大量的电影附带专利产品，而且大多数都在中国制造的。生产电影专利产品平均每年创造700亿美元的利润。65％的专利产品是为儿童制造的。而好莱坞电影的票房总收入每年只有70亿美元，仅仅是专利产品利润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像《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已不单纯是电影制造商，他还是专利产品制造商。《星球大战》每一集电影的发行都是与其相关的电子游戏、塑胶模型、T恤、玩具等等专利产品的生产密切配合的。乔治?卢卡斯的拍摄动力不是电影本身，而是为了保证注册商标的商业价值。
电影业的变革要求我们的电影研究方式也随之变革。在电影制造史上，电影制造目的不再是吸引人们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而是吸引像我这样的父亲去给自己的孩子购买电影专利产品。因为孩子并不在意电影本身，而是自己的玩具。想像一下好莱坞下一个发专利产品之财的机会在哪里？当然是HarryPotter《哈里?波特》）。哥伦比亚公司已经准备拍摄电影《哈里?波特》，制片人
14 正是《小鬼当家》的同一人。因此，我们研究电影的方式必须革新，好莱坞电影业已经进入尾声，电影业死亡了。人们不再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能存在下去只是因为美国人热衷于在黑屋子里吃爆米花。我们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命名这门研究电影的学科。它既包括传统电影研究的所有内容，也包括从电影本身到我女儿的睡衣、麦当劳的儿童套餐、中国制造的儿童玩具等等„„这一切电影的副业都应该包括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这不仅仅是对电影的研究也不仅仅是对媒体的研究，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呢？
回答听众问题
提问：国际市场对好莱坞有多大的影响？您不认为广大的国际市场仍然足以使好莱坞继续生存下去吗？好莱坞电影并没有死亡。
回答：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的演讲中的确没有涉及到这一点，谢谢你帮我指出来。国际市场对好莱坞的确是很重要的。另一点我刚才没有提及的是，好莱坞之所以继续为电影院制作电影是因为“新婴儿潮”一代正渐渐长大，青少年的数量将在人口中重新占据主流，正如我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情形。未来10年的趋势都是如此，所以现今像AmericanPie（《美国派》）、IKnowWhatYouDidLastSummer（《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在做什么》）、There’sSomethingAboutMarry（《我为玛丽狂》）等等电影和我刚才说到的电影并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好莱坞拍这些电影呢？因为，13岁到25岁的白种男孩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上升。为了使今天的话题更全面，应该补充谈谈国际市场和正逐渐长大的“新婴儿潮”一代。“新婴儿潮”的孩子总会长大，他们将为电影业带来阶段性的繁荣，但是，无论如何，好莱坞电影再也回不到过去的以电影为本的辉煌时代了。原谅我不能直接回答国际市场对好莱坞的影响，不过我所了解的是有些好莱坞电影是专门为了投放国际市场而制作的，如果没有国际市场，有的电影明星像阿诺德?施瓦辛格也许会失业了。因为这些电影在国际市场上赚的钱比国内更多。我不敢肯定刚才所运用的人口统计理论是否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好莱坞电影市场，这仅仅是美国的现象不是国际现象。
提问：好莱坞电影是占据主流地位的，那么国际电影的趋势会不会走美国一样的道路呢？
回答：我不敢肯定，但是肯定是不会完全一致的。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口变化和妇女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意大利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意大利是个天主教国家，它的人口变化完全是因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是区分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来进行。
提问：电影《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奖，这是否意味着外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
回答：这是有可能的。而且据我所知《卧虎藏龙》在中国并不受欢迎。这部电影的导演李安还曾经导演过《理智与情感》这类与他个人文化背景大相径庭的电影，美国味十足。《卧虎藏龙》正是以西方的方式诠释的东方故事，以异国情调来吸引美国观众。美国人对中国电影很陌生，他们对电影的期望仅仅是异国情调，因此《卧虎藏龙》在美国受欢迎。而中国观众对这部电影有其他的期望，当他们发现实际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时，这部电影也就不会受欢迎了。尽管我是在研究现代电影，但是我本人还没看过这部电影。我的学生建议我去电影院看，因为《卧虎藏龙》的视觉效果很强。但是每次去电影院我都得带着6岁的女儿，当然只能看她爱看的电影。现在只能等《卧虎藏龙》发行录像带了。不过，我认为这部电影极大地开阔了美国观众欣赏外国风格电影的眼界。美国观众所熟悉的成龙、吴守森的动作片并不能代表中国电影的风格，他们体现的更多是香港风格。
提问：您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解释了好莱坞电影业的衰落，但是我还听说过两种说法是：好
15 莱坞失去了想像力和社会责任感。
回答：你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好莱坞制片商的想像力缺失，二是好莱坞制片商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好莱坞电影只有四分之一能实现收支平衡。如果你想烧钱，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电影，因为你只有四分之一的机会能收回成本，能不能赚钱还是另一回事。因此，所有的好莱坞制片厂所竭力追求的就是降低风险。如何降低风险呢？就是制造具有最大进入市场机率的电影，或者制造人人都愿意自己的兄弟一起去电影院看的电影。例如，耗资1亿美元拍摄的Titanic《铁达尼号》，它是历史上第一部票房收入以10亿计的电影。不仅投资可观，他们对演员的挑选也是周密策划的。为什么选择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主演《铁达尼号》呢？因为他们最吸引十几岁的女孩子。为什么《铁达尼号》获得如此成功呢？因为这部被定为PG13级的电影，吸引13岁到25岁的人观看。只要年满13岁就可以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这对《铁达尼号》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正是这些13岁以上的女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到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
制造艺术电影也是可以赚钱的，例如独立制作的电影，但是前提条件是尽量降低成本、降低风险。例如《我为玛丽狂》，它的制作成本是200万美元却赚了上亿美元的利润。我们还必须了解一点，其实所有制片厂都属于像默多克这样的大型的跨国公司。所以电影制造只是各个大型媒体帝国里的一小部分而已。制片商的运作总是与母公司的其他产业密切配合、是为其他产业服务。同时电影制造通过与电视、网络、软件、电子游戏等产业的合作来降低自身的风险。
至于好莱坞电影的社会责任感，比较婉转地说就是“胡说八道”！我不认为好莱坞电影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他们只考虑商业利益。我们不能指望靠好莱坞电影来管束什么先进的家庭观念。
提问：中国每年从好莱坞进口10部大片，票房收入比国产电影要高，怎么说好莱坞电影死亡了呢？电影是人类梦想所在，好莱坞电影所创造的美和力量是其他电影无法取代的。如果说好莱坞电影终结了，那么谁能取代它呢？
回答：我这个演讲题目或许有点煽情，我并不是说好莱坞电影终结了。过去我们认为好莱坞电影业是为美国电影院的观众提供电影的，制片商心目中的观众是13岁到25岁的白种男孩。我要说的是，这个逻辑已经站不住脚了。好莱坞电影仍然存在，人们仍然会去电影院，但是在电影院放映电影的作用改变了，超出了电影业本身并成了其他产品的广告。
提问：我想知道您将如何回答您在演讲结尾提出的问题，研究电影究竟是哪一门学科？
回答：我在美国研究所工作，因此有机会对美国家庭结构的变迁有所研究，有机会研究美国家庭和文化在过去25年里的关系。电影研究包括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等，如果一定要说是哪一门学科，概括地应该说这是文化研究。问题是，文化研究在美国必须有明确的含义、明确的文字解释。我要求我的学生要注意日常生活、思考电影、电视与个人的关系。
提问：您所期望的电影是什么样的？您最喜欢哪一部电影？
回答：短时期内，美国的电影仍然是以家庭观众为目标，“美国派”会不断地有续集，青少年观众将成为主流。长远来看，我不能确定，20年后电影院都不知道是否还存在了。
至于我最喜欢的电影，应该说是对我人生有触动的电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与电影密切相关的人生经验，关键不在于电影本身而在于和你一起看这部电影的人。在我的人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电影是“SoundofMusic”（《音乐之声》）。为什么呢？这大约是1965年的电影，当时我16岁。我是乡下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音乐之声》在离我家20英里的一个大城市里上映。那时候我梦寐以求的事就是和一个家里比我富有的女孩子约会。我惟一能想到可以打动她接受约会的办法就是带她到市中心去看《音乐之声》。因此，我们的电影研究是应该和每个人的生活联系起来，把研究建构在这些电影、电视、音乐、电子游戏和个人经历的关系上。我要求我的学生每看一部电
16 影都要写感想，我为他们布置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你最喜欢的电影”。他们所谈到的并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个人经历，比如“我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提问：《花木兰》是一部以美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您认为这是好莱坞变革的一种模式吗？
回答：我对中国了解不多，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迪斯尼仅仅是利用了这个故事的内容而已，与中国文化无关。因为这是讲述一个女孩扮成男孩的故事。一般认为吸引男孩进电影院比吸引女孩要容易，因为女孩会去看男孩的电影而男孩不会去看女孩的电影。因此，迪斯尼考虑的是什么故事能同时吸引女孩和男孩，而《花木兰》正是他们想要的故事。
提问：什么中国电影能进入美国主流市场？
回答：中国电影能进入美国市场。世界其他电影业所面对的问题是美国电影市场难以进入。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投资拍摄《铁达尼号》这样的电影，也没有其他电影市场能为这部电影带来数以10亿的票房收入。好莱坞电影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其他国家的电影业。其次美国的媒体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绝缘体，我们看的外国电影比你们看的美国电影要少得多，美国电视台的黄金时间从来没有播放过一个外国节目。中国电影并非在美国电影市场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它可以拥有一部分特定的观众。中国电影业必须首先在国内发展起来，在国内市场能赚到钱才能保证在美国市场上不赔钱。
提问：您说20年后电影院可能会消失，有没有可能是被新型的电影院代替了呢？
回答：这是有可能的。电影院不一定非得用来看电影。首先，技术的发展使电影可以通过数码技术来拍摄存储；其次，数码技术使通过卫星传送电影成为可能。只要解决了传输过程的信息保密这就是可行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卫星传输电影以外的东西到电影院，比如棒球比赛、拳击比赛。这样电影院就能继续生存下去，人们仍然会到电影院去吃爆米花，只不过不一定是为了看电影。
4、韩国副总理访问清华大学演讲(田允 )
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近1/3，我们注意到2001年全球十大港口吞吐量亚洲占六位。其中包括韩国的釜山和中国的上海。
田允 ，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
5月14日上午九点，清华大学200余名同学在中央主楼接待厅听取了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田允 先生题为“中韩两国建交十年来的经济合作回顾、探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及长期经济合作方案”的精彩演讲。清华大学院长赵纯均教授主持了这次演讲。
田允 先生在演讲中回顾了中韩两国建交十年来的经济合作，并对未来两国合作提出设想。他认为，未来中韩合作不应仅仅是经济合作，还应包括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并指出大学的合作与交流是未来两国合作的基础。
田允 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对中国加入WTO和主办2008年奥运会表示祝贺。他高度赞扬了清华人在中国的腾飞与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针对中国出现的“韩流”和韩国出现的“华流”，他认为这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时代的潮流。他希望未来出现“韩华流”，作为合二为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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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中，田允 先生殷切期望清华学子小到个人未来的设计，大到国家计划，在各方面承担起加强友邦关系的重任，将祖辈留下的交流遗产发扬光大，衔接十年来两国交流的经验。他特别两次提到愿意为中韩大学生的交流与合作起到桥梁的作用，并表示对中韩两国未来合作发展的良好势头充满信心。
清华大学37期、38期工商管理班三名学员分别就韩国主办世界杯比赛对韩国经济的作用、韩国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和对中国的建议以及中韩两国在世界物流中心体系当中的地位等问题向田允 先生提问。
演讲开始之前，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经管学院院长赵纯均热情接待了韩国副总理田允 ，双方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会谈。演讲结束后，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与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田允 交换了礼物。田允 副总理向清华大学赠送了即将开幕的世界杯足球赛的足球模型和一台三星最新款背投电视机。
现场提问：
问：副总理先生你好。韩日两国共同举办世界杯比赛对韩国经济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请问韩国准备采取哪些重要措施来加强这种作用？
答：肯定对韩国经济会有积极的作用。的确能带来经济效益。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比赛的安全和顺利。我们更重视的是希望通过世界杯比赛这个全球几十亿人的盛典展现韩国人民的友好热情和亲切好客，展现韩国欣欣向荣的发展。
问：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韩国是深受其害的国家之一。但在此后的四年，韩国进行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使韩国经济得到很快复苏。请问副总理先生，你们对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有什么好的做法，另外，对中国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原因之一是过盛的投资引发危机，二是金融业未能对制造业提供应有的帮助。政府的宏观经济不健全，有不妥之处。危机后在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500亿美元，已经归还部分贷款并准备提前归还38亿贷款。值得庆幸的是韩国经济从低谷走向逐步回升。经验是忍痛进行了全国人民有切肤之痛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效果。2000家银行有600家关闭，30个大型企业有16个关闭，其中包括大宇公司。
问：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近1/3，我们注意到2001年全球十大港口吞吐量亚洲占六位。其中包括韩国的釜山和中国的上海。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物流业异军突起，在建立和形成亚洲物流中心的进程中，请问副总理阁下，韩国政府有何重大措施促进中韩物流行业的进一步共同发展，同时在将来的世界物流大舞台上，中韩两国将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刚参加了亚洲开发行的35次年会，中韩都存在产业结构和投资的不合理，中韩国两国制造业占全球较大比重。希望得到改善，避免重复投资。刚刚成立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会可以促进进一步交流。
5、戴尔总裁在清华大学演讲及回答学生提问(迈克尔?戴尔)
如果我20岁的时候，我更想在中国呆着。因为最有价值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
迈克尔?戴尔，1965年生，从小生长于美国休斯顿中上阶层。上中学时迷上电脑，后遭父母之命进入德克萨斯大学学医，大学二年级因过度迷恋电脑和立志在PC机领域有所建树而退学。
18 一开始，戴尔把印有自己名字的成品机卖给用户，1988年开始，戴尔的名字受到华尔街的关注。1988年，戴尔已经成为德克萨斯州的首富，当时他拥有净资产43亿美元。而现在，他是40岁以下的亿万富翁里的首富！截止到2001年6月，过去的4个财季中，戴尔公司的年销售额达217亿美元，市场份额在全球名列第二，是增长最快的计算机公司。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中名列第210位。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在上海有这样的机会，也和学生见了面，进行了演讲。我非常高兴，受到了学生们非常热情的接待。互联网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如果大家想想，任何经济的运转方式都与互联网有关的话，这是什么一种景象。
戴尔公司目前的市场增长率是44％，而IBM、SUN、康柏的增长率只有11％，戴尔公司是业务上的明星。亚太地区的业务增长最快的是中国的业务，去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50％，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非常惊人的。如果从互联网活动本身来看，大家就知道，大概三四年以前，我们确定了这个目标，我们希望把40％的业务放到网上，当时被认为是非常雄心勃勃的预测，因为当时在网上只有3％到4％的业务量，在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就实现了那个目标。每天大概有400万美元的交易是通过Dell.com网站上进行的，一周工作日不是5天，而是7天，今年的收入可以达到30亿美元。我们认为．通过这个网站可以实现更多的营业额，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用本地的语言来建立这个网站，互联网公司是非常出色的，戴尔的GDP50％都是在网上进行的，美国只有2％。
各个机构都非常希望上网，互联网的基本设施，比如说服务器之类的投资，这也是戴尔公司开发的重点。导致这个事态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宽带通信，包括无线的高速连接，比如说卫星，或者说TSL，或者是有线，或者下一代的移动电信市场，这些系统都使得这些用户能使用宽带网来连接。
我非常愿意大家提问题，以便我们的讨论变成交互式讨论，并且使大家都对这些讨论感兴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回答清华学生问题
提问：戴尔公司在中国的策略是什么？
回答：戴尔在两年以前，在戴尔客户服务中心也有销售和服务活动，负责中国的活动，至少覆盖了中国98％的商业活动。我们在中国制造产品，这个产品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戴尔公司已经在中国业务活动获得了成功，并且获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我们正准备盖一个新的工厂，生产能力每年是100万台。我们准备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获得更多的份额，获得更高的收入。我们在客户满意度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发展，在戴尔公司提供的服务方面，赢得了客户的好评，我们也从PC杂志，以及业界的非常好的媒体方面赢得了很多奖项，这是我们重点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我们会继续作出投资。
