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表(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表
（一）
http://aestudio.blog.sohu.com/ 沙苑文化
陕西朝邑、大荔交界 约10000多年 8000B.C
沙苑文化是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于1955年冬在大荔南部的沙丘地带发现的，当时仅发现了石器。1973年又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在此发现了人头骨化石，以后又进行了几次调查，除发现大量石器外，未见地层关系。这些石器分散在地面上，以石片石器和细石器为主。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小石片、尖状器、石镞、刮削器等。石片石器是它的典型产物，又是细石器文化中所罕见的。
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国家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研究认为：石器属中器时代遗物，人头顶骨化石属同时期的遗物。具体时间约在万年左右。以后把这里统一称作“沙苑文化”遗址。现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仙人洞文化 江西一带 约14000－9000年
12000-7000B.C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14000─9000年。遗址位于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洞内，1962以后作过数次发掘。洞内的上层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中既有打制的，也有磨制的。已发现陶器，但数量很少，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二厘米，陶泥既夹炭也夹砂，是中国目前所知最原始的陶器。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些水稻壳，其中既有普通的野生稻，也有栽培稻。
后者集野、，粳稻的特徵，是一种由野稻向人工栽培稻演化的稻种。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一万年前。不过，遗址中也发现了多处火堆遗迹，以及大量的动物碎骨、蚌螺介壳和少量的鱼骨等，但未发现饲养家畜和种植谷物的迹象，看来人们还主要依赖于渔猎和采集经济。
贾湖文化
河南省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约9000-7800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东，沙河与泥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平面呈近圆形，面积约55000平方米，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在此发掘7次，计2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个，以及濠沟、小坑等。出土陶、石、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达数千件，特别是七声音阶骨笛，9000年酿酒技术,成组随葬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其契刻符号，动物训化家养,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尤为引人注意，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经碳14测定，贾湖遗址年代范围为BC7000—BC5800年。
考古工作者将发掘资料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一期文化面貌不同于目前发现的河南省其它同时期遗址，第
二、三期与裴李岗、峨沟等大体同进，第一期年代约为BC7000—BC6600年，第二期为BC6600—BC6200年，第三期为BC6200—BC5800年，文化内涵既与裴李岗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也存在许多差异和独有特征，呈现出淮河上游地区的独特面貌。因之，发掘者将其命名为“贾湖文化”。目前与贾湖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遗址还有舞阳大岗、郭庄、漯河翟庄、郏县水泉等，主要分布于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贾湖遗址是河南省同时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丰富的遗址，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对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早期聚落形态、农业尤其是稻作起源、家畜起源、全新世环境气候变迁、音乐起源、汉字起源、卜筮起源等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七声音阶骨笛的材料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之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反响，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甑皮岩文化 广西一带 约8950－745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8950－7450年。遗址为洞穴，位于广西桂林独山。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灰陶，烧成温度较低，纹饰有绳纹、划纹、席纹和篮纹，器物中以罐类为最多，其他有釜、钵、瓮等。石器中打制和磨制者各占一半，磨制石器以斧、锛为大宗。洞穴内发现有成堆的石块，其中有不少石器半成品，说明这里是制造石器的地方。此外还发现有骨鱼镖、骨镞和石矛等渔猎工具。
居洞内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麂、梅花鹿以及鱼、龟和螺蚌壳等。家畜已经出现，仅有猪骨一种，说明当时的经济仍以渔猎、采集为主。洞穴内也曾作为墓地使用，已清理的墓葬有十八座，均无墓穴，墓主葬式以屈肢蹲葬居多，这可能与布袋装尸的习俗有关。随葬品很少，至多有二件蚌刀。
彭头山文化 长江中游地区 约8200－7800年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澧阳平原中部。主要文化堆积为彭头山文化时期遗存， 是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8200－7800年。
考古发现遗迹有地面式、浅地穴式建筑遗迹和以小坑二次葬为主的墓葬。出土遗物中石器大多数都是打制石器，既有大型砾石石器，也有黑色细小隧石器，与本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区别不大。陶器制造古朴简单，全部为原始的贴塑法制成，胎厚而不匀，大部分陶器的胎泥中夹有炭屑，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为确立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
