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媒体的报道中已成为出现须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都能使人直接地体会到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竟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解读和把握这种变化的意义和启示?
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
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一是综合国力.二是外部世界。综合国力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外部世界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 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3.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在美欧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
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些舆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模式的未来潮流。如果说欧洲“莱茵模式”和美国“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引领风骚“中国模式”‟将主导21世纪。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
二、世界怎样看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高管、商界领袖，人们在感叹中国奇迹的同时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走向，关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1.美国: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不仅离不开中国，更需要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美国人认为中国已今非昔比，不是一般的大国，而是世界大国。在朝核、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都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美国对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的重视，比较突出地反映在“两国集团”( \"G2\" )论上。它是由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提出奥巴马外交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加以强调。美国人认识到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但那些老盟友在关键时刻也不顶用—日本复苏艰难，法国、德国、英国在危机面前各行其道无法与美国“并肩战斗”。而中国呢?2008年经济增长9% ,
2009年要保持8%，要走出危机离开中国不行。\"G2\"论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不断崛起这一客观现实的承认，也反映了美国摆脱自身所处困境的需要。在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美国希望借助中国力量帮助其分担责任。针对\"G2\"„论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G2‟论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
虽然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紧随其后的准超级大国但是“G2“不等于两极。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在不断缩小，从1990年中国GDP仅为美国GDP的6.7%上升到2008年的30.8%。但是，中美两国的绝对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从1990年相差5412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8600亿美元。
2.欧洲:欧盟“中国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接受中国“历史性的崛起”的同时，开始对中国“讲条件”。
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推动中欧经济关系加深过程中，视中国为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给欧洲带来的“竞争”和“挑战”。欧洲在与中国经贸往来中保护主义措施大增频频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二是对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不舒服”、“不适应”。欧洲在积极评价中国一些外交表现的同时又常有微言，如责备中国与欧洲“配合不够”在发展与非洲关系等问题上“踩了欧洲的脚”触犯了欧洲的势力范围。三是在处理欧中关系时意识形态因素增多。欧洲国家明显提高了在“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问题上批评中国的调门，频频出现指责中国“非洲政策”和“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言论图谋通过“引导”、“规范”中国运行在欧洲设定的轨道上。欧盟最近发表的一份对华文件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像美国那样“大喊大叫”地过问中国内政，但也绝不会放弃这种做法。四是更强调中国的“责任”。欧盟呼吁中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来”，要求中国更多地借鉴欧洲的价值观和法律理念要求中国尊重欧盟在全球范围的既得利益要求中国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中国严格遵守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等等。
3.周边国家: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中国在周边地区的积极作用，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
中国与周边各国保持着密切的高层往来，与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与除印度、不丹以外所有陆上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视为“好邻居、建设性伙伴和没有威胁的地区大国”。周边国家普遍希望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他们还希望中国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地区安全和热点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 “中国WEI胁论”和“中国军事不透明”等论调在周边仍有市场表明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强大的疑虑有所上升。由于日中GDP很可能发生逆转，日本国内的“中国WEI胁论”论调有所抬头。
4.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关注度日益上升，把中国发展当作自身新机遇，同时也担心竞争的一面。
拉美国家在经受了上个世纪90年代“拉美模式\"的失败之后对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关注度日益上升。拉美国家认为中国模式不同于已经失败的苏联东欧模式也不同于他们眼下不时要面对的西方模式。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最感兴趣的是怎样以本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既维护政权稳定又实现经济以较快速度持续发展。
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态势，使中国对非洲的需求比60年前有了明显的上升，这正是非洲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非洲“向东看”的主张进一步增强。很多非洲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非洲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达到40%的规模就有数亿人要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这跟一百年前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崛起的情形一样必将极大拉动全球包括非洲经济的发展。
中东伊斯兰国家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经济大国更是一个在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他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支平衡力量帮助他们减轻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压力。同时也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帮助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上，能使局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同时，由于中国的商品、人力资本的价格都很便宜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领域他们担心中国会挤压他们的市场份额，从而影响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1.全面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
实力上升并不一定导致地位上升和影响力上升。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人口大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大国、人才强国。由于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这种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矛盾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根本改变。这突出反映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但仍非经济强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经济总量7.25%接近美国的1/30但人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6仍然排在全球100多位。“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中国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仅为0.3%，中国自己的世界名牌屈指可数。
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日益上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国历来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承担的最大责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有四大机遇
(1)和平转型的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趋势是从大国对抗为核心的传统特征向大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的未来特征转变。“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正相关的历史进程这是以往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历史条件。
(2 )在全球事务中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虽然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需完善但国际社会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升，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战略回旋空间大大拓宽。
(3)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上升，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不仅表现在“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钻石七国”迅速上升的势头，整个非洲经济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发展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4)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形成，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
3.面临的风险挑战
(l)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进出口下滑工业生产明显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能否确保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2 )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丛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重大挑战。
(3)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升，中国外部典论环境仍存在较大压力和挑战。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但仍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抱有种种疑虑，充满误解和偏见，甚至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国WEI胁论”。部分学者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规律强加于中国宣扬“强国必霸”等论调，质疑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国际上一些势力仍在利用民主、人权和宗教问题“抹黑”甚至妖魔化中国。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