提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戴尔公司是否计划购买中国的计算机公司？
回答：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我们戴尔风险投资集团已经在中国公司做了一些投资。比如说新浪网，我们非常有兴趣在这个公司上进一步做投资，还有其他一些投资，大家也知道，包括开发Unix操作系统的，我们已拨7.5亿美元投资到这几家公司，我们也希望投资到那些有希望的公司。我们在合作上，尤其是在和软件公司和服务领域的合作方面还不多，但是，我们一定会和他们结成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做一些战略性的投资。其实用不着拥有这家公司，有时候只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就可以了。投资了7.5亿美元，作为一种孵化器，比如说新浪网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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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对您而言，为什么选新浪网，原因是什么？
回答：第一要消费戴尔的产品，比如服务器，存储器，因为在新浪网，他们要用服务器，存储器，消耗量很大。另外一些公司，他们的产品能够为我们戴尔带来新的客户。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才能够全面合作，并取得成功。当然，对中国刚刚开始发展的IP行业，对我们来讲还有很多机会，还要寻找在中国和亚洲的更多的机会。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如果想开创更多的业务，我们也会检查这些业务计划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愿意来开创新的互联网公司？是愿意做传统公司，还是愿意做互联网产业？有多少人愿意做互联网产业？
现在电子商务发展非常快，你们现在互联网的在线订购，已经变成一种模式，我们现在想知道这些中间商会提供什么服务，他们并不一定要完全消失，他们有他们的强项。换句话说，假设，我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做销售，然后，用互联网订购的方式，我个人面对挑战，我是愿意使用传统的方式迎接挑战？还是愿意使用在线的销售？举例来说，如果我想买书，通过在线买书，我就有可能不用到书店里去，因为到书店要花很长的时间。如果想开一家书店，让别人到这儿来买书，你要把环境创造得舒服一些，咖啡屋，或者有作者签名售书，或者是创造一个环境，让读者来买书。我们不是让中间商消失，而是重新制定战略，以便应对在线的社会。在线也会有中间商，会提供一些服务，特别是客户需要的特殊的服务。我并不是对所有的公司都具在线订购，你可以选择一批，比如说你制造发动机，不可能实现订购，因为不只是买汽车发动机，要买汽车。所以你可以使用互联网使汽车制造商和用户之间交流起来更为方便。所以，有些情况下，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产品应该是一个整合的产品，一个完整的产品。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戴尔先生，以您的观点来看，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相比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假如你当选为清华大学校长，你希望我们这些学生有什么样的基本素质？
回答：如果我20岁的时候，我更想在中国呆着。因为最有价值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在这方面你们有很大的优势。美国的机会，在互联网的机会，是都在发生的。但是美国的经济已经完全发展了，对那些所谓的创始人机会不多了，当然还有。要创造新的企业，和在中国寻求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企业来说是有优势的。过去几年，我在中国看到，剧变的文化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这种文化发展得很好。要在美国、日本、德国，这种文化发展得不那么好，在美国，你可以犯错误，但是大家说没问题，你可以一边犯错误，一边学。你犯错误了，你不一定是失败者。在中国这种文化发展得很好，有时候可以利用风险投资做一些事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以便让中国的社会适应新的世界，有新的发展。
作为大学而言，我刚才已经讲过，我当清华大学校长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个人对网络和对信息技术是充满着热情的，因为这是我们要取得成功，以及在商业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基础。所以，我要强调的是，不仅要掌握这些基本的技能，同时，还要获得一些学校的思想，如何来改进网络，如何来促进网络和信息时代的发展，如何使得电子经济得到发展，并且能够从这种经济网络上获益。我觉得，大学如果和一些领先的机构合作，让学生掌握这些机构最好的行为和方式，同时让这些机构也可以从大学中获得最好的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相互作用。我听说你们大学中有很多好的事情，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强调信息技术，并且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对一个企业而言，能够让你在机构当中，通过应有的使用，大家能够进行畅通地交流，从过去那种逐级的传统管理方式进入到一种新的方式，让人们能够迅速发挥出各自的能力，这是最佳的。
提问：我也是年轻人，现在是学生开创公司的活动的代表，您能给我提一点什么样的建议呢？
回答：首先，你一定要愿意做事业，要有想法。但最重要的是倾听客户，了解客户需要什么，这样你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工作，而不仅仅是我们觉得客户会想要什么，自己来推出一种产品，
20 来实验客户是否需要。很多公司都犯同样的错误，总是在实验室当中闭门造车然后造出东西以后，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这个最漂亮的孩子却没有人愿意买。道理很简单，你应该首先从客户着手，能够准确地了解客户需要什么，找到那些充满激情的客户，特别是如果客户认为你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激情，这时候事情才能成功。
提问：如果您跟我们一样是大学生，有谁愿意来帮助您渡过难关呢？
回答：当时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实际上在前两年半当中，我们公司都没有多少投资。从一开始的时候，我门的业务赚钱，赚来的钱又投回企业中去，不像现在你问突然能够得到25万的风险投资。我们当时没有，所以，我们确实经历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时期，就是为了开创新的企业。
我的朋友，我的家庭，他们给予了我很多激励和支持。另外，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做法受到了客户的支持和接受，这也是一种鼓舞。
提问：你是认为应是大学来付费和投资，还是公司进行付费和投资，以便让学生高速接入互联网？我想还是让学生免费使用这种服务，就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首先公司为了广告宣传目的，让学生免费试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学生能否得到第一手的服务，而且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可以替你们做广告。
回答：我认为不能完全免费地提供这些产品，但是我们要使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让学生试用。我认为大学也应该作出一些承诺，应该认识到新技术的重要性，并且提供这些工具，我认为，这是我们这所大学的一个重点，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并不是说做这些事情很容易，我们愿意做我们的工作，以便实现这一梦想。但是我认为这些梦想会实现，越来越多的大学会提供这些设施。
提问：在中国的情况是非常让人不好意思的，我们的学生上网站，速度非常慢，而且难以忍受下去的。在美国这一切却非常顺利，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以便让我们改进我们的网络速度。您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花很多钱来提高网站的速度，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来提高我们的网上运行速度。
回答：你的建议非常好。现在已经有几家电信公司要在一些主要的商业中心周围来敷设一些光纤环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互联网中心联系起来，不是用36K的调制解调器，可以用光子来传输信号，每秒的速度是以亿来计算的。清华大学应该提出要求，要求能直接进入光纤的环路，这样所有学生都可以获得非常高的速度。如果你们用戴尔的服务器，也可以极大提高它的性能。
提问：只投资于一种领域并不是成功商人的投资方式，很多成功商人都把资金投在IT的很多领域，您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认为成功商人应该有多个投资点，或者把资金放到不止一个领域中。
回答：我不认为应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还有很多领域，比如说生物技术，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领域。应该把计算机和生物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在今后10到15年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并且人的各种基因可以治疗一些可怕的疾病和传染病，所以这个领域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让人兴奋的领域，我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做那些父母要你做的事情，不是父母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而是应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提问：您是否认为，BtoB的模式会成为电子商务或互联网的主要方式？
回答：这是毫无疑问的，企业对企业的交易，比企业对消费者的交易量大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就像整个经济一样。网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企业的交易。大约有82％计算方
21 面的开支是企业对企业，只有18%是企业对消费者的开支。
提问：财富取决于公司的股票，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价格降下来了，也许你会失去你大部分的财产，您是否想过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您会怎么做？
回答：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们的公司业务情况非常好，某一天股价会下降，某一天股价会上升，但是总的来说股价总的趋势是向上扬的，所以我不担心。
提问：我是《中国网络周刊》记者，有两个问题。第一，我希望了解威尔公司会在中国投多少资金。第二，您认为，戴尔在线订购的方式在中国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回答：我刚才也说过戴尔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是250％，对手戴尔公司的障碍，就是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我们的基本设施，满足这一迅速的增长，并不断招聘新的人才。戴尔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会有几个不同的方面，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和支持的网络，覆盖整个中国，我们在中国的工厂也在不断投资于一些公司，如说新浪网。我估计在明年会做更多这方面的活动，更重要的方面，戴尔公司是由一些中国关键的供货商，作为一个供货基地，向整个世界出口，我们在这方面是以几十亿美元来计算的。我认为我们总体的投资会有增加的。
提问：我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您认为您的工作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第二，你们公司提升的制度是怎么样的？
回答：我们内部员工的素质是这样的，要有创造性，有创新性，要有新的想法。有主动性，自己能够不断有新的想法，开发新的产品，不一定要等上级下命令。他们能够和他们的同事进行合作，我们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自治的，有自主性，我们给某一个人升职，并不是说这个人担任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他们升职是根据人的能力，不是根据时间，是基于能力的升职制度。
提问：BtoB的模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您是否认为你新的模式会受到影响？
回答：我不认为BtoB的模式会消失。在互联网中，如果你们公司的业务与上不上网没有关系，如果是不好的公司，即使上网也是一个不好的企业。在美国有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的战略就是在网上卖东西。他们的利润率是1.8％，如果你们懂经济学的话，你们应该知道这是非常不好的。总利润率1.8％，根本不挣钱。在网上卖东西，至少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新鲜，什么都卖，从烧烤的设备到笔记本电脑，他们是卖其他人的笔记本电脑。他们的股价一开始是20美元，后来上升到60美元，现在跌到了3美元。因为市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公司不好了，并不是因为在网上，还是在传真机上开办什么业务，不好的公司就是不好的公司，因此，互联网并不能够替代一些人们传统印象上对于利润率和效率的重视，并不是所有上网的公司都会获得成功。大部分上网公司都会失败的，重要的是能够制定出使之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BtoB，还是BtoC，必须有很好的公司，不管你是怎样运转你公司的业务。
提问：我是计算机信息报的记者，中国在IT信息技术方面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在哪儿？
回答：我认为，优势就是中国有大量的资源和大量的技术人才，中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如果一个国家非常小，很难发展全球性领先的公司，因为基础非常小，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总的来说，在一些小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优势是国内市场非常大，各公司如果有大量的国内资源，这就有机会取得全球的竞争优势。劣势，我认为，就是有关时间的问题。美国一些公司在早期阶段，有领先地位，但是这些公司不一定理解文化。如果看看内容，德国公司并不是全球性的公司，他们领先性的公司，都是本地的公司，这也表明对本地的情况，对本地文化的理解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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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人们应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我是一个学生，如果我也有一个好的想法，我是不是应该休学，组建自己的公司呢？
回答：你的系主任也许会对我的回答非常生气。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休学了。如果有一个让你兴奋的项目，你应该按照你自己的路子走下去。
提问：公司在得到客户订单的时候，用多长的时间怎么根据客户的需要准备产品？第二个问题，对于联想这样的公司，您有什么建议？
回答：我们定单的周期要取决于定单的类型和复杂性，如果定单是在白天下的，下午或晚上下到工厂，工厂的周期平均是7个小时。90％的定单都是低于10个小时的。很多订单都是在2到3个小时之内，主要是运输的时间，要取决于路程的远近，一般是五六天。联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力非常强的竞争对手，但是幸运的是，中国市场非常大，并不是只有一家公司会取得成功。戴尔公司做互联网的产品，做服务器、存储器非常有经验。联想公司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对他们非常尊敬。
提问：您喜欢看电影吗？您认为《黑客帝国》怎么样？它的情况某一天会实现吗？
回答：《黑客帝国》最近获得了三个大奖，很多奖与计算机动画有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它所有计算机的动画都是用戴尔计算机来完成的。现在我非常喜欢看这部片子，我认为那部片子非常酷。这是一个科学幻想，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希望其他制片人也采用我们的工作站。
提问：我是微电子研究所的学生，您知道在上一个世纪，计算机大大改变了世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经济形势，您怎么看？互联网会改变PC，还是PC仍然会在互联网上占主导地位？因为计算机在所有的地方都支持互联网。第二个问题，您的公司会投资于哪一方面？
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谁都不那么重要，因为最最重要的是信息。三年以前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PC还是互联网更重要？我可能会说PC，可能有人还会说互联网更重要。其实他们都是工具，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信息，信息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某一种工具重要。
我们看到互联网的成功与PC机的成功，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个人觉得，有人说PC机和手机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手机上的屏幕大小了，信息展示量有限，只能是通过电话来展示一部分信息。要充分使用互联网，需要一个更大一点的屏幕。这么小的屏幕，要打字，太难了。
提问：生物科学非常重要，我想提一个小小的问题。信息技术发展很快，您认为生物技术发展会怎么样？这两种学科会有合作吗？在哪个领域会进行合作？
回答：这两种技术都非常重要，一个像我们的大脑，一个像我们的心脏。如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再好不过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人类基因的研究，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医学上存在的问题，比如癌症，或者说一些可怕的疾病。如果能够结合起来，确实是能够让人兴奋不已的。如果没有计算机的技术就实现不了生物技术的更大进步，这两个科学领域都很有意思，在生物技术方面，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创造。在计算机领域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大的进展，无论是光束、光波，半导体。生物技术是完全开放的领域，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有很多非常微妙的领域。可以改善生活条件，解决一些病症。
提问：1999年的时候你曾经在上海讲过，有一天你要在中国开办一个互联网企业，你现在有这么多钱了，为什么不来？在你看来，今后你们公司的发展哪一方面更为重要？
回答：我个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有很多原因，第一条是我不会讲汉语，这是一个劣势。另
23 外有四个孩子需要照料，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很好，我不愿意让他们重新搬家。另外，我们公司投资，是在我们业务方面进行投资，在新浪进行投资，在新的领域中有一些新的创造和发展，在我们的业务模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并不仅仅依靠某一种框架，我们需要听取客户的意见。技术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的应用，要了解客户的需求。重要的是我们戴尔公司能够做一些为客户服务的软件平台，还有更重要的是跟客户紧密的联系。