彭头山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以往所发掘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完全不同，已被命名为彭头山文化。
昂昂溪文化 嫩江中游 约800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的昂昂溪遗址命名。1930年发现。该文化分布于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嫩江流域地区。其主要特点是细石器发达，古人用压制法制造了一些个体小、形状规整的镞、刮削器、尖状器。磨制石器也有，但数量很少。
陶器比较原始，多是手制，陶土未经洗涤，含有沙及蚌壳粉末。烧成火候低，大部分陶器呈褐色。器类简单，仅有筒形罐、钵、杯和瓮等。渔猎工具发现较多，有骨枪头、骨鱼镖等，遗址也出有不少鱼骨、兽骨，说明渔猎经济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滕家岗子遗址，还发现了昂昂溪文化的墓葬、房址与灰坑。
裴李岗文化 河南一带 约7950年以前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1977年首先发现于中国河南新郑裴李岗而命名。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等作物，以磨制带锯齿石镰、石锄、鞋底形石磨盘与石磨棒等作为农具。制陶业比较原始，采用手制；三足钵、月牙形双耳壶、三足壶和鼎等陶器在造型上别具风格。住房是方形与圆形的，都是半地穴式建筑。有储藏东西的圆形窖穴。人死后埋入氏族公共墓地，皆长方形土坑墓，多有陶器与石器作随葬品。该文化与磁山文化关系密切。其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缺项。
裴李岗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较早遗存，裴李岗文化自七十年代首先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发现以来，便使人们认识到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中国远古文化的独特面貌。分布于河南一带的这种使用红陶、以壶盛水盛粮、用三足钵烧饭的早期文化，居然还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种植稻、龟骨上的契刻符号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内容，使学术界不得不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水平作出重新的评估。
磁山文化 河北一带 约7950－7350年
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武安市西南20公里磁山村东南台地上，北靠红山，南临洺河，占地近14万平方米，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于1972年兴修水利时发现，1976年开始发掘，至今挖掘出面积6000平方米，主要发现有房基、粮窖400多个，出土各种文物、遗物5000余件，有石器、陶器、骨器和粟的碳化物、野生动物及家禽骨骼标本等。这些文物证明，早在7300多年前，先民们已经居于半地穴式的房子之中，过着以原始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可见，邯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专家考证，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三项“世界之最”，一是粟的发现，证明我国黄河流域是世界上由人工培植粟类最早的地方；二是家鸡骨的发现，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鸡的国家；三是出土的炭化核桃，纠正了核桃是汉代张骞通西域时传人中国的说法，将中国产核桃的记载上推了5000多年。
磁山文化的发现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它把新石器仰韶文化考古年代上溯了1000多年，浓缩了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一段距离，为研究原始社会提供了新的重要佐证。
李家村文化
关中地区、甘肃东部 约7950－695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年代距今约7900－6950年。因最早发现于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而得名，分布于关中地区和甘肃东部。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居多，但也有不少打制石器、细石器。
陶器制造技术还很原始，手工制作，器物胎薄，烧成温度低，颜色大部分是红色，其中有些陶器里面黑色外面红色，最有特点。纹饰也很简单，只装饰一些绳纹、锯齿纹和剔刺纹。彩陶已经出现，但数量很少，只是在钵的口沿外壁绘一些简单的宽带纹。
大地湾文化 黄河中游地区 7800-4800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发现而得名。但该遗址内涵贫乏，后来发掘了规模较大、同类遗存内涵丰富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般改称老官台文化为大地湾文化。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省境内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黍等作物。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铲和石斧等。制陶业很原始，采用泥片敷贴法。陶器以圈足碗、彩陶钵与筒腹三足罐最具特点。住房是圆形的，为半地穴式建筑。储藏东西的窖穴亦是圆形。居民死后埋入长方形土坑墓，随葬陶器等物品。该文化的发现，对了解渭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重要意义。