(4)中国发展面临诸多内部困难。当前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这些内部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复杂性、快速多变的特性中国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的国家、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一、全面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
实力上升并不一定导致地位上升和影响力上升。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大国、人才强国。由于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这种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矛盾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根本改变。这突出反映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但仍非经济强国。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经济总量7.25%，接近美国的1/3。但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6，仍然排在全球100多位。“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中国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仅为0.3%，中国自己的世界名牌屈指可数。
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日益上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国历来是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一员，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承担的最大责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同时，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有五大机遇
第一，和平转型的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趋势是，从大国对抗为核心的传统特征向大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的未来特征转变。“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正相关的历史进程，这是以往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历史条件。
第二，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仍有相当大的主导能力，但在缓慢地走向衰落。美国走向衰落的过程，正是中国崛起的机遇。
第三，在全球事务中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虽然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需完善，但国际社会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升，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战略回旋空间大大拓宽。
第四，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不仅表现在“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钻石七国”迅速上升的势头，整个非洲经济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发展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第五，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形成，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
三、面临的风险挑战
1．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进出口下滑，工业生产明显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能否确保经济保持平衡较快发展，对于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2．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丛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朗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重大挑战。
3．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升，中国外部舆论环境仍存在较大压力和挑战。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仍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抱有种种疑虑，充满误解和偏见，甚至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部分学者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规律强加于中国，宣扬“强国必霸”等论调，质疑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国际上一些势力仍在利用民主、人权和宗教问题“抹黑”甚至妖魔化中国。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 4．中国发展面临诸多内部困难。当前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这些内部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复杂性、快速多变的特性，中国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成果）
金融危机的五大悬念
危机改变世界，1929年的大萧条不仅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崩溃，还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各国放弃金本位制，美国罗斯福开始新政，德国希特勒上台，危机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世界格局因之而变。
今天，我们再次处在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将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悬念之一：
谁是第一个走出经济衰退的大国? ◎ 孙立行 黄仁伟
2009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明显放缓。谁能成为第一个走向复苏的国家？
一、美欧日积重难返，复苏有待时日
这次全球经济衰退中，美、欧、日同时跌入谷底，而且相互牵扯，任何一方都难以摆脱其余两方而单独走出低谷。
美国第二季度GDP仅萎缩1%，这被认为是经济见底的信号，除此，内需、固定投资、股市等都发出了积极信号。不过，见底不等于复苏，确认复苏，至少要实体经济、消费者信贷、房贷市场、就业发出明确信号。
目前看来，5月美国储蓄率为6.9%，连续多月持续上升，美国消费在短时间内将难以恢复。房市方面，到2009年二季度，美国实际住宅投资已连续14个季度收缩，这显示美国房市尚未触底，更难言复苏。就业方面，虽然失业人数增长放缓，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而就业市场的回暖需要实体经济复苏后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是重建实体经济，这不仅需要建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还需要调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这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比起美国，欧盟属于“小国家、高福利、大银行”的发展模式，对银行融资依赖程度更高。欧盟金融业陷入严重萎缩，决定了其实体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摆脱衰退。同时，美国是欧盟的最大出口目的国，美国经济走势其实部分决定了欧盟经济的未来。反过来，占全球经济30%的欧盟经济前景暗淡，也会拖累美国复苏。
日本经济复苏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其国内市场狭小，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空间有限。日本过去10多年经济低迷，被迫长期维持日元零利率，结果使现在面对危机时，货币政策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日本财政赤字已超过GDP的9%，在此财政状况之下，日本政府不可能提出大规模的振兴投资计划。
二、新兴大国中谁能率先走出低谷？
以“金砖四国”为主体的新兴大国显示出较强的自我增长能力，即使如此，“金砖四国”也不是没有问题。
以出口能源和资源为重要增长点的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就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由于石油价格暴跌，预计2009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为负2%。此外，俄罗斯非常依赖欧洲资金，欧盟出现严重衰退，必然引起俄罗斯的资金链条中断和通货紧缩的危险。依靠能源和资源出口的特点，使巴西的情况与俄罗斯有些类似。 印度情况稍好。目前，印度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见效，但印度经济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软件服务业和国际融资曾经是印度经济的两大支柱，目前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两大“软肋”。美国金融机构处境艰难，直接导致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寒冬”到来。印度的海外融资较多集中在英美等国，海外资金撤离导致印度股市下跌，使国内股市的融资也急剧减少。
可以说，“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巴西、印度也过得不轻松。
三、中国可能最先走出衰退的低谷吗？
中国具有尽早摆脱衰退阴影的综合优势，可能最早走出低谷、率先复苏。
首先，中国的优势在于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总量中排名第三，足以支撑中国在外部市场萎缩的背景下保持内生增长的动力。
其次，中国财政状况良好。今年，中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虽然创历史新高，但占GDP的比重仍在3%的警戒线以内，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在20%左右，总体上也是安全的。
第三，西部开发为中国开辟了巨大的内需增量。当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速和出口大幅下滑时，中西部腹地依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的强劲势头。
第四，中国的金融体系保持稳定。2009年一季度，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只有2.04%，比2008年年底还下降了0.38个百分点。
悬念之二：
美元霸权地位能撼动吗？ ◎ 周 宇 黄仁伟
一、美元的霸权地位是否从未动摇过？
要了解美元霸权地位的今天和明天，首先要知道它的昨天。
19世纪70年代，美国GDP总量超过英国；大约过了40年，到1910年代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但直到1944年，随着美国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头号经济大国，美元才成为了可以与黄金等价的世界货币，这时候，美国GDP已经超过欧洲经济的总和。由此可见，美元的崛起要远远滞后于美国经济的崛起。同理可推，货币霸权的衰落也晚于这个霸权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下降。例如，英镑地位的衰退远远晚于大英帝国的衰退，而且1920年代美元超过英镑后，到1930年代又被英镑反超。
美国经济实力与美元实力的升降过程既是同步的，也是不同步的。20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极盛时期，美元的国际地位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明显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尽管美国的全球经济份额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在高技术和信息网络领域的优势却使得美元国际地位重新回升。
从100年来美元地位升降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元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危机后仍有可能保持其世界货币地位。
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受到谁的挑战？
就目前来看，欧元是唯一有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国际货币；从长远来看，人民币也具备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潜能。
在过去的10年中，欧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从17%上升到26%，上升幅度接近10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从71%下降到63%，下降幅度为8个百分点。这一增一减反映了欧元对美元的挤出效应。但是，欧元取代美元，在短期内不会实现。因为欧盟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更大，其全球经济份额也呈下降趋势；而美国的整体竞争力比欧盟更有明显优势。