提问：戴尔先生，您是否愿意在中国建立投资公司？研究人员同专业活动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兴趣。
回答：如果我们有必要来创造这样的东西，我们当然会做。不仅仅为中国，也是为我们公司开展各式各样长期活动。公司和大学联系很重要，不仅仅是能够有新的思想，而且可以把人才纳入到商业活动当中。而且大学的研究可以放到实际生活和实际社会之中来进行。
提问：做生意是为了挣钱，但是有一些服务部门不挣钱，但是对社会有好处，戴尔对这样的服务是什么态度？比如我个人是学习数学的，数学在社会中不容易赚钱，但是对社会却有贡献。
回答：当然，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把生意做下去，当然要挣钱。但是我们也希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拿出一部分投入到社会中去。我们公司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戴尔公司创造了戴尔基金，解决一些美国当地的问题。
6、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国际IT&管理人才(卡尔.西蒙)
信息技术、智能建筑将是未来中国市场最热门专业。WTO，2008北京奥运为中国市场带来了无限商机。中国急需具有国际思维、国际知识、国际素质的IT人才。
卡尔?西蒙（ARLSIEMON）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82年开始担任西蒙家族的第四代掌门人（西蒙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ARL被IT界认为是一个具有非凡领导才能、极具个人魅力的成功企业家。自他担任西蒙掌门人以来，西蒙公司在全球的业务迅猛增长。今天，西蒙的销售及服务网络已遍及全球，在美国、英国、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日本、俄罗斯等地设有服务机构。即使在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的今年，西蒙全球的销售额仍然稳定增长。CARLNSIEMON先生积极倡导“服务、质量、发明、价值”为先的最高理念，信奉人性化的企业管理模式。他成功的企业运做模式，使西蒙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作为全球IT领域最著名的通讯布线领导厂商，西蒙公司被喻为“茁壮成长的长青树”。在最新排行的财富前500强的世界权威机构许多都指定西蒙经典品牌。在中国，西蒙的重要项目达数千个。在全国大型布线工程市场中，西蒙位居第一。
美国西蒙公司总裁CARLNSIEMON(卡尔?西蒙)先生清华演讲引起轰动。
2001年11月5日，由清华大学及CCTV-2“商界名家”节目组联合邀请，美国西蒙公司总裁CARLNSIEMON先生兴致勃勃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国际报告厅，与聚集在场内的400余名热心的观众进行“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国际IT&管理人才”的对话。真诚表达西蒙公司对中国WTO及IT人才的关注。本次活动受到美国商务部的关注，美国使馆商务处的副参赞DENNYBARNES先生到会致辞。
2001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在目前狂热的经济大气候下，惟一不变的也许就是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西蒙公司经历了无数的变化。有失败有成功，但最终以“服务、创
24 新、质量、价值”这一崇高的理念而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通讯布线领域的佼佼者„„21世纪的今天，西蒙将以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作保证，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的中国提供西蒙最好的支持与服务。”
“服务、创新、质量、价值”是西蒙品牌成功的秘诀。
1903年美国西蒙公司提出了“Service(服务),Innovation（创新）,Quality（质量）,Value（价值）”这一公司经营理念。在21世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理念仍然是最时尚、最经典的。因为它涵盖了一个成功品牌――西蒙（SIEMON）从“产品开发、销售到用户服务”的良性循环全过程。
今天，西蒙的销售及服务网络已遍及全球，在美国、英国、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日本、俄罗斯等地设有服务机构。即使在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的今年，西蒙全球的销售额仍然稳定增长。我们积极倡导“服务、质量、发明、价值”为先的最高理念，信奉人性化的企业管理模式。成功的企业运做模式，使西蒙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作为全球IT领域最著名的通信布线领导厂商，西蒙公司被喻为“茁壮成长的长青树”。在最新排行的财富前500强的世界权威机构许多都指定西蒙经典品牌。在中国，西蒙的重要项目达数千个。在全国大型布线工程市场中，西蒙位居第一。
对人才的关注及培养，是西蒙成功的另一秘诀
西蒙公司一直关注对人才的培养。每年定期对美国康州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为康州培养了大量的IT人才。西蒙公司也非常关注在职人员的培训。拥有不断进步的高科技员工队伍对于西蒙公司以及公司的未来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继续对所有员工进行培训保证了西蒙公司在业界的领导地位。
西蒙公司还将成功的理念带给了全康州的企业。西蒙为康州人们捐献了一个在职培训的场所，并联合康州其它几个地区的商业和教育机构，共同建立了一个OWL在职教育的中心。这个中心为在职员工进行培训，这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单独对员工进行教育的本地公司节省了资源。这项联合教育的投资方包括美国西蒙公司、美国康州劳动部、美国政府及企业高层商会以及地方大学等。西蒙公司承担了大部分投资，并捐献了部分坐落于康州西蒙商业区的普林斯顿中心，以及用于教育培训中心的新设备。
西蒙公司在中国也非常关注对未来IT人才的培养。曾在1999年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智能化建设实验基地――上海同济大学赠送了一套综合布线示教系统，培训学生综合布线系统的安装设计。CARLSIEMON此次访华，将赠送另一套布线实验室给北京林业大学，以配合该校正在筹建的中国北方地区先进的“智能建筑技术试验中心”，以培养未来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系统集成公司、监理公司的技术人员。
信息技术、智能建筑将是未来中国市场最热门专业。WTO，2008北京奥运为中国市场带来了无限商机。中国急需具有国际思维、国际知识、国际素质的IT人才。而信息技术、智能建筑将是未来中国市场需求最大、最热门的专业。综合布线作为通信基础设施，将作为智能建筑的重要一门课程在学校讲授。目前，清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林业大学等都已开设了综合布线这门课程。
西蒙在中国的发展计划
?关注WTO、2008北京奥运
?积极倡导“宽带互联集成”布线理念
?积极推动未来布线大趋势：六类+光纤布线解决方案
?加强对代理商的服务培训计划
?加强六类布线市场国际化的安装设计理念。西蒙在教育行业的主要用户：清华大学、北京市教科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洋国际学院、山东五所高校校园联网、首都图书馆新馆、江苏
25 省委党校校园网、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宁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广州师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学院、东南大学逸夫馆、安徽大学图书馆（六类）、温州东方学院、云南大学、广州培英中学、云南玉溪中学„„
7、自由软件运动和GNU(理察法.斯德尔曼)
一个正常的社会只有在良好的心态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许多宗教信仰鼓励乐于助人的原因，因为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理察法?斯德尔曼是著名的自由软件运动领袖、GNU（自由软件协会）组织的创始人，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是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中的“最后一个真正的黑客”、自由软件的奠基人。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中国。看到在座的有这么多自由软件的爱好者和追随者，我感到自由软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你们将是中国自由软件未来的希望。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自由软件和GNU的发展。
使用软件的规则
当人们要问：这个社会使用软件的规则是什么？考虑这个问题的通常是软件公司的人，他们完全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们为了管制住别人不从他们身上拿走钱而制订这个规则。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关注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这些程序员们是在一起合作共同分享这些软件成果。正因为如此，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的社团是这样工作的：我们会从斯坦福获取得新的程序软件，或者一些源代码去写一些更好的程序，来解决一些原有的问题。或者你可以用那些源代码去实现你的想法，写一段更好的程序，甚至你可以切下一段程序用于你工作的另一段程序上。人们把这个称为软件的再利用。这样你可以把一段程序用于很多方面，这是我们这个社团致力的方向，也可以称之为对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
我们并不针对任何人，相反我们是为所有人工作的。我们这个社团包括MIT的实验室人员，还有像斯坦福和康尼伯格大学的人员，甚至一些计算机公司的人员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我们这个社团与计算机使用者不同，我发现了一些计算机使用者最关心的问题。
打印机的启示
举一个例子，施乐公司当时送给MIT一台激光打印机，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MIT成为除施乐公司以外的惟一一家拥有激光打印机的单位。这台机器性能非常好，打印清晰度高，不像以往的打印机那样竖线会发生扭曲，线条打印得笔直、漂亮，它是由计算机控制的。
但它也有很多问题：如经常卡纸。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怎么办，以往的打印机也会出现经常卡纸、清晰度低的问题，我们无法改变打印速度慢、卡纸的问题，但我们是软件工程师，我们可以用软件来弥补硬件的不足。比如打印作业完成后，我们可以用程序提示：“您的打印作业已完成”，这样打印者不用再等多余的时间。另外我本人也专门写了一段关于卡纸的提示。一旦卡纸便会通过屏幕告知打印者卡纸了。或者打印机出问题了，系统会显示：“机器故障，需要修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必须马上去修理，也许不会马上有修理工来帮助你，但是有时会有两三个
26 同事同时来到你的办公室，你们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共同修理。
事实上，我们把打印机当成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保证系统整体稳定运行。所以当新的打印机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做类似的软件修改。可是问题出现了：新的施乐打印机是用施乐专有软件控制的，我们没有源代码，连最基本的修改都做不成。我们都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可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人们对这台打印机感到很头疼。也许你打印后半个小时去看，却一张纸也没打印出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你去看，却发现一直在卡纸。于是你修理好了卡纸，回去又等了半个小时，心想这回成了，却发现打印了200页别人的东西，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而最令我们感到头疼的是有人故意不让我们把这台机器做得更好。
他在背叛全世界。当时我听说康尼伯格大学的一位同事有这台机器源代码的拷贝件，所以我去了他在匹兹堡的办公室，想向他索要一份源代码拷贝件，他拒绝了，他说：“我已经承诺不会向任何人提供拷贝件”。我非常气愤，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扭头走了。这对于MIT的员工来说是一种悲哀，于是我们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机器也一直这样坏下去。相反这件事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康尼伯格的那位工程师拒绝与我合作，也拒绝与你们合作，他是在背叛我们全体。
这是发生在1981年的事。只是因为他签署了一项不对外泄露协议，他在背叛全世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对外泄露协议，我是受害者，我的实验室也是受害者。很多软件工程师都会遇到被要求签署不对外泄露的协议，而且会有很多诱惑和好处会诱使他们这样做。人们会对自己做过的错事找各种借口，很多人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呢？但是我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实验室是受害者。尤其是你并不知道你会伤害谁，也许会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有人送给我一个很好的软件，但要求我不对外泄露，我会感谢他，但告诉他良知不让我这样做，我宁愿不要这个软件。到现在为止，我从未在已知的情况下签署过任何不泄露协议。
70年代AI实验室的成立可以说是计算机领域的悲剧，AI实验室开始编写专有的程序，使得我们原有的共享的源代码变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除非你签署了不对外泄露协议，否则根本无法在一台先进的计算机上工作，因为他们编写了ISS（不兼容软件系统）。我原有的社团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我将如何做？或许可以随历史潮流，也签署不对外泄露协议，并编写专有软件，我也可以此为生。但是将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是在用一生建筑分割人们交流的高墙。我不能这样做。另一个选择是离开计算机行业，但很多程序员认为离开计算机会挨饿。但今天的美国仍有几百万人与软件无关。我的专长就是编程，我相信我会做一名很好的服务生。这也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但我在浪费我的技能。
寻找另一种可能
我在寻找另一种可能，做一名程序员并能为这个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认为当时最需要的是开发出一套操作系统来改变这种窘境。由于当时的操作系统是专有的，而这是问题的起因，所以我决定从零开始，开发出一套操作系统，向所有人开放。
这个任务很艰巨，我不敢肯定我能完成它，但创立一个自由操作系统却是我的目标。问题是如何来设计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我知道有些程序写出来后是无用的，因为它只适用于某种类型的计算机，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到了便携式软件，这在1983年是非常领先的。我想做一个与Unix兼容的系统，让大家觉得用起来非常容易和方便。
下一步，就是起个名字。六七十年代曾经流行工程师愿意给自己的软件起一个别出心裁的名字。经过多种选择，我选择了GNU这个名字。这是我认为我在所有英语语言中最好的词汇了。再下一步就是找那些热衷于程序设计的人来开发它。我找到很多计算机厂商，问他们：你们每年使用Unix需要向Unix交几百万美金的许可费，为什么不拿出5万让我们开发新的自由操作系统呢？如果很多计算机厂家都能这样做，我们就有足够的经费完成开发工作，一旦成功了，将收效巨大，达到100：1的回报，那岂不更好吗？
尽管有人对此表示出兴趣，但没有人愿意提供赞助。于是，我决定自己开始写作。我的目标
27 是编写自由操作系统。
1984年1月份，我辞去了我的工作，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在MIT和美国其他大学你的成果是归学校所有的，而我的目标是编写自由操作系统，让大家共享。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过正式的工作。幸运的是通过编写自由操作系统，我到现在还没有挨过饿。
假若每一个程序都有其所有者，所有者都有这么一个规则：使用程序的人要么付钱，要么就不准使用这个程序。那么有些人会说：“好吧，我付钱使用这个软件。”有些人说：“我不买它，这太贵了，我不用这个程序了。”每次都会有人不使用它，这样一来，这个程序就得不到很好的利用，部分就被浪费了。因为设计、测试、发展程序到一定程度所需花费的精力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用户量得到了限制，那么我们做的工作就有部分会白白浪费。
但是社会上还有一部分是乐于去帮助别人的人。一个正常的社会只有在良好的心态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许多宗教信仰鼓励乐于助人的原因，因为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在学校里，教师会教育我们要“分享”，他们说你不能把带来的糖果一个人全吃了，要分给别的孩子，在中国也是这样吧？对此我并不奇怪。因为显而易见，乐于同你周围的人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们都必须被教育。现在在美国，政府所做的正好相反，要求学校里教师教育孩子们把东西“存着”，以前我们被告诉要同别人分享，现在孩子们却被告知“不要与别人分享”。分给别人是错误的，分给别人意味着你是一个傻瓜。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帮助周围的人的话，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我们难道愿意生活在那样一个人人自我，不愿帮助他人的社会里吗？
过去有人问我是不是没有人愿意为自由软件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免费软件，人们要无偿为它工作，因此造成了没有人愿意做和来做这件事情。15年之后的今天，我想已经有了答案，有些人是编软件拿报酬，但还有许多人却是即便没有报酬也在编写软件。我们编写出有用的软件，并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它，这就是自由软件的价值。自由软件的一大优势就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程序总是不间断地更新。
当我写Emacs时，大家都在想如何改进它，例如有人会说我在这里有一个设想，另外就有人会说这个新的设想我能实现它，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接一个的程序出现，它们的出现是如此之快，我都赶不上了„„我想在微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人们改进软件是为了使它更有用，软件有用了，人们就开始使用它，开始改进它，这样的结果使自由软件更加具有可用性和可靠性。以往人们觉得自由软件不会起什么作用，但从今日事实看来，自由软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在日常工作、教育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医院医治病人、美国警局记录时都采用了自由软件配置的系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系统永远不会瘫痪。这也是人们选择使用自由软件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从实用角度而言，开放源代码的程序也为商业提供支持。
当我们与商人谈的时候，自由软件支持商务也许是一个好的卖点，但是当我们与公众，与我们的系统用户谈的时候，或与我们的社团谈的时候，我们却没必要告诉他们这些，因为社会里自由的天性是最重要的，我们也要给他们选择的自由。