天水是中华文明的多源生发地之一，距今78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遗址所展示的天水远古文明，时间跨度越3000年，内容异常丰富。其在原始建筑、艺术、农业起源、文字和宗教等多方面，均是中华文明悠久、博大和先进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文明火花的最初闪现，故而被称之为“大地湾文化”。由于大地湾1期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文化千年以上，两者在文化原貌上又有延袭承传的密切关系，因而，她上开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下启陇右马家窑，齐家文化之滥觞，对探索中华文明的线索和原生面貌，揭示陇右与天水古代文化的考古编年和文化序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大地湾遗址、师赵村遗址发掘房屋遗址200多座，最早的是深穴窝棚式建筑，距今7000至8000年间，这是标志着人类的居住方式从穴居向半穴居迈进的一个新起点。到晚期，已发现平地起建、居住面多以白灰面涂抹或青灰色料礓石渣和细沙混合筑成。屋前有与住室相通的“凸”字形门斗。尤其编号为F901的房址，是我国目前为止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多年。代表了仰韶建筑的最高成就，其一是建筑规模巨大；其二是工艺精良，方法进步；其三是布局规整，平衡对称。它由主室、东西两侧室和后室、门前附属物构成，总面积420平方米，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典型代表。并在墙壁、门、灶台的设计布局上还增加了防火保护层。是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宫殿建筑雏形，而且开创了后世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筑丰碑。
天水史前遗址出土的陶器，不仅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陶器，而且陶器口沿上多绘有红色宽彩带，是我国最原始的彩绘图案。以这一独特风格为标志的大地湾一期遗址，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大地湾文化”。 这些陶器以生产、生活用器为主，形状有圆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小口瓶、尖底瓶、口足鼎、平底釜、条形盘、深腹罐等。大量早期彩陶制品以绘有变体鱼纹和鸟纹相结合的花纹为主。大地湾遗址的彩陶是中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彩陶之一。由此说明包括甘肃东部、南部的渭河、西汉水等是我国彩陶的故乡。自此，彩陶在甘肃久盛不衰。加之大地湾晚期F411房屋的大型地画，距今5000年，更是迄今我国最早且保存完整的绘画作品，这对研究中国绘画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绘画艺术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的文字，到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产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10多种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经相交的形纹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半坡的刻划符号千年以上，又与仰韶时代种类逐渐增多的刻划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基至有些刻划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在大地湾一期灰坑中，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其中黍的碳测年代距今约7000多年，是我国同类作物中时代最早的标本。说明陇原大地最早的垦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成功地将野生黍培养成裁培黍，纠正了国际农史界通行多年的中国黍源于国外的谬误，进而确立了中国黍源于陇西黄土高原的说法，证明了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国最早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也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发祥地，这两种植物距今已有7800年左右，较之于半坡早了1500多年，两种植物种子的出土毫无疑问地认定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河谷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天水史前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许多遗迹证明了城市发生的前奏及父权制时代。所有这些“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大地湾仰韶晚期文化无疑处于文明的前夜。
兴隆洼文化 西辽河流域 约7500－6900年
以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的兴隆洼遗址命名。1983年开始发掘，陶器全部呈褐色，大部分的表面有装饰的字纹，器类简单，主要是斜壁敞口筒罐和曲腹钵，特点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相近，但年代要早，距今约7500－6900年，是西辽河流域与内蒙古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房屋按西北－东南方向排列，井然有序。一般的房子面积为几十平方米，中心的两座大房子，面积达一百四十平方米。在许多房子里还有墓葬。在村落的四周是宽二米、深一米余的壕沟。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直腹罐有蟾蜍、蛇衔蛙泥塑，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首次发现。出土的玉器也不少，种类有斧、锛、匕形器、管珠等，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
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 约6950－4950年
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期时代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河南省渑池仰韶村。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格，羊比较少。
对仰韶文化墓地的发掘为对它的认识带来了许多贡献。墓地的随葬品和下葬的方式为当时的生活方式、信仰、生活条件带来了许多启发。
对于仰韶文化的内部分类、时间上的分类以及各个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术界还有争论。对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今天认为它主要是一个父系社会，早期的母系社会的论点现在只有比较少的人支持了。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系氏族制度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早期有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点。1960年左右在陕西的考古发掘对这个论点提出疑义。现在一般认为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继老官台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按时代顺序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庙底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龙山文化被看做它的继承文化。
