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金钥匙”
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出席由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办，91金融协办的人民政协财经智库沙龙。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建言献策恳谈会”会后，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28日特别推出财经专版介绍此次恳谈会盛况。人民政协报作者陈建萍在《信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金钥匙”》一文，直接引用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观点，强调“互联网金融的最大作用是用技术换时间”。
图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深入交流，
左一为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
人民政协报在“2014-10-28期09版”财经专版刊登了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的原话，写到，“传统金融的本质是信任，如同在现实生活中借钱，跟你认识十年的人比跟你认识一年的人，你会更信任。传统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也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体量小，成立时间短，那么信任度就低。互联网金融企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以技术换取时间，把更多数据结构化，告诉他这个机构运营的数据、经营状况，把它的结构化数据和经营机构的需求结合在一起，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信用，这样信任关系更多。”
图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宋海和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深入交流
据悉，出席本次沙龙并发表讲话的嘉宾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宋海;人民政协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周北川;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融管理工作局局长王红;北京银行副行长许宁跃;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等。
人民政协报28日原文如下：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只限于探讨破解小微企业这一难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很好地考虑怎么抓产业结构调整，怎么有效压缩过剩产能，只有把这些课题提出来，才能真正找到破解之道。”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建言献策恳谈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作最后总结发言时，提出了令人警醒和深思的问题。
与刘明康高屋建瓴的建言不同，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世界性难题，与会嘉宾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务实分析，从把脉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原因、金融机构如何破题、小微企业如何配合、各级政府如何扶持4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信用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把“金钥匙”的共识正在形成，并成为最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小微企业融资难在无法获得信用贷款
“2008年之前的10年，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支持中小企业的文件有5个，2008年9月到现在也是5年，这5年出台了120个文件，可见支持力度有多大。”作为拥有20万会员的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不仅了解小微企业的苦楚，也知悉政府部门的努力。
政府多次强调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成为小微企业的头号难题呢?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见解独到，“融资难其实难在无抵押贷款难。小企业为什么不能获得无抵押信用贷款?因为按照银行正常的业务流程，需要先评级后贷款。这是对的，问题在于传统的信用评级是基于财务数据，事实上这种信用评级体系对于大中企业是适用和科学的，但是对小企业不适用，因为小企业没有财务数据积累，数据质量较差，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用评级，由此不可能获得信用放款。”
黄志凌进而分析，小企业无法获得无抵押信用放款，银行只能发放抵押贷款。而对于小企业难在抵押贷款也很困难，因为小企业能够用于抵押的财产非常有限。由此只能寻求第三方的路径，即借力担保公司或者第三方担保，这样的结果是贷款链条被拉长，同时融资成本大幅度提高。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宋海提供的数据支撑了这一说法，“从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小微企业定价水平来看，通常为基准利率上浮30%左右，即贷款利率在8%上下，这是包含了有抵质押担保的平均贷款的定价水平。但是如果企业不能够提供合格抵质押品，采取第三方担保的话，企业还需向担保公司交纳10%的保证金和支付3%～5%的担保服务费，其融资成本高达13%～15%。如果向民间借贷则利息更高。”
“所以小企业融资难一难二难导致三难，最后导致融资贵，就是这样的逻辑。”黄志凌的结论很简单。
政府要为小微企业增信扮演主要角色
既然小微企业信用不足，那么，为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就成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思想认识问题，二是工具手段问题，与会嘉宾提出，政府要为小微企业增信扮演主要角色，同时，有限的财政资金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作为服务小微企业的一面旗帜，包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镇西告诉记者，“我们从2005年开始全球招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微贷技术，近几年，包商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也不需要中介机构。金融应该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工具，今年我们提出了‘小微企业提升版’，一定要思考用新知识、新科技、新经济、新金融、新生活，对小微企业进行整合、提升、重构。如果不保护我们自己的小微企业，我们有多少钱都没用，这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到访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多个发达经济体考察的黄志凌有一个深刻感受，西方国家政府在承担小企业增信方面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为什么他们如此重视?“小企业对就业、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活跃市场起着大企业无法起到的作用，尤其在经济周期的恢复阶段，小企业扮演的角色更是大企业无法比的。因此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扶持小企业的发展。扶持小企业的发展，不是对小企业或者给予发放贷款企业给予直接补贴，是通过向银行、向金融机构的贷款提高增信，这是所有问题的着力点。” 至于如何为小微企业增信，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的做法是，“我们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建了一座科技大厦，天津市小巨人企业4000家，我这一个楼里200多家，让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企业法人等天天上下班多接触、多交流，通过交流建立互信，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作为全国中小企业“娘家人”的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的观点是，“目前，我国工商注册企业已经达到1700万，个体户注册已经达到4700万，这么多海量的企业怎么服务和支持?说实话，点对点地支持企业，一是做不到，二是不公平。多年来，工信部秉承政府支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的原则，我们用18亿元支持了837家担保公司，带动了8000亿元的贷款，解决了17万个企业的需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局长王红的建议是，“目前中小微企业的信息披露不够充分，以至于相应金融机构获得中小微企业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有一定问题，影响到融资的供给判断，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讲，今后我们也会打造很好的信用环境，把政府已经有的信息向金融机构开放，尽可能做统筹协调的工作。”
互联网金融的最大作用是用技术换时间
“传统金融的本质是信任，如同在现实生活中借钱，跟你认识十年的人比跟你认识一年的人，你会更信任。传统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也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体量小，成立时间短，那么信任度就低。互联网金融企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以技术换取时间，把更多数据结构化，告诉他这个机构运营的数据、经营状况，把它的结构化数据和经营机构的需求结合在一起，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信用，这样信任关系更多。”作为创新金融的代表，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
互联网金融的另一家企业代表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则用更具体的描述让人看到技术之美，“我们现有这样的科技，在客户授权的基础上，把电商信息、社交网络信息等等抓取下来，一分钟就可以生成较为完整的客户画像，做信贷的判断。”唐宁表示，“美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美国信用体系建设已走过百年，我们才很短的一段时间。如何用技术换时间，利用我们在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方面的后发优势，增进彼此的信任这是有可能的。”
另一个让与会嘉宾关注的话题是，其实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仅是给它钱那么简单，还要千方百计加强小微企业的能力建设。“有的企业主认为和银行多吃饭就能拿到贷款，但他连张报表都没有，银行根本没法做。”农工民主党中央经济金融委员会副主任汤东林说，“银行的信贷员应该深入企业教他如何理财，如何运用资金，要综合治理，延伸服务。”
来自一线的北京银行副行长许宁跃体会深刻，“银行实际上不是把所有的服务提供给所有的客户，而是把不同的服务提供给不同的客户。我们认为企业分为四个阶段：创业、成长、成熟和腾飞，小微企业不是说得到了资金就解决了未来的问题，怎么样让他从创业到成长、成长到腾飞，像联想、用友、新东方，最早给他们贷款只有20万、50万，经过了二三十年，通过一连串的组合服务帮助他们成长。我们有信心，通过我们个性化的服务，中关村将会有中国的苹果公司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