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制度”：新时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
重庆探索
相比30年前，时下的农村正经历重大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改变，与农村相关的人口、土地、农业、教育、感情等都出现了诸多变化。随之改变的还有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路越修越好，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干部脱离群众倾向日益突出，严重威胁我党执政基础。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将社会管理创新提上日程。 在此背景下，从2008年开始，重庆率先探索建立“书记接访、成员走访、办理答复”三项制度，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基层干部的刚性职责，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随着探索步入“深水区”，2009年，重庆在全市机关干部中普遍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党性作风实践锻炼；2010年，全面开展“三项治理”工作，以期从制度层面解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三项制度”、“三进三同”、“三项治理”，看似举措各有不同，但落脚点是一致的。市委党校有关专家认为，“三个三”层层递进，意在根治干部脱离群众的病症，加强干部党性作风建设。 “三项制度”推动基层党建“落地生根”
家住南岸区上新街马鞍山片区的市民尝到了“三项制度”的甜头。得益于社区书记现场办公，该片区曾经遍布垃圾的社区公共活动场所，从今年开始变得干净整洁，许多社区居民都在这里休憩、打球。 “过去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该找谁解决。”不少市民这样抱怨。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基层生产组织由高度集中向多元分散转化，做好群众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市社科院有关专家认为，正是基层党群干群关系出现裂痕，特别是一些地方少数基层干部粗暴的工作态度、简单的工作方法和存在的腐败现象，降低了在群众中的威信，以致群众信远不信近、信高层不信基层、找大官不找小官。
2008年以来，重庆实施以“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每户群众、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制度”为内容的“三项制度”，被寄予了突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隔阂、重新搭建党群干群“连心桥”的厚望。
“建立书记接待制度，就是为了畅通渠道听民声。”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士说。与之相配套，党组织班子成员一家一户访民情，在“蹲点守摊”之余，主动出击，化 解部分困难群众的思想疙瘩和怨气，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而建立答复反馈机制，则与前两者互为前提，如果“有求不应”，群众就会对党组织失去信赖。
“三项制度”看似简单，却是对基层干部理念的剧烈碰撞、工作方式的根本变革。市社科院专家认为，“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基层干部的 刚性职责，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落地生根’，也破解了基层干部考核难题。”“三项制度”实施后，从过去的“干部动嘴、群众跑腿”转变为“群众动嘴、干部跑 腿”，使基层党组织赢得了群众，提高了威信。 市委书记薄熙来认为，此举看起来是个“笨办法”，其实是“真功夫”。为推动落实，市委全会先后两次作出决定，把落实“三项制度”作为全市“十大民生大事”之一，强力推行。
目前，我市已在8605个村、2308个社区党组织建立落实“三项制度”。三年来，全市共接待群众476.6万人次，走访群众4622万户次，覆盖 97.8%的城乡居民户；撰写民情日志4168页，建立民情档案21.6万册；共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366.4万件，帮助解决308万件；群众满意度达 96.5%。
30万∶430万 “三进三同”“结穷亲”的撬动效应
仅仅解决基层干部的干事态度、倾听群众声音，是不够的，更多深层次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08年底，我市启动了大规模的10万市级机关干部“大下访”活动，对积难信访案件从根本上“釜底抽薪”。
与此同时，“大下访”也让重庆摸清了“家底”。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矛盾突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仍会不断出现，届时，仅靠“大下访”清理积案，不过是“见火扑火”，无法根治。
市委市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农村的贫困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改变农村的贫困现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市委党校一位专家说，沉下去，才能了解突破口面前的难题；住进去，才能听见老百姓的心声。“三进三同”、“结穷亲”成为破题之举。 2011年5月20日，武隆县桐梓镇繁荣村，日头正烈，繁荣村路口的坡地上一片忙碌。 点播玉米、淋大粪„„这些农村“老把式”的活，一群年轻人干起来一点都不含糊。这30名来自我市司法系统的机关干部，从5月9日踏进繁荣村开始，就脱下 西装、皮鞋，在农田里扎了根。不断有村民过来招呼：“快坐下歇歇哟，这样的活，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没干过„„”70岁的老支书李世荣感慨地说：“同吃同住 同劳动，让我们群众感到共产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繁荣村是贫困村，位于武隆目前最贫穷的桐梓山片区，全村484户1868人，主要靠 种烤烟为生。情况从2009年开始好转，繁荣村成为市司法系统“三进三同”、“结穷亲”的“根据地”后，两年多时间，繁荣村基础设施迅速发展，金银花、生 猪、辣椒、糯玉米等产业渐成规模。去年，仅生猪养殖就户户增收2000多元。 繁荣村的变化，不过是重庆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以来的一个缩影。