历史告诉我们，人们若想自由，惟一的方法是为自由奋斗，总有一些让你放弃自由的机会，人们总能听到“如果你放弃了这个自由，你就能得到某些好处”，总有一些人为了这些利益而放弃自由，所以假若我们要维护自由，就必须有珍视自由的人们。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想要自由，就必须不懈地奋斗。在自由软件协会中工作的人说：“我坚持为自由软件工作，因为我想要‘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我赞成他们所说的，但我认为有些他们并未提到。在这里我必须阐明，自由软件工作与开放性源代码工作并不完全一样，两种运动有着很相似的目标，但其原因和其对公众所宣扬的主旨并不尽相同。后者无法达到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而没有其他人的帮助，软件将无法实现强大的功能和可靠性；另外，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将影响科学家们的相互合作精神，而正是这种合作精神使他们一起工作来提高人类的知识水平。这种精神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当科学家们的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的时候这种合作精神也普遍存在。
28
我曾读到一个故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军士兵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登陆，发现了一所房子，上面钉着一块写给美军士兵的牌子，上面说：“美军士兵，这里是一个海洋生物实验室，我们想把这里的标本学交给一位美国科学家，让他继续我们的研究，而不想由于这场战争使这里的东西被破坏。”每当我想到这些，我都会非常感动。而与这种合作精神相反，现在每一个公司的研究人员都以其他公司的研究人员为敌，这是一种科学的对立局限，使得每个地方都持续着内战，而这种状况在严重阻碍着技术的沟通和发展。我想这样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以上是自由软件有别于其他的原因，也是自由软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目前对自由软件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某些使用者可以自由地获得一个程序，则这个程序对你而言就是自由软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通常一些软件对一些使用者是自由的，但并不是对其他使用者而言。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举个例子来说明：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X-Windows，它是MIT的实验人员开发的基于Unix的Windows操作系统，如果你从开发者手中购到X-Windows，则它对你来说是自由软件。但对于其他拿到X-Windows拷贝件的计算机厂商来说，他们使用的是Unix系统，他们将X系统加以改编并融合到自己的Unix上，再分售给购买者，它就受限于这个Unix系统。
那么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如果要问X-Windows是否是一种自由软件，答案则取决于你从哪方面考虑。如果你从研发者处购得，你刚享有自由，答案便是肯定的；但如果你从大多数普通的软件使用者角度考虑，答案则是否定的，他们没有享有这种自由，因而X-Windows就不是个自由软件。研发X-Windows的人员的目标是成功的，他们希望X系统被广泛使用，而结果正如所料，X-Windows成为Unix系统下最标准的Wndows操作系统。
他们认为这很好，但我不那样认为，我们希望的是给予使用者自由。同时我意识到我的软件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找出一种办法，避免此种情形发生。
我的办法是自由拷贝
我把这种办法称为CopyLeft办，它是与版权（CopyRight）相对应的说法。我予以你拷贝的自由，并可以制作复本，但你如果发售复本，就要遵守没有再次限制的规则，使任何人可以从你处得到复件，也同时得到许可去做同样的事。软件到何处，自由就随之到何处，并且每个复本的使用者也得到自由。如同在美国的一项法律――不可让予的权力，意思是你无法彻底失去的权力，你不能放弃。自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失去它，就会变成奴隶，你是不能放弃这种权力的，除非你犯了罪„„
这就是说X-Windows应是所有人能使用的自由软件，每个人都应享有这种不能让与的自由。
我虽不能让所有的软件都成为自由的，但我可以运用CopyLeft来编我的软件，以给予你们这种自由。CopyLeft与编译程序差不多，要使用CopyLeft必须有一些给定的供给工具。在GNU系统中则是GNU一般公认许可，这是一种特定的法定语言编成的许可，目的是推广自由拷贝（C0pM）。我们还有一些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特定软件的“自由拷贝”版本，并编写了“自由拷贝”软件操作手册。自由软件分为自由拷贝和不自由拷贝，支持不自由拷贝的人只是不积极，但他们仍很尊重他人的自由。我鼓励你们使用那些不自由拷贝的自由软件或与之合作，而以自由拷贝的策略来编写程序。
前途是光明的
我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有一些中国公司，他们在分售GNU软件，但没有执行其在GNU公认许可下的责任，对此我表示反对。我鼓励公司出售GNU软件的复本，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们的自由。在国际上，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在分发自由软件，但他们都严格执行GNU公认许可，不遵
29 守这个许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将被驱出我们的队伍。中国的自由软件公司中，有一些在遵守GNU则公认许可，他们遵守公认的准则，我就支持他们。而对这些不遵守GNU公认许可，不执行GNU许可下应尽责任的公司，我会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公司合作，帮助我完善中国的版权法，并关闭那些公司。
我们销售X-Windows时，有些人说我赚不到钱，因为别人买了你的软件拷贝，他会再制造拷贝，他将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别人，所以你是赚不到钱的。但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尽管我们“违反”了公认的经济规律，但我们却赚到了钱。现在仍然有人购买我的软件，我也从未曾因缺钱而饥饿。现在，自由软件正在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自由软件公司专门从事GNU系统上软件的研发工作。还有许多全职或兼职的志愿人员为我们服务。也许自由软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促使人们支持自由软件，为自由软件服务。自由软件的前途是光明的。
8、中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声音(罗伯特)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
罗伯特曾于1965―1968年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他报道了整个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更重要的是他是新中国建国后周总理于1971年接见的第一批美国三个记者之一。他当时写的周总理接见的报道刊登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罗伯特1998年加入《南华早报》以前，他曾长期任职于《华尔街日报》。其间，5年在香港任亚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7年在布鲁塞尔任欧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1971年，罗伯特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他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特区的外交通讯记者。派驻香港之前，他还在纽约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主编。罗伯特先后就读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曾在旧金山、纽约、伦敦、香港、华盛顿等地从事新闻工作，阅历十分丰富。
我是1971年4月到7月在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前到中国的，在中国逗留了约一个半月。当时看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红卫兵战报。30年后我仍不明白当时的中国，只知道一切都复杂得很。现在我再次来到北京，觉得变化太大了。
我当了总编辑之后对《南华早报》进行了调查，发现读者普遍反映该报缺乏一种生气和性感（众笑）。我们就准备针对此改进，重新设计了报纸。如果报纸想要有未来和发展，就不能仅仅重视外国读者，而必须能融入香港当地人的生活，必须使报纸能够吸引双语读者――我们试图使报纸能吸引那些不是必须读英语但能够读英语的读者。基本上我们的报纸是一张严肃的新闻类报纸，我们比较重视分析性的言论、社论，同时我们也要扩展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将特写版加人更多的是生活性和娱乐性的报道，并且使版面变为彩色，使报纸更好看，增加了体育报道，使报纸既严肃又活泼。
在香港最主要的和畅销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明星的照片、血腥的谋杀、色情等，但《南华早报》不这样。我们的重点是报道中国，报道经济和商业新闻，以及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英文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在中国有3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现有5个记者，如果获得中国外交部批准，我们还将增加一个记者。我们还打算搞一个在线的财经信息服务，但是是付费的。我们的读者中有75％～80％来自亚洲地区。我们的付费定户为12万，而根据权威的尼尔森调查报告显示，我们的读者约为30万，这样我们的报纸在香港约排在第四位。我们的读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并较为富有，较常旅行。我们的新闻部有300人。其中100人是记者，60％是香港人。我们有两个主编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是中国新闻部的主编王
30 江伟（音），他12年前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来到《南华早报》，另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原来是明尼苏达州的新闻学硕士，后来又拿了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土。她在美国呆了5年。
由于中国政府规定境外媒体不能从中国大陆直接聘请记者，因此我们现在设在中国的机构里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是很愿意聘请来自大陆的记者的。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记者都来自美国或英国，新近到广州的一个记者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他当上记者后前几个星期一开始是在江西采访鞭炮爆炸事件，他采访的是当地村民、老百姓，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写新闻，因此惹恼了当地的官员。但我认为作记者就该这样才行。我们在华盛顿、新加坡和雅加达都有专职工作人员，我们很快还会增加在东京和台北设通讯员，我们还将在广州增加一个记者，在上海增加一个财经记者，在北京也还要增加一个记者。
我们报道中国是报道她的复杂性和她的变化。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后，比如讲6个月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的比较完整的信息，会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我们也非常关心中国政府的关于腐败的报道。我们不仅仅关心什么地方发生了腐败，关键是要讲为什么发生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还大量报道财经新闻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加入WTO的种种努力，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不可避免的。下个月，也就是5月份我们将作一个有关中国开发西部的报道。香港将于5月份向中国西部派出一个由150名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考察西部。我们《南华早报》将先期派出采访组到这些地方采访并发回一系列报道，作为投资的参考。
我们认为从全世界来看，财经报道是新闻的生长点。它反映了全球化的整个进程，它反映了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走向。这也是我从前服务的《华尔街日报》能成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原因。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离开华盛顿就买不到了，《纽约时报》只在纽约和华盛顿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学里能买到，只有《华尔街日报》美国每一个村镇都能买到。原因是每一个村镇都有人买股票。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你们如何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你们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区别？中国的腐败问题怎么能解决？
罗伯特：如果我知道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就是朱 基了。中国的情形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相似。我不是说美国就没有腐败，美国也有很多记者在揭发各种各样的腐败，有的还因此获得新闻奖。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每一次申请政府批准的程序都是产生腐败的机会，例如，我曾经和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商聊过，他正在经营一个很大的项目，他说如果他对原先的计划作任何改动，都必须要得到46个不同部门的批准，如果项目的资金超过一定的数额，还要到北京来申请政府许可，那就不止46个部门了。从上海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腐败的潜在机会有多少？经济学上把这种人叫做“寻租者”，他们出租自己的许可权。在美国这种潜在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官僚体制的规模没有这么大，人们不必为了这些事如此频繁地申请政府许可。像福建远华案这样的走私案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美国的新闻体制也起了防止腐败的作用。美国政府的透明度比较高，并且新闻界随时在监督着政府活动。立法机构也很重视舆论的反映。在美国犯下这种罪行是很难逃脱的。我并不了解你们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效率，朱总理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处理了很多大案要案，但是这个问题短期内能不能解决，这个体制能不能改变还很难说。随着中国加入WTO进一步走向全球化、法制的健全、采用国际标准将有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
我们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报道有几种不同方式，一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二是派记者到
31 福建等地实地采访，采访当地市民官员等，但是往往被官员拒绝。当然，记者要在各种传言中做出选择，把大量的谣言淘汰掉。我们的记者会到一些偏远的城镇，做一些长篇的现实性报道。通过这些报道，我们力求反映中国的真相，和中国发展的总趋势是符合的。因此，我们的报道不仅仅停留在腐败问题上。
政府如果大规模地参与经济活动，尤其是短缺经济国家，像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日本„„腐败问题是难以铲除的。国际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经济活动都受到政府的制约。例如印尼、尼日利亚、韩国等都在最腐败国家之列。而且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很低，缺乏发展前景也容易滋生腐败。
新华社记者：香港回归前后，《南华早报》和北京的关系很令人感兴趣，比如同一天的报纸用一整版报道祝贺北京申奥，另一个版又报道海外持不同政见人士抗议北京申办奥运会。还有消息说前任中国版的主编威利离任是因为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由于香港地位的变化，《南华早报》有什么改变？
罗伯特：我想你把新闻和广告给混淆了，祝贺北京申办奥运会的一版是经营报纸的财团的广告，而另一版的则是新闻。如果由我个人来处理，我不会刊登这类广告。我们报道很多方面的新闻，并不是刻意报道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们有责任报道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中国新闻版主编威利的离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处理得不是很好，我认为他最好要完全离任。他原来是我们的专栏作家，撰写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且负责中国版的编辑，指导在中国报道的记者。但是，他在指导记者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准备另外派人负责中国地区的新闻采访。在他任职的3年里，他都没有和负责采访中国的记者联络过。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劝说他留下来继续做专栏，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威利不同意这个安排，最后还是决定到CNN拓展自己的事业。当然中国高层有人不喜欢他的文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南华早报》继续工作。一切都由他自己决定，他不是被解雇。
听众：威利是香港人，名叫林和立。我对他的写作非常感兴趣，我看了10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文章是靠翻译《争鸣》，外国人不会看中文，《争鸣》一些有争议的东西他第一个拿来译成英文。我个人认为这些文章都是造谣。一位中美关系专家说，看威利的文章就像是在看《争鸣》杂志，消息是否可靠得靠读者自己的判断。我比较直率，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他是能阅读中文的香港记者，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中文阅读上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他们都得依靠威利翻译的《争鸣》文本，因此威利很受欢迎。当然这是我个人对威利的看法，我对他是嗤之以鼻。
《北京青年报》记者：你们如何保证新闻来源的可靠，如何处罚报道虚假消息的记者？
罗伯特：完全杜绝虚假新闻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清楚你们是如何处罚犯错误的记者。我们有高级编辑负责监督报道，过去我也负责这项工作。但是错误总是难以避免，我们依赖经验的判断和责任心，如果的确发生错误，我们会尽力补救。如果记者无意中报道了虚假新闻，我们会调查事情的原由，记者是否被谣言误导，然后吸取教训，力求以后能做得更好。报纸如果经常犯事实性错误会吃官司，而报纸是不能天天上法院的。我们面对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报道不能深入，太肤浅。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孙有忠：世界信息传播主要是西方向东方、北方向南方。《南华早报》作为东方的西文报纸将发挥什么作用。你们的报纸在选取各个通讯社的稿件时，采取了什么标准，有没有偏见？你们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看来是中性的。
罗伯特：我们采用各个通讯社的稿件，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包括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
32 我们主要考察报道的质量。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关于中美撞机事件，首先我们不赞成使用“冲突”一词，这样说是不恰当的。我们力求使我们的新闻立场客观公正，使我们的读者能看到来自中美两方的意见。新闻应该是中性的，言论可以有一定倾向。我们的目标是让读者对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我和报纸本身都不代表美国政府。我们尝试使用不同的新闻源，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或者东方为主。
