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过年
东北农村过年有杀年猪、过小年、除夕夜、闹元宵四部曲。 第一年，我们在青年点右侧建了个猪圈，买了一头两百多斤的猪养在圈里。那时九月份，只为养肥了，春节前杀。另外圈里还有两头克朗小猪为来年的春节。
由于不太会养，不知道打猪草，熬猪食。喂猪主要是粮食，还有生产队分的瘪货以及青菜、糠、残羹剩饭等。仗着青年点的粮食多，虽然都是粗粮，人不爱吃猪爱吃。喂的猪非常馋，只吃粮食。老乡看了都说，你们养的猪谁都喂不了。每天，生产队有一个猪倌，一早上班，各家各户把猪从圈里赶出来，由猪倌统一赶出去放养吃草，下班前赶回来，天天如此。猪每天两顿饭，早晚各一顿。到了快要屠宰时，就不放了，圈养一阵加餐喂养，猛揣养膘。
杀猪一般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之前。我们的第一口猪吃的很不容易。抓猪费了老大劲，准备了个大口袋，张口对着猪圈口，只等自投罗网。再有一个人拿着套绳杆，像套马似的去套那只猪。怎么套也套不上，这只猪太机灵了，好像知道没什么好事，一没留神，它一下子鼓足劲，从猪圈围墙窜了出去。这下子麻烦大了，这广阔天地，抓住它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仗着人多，轮番上阵，追着猪跑。幸好猪也笨，要是匹马就别想了。跑了一阵，到底叫我们追熊了，一下子抓住，于是大家蜂拥而上，扯胳膊扯腿的。忙乱之中，我不小心还叫它咬了一口，因为穿得多没有咬破，留下了深深印记。看着它的獠牙，有人说不会是野猪吧？也有的说会不会没有劁好。把它捆好，用大杆称一秤，分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白白辛苦了几个月，好吃好喝款待，就是不长肉。
我们把两张炕桌摆在院子里，将捆好的猪抬到桌上，看着它刚才矫健如飞的样子，现在就要上餐桌，开始哀号声嘶力竭。老师傅持刀，杀猪刀又尖又长，一刀直奔心脏，很快解决问题。东北杀猪的猪血都用来灌血肠，老师傅有一个漏斗，灌血肠很容易。但是猪肠一定要清洗干净，猪血要调制到味，加一些配料，才好吃。屠戮猪毛是费事细致的工作，我们在青年点的十八印大锅满满地烧了一大锅水，猪放在锅台旁架起一块板上煺毛。收拾好猪后，基本上肥的都炼油，其他大部分腌起来。那时养得猪肉一般比现在的要肥，都是两年的猪。大致要养到三四百斤，主要为了解决吃油问题。
收拾好后，就进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梁山寨的生活了。我们请周围其它村的知青来，一起吃喝，共享幸福生活。东北人吃肉很简单，大块肉一煮，切成片一碗一碗的白肉，再有一碗一碗的血肠，再炒几个青菜。与平时不同，就是这一天，猪肉可劲儿造（随便吃）。吃的虽然简单，平时粗茶淡饭、缺吃少喝，吊了一年胃口。这时吃啥都香，尤其是感觉最好吃的就是血肠。此时此刻，我们喝着供销社的散装白酒，大口吃着肉，蘸酱油，幺三喝四，别提多高兴了。酒足饭饱，就天南海北开始吹牛胡侃，八大菜系精神会餐。高兴了就高歌一曲，一般都是外国名歌，最多的是俄罗斯民歌。
我最喜欢一首俄罗斯的歌曲“歌唱动荡的青春”，\"不管灾殃接着灾殃，也不能叫我们颓唐，让我们结成朋友，我们永远有力量。......只要我还能够行走，只要我还能够张望，只要我还能够呼吸，就一直奔向远方。听风雪在喧嚷，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 我永远忘不了，谢亚宁、张玉林他们唱着这首歌的那种激情，豪迈。它始终激励着我，无论是遇到什么，即使后来青年点剩下我一个人，都会勇敢面对。至今都仿佛在耳边回响。
这是我们最高兴最快乐的日子，一切的烦恼，一切的不如意全部忘记。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劳动辛苦。感觉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了，眼前一片美好。
我们一般都是分了红，回北京过春节。阿荣旗一般收入不错，最多时一年能分一千来元。回北京简直就是一个财主了，当时汇款单一张只能300元。我们大都汇回家两三张。取款时，邮局个个羡慕的瞠目结舌，我们宿舍区那一片都知道有一个阿荣旗了。说实在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年辛苦劳动所得。
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浑身上下彻底改造，把所有的衣物全部装载一个口袋里，进行杀虫处理，虱子太多。然后去澡堂子彻底清理。回家一定彻底打扫除。
我回到家日子并不好过，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对我们家来说是个灾难，不堪回首。家被抄，父母被冲击。逢年过节，就有所谓专政人员，到你家查抄。我们回家首先派出所登个临时户口，这些人也就接踵而来。而且是在半夜三更，不辞辛苦，进行突击查询。年关如同鬼门关，不做亏心事也怕鬼叫门。我千里迢迢从东北回到北京过春节，探望家人。这帮人问你第一句话就是，何时回去？要你回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当时发生过多起知青与其冲突。1973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周总理指示，要欢迎知青回北京过年。而且发了节目票，就再也不轰知青回农村了。但是，我们家由于父母亲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恶梦一直在延续。即使这样，穷家难舍，对于家的依恋，还是要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与家人共同承担政治灾难。