相比较欧元，人民币当前更不具备挑战美元的实力和条件。即使最乐观地预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也要到2030年以后。也就是说，20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低于美国。再考虑到货币地位变化还要滞后于实力地位的变化，那么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至少要到2040年甚至2050年。何况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完全可兑换的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还需要漫长的渐进过程，而且还将面临金融市场开放的巨大风险考验。
三、“超主权货币”将取代美元？ 2009年初，一些国家和学者提出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倡议。虽然该提案对牵制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实际操作难度颇大。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是真实价值和财富的代表，而“超主权货币”缺乏价值的担保。一些学者建议以美元资产充当其价值担保。但是，以美元资产为担保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最终还是受制于美元价值的变动。
美国决策者当然知道，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取代，即使是被“超主权货币”所取代，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重可能会迅速下降。所以这次提议刚刚出炉，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诸多美国政要都出面否定这一想法。
简言之，美元霸主地位的丧失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会晚于美国经济优势丧失的时间。预计在今后的20至30年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发生渐变而不是突变，美元的地位将被改造而不是被取代。
悬念之三：
绿色经济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引擎？ ◎ 周冯琦 汤 伟
上世纪，克林顿政府成功地利用互联网摆脱了危机，而今奥巴马则将希望寄托在绿色经济上。欧盟、日韩等国也纷纷把目光指向了同样的领域。一时间，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成为世界的宠儿。
一、绿色经济能帮助经济复苏吗？
从历史上看，有这种可能。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出现一些新产业带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增长。这种产业可能是新产业，也可能是对旧产业进行改造。应对本轮危机，各国政府也需要一个新增长点来带动，现在看来，绿色经济产业有成为这种新产业的潜力。
从现实看，发展绿色经济也可起到缓解危机之效。经济衰退的实质是经济产出过剩，需求不足。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寻找经济新增长点，需求不足就必须增进市场消费，寻找新增长点需要新的投资，增进消费则必须增加就业。发展绿色经济，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绿色产业的研发推广，节能家电、环保汽车的技术改造，都需要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绿色经济也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据相关报道，美国的绿色经济计划有望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日本也计划通过“绿色新政构想”到2015年创造220万个就业机会。
从长远来看，各国向绿色经济转型可以更加节省能源、减少对自然的破坏，也可以带动经济向更高效率的方向前进。
二、绿色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吗？
一个产业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除了能推动经济复苏，解决燃眉之急外，还需要该产业在未来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并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绿色经济具备可持续的动力吗？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绿色经济某种程度上是发展模式之变，有着持久的动力。目前的发展模式大体上表现为对资源和能源的高消耗，但是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绿色经济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式。
其次，绿色经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潜力巨大。绿色经济的实现不但需要在风能发电、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还需要在能源效率、智能网络、碳捕获和封存等其他核心技术方面取得进展，显然这一切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所言，绿色经济正在对发展和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它的规模之大，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罕见的。
最后，各国政府对绿色经济的重视。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目前，绿色经济成新一轮国际竞争焦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这句话并不夸张，目前，各国对绿色经济的投资绝非仅为应对当前的危机，而有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的意味。
悬念之四：
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能得到增强吗？ ◎ 周桂银 赵宗博
有人说，G20峰会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第一次平等地讨论如何解决威胁全球发展与稳定的大问题。可以说，金融危机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话语权提供了契机。
一、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相对增强 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高并非自金融危机始，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因此，危机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相对增强了。
相对实力的增强使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在国家组织中的地位也都相应上升。如G20峰会中，发展中国家成了重要一员，打破了几十年来北美、欧洲和日本决定全球经济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积累的经济力量在危机中直接带来投票权的增加。如中国、俄罗斯、巴西都通过认购IMF债券的方式争取提高话语权。这样一来，中国就有可能与巴西、印度或俄罗斯等国联手，抵制对自身不利的决策出台。世界银行已经决定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份额提高到44%，这当然有助于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公平。
二、发展中国家抱团凸显力量
为应对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抱团取暖，以集体的姿态发言，无形中使话语的分量大大增加。 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首次峰会。峰会一个重大象征意义是，四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期望深化合作，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此次峰会发表的宣言称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对此，英国《泰晤士报》解读说，“金砖四国”元首的第一次峰会宣示了“多极世界”，而这个词则是反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外交代码。《泰晤士报》的解读自然是西方立场，不过，它倒是敏锐地发现了“金砖四国”集体发声的意义。同样，在稍早的2009年2月，东盟“10+3”特别财长会议决定将筹建中的区域货币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50%到1200亿美元。这也将有助于区域国家减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
三、话语权的提高是个长期过程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话语权的提高，不可能一帆风顺。目前，尽管主要发展中国家所提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颇有见地，但是尚不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虽然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不能没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性相对更强。换言之，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发达国家的主导作用与支配地位将长期存在。
实事求是地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话语权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其影响力和国际经济地位，但是，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格局。
悬念之五：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格局将如何变化？ ◎ 郭树勇
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金融危机直接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二是预示着国际格局正在变化的方向。
一、“一超多强”总格局淡化
危机正在推动霸权国和次强国间的渐进权力转移和“一超多强”格局的淡化。
1.美国被迫调整对外战略。危机来临前，美国财政已经非常脆弱，小布什政府时期财政赤字最高达4000多亿美元，总债务达到53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对美国无异于雪上加霜。2008年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1.4%，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与中国的增长率相差悬殊。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被迫对对外战略进行全面调整，放弃一部分国际权力，转而依靠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目的是通过与其他崛起的或复兴的大国“共享国际治理的权力”，依靠自身软实力优势，尽可能地延长美国霸权。
2.国际格局演变路径。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格局演变路径，或将承袭历史上国际危机的基本规律：霸权国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以延缓衰落的步伐；次强国家将进而发挥更大的国际责任；急于求成的次强国家可能成为霸权国打击的对象而陷入大国的成长困境，但那些坚持“社会性成长规律”的次强国家可能与霸权国建立起伙伴关系，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
二、发展中大国群体崛起
金融危机前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群体开始领跑世界经济，成为超越发达国家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活力的新兴力量，这种力量将间接地影响国际政治格局。 据有关机构预测，“金砖四国”将是最早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群体，其中中国将于2010年中恢复趋势增长率，而印度和巴西也将于2011年恢复趋势增长率。在未来5到10年内，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以7.5%左右的速度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引导者。
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BRIC）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集中讨论“金砖四国”未来经济实力是否对世界格局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和“金砖四国”形成联合抗衡美国力量的可能性，显然它是发展中大国群体进一步机制化的开端，具有崭新的国际意义。
三、南北关系日趋复杂化，东西关系重要性上升
危机前后，南北矛盾已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东西关系又有了新的内容与地位。
1.南北关系日趋复杂化。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逐渐接近，昔日的南北关系已经出现了部分质变。过去整体性的南北对话，已逐渐被部分性的南北对话所代替，不断边缘化的发展中弱国逐渐失去了改革经济秩序的能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南北关系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在下降。
2.东西关系逐渐上升为国际格局的主要方面。这次金融危机前后，随着中俄经济实力的大幅度增长以及美国硬实力的相对衰落，特别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破灭，东西关系又逐渐上升为国际格局的主要方面。其主要标志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俄在格鲁吉亚危机中的较量；二是中国以孔子学院建设为依托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和以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为体现的国民精神建设；三是“金砖四国”在首届峰会上对于美元地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集体公开叫板。
