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腐败问题探究 秘书在反腐建设中的作为
摘要
近年来，高官落马牵连出的秘书贪腐事件层出不穷。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秘书腐败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秘书腐败虽然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的，但是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如何遏制秘书腐败已成为反腐课题之一。本文以秘书腐败的根源为着眼点，深入研究秘书腐败的预防及惩治对策。
主题词
秘书腐败权力 寻租
正文
秘书这个职位，似乎早已超越现行的科层设置，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原因
1秘书是位居领导人身边或领导机构中枢，从事办公室事务、办理文书、联系各方，保证领导工作正常运转，直接为领导工作服务并为各方事务服务的事务与信息助手。秘书工作具有位置的政治性，作用的辅助性，地位的从属性，内容的综合性，方式的被动性，效果的潜隐性和范围的赋予性。由此可以看出，秘书是辅助领导工作的职员，而不是具有直接决策能力的官员。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演变。建国以来，我国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制度几经更迭，但总的趋势一直是强调秘书工作的政治性，对其职业性和专业性重视不够。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己都把秘书视为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加之实际工作需要，领导往往将一部分权力交给秘书运作，这就使秘书有了窃权的机会。
2我国秘书工作起源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辅助部落首领工作的人员是秘书的前身，从事秘书工作的一般称为“史”。从商周的太史寮到西汉的中书省、唐朝的翰林院，再到明清的内阁、军机处，随着历代帝王中央集权的强化，秘书机构逐渐成为国家机关的中枢机构，成为君主专权的重要工具。秘书与领导接触频繁，关系密切，甚至有“二号首长”之称，而
领导“身边人”这一特殊待遇，正是滋生秘书腐败的沃土。与领导干部的密切关系，有利于秘书直接盗用公共权力。此外，与领导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身即构成一种权力，可以直接用于寻租。秘书腐败并非只有现今社会才有，封建社会的幕僚绍兴师爷，就是古代秘书腐败的代表，他们依附于官员，“拉大旗作虎皮”，投机弄权、操纵办案、鱼肉百姓。
3秘书的根本任务是为领导服务，辅助领导工作。秘书工作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机关的日常管理工作和生活服务工作，第二类是辅助领导议政谋政。第一类工作是秘书最基本、最本分的工作，属于事务管理型角色。恪守这类角色是很少有腐败的可能。在企业当中，秘书的主要角色就是这一类，他们往往不会参与决策。第二类工作中，秘书主要发挥参谋职能，这是智力型的角色，要求秘书在政治上、工作上出谋献策。这类角色最受领导青睐，但是又最难做好，参谋与决策的界限不清，就容易导致腐败。“河北第一秘”李真就被称为“二书记”， 他操纵河北省许多党政干部的升迁沉浮，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4在经济学中，腐败被界定为一种寻租活动。所谓寻租，就是寻找租金，是指在政府干预情况下，人们为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财力、人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企业为寻求租金而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获利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种周而复始的设租和寻租行为就是腐败。
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寻租活动有多种形式， 而利用公共权力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和暴力潜能寻租则是最典型的寻租形式。秘书腐败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寻租活动。它实际上就是利用或盗用公共权力去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政治权力。 转轨体制下庞大的寻租市场奠定了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干部的层级越高，其拥有的资源分配优势就越明显。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官本位”的资源分配格局为秘书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领导干部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那些腐败的秘书正是靠着“分享”领导干部的资源优势而“致富”的。
5对秘书任用通常的情况是，秘书名义上由组织配备，实际上由领导自己挑选，往往是领导看上某人，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服务数年之后，领导干部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
为秘书“安排”一个位置。这样一种人治性的秘书选拔和任用方式，显然容易导致秘书与领导之间关系的私人化、特殊化。由于选拔和任用全系于领导一人之手，那么秘书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通过自己对领导的无限忠诚来换取领导的“安排”。这样一来，领导和秘书之间自然容易形成兼具公与私、情感性和工具性的“上恩下惠关系”。这么一种特殊关系，一方面由于它“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使组织难以监督；另一方面，也使秘书在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寻租活动的重点对象的大环境下，难以超然物外、洁身自好。
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来看，对直接监督秘书的内容突破了无甚少，就连考核干部，也多考核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少有考核秘书的。特别是由于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预防和惩治秘书腐败的必要性：
