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占有重要地位，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建立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毛泽东不是孤立地考察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历程，而是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中去分析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文
化形态的变迁。毛泽东对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文化形态做出了这样的区分：第一是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与之相配合的有奴化思想；第二是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如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即属此列；第三是新文化，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毛泽东认为，上述三种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其目的乃是为维护和服务于各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和要求。
毛泽东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上揭示了新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从而也就超出一般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樊篱。新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及发展的要求和阶级斗争消长的实际状况。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着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通过考察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变革过程，毛泽东赋予新文化以伟大的历史使命，也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来。
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进步意义，同时在承认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新的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也把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性因素展示出来，即中国社会发展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必然促成中国文化由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过渡。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同时也看到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因而，也就把握住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和它由“旧”到“新”的飞跃的必然性。
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强调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这一点同样是基于以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主题的强调，也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意义的充分肯定。同时，毛泽东认为，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来说，强调文化发展的民族特性并不是要建立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封闭的文化，相反，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应该是开放的，并且与世界其它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起相互吸收和相互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它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毛泽东把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高度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有了强大的基础和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毛泽东认为，不但是当前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古代文化，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看作是吸收中国乃至全人类精神财富的成果，毛泽东保持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综合的文化立场，真正在理论上廓清了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的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完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一点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毛泽东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礼教，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就是这种形式主义观念的“左”右两端。毛泽东特别提及了形式主义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传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他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主观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以“正统”、“本本”为出发点，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要反对“公式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中国文化也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其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继承“五四”以来所高扬的崇尚科学理性的精神，毛泽东指出，在反帝反封建迷信的事业中，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及自然科学家们建立起统一战线，去完成“五四”以来的启蒙事业。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第一，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性质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在清理古代文化遗产时，要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第二，这种清理工作不能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第三，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已经超越了“五四”时代“古今中西”文化的论争，解决了继承文化传统的方法论原则。无疑，这一原则既是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辩证综合的文化立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总结。
最后，“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必须考虑到中国广大民众的实际状况和要求，并为他们服务，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生动体现，一方面文化建设要服务于革命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文化建设又为革命奠定了思想与文化基础。在文化建设的方向上，把民主同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展，扭转文化运动的片面性，真正使之深入社会，深入工农，成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革命。如果五四启蒙运动是号角，那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这种号角已经化作民族民主革命的动力。
对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一思想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文艺工作者至今仍须遵循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第二，进一步强调了文字与语言改革的重要意义，这一思想使“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环节，它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线索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既反对了民族虚无主义，也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反对了“左”右倾错误思潮，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