3.发展模式竞争凸显。以中国、俄罗斯等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一种主张政府主导的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于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显示出特殊的优势，正在对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提出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一般性的经济实力上的挑战，而是一种制度之争，或者说是一种软实力之争。
近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房地产的信贷危机发展到一般的信用危机，从投资银行的破产蔓延到商业银行的破产，从虚拟经济危机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地影响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连。有人惊呼，这是继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全世界议论纷纷。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中，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世界金融危机问题
现在，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个热门话题，有关的文章很多，各种意见都有。然而大多数文章、尤其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文章，往往停留在描述危机的种种表现上，即使谈到危机的原因也是找一些表面的、浅层次的、操作性的因素进行搪塞，诸如监管不力、贪婪成性、消费过度、金融衍生工具过多等等。他们不会也不愿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逻辑、思想方法来研究金融危机问题，甚至连语言也很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们是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者，分析问题跳不出西方经济学的框子，基本上跟着西方学者说话。这是由多年来我国一些学者迷信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所造成的。只有从西方经济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对金融危机做出科学的分析，并正确地吸取教训。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世界金融危机问题。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次学术讨论会，会标是“《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与世界金融危机”，这就抓住了事情的本质。离开了《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我们就看不到金融危机的本质及其根源。
有人提出，《资本论》讲的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事情，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经不适用了、过时了。毫无疑问，与19世纪相比，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使资本无限增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追逐利润是不择手段的。马克思曾经引用托·约·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只要是资产阶级私有制，这种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是这种本质使得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点，下面将详细说明)。我们必须运用《资本论》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观察当前的金融危机，分析其根源，得出应有的结论。
危机爆发以后，在欧洲，人们的目光转向马克思，《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有分析人士指出，“眼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数”。人们得出结论：“只有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有透彻的看法”。德国工人举行反危机游行时，提出的口号是：“危机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我们不应为此买单”，“《资本论》是正确的”等。我国某些学者经常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样板，言必称西方国家如何如何，迷信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然而正是这些国家的人们看到了只有《资本论》才能正确而透彻地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所出现的新情况，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有一段时间，我国某些学者对这些论断采取嘲笑的态度，至少认为这些论断说过头了，所谓“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等等成为常见的说法。然而，事实证明列宁这些论断抓住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我仅举一个美国债务的例子。美国国会接受的国家名义的债务是11.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3.8亿美元。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债务率为60％，而美国事实上己达到81.6％。美国实际上的债务率比这要多得多。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达到53万亿美元。2007年，全球的GDP为54.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欠债，已经使得全球债务接近100％。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17.5万美元。但这还不是美国债务的全部。如果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加上美国各大财团发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债券，美国的总债务约为73万亿美元。按照2007年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约76万亿美元。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全部资产已经缩水，现在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目前欠债73万亿美元，全部资产只有50万亿美元，把美国拍卖光，也是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破产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破产呢?无非是依靠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它让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元，其他国家不得不掌握大量美元债权，因为如果美国破产了，其他国家也将一起破产。美国实际上是绑架了全世界。靠别人的廉价劳动来养活自己，利用经济霸权通过金融勾当来掠夺全世界，“空手套白狼”，不劳而获，用这种办法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这除了证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巴西总统卢拉就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让所有人分担少数人无尽贪婪带来的负担”，真是一语中的!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件坏事，它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危机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了，进一步认清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一度使得人们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的话，那么，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粉碎了资本主义永远不朽的神话，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对这个问题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有的学者为资本主义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出谋划策，仿佛只要采取他们的主张，资本主义就可以安然无恙。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社会制度、“历史到此终结”的观点出发，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只要纠正一些偏差就可以避免。
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对待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危机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表明，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暂时的社会制度，它必然要为更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地方是，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正是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构成了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整个社会的经济已经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对生产进行统一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占有，服从他们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目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必然引起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必然会出现比例失调。当这种比例失调现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限度的，而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促使他们必须不断改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一种不顾市场规模而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与此并存的却是劳动人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总是尽量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降低他们的工资。此外，资本家还利用大生产的优越地位，不断排挤和剥夺中小生产者，使他们日益贫困和破产。资本主义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有支付能力需求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相对缩小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无限扩大的生产发生矛盾的时候，资产阶级又提倡“寅吃卯粮”，发放贷款，鼓励用未来的收入来进行当前的消费，结果矛盾非但没有解决，相反越积越多。一旦若干重要商品由于群众无力购买或群众无力偿还贷款，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就遭到猛烈的破环，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才是生产力的限制。”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要消除危机，就必须彻底地永远地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企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靠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来避免或消除危机，那是痴心妄想。这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指出，“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正确地认识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前景。但在讨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时，一些人却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往往罗列一些现象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开出一些药方来消除危机，就是不讲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不把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联系起来，有意无意地否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的根源。这种“言不及义”的分析方法是错误的，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误导。