从2009年开始，我市在全体机关干部中普遍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党性作风实践锻炼。“三进三同”，要求各级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 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按市领导每人3户、市管干部每人2户、区县管理干部每人1户、一般干部每个支部1户确定结对帮扶对象，做到机 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
两年来，全市机关干部近30万人次下到基层。从刚下村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入不惯厕，到后来与群众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盅茶、同饮一碗酒，很多机关干部的思想行动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少机关干部表示，这是“补经历、补能力、补感情”的课堂，是“思想上的第二次入党”。
干部党性作风在基层得到锤炼的同时，“三进三同”、“结穷亲”的内涵不断丰富。
“三进三同”、“结穷亲”不但创设了干部群众相融相通的新平台，也成为各级机关干部围绕“五个重庆”、“民生十条”、“两翼”农户万元增收、缩小“三大差距”等中心任务，改善民生服务发展的新推手。
从两年的实践来看，重庆探索了一个经得起检验的“不等式”，近30万人次的机关干部俯下身子，用脚步丈量民情，受益的是430多万基层群众。30万∶430万，以“三进三同”、“结穷亲”为支点，重庆机关干部撬起了沉甸甸的民意。
据统计，两年来，全市机关干部为入住农户送去致富项目21.1万个，帮扶钱物18亿元，解决具体困难83.4万个。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增收17.83%。
“三项治理”纠不正之风 凝聚人心
广大干部走进基层沾地气，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但无法杜绝少数干部在办事过程中收受“红包”，吃拿卡要。如何从制度上约束机关干部及基层干部的行为，让干部既要干事又要干净，成为决策层关注的课题。
在“三进三同”、“结穷亲”实施一年后，2010年，重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三项治理”工作，意图从制度层面管好干部手中的权力。 “三项治理”内容包含治理公务人员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简称“红包”）和领导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绷紧了党员干部预防腐败的“弦”。
但究其本质，仍不离其宗：通过及时纠正治理不正之风，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现象广受诟病。部分党员干部利用节假日、婚丧嫁娶、新居落成等大肆收送“红包”，助长“人情风”、“关系网”；有的直接以权力、资金 入股经商办企业，为配偶子女、特定关系人违规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与民争利；有的讲排场、比阔气，违反规定超标准配备使用公务车，奢侈浪费现象严重。 “这些现象，都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市纪委相关人士说，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深恶痛绝，如果不从严纠正和治理，就有脱离群众、丧失民心、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的危险。
对此，我市划定时间表，宽严相济：凡是在2010年6月10日前主动上交“红包”的，6月10日前自查自纠违规使用超标公务车的，9月30日前主动整改违规经商办企业的，一律从宽处理，否则一律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巴南区一位干部主动上交了“红包”，在案发后得到了宽大处理，他深有感触，“是‘三项治理’挽救了我。”
与此同时，我市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查办典型案件，并强化标本兼治，注重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的规定》，从收支两条线、国库 集中支付、现金提取使用、会计管理和报销审核、审计、公示、责任追究等7个方面加强公款管理，从源头上铲除用公款送“红包”的土壤和条件。
截至2011年3月31日，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8603万元；清理超标车6327辆，其中经审批作为过渡性用车5302辆，调剂为专用公务车 921辆，拍卖104辆；4.6万名领导干部填报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其中1252人申报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纠正违规违纪问题25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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