我觉得中国政府使我们比较难以进行新闻工作，在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有信息公开的法律，我们与政府官员有较多的联系。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发言人，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助手他们了解主要事件，了解部门负责人的想法。他们有权向新闻界公布事件的原由和发展状况，以及政府的决定。这在中国很少见，即使有发言人，他们中能说的也不多。外国记者很难与政府官员接触，尤其是敏感部门的官员。我们一般只能得到一些背景介绍，发生了什么事，某个人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我们感觉中国政府不善于利用和操纵媒体。在西方国家，得到有新闻价值的消息相对容易一些。因此中国的声音只能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和《人民日报》发出，中国官员不了解利用媒体可以提高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传播。因此政府要有高水平的官员来接受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的采访。
学生：成功的记者需要什么本质，您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是哪一次？
罗伯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想是好奇心、好学、具备历史、社会趋势和人文知识，用简洁语言写作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记者，这和天赋没有关系。我的家人没有从事新闻行业的，我出生在小城镇的小农场里。但是我看了很多报纸，最初我想做报道棒球的体育记者。我采访过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国际通讯员随基辛格访问中国和莫斯科。基辛格是个可怕的上司，他动不动就对他的下属大叫大嚷，但是对记者他倒很客气。他和记者经常在飞机上集会，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们要做什么等等。他虽然不透露任何秘密，但是他和记者保持密切接触的做法让人很难忘。我采访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几次，她个性很强，直率得令人生畏。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你采访过周恩来？您是周恩来见过的第一批美国记者。
罗伯特：那不能说是采访，只是一起吃晚餐。那不是一次成功的采访，当然不是他的错，是我们记者的错。我们没有向他提出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得到邀请，那天包括我们的妻子在内只请了6个人，那时候中国领导人与美国人吃晚餐是很不寻常的。为什么周总理会请了我们？我们猜测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变化，这是个小小的政治信号。后来基辛格秘密访华，证实了这个猜测。但是在整个晚餐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想周总理为什么会邀请我们。
9、企业家诞生的环境(爱德华.罗伯特)
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
爱德华?罗伯特先生是美国知名的风险投资专家。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他负责技术管理学的教学工作。自1967年始，爱德华?罗伯特教授一直主持斯隆学院技术管理研究项目，他是MIT创业者论坛创始人和主席，以及技术管理研究国际中心主席之一。基于他对创业学会的贡献，MIT创业论坛设立“爱德华?罗伯特青年创业家杰出领袖奖”，以奖励年轻有为的创业精
33 英。
非常高兴能到清华大学来演讲。我和我的夫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
两年前，当朱 基总理到麻省来访问时，他谈到他在清华度过的求学岁月，他总是把清华大学说成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说，他希望某一天，他能到真正的麻省理工学院来学习并获得学位，但不是要一个名誉上的学位，而通过真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谈到清华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麻省理工学院是麻省的剑桥大学。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能够到清华来演讲，谈谈我对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独特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北京的清华大学应该考虑的一些挑战。
所以，今天我想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独特性，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诞生的环境，他们是新兴的公司的建立者，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的创建者。
今天我在演讲中会以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为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一个科技和学术性的机构会源源不断地有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员离开大学创建令人兴奋的新公司，在各个领域作出贡献。我演讲的目的是给你们提出一种挑战：清华是否，能否将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在演讲完后，会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接受具有挑战性的提问是一件通常的事情。
首先，学校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和赞许的政策，对创业机制给予完全的支持，要让人们知道学校与创业挂钩不仅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而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称羡的事情。学校应该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授应该被允许与公司和企业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咨询。
一年前，当我在研究高科技企业家的时候，我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巡回讲座。在英国一所著名理工大学（相当于英国的清华大学,或英国MIT），我拜见了该校的校长，在谈到学生创业时，他说他的学校也有着相类似的事情。我就问他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吗？他说很难讲，但确存在。我就问他，学校的教职员工与各行业联系紧密吗？他说有联系。我又问他们花在与企业的咨询上的时间是怎样的？他说很难知道学校的教授与公司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我说在MIT，教授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公司在一起，给公司担任顾问。校长感到很惊讶，他说怎么可以让教员这样做？要在学术上负责的话，我们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皇家院校里。这样真会损害我们一流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MIT的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在MIT，教员每周有一天或更多的时间是与企业在一起工作，这不仅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相反会很有裨益。它会确保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处于现实世界令人振奋的项目的最前沿阵地；它会确保我们的师生不仅仅在课堂和实验室的学习，而且在工业的前沿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它会确保一旦在实验室学到东西会很快的转移运用到企业中去。MIT是一个年轻的学院，自1860创立以来，她就倡导一种不同的理念，那就是MIT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地方。教师的职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将知识应用到企业中去，解决科技中的难题。从130年以来沿袭的优良传统所遵循的科学态度是和企业的紧密融合，师生不仅是作咨询而已，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己创业。这已经是学校政策的一部分，学校行政处赞同师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开新公司，而不仅仅是给老的公司做顾问。开始是赞同进行与公司紧密相连的项目，到现在是更加灵活鼓励的政策，让教员和行政官员自己成为他人效仿的典范。在MIT的历史上，你会发现层出不穷的成功创业的范例。他们从MIT出去后不仅是进行咨询工作，而是把MIT的科技带到外部世界。
在MIT有许多学术与企业紧密融合的创业传奇，在当代有一个公司的成功事例可堪称典范。三个学院的成员成立一个专攻音效设备领域的公司（BBMN），而这个领域是竞争激烈的行业，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音效设计、设备优化等，他们需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BBMN业务转向网络领域，他们创造三个教授走出校园闯荡商业社会的成功范例。
所有的MIT的事例说明那些高级教授和行政官员走出校园，利用他们的头脑和精力进行创
34 业。他们在学术界受到尊敬，声名大震。这些地位和名声受到尊敬的人们树立一个评判标准――教授不仅要在学术研究和咨询上卓有建树，而且要有领导团队进行创业的能力。这就是高度合法性和高度荣誉感的事例在创建公司需要做什么的重要参数。
我想谈的是MIT学术机构本身。在最近的几年，MIT学术机构支持和鼓励新公司的建立。有许多我个人参与的工作，首先是有22年历史的MIT企业家论坛。该论坛是为了鼓励和指导企业之间的合作。它担当了一个实地教练角色，每个月有两个小公司登上讲堂的讲台进行演讲，一些年轻人可以陈述他们的想法，并接受评选团的评判和审定，指出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急于赚钱的问题。
十年前当我们创立企业家中心时，我们只有一门课程：新企业，讲述撰写商业计划要考虑的一些要素。这一学期，我们新开始了5个学科。现在共有14个科目。我们新增加了3个教研组，金融、科技管理、人力资源，所有都是为企业家开设的。下学期我们开始“设计和领导企业组织”，有人力资源的教授主讲，从人的角度如何创建企业的风格。此外还有金融管理课程。让学生融入到企业的运作当中去。这要提到相关的一个有奖创业项目（50KCompetition）。这一项目开始于10多年前的10Kcompetition，就是在学生当中开展商业计划的比赛，第一名奖励1万美金（10K），现在第一名是5万美金（50K）。学生的创业公司商业计划是由风险投资专家、创业者和校园外的有关人士评定，而不仅是学院人士打分。第一名获胜者将获得5万美金的奖励，第二名则获得2万5，第三名获得1万，每一个取得资格的选手则每人有几百美元。在50K创业比赛中，我们至少有500名学生拟定自己建公司的计划，而他们都知道哪些计划仅仅因为趣味，哪些真正带来财富，这样为他们在以后开办自己的企业打好基础。在过去的一年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企业，都是50K计划中的赢家和学校的其他成员。
这儿还有一个学术机构鼓励创业的事例。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一个长足发展的事情是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发展。学校一直对许可技术持有疑虑，而10年里在许可技术方面的发展有许多摇摆，在后来因为发展大公司的需要，有所变化，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为MIT带来技术。MIT持有一些开发许可技术的企业小部分股权，因此其许可技术方面得到优化，其所占的百分之一的股份带来2亿美元资金的运作。
MIT不仅是投资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且还积极给外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广泛地进行投资，而且还吸引许多风险投资专家进入大学。
现在我们将从学院机构鼓励创业的讨论转向一个严肃的话题，那就是政府的角色。MIT地处Cambridge市，马萨诸塞洲，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我要用历史的视角简要说明政府角色的问题。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阻碍和打击企业发展的政府，而是积极的鼓励支持创业。有许多不同的机制，它们全都属于鼓励机制，被美国和许多国家采用，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对高科技创业进行鼓励将使全社会受益，没有人遭受失败。通过支持创建先进技术企业，随着最先进的技术发展，全社会居民将得到利益，新的工种产生，尖端行业萌芽。
我以美国产生的此种政府行为作为事例说明。首先，政府对待创业前瞻性的鼓励态度。在美国，规章制度给予那些刚创建的公司带来的阻碍甚少，当创业者建立公司时，政府不予阻拦，而相对在中国，在互联网、电信和其他一些行业方面有待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很难表达我是多么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政府在建立鼓励创业机制的过程中的有效联结。美国有非常严密的机制，虽然并不是每一个都有成效，但都是有益的尝试。其中有一种机制叫“小企业创新研究工程”（SBIRS），每一个政府机构一年花费2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二的基金投给那些小公司，因此这些小公司获得政府研究基金资助的优惠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想建立和发展高科技的企业来说。从这层意义上讲，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我之所以要将Charles作为范例说明，是我想谈一谈搜狐是怎么产生的，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如
35 果Charles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而不是去MIT读PH.D.，搜狐是否能够产生？Charles是清华本科毕业生，他在这里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智慧，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成绩，而这里我要建议的他是在MIT获得的思想转型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转向，即对能力、批准、机会等问题准确的理解。我反复重申的是MIT自100多年来一直鼓励创业者出去开办公司，尝试做事，给予配合，使其合法化，获得成功，从而成为与这个社会紧密融合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Charles获得MIT的博士学位，很清楚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受过正规的教育。而他在MIT获得的还有他对生活方式的方向和定位，他积极参与各种创立新公司的激烈竞争中。有一天，Charles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谈他的理想和向往，他没有跟我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而是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对他讲：“你能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吗？”他还是说：“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的讨论从此开始，这次讨论持续了好几周，见了好几次面，我开始更多的了解他，他的动力，他的眼光，他的热情，他真正想干的事情：他想在自己的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运用他在MIT学到的知识和精神在中国建立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我与Charles接触开始于1996年，经过几番谈论，我最终决定成为他创建公司的投资第一人，并将与Charles一起成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最初的两年里，事实上整个董事会就只有Charles一人。另外一个的投资人是MIT的一个研究生，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企业家庭，父亲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CEO。主持着MIT的媒体实验室的尼格罗庞帝，早已在你们之间耳熟能详的著名教授，成为投资搜狐的第三人，我问他为什么投资搜狐，他把我当做是他投资的一个理由，说因为我投资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搜狐，所以他就投资搜狐了。到现在他一直“盲目”。Charles带着180000美元回到中国，白手起家创建公司；他没有带回280000美元，因为我们在1996年用尽办法也难以筹集到另外的100000美元。我们无法说服别人在当时中国有机会去创建互联网公司。他们疑虑重重，不能说服他们给我们划支票。Charles回到中国建立搜狐，你们都知道后面的历史了。随着搜狐收购中国人（ChinaRen.com），搜狐在页读数和用户数量上都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领头羊，而且我们将会一直保持这种势头。
我的观点不在中国的互联网，而是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科技的公司，MIT给中国带来了一件重要的礼物，那就是树立了一种教育的榜样和模式来鼓励Charles能够回国创业，开始为你们的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被称为与中国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MIT有很多美国籍的中国人和中国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人给我发E-mail和给我商业计划，说他们要去中国，建立互联网公司。今天当然想法更多，有的还想创建无线通讯公司或可视网络公司，我把很多的想法都转给了Charles，我想他能帮我遴选。
今天我试图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来谈在很多方面与清华类似的一个学院，我们是美国的清华，你们是中国的MIT。在科技和商业学院方面，我们两个院校都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斯隆（Sloan）商业学院正和清华和复旦大学合作MBA的项目。我想让你们理解的是在MIT一种重要的独特性培育了MIT的一种文化，就是让许许多多的有才华的学生、教师、甚至行政人员会考虑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下一步会去根据自己的愿望创办公司。我想要提出的关于体制的、超出两国政府的差异的问题是：中国可否让清华大学仿效我们在美国成功营造的环境，如果可能，我们都会享有变革给双方社会带来益处。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现在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谢谢！
附录记者有关采访:
问：软银公司董事长孙正义目前说中国将出现第二次风险投资浪潮，他们计划收购200家互联网公司，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绝对正确，而且还会出现第三第四次浪潮。中国发展的机会非常大，有许多创业者在中
36 国的互联网市场上成功发展，像我在演讲结束举到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的事例。他们真正了解市场发展战略，因此，许多重大进展只是时间问题，可能在一年中两三个月之内，从而会掀起新一轮的互联网投资风潮，中国的机会非常大，浪潮不只一次，有许多次。
