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作品中的两次“还乡”情节的分析
在被认为是柔石的自传体的小说《生日》中,主人公萧彬有这样一段感怀“ 自从十六岁离家,
流年漂泊, 饱尝风霜野店的滋味。时觉庞大山河,竟没有我驻足之所, 更无望前途有所依归了”川。这一段有心的话恰恰可以概括柔石的颠沛流离的一生, 其中凄凉的况味, 也正符合他离家、归乡之间的种种感怀。
柔石, 浙江宁海人, 1902年生。1917年十六岁时考人地处台州的省立第六中学, 因故未上成,1918年又考人杭州的省立第一师范。自此后, 一直到1931年的牺牲, 他几乎都是在异乡过着贫困、朝不保夕的生活〔“ 。异乡的陌生感无疑是经常地压迫着他的, 在他的作品中也往往出现故乡的模糊的, 于是便有了归乡的经历、归去后的失落和重回城市后的尴尬。在柔石的所有作品中, 有两部集中出现还乡情节, 那便是分别写于1926年春的长篇《旧时代之死》和1930年7月的纪实散文《还乡记》。因为写作年代和柔石个性经历的变化, 有关归乡的叙述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 一
《旧时代之死》是柔石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写这部作品时, 柔石刚从北京南下不久, 生活无着, 事业无成, 虽然说是要和几个朋友办一所学校, 做一点事, 但总不遂心愿, 碰到各种困难, 精神上的压抑、苦闷, 可以想见。又正逢北京“ 三· 一八” 惨案的发生, “ 心里的一腔愤恨, 真恨得无处可以发泄” , 于是“ 我就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遗恨, 结构成这部小说”‘’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朱胜龋是有着和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 如于质夫, 类似的性格气质。同时风格上自叙传的抒情性和语言上的生涩的欧化气息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朱胜龋因体弱多病、背井离乡、生活困苦而生性敏感忧郁, 他常为大而不当的哲学深思, 推究人生的本质和意义。他因为凡事“ 罩上病的消极与悲感” , 而终究认定了“ 生命—空幻的景象。”同样因为性的苦恼, 他痛恨自己对房东女儿的本能的欲望, 病态地自残以惩罚自己。后来因为重病、母亲的担忧以及几个热』合朋友的劝说, 一再拒绝之后, 他被迫答应回家休养。
回家未换来他的任何的欣悦, 毫无变动的无生机的故乡, 生活着毫无生趣的一群人, 一切都使他感到无比的厌倦。故乡陌生如异乡, 一如他已习惯了的城市。接着, 母亲逼迫他赶紧娶了已定亲的姑娘, 这更使受过新式教育的他不可忍受, 甚至对母亲喊出“ 小的时候何不让我死去”等绝情的话。为了逃避, 他住进了尼姑庵, 欲以宗教上的阪依来摆脱尘世的羁绊。不料因他的拒绝却使那女子自杀, 这下反而让他敬佩她从而爱着她了, 于是在内心的谴责之下, 朱胜墉终于吞鸦片而亡。 可以感受到朱胜龋的这一次归乡, 是一次走向绝望之地的死亡之旅, 从小说的小标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如“ 到了不愿的死国”、“ 再生着的死后”、“ 冰冷冷的接吻”、“最后的悲歌”、“无常穿好了芒鞋”等, 他把故乡同样视为冷冰冰的异乡, 因为在那儿是无人了解他的。母亲的热爱、弟弟的亲昵都被他视为人生不必要的累赘, 乡民们的生活在他看来是辛苦而毫无意义的, 而诸如王家叔之类的人, 更是面目可憎。虽然他也体会到母亲弟弟的爱, 但终因为他的人生哲学, 因为他是强烈地感受着时代苦闷的青年, 而一味地拒绝和这个世界的亲近。柔石的本
意当然要把此症状和时代问题联系上, 从而起到诅咒时代、社会的目的。《旧时代之死· 自序》中, 他说“这部小说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苦闷和呼号, 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 我想表现着‘ 时代病’的传染和紧张” 。然而从文本中, 我们却可以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本身的病态确诊。正因为如此, 从朱胜鹅的病态描写中我们完全可以看见作者柔石的影子。前面已说过柔石写这部小说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 1926年夏, 柔石也是因为生病之故回家休养。那时, 柔石早已成婚
（1920年和由父亲选定的吴素英成婚）, 妻子也十分贤惠；但是, 虽然他曾写过《课妻》, 描绘教妻子读书认字的温馨情形, 可事实上, 因为是包办婚姻, 和妻
