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对苏东坡的影响
父亲：
苏询（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县人。苏询去世以后，很了解他的欧阳修在《老苏先生墓志铭》中记载说：苏询少年时代“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即苏询青少年时是个很不喜欢读书的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劳动、游历和结交朋友中渡过的。
苏询一直到“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是，他后来却“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才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
由上可见，苏老泉年轻时是个有些吊儿郎当的人，或者说有些小叛逆吧。其实，我们不难由此看出苏老泉的反叛精神——想必他小时候肯定是个天资不凡但极有个性，不服管教的孩子。这样的人生之路也使他在二十七岁幡然醒悟后对于读书有了与常人不一样的、或者说比常人更深的感悟吧。有了这样的感悟，也就是他本身具备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经验，再加上其原本被掩没的天才的显现，才令他的文章更显得别具一格。他无可替代，自成传奇。
我们可以发现，苏洵对于科举考试的态度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此不足为吾学也”，并不怎么看得起那些应试科举的教条知识；另一方面，为了孩子的官仕前途，苏询在自由发展自己的同时，还是不能免俗，又要求苏轼和苏辙两个儿子必须按照当时的科举知识要求去学习。后来东坡在《答李端叔书》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以应举而已，既及第进士，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表现出其实苏轼本人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并不赞成。参考了父亲一生的经历，苏轼肯定对科举考试也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认为这样的只为应付科举考试，只为求取功名利禄而去学习的学习方法并不能够给当事人带来真知识。由此可见，苏洵其实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在那个时代，他能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自己实现不了这个梦想，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这样一位有才气的父亲，肯定令二苏在各方面受益匪浅吧。
母亲：
一次，苏母教苏轼读《后汉书》时，读到了《范滂传》，苏母为范滂母子不畏暴，为了正义而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动，不禁放下书来，喟然叹息。年幼的苏轼也深深被感动，他问母亲：“如果我长大后，跟范滂一样，不惜舍身就义，母亲会允许吗？”苏母肃然答道：“如果你能学范滂的样，难道我就不能做到像范滂的母亲一样吗？”
而且程夫人心地仁慈，极厌杀生，也常常让自己的家人、儿女爱惜幼小的生命。 《东坡志林》：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地，众鸟巢其上。武阳君（程夫人的封号）恶杀生，儿童奴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彀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日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孰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
司马光在为程氏所写《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赞美她“喜读书，皆识其大义。”并说:“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十八年，归苏氏。程氏富，苏氏极贫。” 程氏嫁入程家后，两人婚姻生活曾一度过得十分艰难。于是，有人建议程氏求助于自己的娘家，但却被有志气的程氏一口拒绝了，她不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丈夫靠她家里接济来维持生活的闲言碎语。可以推测，苏洵后来的发奋自强应该也与妻子的劝说有关系。苏洵后来在《祭亡妻文》中也写道，“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
苏辙在记述他的母亲时说：“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苏母可称是封建社会时的一位奇女子了。她教子有方，应不逊于刺字之岳母，断织之孟母。而且她对于世事颇有见地，心地善良，又善持家，既贤又慧，堪称相夫教子的典范。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位优秀的母亲，就没有后来的苏轼、苏辙兄弟俩的辉煌。
祖父：
苏轼出生时，祖父苏序六十三岁。七十五岁的祖父去世时，苏轼已十二岁，祖父年轻时生的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是眉山的名人。苏轼的童年天天与祖父相处，祖父的生活方式、政治理想、言谈志趣、音容笑貌、都给苏轼极大的影响。
苏序淡于功名，不拘礼节，经常携酒一坛与亲友村翁在村外的地头树下席地而坐饮酒取乐，常常引起一些规矩拘谨的农民吃惊。一天他的儿子苏焕考上了进士，并封了官，成都官府派人送来官家的喜报，因儿子中了进士，苏序也因子登朝为官，被恩授大理评事,故后人称其为“苏廷评”。成都送喜报的人在村头碰到他时，老汉正酩酊大醉，手里还攥着一大块牛肉。他除了让官差在乡亲们面前高声宣读了喜报以外，欢乐之中把手中的那块牛肉也塞在官差送来的装有官服的行李之中，让一村中的小伙子背着,他则骑上毛驴往家里走去。
祖父信仰道教，但并不迷信，思想也开放，一天他在大醉之后，竟然走进一座庙里，在乡亲们的喝彩声中，一棒把庙里的神象砸得粉碎，原来乡亲们都很憎恨庙里的那位主持，因他常以神象的名义向乡亲们勒索钱财。后来苏轼给门人多次谈到此事，并讲：“祖父公如此鄙视官场，旷疏放达、思想开放，唯有识之士方能识之”。苏轼幼年之时常随祖父出入道观，后来祖父又把他送进天庆观跟着道士上学,在祖父的影响熏陶之下，苏轼自幼爱读《庄子》，喜欢《道德经》。因此苏轼思想开放，善于融会贯通，所谓“少年读书时，就能把儒、释、道三家最好的品格和修养融到自己的修养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弟弟：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苏子由的性格似乎与哥哥恰为互补，他谨慎，沉稳，也比东坡更稳健实际。弟兄二人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想必子由是给了在官场上像个小孩儿似不懂事的哥哥许多中肯的建议与帮助的）。苏轼对弟弟的感情自然是很深的，流传千古的“明月几时有”就是他中秋怀子由之作。子由后来在给苏轼所写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这也恰好说明了兄弟二人手足情深相扶一生的兄弟之情。在一个兄弟和睦，美满幸福的家庭中长大，显然对东坡形成的友善豁达的性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