问：在目前NASDAQ股市普遍下跌的情况下，你对搜狐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答：股市不能更多反映公司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寻求股市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之间的吻合，搜狐公司比其在7月份上市时又有了许多新的业绩，新的成功，比如从公司内部发展上看，我们有了在访问量、注册用户、EMAIL用户以及网络广告销售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现在，我们成功的收购CHINAREN，增加新的功能，新的员工，新的技术和新的内容频道。因此，我对搜狐的信心不是基于股票市场，而是实际考察公司本身的发展状况。股票市场其实也就是一种市场，在市场上，人们自然会进行买卖活动，有人今天想买东西，有人今天想卖东西，这很正常，而我们要做的是先把事情做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购买我们的股票。
10、青年事业成功(池宇峰)
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池宇峰，1971年8月出生于北京。1989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93年毕业，到广州浪奇宝洁公司工作。1994年，到深圳创办洪恩实业公司。1996年，创办北京金洪恩科技发展公司，任董事长。1996年11月，《开天辟地》第一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亮相，立即引起轰动。2001年4月，池宇峰获得首届“中国软件行业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是最年轻的一位获奖者。
池宇峰和他创立的金洪恩电脑公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IT业的发展进程，金洪恩的软件鼓舞了数百万中国人学会了电脑，其电脑教育软件和英语教育软件分别占了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50％和70％。
洪恩总裁池宇峰应清华大学团委的邀请，以校友身份在清华三联报告厅演讲．下文摘自池宇峰的现场讲话。
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聊什么呢？就聊当代青年的事业观吧。我是清华化学系94届毕业生，说起来是在座各位的师兄，所以大家在我说的过程中，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提出来。
毕业后，先被分到广东的浪奇宝洁；半年后辞职创办深圳洪恩实业有限公司，主要是装兼容机，规模当时在深圳可以说是首屈一指；1996年11月，注册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第一个产品就是《开天辟地》，一炮打响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产品了，每个产品无论从质量还是销量在国内都是第一的。如果大家关注连邦软件排行榜、电脑报排行榜的话，教育软件类前十名总有
四、五个是洪恩公司的。我们的目标是前十名能占八个。有时在公司里开玩笑说，洪恩这两年的发展比微软还快，现有员工130人左右，在国内的软件行业中算是很大的；营业额有几千万，而微软发展到第五年时才和洪恩这方面的数字相媲美。
一晃就是五年了，最想说的就是一个人怎样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公司，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否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真正能想清楚的人很少。有时候我问，“你为什么要读研？为什么要出国？”他们说大家都在读研，都在出国。其实，在洪恩有很多能出国不出国，能读研不读研，甚至能拿到毕业证而不拿的人（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但这符合了社会上的规律：非正常才能成功。跟大家走同样的路未必会成功。每
37 个人一定要清楚自己最擅长什么，比别人强在哪里。只有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在招聘时我经常问“你比你的同班同学强在哪？”有人说我不知道强在哪，我学习成绩中等，工作能力、社会能力也是中等。这就比较差一点，有些在学校里表现出的特质并不被看重，但是走向社会后就非常重要，比如艺术性、人际关系、哲学头脑等，所以你只要和你所在集体有一点不同，就说明你在这一点上比别人强，这一点很重要。在招聘时我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见过你本人，而由你的朋友来描述你，他会怎样描述？”比如你特别爱玩，特别爱打游戏，OK，这就是你的优点，这在洪恩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所有性格最终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
总之，要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然后为之努力，不能动摇。人活着是一种自然现象，当哪天自然现象的环境发生改变，人类也就消失了，所以说没必要为现在身边的琐事而烦恼、消沉。应该找让你快乐的事情去做。我有时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因为你清楚了人的本质，再自寻烦恼你会发现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在洪恩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员流动性很小，真正的能人很少有走的。洪恩的待遇只是中等，但是可以得到成就感，因为你做的软件是中国最好的，会被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接受。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洪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一点点”，尽管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我对《开天辟地》软件的开发者说“这个软件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教育，这有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奋斗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开天辟地》是我们开发的，当看到这个产品能如此广泛的被接受，你会感到死而无憾，自己的价值实现了。
在洪恩你不要告诉我你能做什么，你应该告诉我你比别人强在哪里，你会发觉在某一方面有一点儿是别人赶不上的，那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当新员工来时，先让他们适应一段时间，随意找些杂活来做。这样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就问他对哪一方面感兴趣，适合做什么工作，例如想搞网络，或者是多媒体编程，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然后我们就让他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去做。所以说洪恩的每个人都处在他最擅长的位置上。
洪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益求精。我们做一个产品不仅仅是比别人强，更是让自己满意。我们因为自己不满意而砍掉了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畅通无阻》、《天问》就是因质量问题生生被砍掉后重做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我们能够一步步发展的关键。根据一些统计数据，目前国内独立软件销售方面，洪恩仅次于微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洪恩做成一个国际化的企业。
11、美与物理学(杨振宁)
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人，1922年8月22日出生。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1948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1966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
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
38 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19世纪物理学的三项最高成就是热力学、电磁学与统计力学。其中统计力学奠基于麦克斯韦（J.Maxwell,1831-1879）、波耳兹曼（L.Boltzmann,1844-1905）与吉布斯（W.Gibbs,1839-1903）的工作。波耳兹曼曾经说过：一位音乐家在听到几个音节后，即能辨认出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或舒伯特（Schubert）的音乐。同样，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也能在读了数页文字后辨认出柯西（Cauchy）、高斯（Gau）、雅可比（Jacobi）、亥姆霍兹（Helmholtz）或克尔期豪夫（Kirchhoff）的工作。对于他的这一段话也许有人会发生疑问：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哪里会有什么风格？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有过如下的讨论：
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今天我的演讲就是要尝试阐述上面这一段话。我们先从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风格讲起。
一、狄拉克
狄拉克（P.Dirac,1902-1984）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关于他的故事很多。譬如：有一次狄拉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演讲完毕，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请回答：我不懂怎么可以从公式（2）推导出来公式（5）。”狄拉克不答。主持者说：“狄拉克教授，请回答他的问题。”狄拉克说：“他并没有问问题，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故事所以流传极广是因为它确实描述了狄拉克的一个特点：话不多，而其内含有简单、直接、原始的逻辑性。一旦抓住了他独特的、别人想不到的逻辑，他的文章读起来便很通顺，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狄拉克最了不得的工作是1928年发表的两篇短文，写下了狄拉克方程：
(D)(略)
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原子结构及分子结构都给予了新的层面和新的极准确的了解。没有这个方程，就没有今天的原子、分子物理学与化学。没有狄拉克引进的观念就不会有今天医院里通用的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不过此项技术实在只是狄拉克方程的一项极小的应用。
狄拉克方程“无中生有、石破天惊”地指出为什么电子有“自旋”（spin），而且为什么“自旋角动量”是1/2而不是整数。初次了解此中奥妙的人都无法不惊叹其为“神来之笔”，是别人无法想到的妙算。当时最负盛名的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看了狄拉克的文章，无法了解狄拉克怎么会想出此神来之笔，于1928年5月3日给泡利（W.Pauli,1900-1958）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的烦恼：
为了不持续地被狄拉克所烦扰，我换了一个题目做，得到了一些成果。（按：这成果是另一项重要贡献：磁铁为什么是磁铁。）狄拉克方程之妙处虽然当时立刻被同行所认识，可是它有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叫做“负能”现象，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狄拉克的文章发表以后三年间关于负能现象有了许多复杂的讨论，最后于1931年狄拉克又大胆提出“反粒子”理论(TheoryofAntiparticles)来解释负能现象。这个理论当时更不为同行所接受，因而流传了许多半羡慕半嘲弄的故事。直到1932年秋安德森（C.D.Anderson,1905-1991）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反粒子理论又是物理学的另一个里程碑。
20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风格最独特的就数狄拉克了。我曾想把他的文章的风格写下来给我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偶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一栏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高适（700―765）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我非常高兴，觉得用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是再好没有了：一方面狄拉克方程
39 确实包罗万象，而用“出”字描述狄拉克的灵感尤为传神。另一方面，他于1928年以后四年间不顾玻尔（N.Bohr,1885―1962）、海森伯、泡利等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而最后得到全胜，正合“风骨超常伦”。可是什么是“性灵”呢？这两个字联起来字典上的解释不中肯。若直觉地把“性情”、“本性”、“心灵”、“灵魂”、“灵感”、“灵犀”、“圣灵”（Ghost）等加起来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刚好此时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童元方博士谈到《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钱锁桥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1568―1610）（和后来的周作人（1885-1967），林语堂（1895―1976）等）的性灵论。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中道（1570―1623）的诗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也正是狄拉克作风的特征。“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独创性！
二、海森伯
比狄拉克年长一岁的海森伯是20世纪另一位大物理学家，有人认为他比狄拉克还要略高一筹。他于1925年夏天写了一篇文章，引导出了量子力学的发展。38年以后科学史家库恩（T.Kuhn,1922-1996）访问他，谈到构思那个工作时的情景。海森伯说：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堕入雾中。然后„„忽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功夫，自雾中看到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整个情形自此而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说：“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我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这段谈话生动地描述了海森伯1925年夏摸索前进的情形。要了解当时的气氛，必须知道自从1913年玻尔提出了他的原子模型以后，物理学即进入了一个非常时代：牛顿（I.Newton,1642―1727）力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可是用了牛顿力学的一些观念再加上一些新的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的假设，却又可以准确地描述许多原子结构方面奇特的实验结果。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1904―1967）这样描述这个不寻常的时代：
那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耐心工作的时代，有许多关键性的实验和大胆的决策，有许多错误的尝试和不成熟的假设。那是一个真挚通讯与匆忙会议的时代，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和无情的批评，里面充满了巧妙的数学性的挡架方法。
对于那些参加者，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自宇宙结构的新认识中他们得到了激奋，也尝到了恐惧。这段历史恐怕永远不会被完全纪录下来。要写这段历史须要有像写奥迪帕斯（Oedipus）或写克伦威尔（Cromwell）那样的笔力，可是由于涉及的知识距离日常生活是如此遥远，实在很难想像有任何诗人或史家能胜任。1925年夏天，23岁的海森伯在雾中摸索，终于摸到了方向，写了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有人说这是三百年来物理学史上继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后影响最深远的一篇文章。
可是这篇文章只开创了一个摸索前进的方向，此后两年间还要通过玻恩（M.Born,1882―1970）、狄拉克、薛定谔（E.Schrdinger,1887―1961）、玻尔等人和海森伯自己的努力，量子力学的整体架构才逐渐完成。量子力学使物理学跨入崭新的时代，更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工业发展，举凡核能发电、核武器、激光、半导体元件等都是量子力学的产物。
1927年夏，25岁尚未结婚的海森伯当了莱比锡(Leipzig)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后来成名的布洛赫（F.Bloch,1905―1983，核磁共振机制创建者）和特勒（E.Teller,1908―，“氢弹之父”，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学位导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喜欢打乒乓球，而且极好胜。第一年他在系中称霸。1928年秋自美国来了一位博士后，自此海森伯只能屈居亚军。这位博士后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周培源。
海森伯所有的文章都有一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的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读了海森伯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力（originality），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力，同时却觉得
40 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海森伯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二者对比清浊分明。我想不到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伯的文章，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性，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
三、物理学与数学
海森伯和狄拉克的风格为什么如此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所专注的物理学内涵不同。为了解释此点，请看图1所表示的物理学的三个部门和其中的关系：唯象理论（phenomenologicaltheory）（2）是介乎实验（1）和理论架构（3）之间的研究。（1）和（2）合起来是实验物理，（2）和（3）合起来是理论物理，而理论物理的语言是数学。
┏━━━━━┓
┃实验┃（1）
┗━┯━┯━┛
┏━┷━┷━┓
┌┌┃唯象理论┃（2）
│玻尔
| ┗━┯━┯━┛
│海森伯┤↑↓
│└┏━┷━┷━┓
爱因斯坦┤薛定谔┃理论构架┃（3）
│┌┗━┯━┯━┛
││↑↓
│狄拉克
┏━┷━┷━┓ └└┃数学┃（4） ┗━━━━━┛
图1几位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的研究领域
海森伯从实验（1）与唯象理论（2）出发：实验与唯象理论是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所以他要摸索，要犹豫，要尝试了再尝试，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不清楚、有渣滓的感觉。狄拉克则从他对数学的灵感出发：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是简洁的逻辑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
