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公债有害论
为对抗功能财政主张，弗里德曼主张，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来为预算赤字融资。其政策主张为 ：改革税收体系，大幅度削减边际税率，通过大规模减税措施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构建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减税主张的依据是拉弗曲线 ：税收收入是税率的函数，收受收入取决于税率效应和税基效应。对于公债，如果国民收入转移支付没有交易费用，那么公债意味着收入从纳税人向债券持有者的转移，公债本身意味着永久的效率损失。对于现代信用货币经济而言，高比例公债还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我认为公债经济最多的问题还是公债危机的问题，由于各国公债规模的日益膨胀，大数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公债危机，如希腊公债危机已危及到了国家的经济。因而如何在充分发挥公债积极作用的同时，控制好公债的规模也是每个国家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由此就要衡量好本国的应债能力，保持本国公债期限结构与持有结构的多样性，并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对公债进行调节。 最后也最有意义的是在分析和了解完各国的公债市场情况后对我国的启示，我国应该增强公债管理，进行国债存量管理，降低国债筹资成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债融券机制。
新中国外债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至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没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
程。，“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没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外债的风风雨雨、举债的曲曲折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一部新中国外债史，同样是新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
读国债论有感
直观地看问题是所有庸俗经济学家的通病，这些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虽然也能描绘与解释一些经济的表面现象，但却不能解决任何的经济问题。在我国的一些名为老百姓张目的人看来，发国债是大逆不道的。其实，在发达国家的民选政府，国债在多数情况下恰恰是为老百姓的福利买单。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素质不同、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等各方面情况不同，国家用二次、三次分配手段所解决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均衡水平是绝对不同的，由此也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程度与水平。但不管在那一个水平与高度，这个不平衡是绝对会发生的，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虽然有些国家发生点会比较高，有些国家发生的点会比较低。就债务本质来说，因为终是要还债的，借债只不过是透支未来的消费。当人们仅看到这一点时，又是属于直观的，表面现象的。
个人债、地方债是一定要还的。包括希腊国债，因为欧元联盟关系也一定是要还的。但如果是国债，则情况就复杂得多，简单地说，最后的结果是未必就用得着还。在投资货币过剩的年代里，国债的需求量会不断地增长，是因为国债的需求给借新债抵旧债造成条件。不断地发债，债务不断地增长是一种必然，不是偶然的。购买国债者，实际上起到窖藏货币的作用。希望国债与信用的数量关系
有人来做具体的量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