有人认为，缺乏信心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克服危机。谈到危机与信心的关系，要区分两种情况。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危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今天出现的经济困难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这种外部因素波及到的，必须树立摆脱暂时经济困难的信心；但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与有没有信心没有关系。说危机是由缺乏信心造成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信用循环与商业恐慌之来源》中说：“商业恐慌的病根，并非钱袋问题，乃是心境问题。”但是信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丧失的呢?据他说，在复苏阶段，资本家的心情普遍乐观，于是引起了过分投机，而投机过分必然遭到失败，这就引起了普遍悲观，因而爆发了危机。这种说法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正是周期性经济活动中的高涨与衰退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产生与消失，而不是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心情的沮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深危机，但从根本上说心情沮丧只不过是当时市场混乱和利润低落的反映，是危机所造成的心理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把人们心理的变化当作危机的原因，把增强信心当作克服危机的根本措施，从理论上讲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从实践上讲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因为它掩盖了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一真相。
有人认为，危机是华尔街的贪婪、腐败的本性引起的决策失误导致的，这些人应该对金融海啸负责。毫无疑问，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决策者为了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兴风作浪，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华尔街的决策者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的反映，而是资本本性的表现。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没有界限的，越多越好，其信条是“哪怕死后洪水滔天”，也在所不惜。要他们改变这种本性是做不到的，希望他们从此改恶从善、放弃贪婪，那是缘木求鱼。要根除经济危机这样的痼疾，唯一的办法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提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的确使得危机大大加深了，连美国一些学者也在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指出“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成如此的狼狈不堪”，“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而我国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至今仍不顾事实把金融危机归罪于市场作用发挥得不够，说危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贯彻得不够造成的。然而新自由主义只是危机得以加深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危机的根源。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曾交替使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往往是在繁荣时期采用放任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包括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危机时期就采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能够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普遍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许多人以为找到了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方。但是实践表明，这一药方并不灵验。进入20世纪70年代，又普遍出现滞胀现象(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无法解决，因而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至今日，危机爆发，又想拾起凯恩斯主义来对付危机。这最多只是缓和一下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政策的失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消除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不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任何政策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能根除病根。
三、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危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追逐利润，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时各个部门和企业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保持平衡，克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保证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因而从理论上讲，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苏联存在70年时间，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经济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性质的经济危机。1929－192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不仅没有跟着出现危机，也没有受到多大消极影响，相反，他们利用时机，通过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取得了大量的设备和技术，促进了五年计划的建设。当时的苏联经济迅速发展、工人充分就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下滑、工人大量失业、设备闲置、产品积压的萧条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吸引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目光。
我国自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曾经出现过商品短缺，但也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会对我国产生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影响是外面输入的、外生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产生的。就拿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来说吧，毫无疑问，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股市、债市的低迷，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的金融投资缩水，造成一定的损失；二是由于出口需求萎缩，出口企业减产、停产，工人减薪甚至失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我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运转基本正常，不良资产率比较低，盈利情况良好。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今年上半年仍能够保持7.1％的增长率，全年有望实现8％的增长目标，成为世界上一枝独秀。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危机。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也存在产生危机的潜在因素，不能盲目乐观。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国的经济工作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一致，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协调，生产适应消费的需要。一旦出现外部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迅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如果经济决策中出现重大失误，破坏了经济的平衡，那也有可能发生危机。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避免危机提供了制度保障，要把这种优越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工作。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既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又有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大量的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因此，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同时在我国起作用，这就会出现复杂的情况。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则会引发危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造成生产无限度地扩大的趋势，而对工人的剥削则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相对不足；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的自发作用使得这些企业进行盲目的竞争，形成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现象，限制了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诸如此类的情况如果得不到遏制，就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保证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限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引导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条件下，有效地避免经济危机。
在研究经济危机时，我们必须分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要区分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内，要区分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从根本上讲，两种制度、两种所有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加区分，理论上说不清楚，实践上会导致错误的做法。
世界金融危机用严酷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除此之外，金融危机还对我国的具体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只想对两个问题谈一点想法，一个是怎样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国内金融业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可以从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启发。
四、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把坚持独立
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防止出现依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
世界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重大冲击。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对于这种影响，我们也有许多教训值得总结。
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时，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强调“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我们既要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又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来思考我国的发展战略。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够成功的，必须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发展自己。但是，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的基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党总结对外开放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往往只强调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忽视甚至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们主张大进大出，全面进入国际大循环，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强调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惜让跨国公司控制我国经济；完全放开我国资本市场，听任国际金融资本操纵我国股市、债市、房市：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他们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际市场、境外资本的身上。他们忘记了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从根本上讲服务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放弃独立自主必然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如果忽视独立自主、片面强调参与经济全球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决策，使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如果外贸依存度过高，使工业相当一部分(轻工、纺织、电子装配等)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生产基本上将取决于国外市场。如果在一些行业，外资形成垄断局面，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开放国内市场又没有换来技术，我们就只得到微薄的加工费。如果对外依存度过高，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冲击程度就会大。