半坡文化 黄河中游
约6800－6300年
半坡文化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位于陕西省西安半坡村。 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最着名的半坡出土单体鱼纹陶盆器纹是用人的脸和鱼的身体结合而成的人面鱼纹盆，赖以为生的鱼被看做氏族部落的保护神，人们栽种谷物，只有需要时才捕鱼。
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後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半坡文化属于黄河中游的原始文化，显示出北方地理环境的特色。
河姆渡文化 宁绍平原 约6950－5330年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
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
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文化内涵、主要特色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耜耕农业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4个基本要素，这里指的是人类凭借自己智慧所创造的较为高级的生活方式，它们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和齐全的时间并不早。“衣服”的时间可能早一些，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穿上树皮（叶）或兽皮做的“衣服”，考古工作者曾在“北京人”的洞穴中发现1枚距今10万年前的带孔骨针。吃上谷类食物则是新石器时代的事，距今约1万年前。居住房屋又晚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湖南玉蟾岩人、江西万年仙人洞人还住在山洞之中；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河南许昌的“灵井人”和陕西大荔的“沙苑人”则住宿于露天之中。最早的建筑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华县老官台、宝鸡北首岭和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中发现一些营造技术比较落后的圆形半地穴式的窝棚，室内面积很小，只有5－7平方米。交通工具是在氏族或社团的人口扩大，经济需求增加，对外生产活动需要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首先出现在原始农业比较成熟，手工业发展而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桨是国内目前最早的实物资料。据说最近肖山跨湖桥遗址新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独木舟，但是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省考古文博界还有争议。牛和马作为家畜出现还较早，河姆渡遗址中发现好多水牛头骨，但先民饲养牛、马主要为了食用，作为畜力运输要迟得多。《史记夏本纪》记述大禹出巡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撬，山行乘 ”，在此以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帝、炎帝、尧、舜出巡、作战都无乘车的描述，所以牛、马作为交通运输、畜力使用比较迟。衣、食、住、行人类社会生活四大要素在河姆渡遗址中都已齐全，反映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已经比较全面。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河姆渡氏族中已有了社会分工，但是象“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等精美工艺品的创作并不是人人都会的，象“鱼藻纹陶盆”、“猪纹陶钵”、陶
等极易破碎的东西，发掘出土时，基本保持完整形状，看来在当时已有专人保管，很可能它们是祭祀专用的贵重物品。从中可以推测，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已摆脱蒙昧状态，开始迈向文明社会的门槛。河姆渡遗址发现发掘，取得的成果是全方位的，文化内涵这样丰富的遗址在全国1万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从而奠定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遗址的地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2001年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国外，英国剑桥大学编的《百科全书》、日本《考古学事典》都用较大篇幅介绍了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把它编入自己《东亚史讲义》中。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以来的10年间，已接待了70多万海内外游客，许多人看了出土文物陈列以后强烈感到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与五六十年代偏僻的山区、农村相近，特别是西部地区省分的领导反应尤其强烈，进而提出7000年前河姆渡人为什么有较高智商的问题，许多外国游客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众所周知，人的智商与环境、营养和教育相关，在原始社会决定人的智商水平主要是营养。过去我从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的鱼、龟鳖类动物残骸的现象推测这是河姆渡人大量膳食水产品的结果，这恐怕多少受“龟鳖丸”、“脑黄金”等保健品宣传的影响。但是近几年阅读一些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材料后发现，大量膳食鱼类、龟鳖类和蚌、螺是先民普遍现象，除了味道鲜美，容易捕捞恐怕是主要原因，象玉蟾岩、仙人洞，甑皮岩等遗址中都发现大量的鱼、龟鳖和蚌、螺的残骸。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更是以海产品为主食，以致丢弃的大堆贝壳形成贝丘遗址。从考古资料上看，他们的生产水平还停留在渔猎、采集阶段。也就是说以水产品为主食的先民智商并不怎么样突出，所以河姆渡人较高智商原因需要重新思考。最近看了美国著名营养学家阿德勒·戴维斯《吃的营养科学观》、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等著述后，才明白均衡的膳食才是人体包括大脑健康发育的重要条件。所谓均衡的膳食是指人体摄取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三大类食物的结构达到6:3:1要求。三大类食物在这个比例下，能够共同协调，达到最佳的吸收状态，从而满足人体运转的需要。