让我补充一点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譬如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希尔伯特空间、黎曼几何和纤维丛等，今天都是二者共用的基本观念。这是惊人的事实，因为首先达到这些观念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曾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完全不同的传统。为什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
必须注意的是在重叠的地方，共用的基本观念虽然如此惊人地相同，但是重叠的地方并不多，只占二者各自的极少部分。譬如实验（1）与唯象理论（2）都不在重叠区，而绝大部分的数学工作也在重叠区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重叠区，虽然基本观念物理与数学共用，但是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截然不同，而二者发展的生命力也各自遵循不同的茎脉流通。
常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爱因斯坦在晚年时（1949年）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他选择了物理，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41
四、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1）到（2）到（3）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譬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高漫楚A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高漫楚A红在内，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这是第一步（1）。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2）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侦P50升i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3）的美。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
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1）与唯象理论（2）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19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12、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并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经常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后，就一直参与主持该报笔政。1983年华文报业合并，续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1987年奉派赴日创设东京特派员办事处。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现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从东南亚看日本》、《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
42 盟主论》、《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历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我们请卓南生教授来上课，讲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像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谢谢。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就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起什么角色，怎样了解和应对日本媒体。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国论二分。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
43 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确办报方针，保持很高水平。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这就决定了在新闻处理方面需要照顾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级报纸的存在。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二者特征，另一说法就认为没有高级报纸存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日本报纸影响力很大。这三家报纸就占有了日本40％的报份，如果再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这两家全国性报纸，这五家的发行量则超过发行量50％以上，意味着影响力很大。影响力大意味着日本报纸有时非常煽情，像《朝日新闻》有时会采用如日本人所说的“豪雨集中式”报道，也就是狂风暴雨式的报道。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甚至倒数过来
35、34版都是相同的事件。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煽情报道也经常出现。
报纸普及率高，又采取激情性报道，而且是狂风暴雨式报道，这意味着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很容易制造某种气氛和理论，这是日本的一个特色。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但竞争越激烈，不同看法也可能越多。但在日本不同，竞争越激烈，看法越接近。为什么？除了上述这些特征，日本媒体还有一个特征，即在新闻的形式和编排方式上的“划一性”，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口径，日本人竟然称为类似性。这是《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京都新闻》，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把它们的报头移位的话，即使是很老练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分辨这是哪一家报纸。这种做法可说是日本传媒特色。
日本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近，再加上前述的特征，那么日本媒体如果对一个问题集中地报道、集中地评述的话，很快可以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需要进行什么争论。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日本朋友：为什么你们竞争越激烈观点越接近？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是相似的。竞争的结果是，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最好，这个内容这么写最好，受众的口味差不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喜欢同样一种商品的，媒体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日本媒体说今年汽车流行的颜色是白色，那么几天以后街上都是白色的汽车。到底是观众喜欢白色还是媒体宣扬白色，这是说不清的，是鸡与鸡蛋的问题。用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说法，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已经取代了教科书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点，也是日本的缺点，他说不管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日本人在战前战后都变成了“金太郎精”（这是一种古老的制糖法，做精之前，先划个模型，如果画一只狗，那作出来的都是狗，如果是花，作出来的都是花）。这说明日本媒体取代了教科书在大量地制造“金太郎精”，也说明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经常称“舆论导向”，日文中的叫法可能更形象，称作“诱导”，而日本也的确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出色。日本究竟怎样做到的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新加坡都有，其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记者之间的亲善友睦，促进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举行舞会，而日本不是，它在新闻采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大厦、政党或者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纸）都能派记者去，这些记者就直接到采访地去办公。他们可以不去报馆上班，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办公。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非常熟悉。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定期，一天两次三次，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这个发布会是官方和受采访者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俱乐部干事主持。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
44 了常识。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什么原因呢？原来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妨碍交通等等有不利之处，于是他们聚到一块开会来订个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来。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现，于是被活活打死。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敢把战争真相公布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在用到国际新闻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报道基本以欧美特别是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从战后以来，都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先的。任何新闻都很重视日本人的企业利益和日本人利益，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的。
13、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温铁军)
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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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导广大同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邀请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于12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在建筑馆为广大同学做了题为“我国‘三农’问题现状及对策”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温铁军博士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三农”问题就从来没有被解决过，而只是相对的缓解，所以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为整个报告定下了基调。
温铁军博士指出，“人口过剩，土地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国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随着全国总人口数目的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目在20年后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约为8亿左右。而由于城市化建设、土地沙化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减少的土地面积约为200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20年后我国将会减少4亿亩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今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为了在法律上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也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根据这样的国情，温铁军博士接着指出，在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会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并存，我国基层民主问题的解决也将取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农民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中宏网的首席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好，有请温教授上场。请坐。我听说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对，1968年插队。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队吗？
温铁军：不，在山西的汾阳县。
主持人：离北京不算太远。
温铁军：现在属于吕梁地区。
主持人：现在您是一直研究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那当时这段插队的经历，跟现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联呢？
温铁军：当然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研究的问题和当年从插队开始那十几年的工农兵经历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在基层滚一身泥巴，跟基层这些群众在一起，我们大概不会有，至少没有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这样一种角度，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关注农民的这种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那段在底层生活的经历，只从书本出发，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底层法？您是哪年从北京出发？
温铁军：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时候。
温铁军：接近于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从心里上愿意不愿意去啊？
温铁军：当时我们是一颗红心，真是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没有任何思想抵触，真的是满腔热情地去到农村，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尽我所能去做农村的事情。我印象里当时虽然只有十
六、七岁吧，十七岁，但是我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情绪。
主持人：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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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怎么说呢，当时如果说从农村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然后呢，书记，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然后我们无论是想，比如说，尽管我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你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切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拼命干，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积极，干活干的特别卖力，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样多粮食，你还等于要亏。后来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去大量访问这些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户，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学新闻，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那么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的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闻，但我博士学位是经济管理。后来还是沾了点经济的边，所以搞了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说到三农问题，要是说研究的话，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提出三农问题，因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都明确的讲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所以说，讲三农问题研究应该是从他们开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职责就是下去跑调研，所以调研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以农民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当时就认识中国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农业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我们当时就认为这是派生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在制定农村政策（的调查中），在80年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搞的（政策调研），比较强调如何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关注农业问题，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是三农问题，就是说它大概不等同于一般地讲农业经济问题。
主持人：好，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从80年代中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温铁军：16年。