子的思想上还是有很大的隔膜的, 他写于1924年的《爱的隔膜》和《一线的爱呀》便是明证。1925年, 柔石还写了一篇散文《诅咒》, 其中表白的思想简直与朱胜龋的虚无绝望无异。这篇小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不要饮食, 我不要衣服, 我想要胶了我的目,我想塞了我的口, 我想钻破我的耳膜, 我想挖了我的脑。我想剖开我的心脏, 我想断别我的手足总之, 我不要身体, 我不求生命, 恨不能, 我削肉还母, 削骨还父, 我成了人间的孝子, 完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 既染上时代病的特征, 更加是柔石个人气质的表现。柔石1926年的回乡修养, 但故乡并没 有解决他思想苦闷的问题, 反而更加严重了, 这一点可以从写于同年的一篇自传体的小说《一篇告白》中看出来。主人公“ 我”在家中的感受是压抑的, 他甚至诅咒家庭“ 万恶的家庭, 万恶的家庭, 他要我的性, 他要我的命”他又想到自杀, 想以妻子的“ 一只重四钱的赤金戒指, 这可以解决我和他们中间一切纠纷和烦恼了。”最后“ 我”终于决定离开家, 亲情和新生的婴儿都不能挽留住他。
可以判定,《旧时代之死》中朱胜确还乡后的情形确实包含作家本人的切身体会, 这便决定了这部小说的风格。浓重的自叙传性的抒情调子, 夸张的几乎泛滥的心理描写和情感宣泄, 不乏无病呻吟的呼告和哀叹, 同时夹杂了大量诗体的内心独白。可以说柔石前期作品的主导风格即如此。笔者浏览他留存下来的全部日记, 发现即使是在他最私人化最真实的状态下, 文字的主观抒情性没有丝毫收敛, 从而使他的日记仍然像他的创作一般, 存在着一种因情绪宣泄过度而显得失真的缺陷。我尚且没有找到切实的资料说明柔石十分喜爱郁达夫的作品, 然而他看过并受郁达夫作品的影响则是无疑的, 在浙一师时他接触过大量的新文艺作品, 并于1921年参加新文学团体“ 晨光社” 。写《旧时代之死》时, 时代的苦闷给了柔石一个灰色的世纪末情绪, 而实际上柔石早年的作品中基本上都浸透了类似的气氛, 如《二月》、《三姊妹》等。然而另一方面,又正如蓝棣之所言：“ 他的小说总是蕴有一种奇异的魅力, 一股缠绵排侧之情, 他的小说往往表现出他体验的独特性”。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真实的个人体验, 柔石早期的作品虽然在技巧上显示出很大
的不足, 但往往还是因为感人至深而具有相当的艺
术感染力。
二
“ 我” 的另一次还乡情节出现在写于1930年9月17日的《还乡记》中, 这是一篇散文, 可以看作是柔石对他的还乡过程中情形的真实描绘（大约是指1929年五月柔石的回家省亲）。这篇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几乎可以说是欢快的, 它一扫《旧时代
之死》中朱胜龋似的抑郁和绝望。最重要的, 柔石后期作品风格的转变在这篇散文中有完整清晰的体现。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柔石是如何来描绘这一次的 还乡的。
文中一共十二节, 描写不同的场景, 采用随见随录式的形式。手法基本上是写实的, 视角也是客观的。文中一开始描写了官舱中富人阶级的凶狠和无聊, 与此相对照的却是穷人的苦难和辛酸。后面忽然一转, 在
四、
五、六节写到家乡宜人的风光和淳朴的民风, 字里行间表现出“ 我” 的欢欣和愉悦。一种近乡的幸福使“ 我”忘怀了官舱中的丑恶情形,“ 我”忍不住这样抒起情来“ 这样美丽的世界, 我们更当给它穿上近代的文化织成的锦绣的外衣。— 在别离乡村三年的我, 这时的心花真是不可遏抑地想这样唱出来” 。五六节的欢快中些微带着点忧虑和哀愁, 因为故乡还是“ 原始的乡村—原始的山, 原始的田, 原始的清风, 原始的树木” , 而并未 多大的改变。“ 带着原始滋味的农业国的恋爱的情调”却“ 使我忽然觉得悲哀的” , 因为“ 世界是在转变着另一种的颜色了” , 这里却依然如故。小村落“ 红庙” 的饭馆里虽然有令人辛酸的“ 灰粥” , 但精美的小菜不算钱, 却使“ 我”发怔, 以为到了“ 人心更古” 的“ 君子国”里了。相对于《旧时代之死》里主人公情绪的灰暗、凝重、绝望, “ 我”现在的感怀完全是清醒的、理智的、客观的。事实上, 作者已很少夹杂进自己主观的抒情, 而只是在照实记述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这一点在后面几节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回到家中, “ 我” 的注意力已不放在描绘和父母亲人相见的情景, 也不抒发个人的感想, 而转到对乡民们生活状况的关心。在这儿, 柔石依然用据实描绘的手法, 并没有任何的美化或丑化。最后几节, 多写乡亲们对革命、“ XX党” 的看法和见解,而其中有很多是错误的看法, 表明民众对革命的隔膜, 即便如此, “ 我”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而往往是沉默着或“ 将话扯到别处去了” 。
在此有必要插人柔石写此文时的近况。1930年3月2号, 柔石参加了“ 左联”成立大会, 并被选为执行委员, 后又任常务委员, 编辑部主任。同年五月, 由冯雪峰介绍, 他正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不久就以“ 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会后写成了那篇热情洋溢的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 ’。可以想见,写《还乡记》时, 柔石的思想境界已经大异于1926年的了。在这一次的归乡之中, 他用新的眼光来看原有的故乡, 结果当然和朱胜龋副灰色的眼睛所见有全然不同的景象。于是, 在乡民对革命的误解之中, 他才能看出他们对革命的向往, 看到希望之所在。在文末, “ 我”感叹道“ 中国的人民实在是世界 上最好的人民—爱国、安分、诚实朴素地做事。”这种夸赞, 在早年柔石的作品中是不可能找到的。