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旦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我们这样佣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必须建立相对完整的国民弪济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没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谈不上独立自主，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为此，第一，应该把握好外贸依存度，改变大进大出的做法，把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国内市场上。要调整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增强人民的消费能力。第二，应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改变只要引进外资就是政绩的思维方式，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不能“来者不拒”。必须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防止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我国某些行业的行为，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第三，应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破除对“比较优势”的迷信，不能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为外国资本家打工的局面。事实证明，用市场换不到技术，真正先进的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
总之，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存以偏度，在此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五、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
努力使虚拟经济运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
世界金融危机还向我们提出了国内如何发展金融业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人，总是把美国当作我国改革的样板，认为美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美国的金融监管是最完美的，似乎我国改革只要把美国那一套市场经济的做法搬过来就行了。现在美国出了那么大的乱子，暴露出那么多问题，这无疑给了这些人当头一棒。西方经济运行机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但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来考虑自己的改革问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既要破除对计划经济的教条理解，又要从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以及西方经济运行的具体做法那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
在如何发展金融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最重要的是要摆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金融业服从于、服务于物质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去发展金融业。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虚拟资本的前身借贷资本的形成与再生产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主要来源就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其循环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必然出现的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这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从职能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不同于职能资本的独特的资本形式。借贷资本本身是不会创造财富的，它从属于职能资本，通过为职能资本的运动服务，从而节省流通费用，间接地增加社会财富。但在它独立出来以后就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它具备了增殖自己价值的能力，仿佛货币天然就能够生出更多的货币，这就形成了“钱能生钱”的资本拜物教。从这种观念出发，资本就会脱离实体经济的运动，不去创造物质财富，而在资本市场上自我运转，不断“创造”出名目繁多的衍生工具，通过投机获得高额利润。这就形成泡沫。当虚拟经济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当虚拟经济的运动脱离实体经济运动达到一定程度)，最终不能不破灭的时候，金融危机就爆发了，一连串金融机构破产；进而就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危机。从经济现象上看(即不是从根源上看)，美国这场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也许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了，这个人口不过32万的小国，做着“金融大国”的美梦，放弃了捕鱼业这个支柱性的实体经济，凭借狂热的投机欲望，从海外大量借贷，大力发展金融业，一时间银行的规模迅速扩大，好像遍地黄金似的，虚拟经济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时至今日，泡沫破灭，冰岛就面临全国性破产的风险。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吸取这些国家的教训，中国经济想要有一个良性循环，必须按照实体经济运转的需要来发展金融业，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警惕金融业不顾实体经济的需要，为了自身追逐利润而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奔驰。必须加强监管，对于有可能形成泡沫的行业(如房地产业)要适当加以限制。对运用和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必须慎重。要看到，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终究是空中楼阁，不会带来任何一点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必须把发展经济的注意力放在实体经济上，只有扎扎实实的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基石，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才能最终规避金融危机。
与此相应，我们在政策上、体制上和舆论宣传上，不能鼓励投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行为是很难避免的，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进行运转。我们不能鼓励以至奖励投机，而要提倡劳动致富，引导人们勤恳、诚实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而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不劳而获、一夜暴富上。大量的人力、物力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转而投入投机行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而且会由于泡沫的破灭而导致危机。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我国的商业银行是国有的或国家控股的社会主义银行，在性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有根本区别的。我国的商业银行，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必须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只顾自身的利益(甚至只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而损害人民的利益。在金融体制改革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方面的要求，不能偏废。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国金融业完全可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促进民族团结 共同繁荣发展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发展，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
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辉煌
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
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
高举维护国家统
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继续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一个有着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将民族问题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始终将民族工作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这一制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职责。切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和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把更多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培育和增添新的力量。
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靠加快发展来巩固和推进，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加快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通过发展，能够缩小各民族的差距，进一步稳固民族团结的基石和增强民族之间的互助。同时，也能够带动和促进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增强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实力。
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论何时，都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相互交织，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往往相互渗透，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往往相互影响，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往往不可分割。在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造成影响。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在联系，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回答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题中之义。
一、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融会贯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党领导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全部实践和理论只有一个主题，这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体现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在实践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仅通过继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来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仅通过继续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来指导党的建设，而且进一步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融会贯通，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相结合的全局看发展。通过创造性地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来指导我们党更好地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