主持人：好，16年，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洗耳恭听温铁军博士给我们带来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名字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有请。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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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当然，我自己不可能再给人送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卖光了，去年五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架，到现在出版社已经都没有了。我想不到就一本像这样一个名字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样一个学术性的一本书，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这个我没想到。我想大家的关注主要其实不是关注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国家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国际组织从增长潜力上来看，说将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会进入世界前三强。但是，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去看的人都会看到，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当然沿海发达地区情况不同了。但是大多数传统农区应该说还不能跟得上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眼光集中到农村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人们已经慢慢地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中国出问题是出的“三农”上，那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上。
因此呢，我说我的观点，包括我今天讲的观点，应该说主要是从我十年的试验研究中，是从基层的实证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这当然会和咱们这个一般地从理论出发或者从书本出发，做规范研究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请学界的朋友原谅我，我说的东西如果和你的规范研究给你的那套知识谱系不同的话，请你能够考虑一下我是从实际来的。那么试验方法本身它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是要求不断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试验在方法论上也是要求不断证明的。那么政策科学研究使用试验方法，我们怎么证明。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经过十年的试验研究，被我们证明的是什么？既然你是试验，既然你是证明，那么证明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经过试验证明的这么一个提法。我们不太认同一般的学界，特别是院校派的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比如说，一说到中国的农业，就说是要用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解释农业问题。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无论是报刊宣传还是咱们理论文章都是在讲中国农业问题如何如何，经过十年的试验，我们说，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做点解释。
一般我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他对于农业的生产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每一个要素当出现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调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加入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所以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际上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我们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几乎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农业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这些东西能起作用吗？我们是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五个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五个亿。我们这些插过队，当过队长的人知道，在这个正式统计公布的劳动力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百分之三十，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劳力呢，你怎么能说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干活，怎么能说十
六、十
七、十八岁以下的这些半大小子他不干活。他都干活，农村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正常的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退休他照样得干活，这是正常事，这么算下来，你加百分之三十。中国的劳动力就农村而言有多少，六个多亿吧！那么我们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嘛。粗算有一亿五吧。那还有多少是属于相对就业不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绝对地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拿什么来替代他。那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所以才出现尽管劳动生产率长期维持比较低水平，劳动力投入在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农户调查测算，已经连续三年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尽管他的边际效益递减到零以下的时候，他能被替代吗？你把他替代到哪去？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到那去吗？是不可能的。就这一条我请问，怎么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资源，
48 来优化配置，不可能，这是第一大要素，劳动力要素不能被替代。
第二大要素土地。我们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只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咱们不说那个数，但是每年非农占地至少是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我们每年的农业耕地的减少数，大约，咱们也不好说绝对数，反正是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多多少大家可以查统计，我不好在这里讲。但是总之土地是不能增加只在减少的，那么劳动力不能减少是在增加的，随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对不对？一个要素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个要素是只能减少不能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那么请问，假如我们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假如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进得来吗？进不来。请问这三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所以我说，我们证明了半天证明不了的东西，只能证明。那当我们告诉学界这东西被证明的时候，学界什么态度呢？他们说你这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我只好说，那请你修改你的理论。你只能从实际出发嘛，所以这个对话是困难的。
我说第一被我们证明的，就是说你一般地跟我讲市场条件下要用看不见的手去优化资源配置，我告诉你三个要素不能被你优化配置。因此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资金净流出。很多人说要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加强农业投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资金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进来，它能得到大致平等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它才有回报，对不对？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让农业增加投资，这是怎么可能呢？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它要素不能相应的去优化配置，那么导致什么呢？成本上升了。而当我们看到这几年长期农产品价格低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天花板价格的封顶。什么叫“天花板价格”？国际市场价格。我们大家都说现在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说农民弃耕撂荒，要想办法解决农民弃耕撂荒的问题，怎么想办法，怎么解决？你这个粮食价格让农民种粮食，农民不种了，为什么呢？价格上不去，成本在往上涨。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百分之十，涨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涨到我们农业按基本产品算，就是按主粮产品算，我们的基本农产品的成本价格甚至某些时段上高于“天花板”，就是地板价格高于天花板。这是非常荒谬一个的现象，怎么能让地板高于天花板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因此我们挑战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人一说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是农业大国。我们说非也，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而非农业大国。
我们有几点来证明，中国不是农业大国。为什么呢？第一，我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无论是粮、棉、油、肉、菜、蛋，全都接近于世界平均线，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很少。像美国，尽管它是工业大国、科技大国、资本大国，但他同样也是农业大国，因为他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中国）这个国家农业的总产量来算，它可能是非常高的，所以人们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其实我们说不是，（因为）按人均算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很多品种上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的农业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说以农业主产品为例，以粮食为例，常年看，平均的农业商品率，就是粮食（商品）率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几，不到百分之四十，哪个农业大国它的商品率这么低呢？美国农民种粮食，他吃自己的粮食吗？他买面包吃。因为他的粮食全部进仓，然后就有加工的厂商把他买走了，他再买面粉回来才能烤面包，对不对啊。他不会自己去磨麦子吧。所以他的商品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美国农民他也不吃自己养的猪，不吃自己养的牛，他不宰杀嘛。对不对啊。我们呢，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自给自足部分。当然这个统计上问题很多了，咱们不多说，但是就现在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我们的商品率按主产品算，也才是百分之三十几，当它不能商品化的时候，它怎么能够叫做一个农业大国呢。所以就从这两个方面看，我们不能说中国是农业大国。
所以，我们第一个证明的就是中国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
49 村经济现象。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因此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叫“三农问题”，英文我们把它翻译成threedimensionalruraliues，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维的农村问题，是三维的，也就是你立体地去看，看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我们只简单的，二维的去看，那你就是投入产出，供给需求，那就是一个纵轴一个横轴就解决了，那如果三维的去看，那你就看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农民人口众多，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我们讨论了，你说农民人口众多，那为什么我们不加快城市化，为什么不在工业化加快的同时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是站不住的，我们提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的。
那我们告诉他，中国因为处于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工业化起步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它一上来就上的是重工业，又是在战争环境之中，我们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周边地缘环境非常险恶，战争环境之中，一上来就是重工业，重工业一上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这是重工业特点。因此，中国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的比重的提高，来带动农业就业人口的非农转移，所以客观上我们没有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村的城市化，没有（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直到我们几乎完成工业化，到现在工业占绝对比重，我们农业大概只占百分之十五以下，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农业人口仍然占将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八点几。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是一个做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从1950年、1951年，咱们从“一五”（计划）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国有什么工业呢？比如北京有什么呀？“石景山制铁所”，是日本留下来的。除此之外，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芦，那叫工业吗？（就是）作坊嘛。现在你看这个国家整个工业化水平多高，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种一上来就是以重工业拉动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它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样，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民的分工就业，然后带动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少、非常少的比例，比如美国只占百分之
三、日本大概不到百分之十，所以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一说有五亿农业劳动力。这不可比嘛，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能通过现在加快城市化，来更多的转移农村人口呢？我们说，尽管我们已经搞了五十年的工业化，平均转移农业人口，五十年我们转移了百分之十五。那我们再往今后再数五十年，我们就算加快一倍，我们说不往五十年算，我们按2020－2030年算，因为讲人口学的人都会说，2020－2030年是中国人口最高峰。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十六点几亿。我们到那时候就算加快城市化，农业人口转移（以后占总数的）一半，我们十六点几亿人口的时候农业人口转移剩下一半，还剩多少呢？八亿多农业人口现在多少？八亿七千万，到那时候八亿四千万，差多少，差几千万人口，绝对数还是没有减（下去），还是八亿多农民人口嘛，还是人均不过一亩来地，户均不过是
四、五亩、
五、六亩地，这怎么能够形成现在人们所说的规模农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我们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得了吗？因此，经济学讲（预测）三年、五年的就算是远景了，讲三十年的那几乎都是不可信了，所以我们只讲大的概念，三十年之后，尽管可以转移（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农业人口，仍然会有八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农村的人地关系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所以刚才主持人阿忆问我说，你当年插队的，你现在又搞农村政策这么多年，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吗？我说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对吧。土地产出率提高了，投入增加了，这些都是重大变化。但是你说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制约条件，我觉得很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制约条件很难改变，我们把这个叫做“基本国情矛盾”，所以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记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单纯地依据某个科学理论，某种理论来制定政策，那就会很麻烦。那我们说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因为是重工业导向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没有同时带动城市化，又因为我们再往前看三十年，往远看三十年，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农业人口仍然（占）绝对比例，仍然（还）是八亿多农村人口，所以我们说长期看，小农经济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得客观承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体制矛盾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体制矛盾。因此我说，我们最终证明的无外乎是最简单的一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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