76年77年的春节，由于在大队当会计，过年前要决算，是会计最忙的时候，不能回北京。整整两年多没有回家，很想家。这时青年点走得就剩下我一人了。一个人过年，就更想家了，也就无所谓过年了。
在农村过春节倒也快乐，山高皇帝远。每年从杀年猪开始热闹，腊
八、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大年三十一直到正月十五。腊月二十三，当家家户户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这一天送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预示着旧的一年即将结束，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由于东北天寒地冻，冬天基本上是猫冬不干活。辛辛苦苦了一年，年前年货准备停当，该包的，该蒸的，该炖的，该炸的，都准备好。缸里、盆里、大罐小罐，仓房里等都装满了过年吃的。什么粘豆包，馒头、炸果子、血肠、酒、肉等等。过年那几天基本上就不做饭了，顶多热一热，炒个菜。然后就是玩牌。麻将被禁，也买不到。一般玩一种类似麻将的小牌，是硬纸画的。为了玩得时间长，纸边刷一层蜡。我一般只看不玩，闲着没事给他们画小牌。一不小心画出名了，一发不可收。77年离开时，我的关系户三老太太硬是要我画了五六付，才肯放行。
老乡对我太好了，过年基本上不开火，各家轮流好吃好招待。晚上，青年点由于不烧火，凉炕无法住人，住在三老太太家。三老太太就两个老人，无儿无女。待我就像自己的儿女。
最难忘的春节是77年的春节。76年四人帮刚刚倒台，公社搞花会和文艺汇演。各队都积极备战，紧张排练。文艺骨干都是中学生，大队的秧歌队由李福庆率领。练得非常辛苦，一早在大队集合。很多年没有这么开心了搞过活动了。大家都拿出看家的本事。晚上，挑灯夜战，在队里俱乐部排练文艺节目。我们几个会计在旁边算账。队里派老师傅做饭，并且杀羊犒劳大伙。
一切都非常顺利，帐算完，经过公社审批后，就信用社取钱分红。大家都积极备年货，准备过年。转眼就到年关前，早上，秧歌队一如既往，在大队部集合排练。李福庆系好鞋带和绑腿，踩着高跷刚刚站起来，就跌到了。怎么也起不来了，人事不省。我们一看不好，赶紧送到公社医院。公社方大夫和钟大夫看后，难以诊断，带点氢链霉素。那年月，氢链霉素是戏份紧俏的药。大家非常迷信，认为大病重病都少不了它。
我们当天就赶到旗医院，因为要过年，医院只留有几个值班的。我从家里找到旗的李院长找来，经几个大夫诊断。认为是脑血管畸形淤血，真没想到眼前这个活蹦乱跳的20岁小伙，公社运动会400米冠军。得了这种病，看着他左手左脚时不时地上下摆动，而右边却纹丝不动，两眼紧闭。李院长开好药，就回家过年了。同车来的福庆的姐姐姐夫和亲属商量回家过年和照顾病人。我说：你们都回家过年吧，家里还有孩子老人。这里有我，请放心，我会尽力的。而且，过年对于我一个人孤身在外，在哪儿都是过年。
大队的叶特（胶轮拖拉机）留下我们两儿，其余的都乘车回去过年了。
由于过年。医院的人很少，值班的大夫没两个泠泠清清。李院长说好有事找他，但大过年的怎么好找他呢？当人走后，我才感到孤独和伤感。想到父母的问题应该能得到解决，再也不怕鬼叫门了。想到村里准备过年，这一年应该是我插队九年最热闹的一年。看着躺在床上昏死的福庆，喂东西没有什么反映。每天要做的就是把屎把尿，打吊瓶，带去的氢链霉素都用不上。后来屎尿都没有了，越来越虚弱。看样子是早晚的事，我真是担心他一旦死了，跟前没有亲属，如何处置？白天还好过一些，晚上很是难熬。三十，外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鞭炮声。而病房里里，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到了初三，福庆生命接近尾声。脉搏越来越弱，有时都把不出来了。晚上七点来钟，大队胶轮来了。大队长和福庆的父母、哥哥、姐姐、姐夫等一大车人都来了。不久，听到号天动地哭声。福庆好像就等这一刻，等来了亲人，终于闭上了眼睛。当晚，我们马上启程回村。一路，无言无语。当翻上德胜大岗，能看到于家沟了。全车哭声雷动，那凄惨，真可惜福庆这个好小伙儿。
福庆从学校就是一个好学生，无论学习，体育，还是其他个方面，处处领先。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干活是把好手。不久，他成为大队团总支书记。在他的带动下，全大队的青年活动开展得生龙活虎。可惜他再也看不到，那秧歌队精彩表演了。
过年的那张病床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现在日子过得太容易了，就不如以前那么感受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