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基调，深刻阐述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两句“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发展的世界观，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后两句“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主要体现发展的方法论，即“怎样发展”。这几句话集中概括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坚持和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系统认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统一其中。
二、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和“第一要务”，集中体现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紧密结合
科学发展观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严密的内在逻辑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在这一科学理论的丰富思想内涵中，特别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把发展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作出的重要结论。”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主要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第一要义”和“第一要务”都把发展摆在第一位置，“第一要义”主要是表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侧重于理论意义；“第一要务”主要是突出党要承担起执政兴国的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侧重于实践意义。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第一要义”和“第一要务”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执政”与“兴国”紧密联系，“执政”主要是党的建设问题，“兴国”主要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党的十七大总结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得出一条宝贵经验———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要突出发展主题，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先进性在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体的体现，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加强和改进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健全和实行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检验党的建设的重要标准，使我们党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源于实践又要指导新的实践，最重要的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实践在前，理论在后，实践赋予理论新的内容，理论指导实践新的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顺应世界发展趋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全面发展等各个方面，覆盖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发展目的、发展道路等各个层面，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上了一个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源于实践又要指导新的实践，其指导意义不只是指引大的方向，还要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全党正在分批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点是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而推动科学发展观成为全党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科学发展观引导正确政绩观，用正确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绩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成绩，也是发展的表现形式。正确的政绩观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的全过程，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
化为增强执政能力特别是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对世纪性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
——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与这个基本问题密切联系或者说是它重要组成部分的另一问题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是整个20世纪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断被提出，又不断加以回答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境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
一、世纪性重大课题的提出和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有东方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观点，但没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以往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观点的研究不够甚至忽略了，其实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只限于西欧。如果有人要把这种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341页）
19世纪70、80年代，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与俄国年轻革命者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需要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二是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第3卷的“地租篇”阅读了大量东方国家的资料，东方国家奇特的生产方式和古老的国情吸引了他们，马克思曾打算写一部关于东方社会的巨著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笔记、摘录（学术界称之为人类学笔记或历史学笔记）。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观点就散见在这些笔记、摘录和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重要理论观点既不能忽略，又不能拔高。应该说忽略已经被纠正了，但不能拔高。比如，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甚至有的认为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指导下取得胜利的，等等。
列宁提出并论证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一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列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从本本出发，决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根据20世纪初俄国是当时国内外矛盾的焦点，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邓小平曾高度评价列宁不是从书本而是从实际中，在一个落后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正因为如此，列宁遭到了国内外机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其始作俑者是第二国际的中派代表和理论权威考茨基以及孟什维克的苏汉诺夫。列宁驳斥了他们的攻击并在此前提出的“一国和多国首先胜利论”的基础上，论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人类社会是沿着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这并不排斥一些国家或民族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主客观条件成熟时可以先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前提条件”大力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应该说列宁的论证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但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深化，因为这两条理由还不能解释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为什么没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的论证都要面面俱到，但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战中提出的鲜明观点时，要考虑到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亚洲一系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达到15个。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在凯歌声中胜利前进，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此为标志，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就转变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二、世纪性重大课题再遭挑战
苏东剧变再次挑战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20世纪80、90年代，先是东欧演变后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从15个锐减为5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末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场巨大冲击波爆发之后，西方敌对势力喜形于色，寄希望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举冲垮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奇谈谬论纷纷出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结论再次遭到诘难。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二：一是“原罪论”，即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其原因盖出于列宁错误地发动了十月革命，考茨基当年对十月革命的批判是对的，而且有先见之明。二是“补课论”，即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未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需要补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课。（有两种补课论，本文批判的是这种带引号的补课论）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世纪性重大课题的初步回答。面对苏东剧变的冲击我们党处变不惊，并且用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有力批驳了敌对势力的诘难，从而对这世纪性重大课题做了初步的回答。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中就包括胜利的必然性和发展的曲折性。“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邓小平还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稳住阵脚继续前进关键要抓两条。一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二是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要抓好党的建设。
党的十四大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以及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四大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对世纪性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
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的提法耳熟能详，那么这个判断同上述的世纪性重大课题的表述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就其实质而言这两种表述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要回答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分析。