腐败现象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而产生，它的历史同政府的历史一样古老，几乎是相伴而生，盘根错节。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贯穿了人类历史，尽管如今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但是腐败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我国，从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坤，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到现代的刘青山、张子善，当代的成克杰、李春城，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依然相当激烈。秘书和领导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生态，可以说秘书腐败与领导腐败一脉相承，二者表象不一，根源则一，即权力未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秘书腐败不仅直接影响决策能否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危及政治稳定，影响民主法治的进程，妨害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全面深入推进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于不亲自执掌某个行业权柄，秘书们的腐败行为显得隐蔽不易察觉；也正是因为他们身居被称为“不管部”的党政综合协调部门，位于公共权力神经中枢，秘书涉腐比其他官员更具破坏力。它将腐蚀和阻塞公权运行通道，加剧腐败病毒的传播、污染程度速度。所以对待这支新的“腐败高发人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措施：
1秘书的选用：改革领导干部的秘书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规范秘书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建立健全秘书职业化制度，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此外，领导选秘书，群众当参谋。秘书的选拔任用不仅要征求上级意见，还要让群众公开进行评议，使秘书的任免公开化。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2秘书的使用情况（岗位设定）我国目前个别秘书干政问题特别严重，比如：秘书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进军仕途，占据要位；利用手中海量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等。加大用人失误倒查力度，严格推行领导干部用人失察“问责制”。如经调查，领导干部确实有徇私舞弊行为，一要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对于拟提拔使用的秘书，也应该取消其提拔资格。
3秘书的配备资格：严控党政机关秘书设置。早在1980年，中办就发布了《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暂行规定》，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属于违规行为。但是现实中，许多不够级别的官员都私自配有专职秘书，以满足其权力虚荣。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2013年6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要严惩领导违规配秘书，重点解决好市、县级领导干部配备秘书过滥问题。
4秘书的自律。秘书腐败的发生，内在原因是严重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助长了消极腐朽思想，不能自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者紧密联系：世界观是基础，人生观是世界观在人的人生目标上的体现，而价值观则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在人的日常行为追求目标、价值指向上的一系列观念。因此，为了把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秘书塑造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行政人角色，做到廉洁奉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从世界观教育入手，并在世界观教育的基础上树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的人生观，提高
秘书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5制度设计：
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制度：秘书在一个领导身边长期工作，不仅不利于自身成长，而且会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使腐败现象得到适宜的土壤。建议秘书不能随着领导的升迁而调动，对领导身边的秘书视情况至少5年调换一次。
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
健全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鼓励群众对秘书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对权力的上下和左右制约，以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全面推行秘书职业资格制度。按照《秘书国家职业标准》，由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每一年或二年进行一次考核，推进秘书职业化。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进程，把政府干预减少到绝对必要的程度，与此同时，不断提高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规范化和法治化程度。如前所述，秘书腐败是以庞大的寻租市场为依托的，而寻租市场则是由政府频繁的、不规范的市场干预造成的。加快市场化改革，削减政府的“市场权力”，规范政府的市场干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消散市场租金，让那些腐败的秘书无租可寻。
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也会淡化，得到治理”。
参考文献
陈贤华《秘书工作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版P
3、P
22、P
49、P61
王姝：“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媒体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载于《新京报》2014年04月28日第A16版。
李文生《腐败防止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年版P4、P15
李福海 雷咏雪《廉政建设的理论、制度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P6
1、P252 贺卫 《寻租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出版社 （期刊号）出版日期（刊期）页码作者文章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