然而在此我仍想说明一点, 即柔石还是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独特性, 不能做到“ 和工农兵打成一片” , 而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超脱、远观
的态度。如前所言, 当乡亲们误解革命时, “ 我”并不是急于辩解、宣传, 而任由他们说去。由此看来,革命家加知识分子的柔石, 还是和故乡有很大的隔膜。他只期望能多写一点有影响人心改造灵魂的作品, 而不可能冲锋陷阵, 费劲口舌去宣传革命道理, 鲁迅的“ 国民性”思想还是很深地影响着他,他认为农民的愚昧和“ 精神奴役的创伤”是不可能一朝一夕便可以消除的。故乡对于他还是一种异化的存在, 并不是能融于血液的。1930年“ 还乡”的氛围和心情虽变, 疏离感和隔膜感还是存在
的。故乡仍是不能久待的, 于是在《还乡记》的结尾, 柔石很忧郁说“ 第二天, 我也就乘了海船, 回到我孤身所久住了的都市的他乡底家里。”异乡才有家, 这是久 住在城市里的异乡人的尴尬吧。
柔石受鲁迅的影响很大, 而鲁迅一向是认为盲目的空谈是没有什么用的, 不如去做一点实事, 于是“ 我”便沉默了或“ 扯到别的话题上了” , 1929年日记中, 表明柔石的世界观, 完全是鲁迅“ 绝望地抵抗”的翻版, 他是这样说的：
“ 在这个社会内, 毒汁是流在人们底手与心间。我以前呢, 是想自己去喝一口, 使得社会少一份毒汁, 虽则我因此是死了, 但我是人类社会中渺小的一个, 又何惜。现在, 我不想这样做了, 决不想这样做了我要做自己也是毒, 在我底手中要有比人更毒的毒物在以作人家要我喝时我也可给人家喝的抵制”。
而另一面, 鲁迅又向来很悲观的, 于是柔石也不过是存着一点“ 希望”而已。在《希望· 自序》里,柔石说“ 我只希望, 以后自己能有更好的作品, 供献给买我书的读者。生命是在递变的, 人与社会应当也走着在无垠的前进的途程中, 我底“希望是如此”。
看《希望》集中的作品, 较之于前期, 我们便很清楚地感觉柔石风格的转变。其中比较典型的如《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怪母亲》, 还有那篇曾受到罗曼· 罗兰赞赏的《为奴隶的母亲》。由前期的主观抒情性十分浓厚的作品风格到后来的朴质、平易、深沉的客观写实风格, 从前期的敏感、神经质的文学青年到此际的理智、清醒的革命家, 柔石无疑已相当成熟地完成了他的文学生涯的遭变。假如 假以天年, 以他一贯的勤奋好学, 他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
当然, 仍要提一句, 从朱胜龋的归乡到“ 我” 的还乡, 柔石还是有他一以贯之的情感脉络的, 那就是他的真实的个人生命体验。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的真, 使他的作品不同于相当概念化、机械化的左
, 而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蓝棣之把他的作品归之以“ 经典” ,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方式。存在主义宣扬世界荒诞、人生虚无。受其影响的青年以追求“ 自为自乐”来显前面示人生的存在。《星》中阿瑟以乱搞女人来对抗所谓的体面生活。
在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中, 下层妇女往往是上层男性蹂嗬的对象, 也有不少下层女子通过“ 高攀婚姻”摆脱贫困。“ 愤怒文学”却把这一切颠倒了过来, 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男子, 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 不择手段, 通过与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女子结婚, 达到挤身上层社会的目的。这种对传统两性关系格局的反抗, 赋予这些作品深厚的内涵。有论者认为, 50年代小说所下上叙述的是颠倒了的现代灰姑娘”故事。不论什么形式的“ 高攀婚姻” , 这一主题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反映阶级等级永不衰竭的现实主义主题。
结束语
前面已经说过, “ 愤怒的青年”并无多少“ 愤怒”可言, 作品中主人公的“ 愤怒”只是因为未能分享特权、名利、地位而忿忿不平。他们的反抗是有限的、消极的, 拿“ 愤怒的青年”同30年代的左派作家如休· 麦克迪尔德、E.H/奥登、斯蒂芬· 斯彭德、雷克斯· 沃纳等相比, 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修养都不如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