从实践上看，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是党带领人民艰辛探索和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用3个“我们要永远铭记”来表述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后又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伟大成就。虽然后来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是这一时期的宝贵探索和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坚定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坚决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了全面开放的新局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带领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新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从理论上看，要回答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科学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本质规定、发展途径、根本动力、主要特点和发展模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了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全面阐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上述世纪性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等重要问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首先要搞清楚本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发展阶段，这是我们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后才得出的极其重要的结论。正如党的文献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初级阶级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回答了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等重要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因此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执政党对这个本质规定不但不能忽略而且要全力以赴地加以实现。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犯过错误，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我们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体现和要求。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要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既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回答了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其手段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党的重大的理论创新。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我们党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我们党还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简称“四化”）。这也是补课论即补“四化”的课，但根本区别于前已论及的鼓吹补资本主义制度课的那种错误的补课论。而在这“四化”中市场化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有效整合生产要素，充分利用资源，极大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巨大活力，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活力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也是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长期以来，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二是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我们坚决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改革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途径，从而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实践中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回答了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发展后的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以及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现代化成就举世公认，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发展进入了关键阶段：既要继续发展，又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发展。否则不但发展难以持续甚至可能要遭受挫折。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重大理论判断。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要理论，我们党据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
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理论既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特点，又指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全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最根本的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昭告世界：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都不会侵略别人。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即使将来中国富裕起来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胡锦涛同志把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和平发展道路。这个理论实际上也给世界各国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发展模式，即在不照搬国外尤其是西方模式的条件下利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其内容不止这些。但是，如上所述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和这“六论”无疑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最主要的内容。
四、对世纪性重大课题的回答并未终结
需要联系其它“两大基本问题”来回答这世纪性重大课题。回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必须联系“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简称“两大基本问题”）。
首先，要联系“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来研究这首要的基本问题。因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无产阶级锻造的锐利思想武器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原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论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在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的论战中阐明了这个重要原则：无产阶级要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这是取得革命胜利和胜利后进行统治的基本条件。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政治原理。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我们党内农民出身的成员居多数等状况，最早提出了要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这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个重大命题。江泽民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变化，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党要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必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根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之，在总结80多年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我们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能否取得成就，关键在党。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其次，还要联系“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因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以市场汇率计算，2003—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13.8个百分点，2007年要达到18个百分点，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在成绩面前，在别人的喝彩声和赞扬声中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也就是说一定要看到这3个“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现阶段的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没有变。正因为如此，在今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兴国之要，但是必须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发展。舍此，不但无法实现持续发展，甚至还会遭受重大挫折。
这也是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的要求。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带动了经济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从而使发展陷入困境，有的国家走了弯路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在反思产生发展困境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观，在这新发展观影响下，当今世界已形成了新的发展潮流，也就是不但重视经济发展，而且也重视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还重视人与自然界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今后又好又快发展，也必须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决不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必须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发展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新路。
当然，我们应当如实地指出，需要联系这“两大基本问题”来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要把“三大基本问题”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刚刚破题，还未在全党形成共识，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做好这篇大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的研究还没有终结。
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有一个深刻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23页）我们可以这么说，站在今天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比较成熟阶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世纪性重大课题产生于20世纪初，而几乎在整个20世纪不断被提出和不断加以回答，今天我们也还处在不断认识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此外，认识规律必须经历从一般规律到特殊规律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要这样研究中国战争问题：先要研究战争的规律，而后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然后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言，也存在着3个层面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我们对于这三个层面规律的认识，虽然说现在已知之较多，知之较深，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把握了，更不能说已经穷尽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