如果缺乏、缺少某一种，其它二类食物的分解、吸收就会受到影响，造成营养不良，人就会变得迟钝。象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长年以鱼为食，仅能活到30岁左右。过去寺庙中的尼僧终年食素，脂肪、蛋白质不足，虽然体力消耗较少，但脸色铁青，弱不禁风。只有少数方丈因为植物油、豆制品吃得多，身体较为健康长寿。碳水化合物含量最丰富的是谷类食物，占自重的80%，其次是豆类、薯类，约占自重的50%，水果、蔬菜中含量较少，在10%以下。河姆渡遗址发现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稻谷遗存，根据相关研究，河姆渡人年人均占有稻谷量已达164公斤，与中国营养学会1992年调查的中国城市成年人年人均消耗食粮164.6公斤的数量十分接近。而后者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占总能量的58.8%。河姆渡人人均占有稻谷164公斤的数字可能有误差，但误差率不会很大，推测河姆渡人的膳食结构已接近或达到6:3:1的科学要求，因此河姆渡人才有强健的身体和较高的智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河姆渡人已懂得了科学膳食的道理，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巧合。
纵观国内早、中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环境，不难发现原始人群总是选择山水之间的高地、孤丘作为居址。靠近水边既方便饮用洗涮又有利下水捕捞采集，而居址建在高处就能免除洪涝水害的冲击，也能使室内保持干燥和通风的良好环境。与高山峻岭保持适当距离可以利用高地、孤丘与高山之间的平地挖掘壕沟，防御猛兽的骚扰，同时又可以从独木桥上走出去，上山砍伐、狩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只能尽可能地选择优良的环境以有利自己的生存。环绕遗址的濠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经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为城墙和护城河，我国已发现20多座这样的古城，这就是传说中的炎黄尧舜时代。
用这个择居标准对照河姆渡的地理环境，业内人士很自然会对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发生怀疑。现在的河姆渡一带是姚江平原地势最低洼地块，五六十年代以前这里更是污水横流，洪涝灾害不断的沼泽区，姚东有民谣说，“大水泼，毛蟹爬，200斤一亩连根拔”。显然河姆渡的地理环境与7000年前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为寻找河姆渡高地，破解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疑问，“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课题小组开展为期2年的专题研究，终于发现河姆渡一带具有非常特殊的“工字形”地貌环境。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
文化的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
稻作起源问题
1973河姆渡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因为还有大批农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随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热。与媒体的热情相反，少数顶级考古和农业专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在它的以前还应有较长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连续发掘后，发现上下叠压的距12000年前的几粒野生稻谷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接着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土样标本中检测到人工栽培稻谷的孢粉，从而找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它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科学依据。玉蟾岩古稻的发现，说明亚洲东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小麦、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结果。
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的问题
环境说
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结束，大沽塘古海岸线形成（今329国道南侧），并在海潮作用下不断淤高。这样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渐渐困难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优势逐渐丧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后，排泄流程增加，导致部分洪水东泄，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内涝，河姆渡终于成为水涝灾害频发地区，当遭遇风、暴、潮结合的天文大潮时，河姆渡难免遭受没顶之灾，从而形成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我们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主要器物数量对比上发现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氏族的生存。距今5000年前，全球范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这就是古籍《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圣经》上也有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类似传说。从考古上，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淤泥层，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次特大洪水最后浸蚀了河姆渡——大隐之间的平地，姚江改道东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从四明山下来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地区，向南迁徙。
河姆渡遗址各层主要器物表 名称
第四层
第三层 第二层
第一层
石器
385 283 119 92
骨器
2064 1015 50 不见
木器
328 13 9 不见
陶器
1143 252 90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