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哲学之精神
——读《新原道》有感
冯友兰先生所著的《新原道》一书，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本书中按照历史的顺序对古今之中国哲学加以评判。判断或评价就要有其标准，冯友兰先生用以评价和判断孔孟老庄等的标准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即极高明而道中庸。最后，他以自己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为结，阐述了“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读《新原道》的过程，可以说是品中国哲学之精神的过程。
在自序中。冯友兰先生讲到，“此书并非哲学底书，而是讲哲学底书。此书之作，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批评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所以先论旧学，后标新统。异同之故名，斯继开之继显。”本书主要是贯穿着冯友兰先生对于古今中国哲学的评判，彰显中国哲学之精神。著书的目的是叙述中国哲学主流的进展，批判主流哲学的得失，以显示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经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新原道》一书评判各时期中国哲学的得失优劣所依据的标准。这是借用《中庸》的说法，《中庸》说: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本来是说君子人格养成的，冯友兰先生借用它来表示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所谓“道中庸”，因为它是入世的，而“极高明”则说明它又是出世间的。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这种生活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它把高明与中庸对立统一起来。如何统一便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对于它的追求便是中国哲学之精神所在。而能够到达这种境界的人即使冯友兰所说的“圣人”。圣人超世间而不离世间，他的人格就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个人修养来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来说的。所以冯先生也说哲学所讲的精神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他是以这一基本的精神来评点和论说儒道墨名等各家哲学，以揭示其对这一基本精神的追求中所有的得与失。以此标准衡量，虽然中国哲学各家各派都认为自己在讲“内圣外王之道”，但并不是每家所讲都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有些哲学偏于高明，有些哲学偏于中庸，但总的来说，都在致力于“极高明”和“道中庸”的统一。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来看，这个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完善，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进步。当然冯友兰先生认为自己的新理学体系是后来居上，继承了中国哲学好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哲学的优点，真正实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统一。
本书中，冯友兰先生以历史为顺序，具体评判了他认为代表着中国主流精神的各家哲学，共分为十章。
从孔孟讲起，儒家是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不同。分别就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此孟子所讲的“四端”，亦是孔子所常讲的）进行判定阐述。其中儒家关于“义利之辨”主张求义，即是求社会的公利，然后达到仁的境界。儒家虽常说仁义，但并不限于仁义。其所说的最高的境界同样不限于道德境界，而是在人的一生中逐步有一个境界的变化实现过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冯友兰对于儒家之道的评判是儒家于实行道德中，求高的境界。不过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来说，儒家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的标准。
然后讲到杨墨。杨朱一派的人，就是早期的道家。主张“轻物重生”。人重生，需要不自己伤害自己，并且不使他人他物伤害自己。而达到“轻物重生”的方法有三种境界。“避世”“避名”是最初的方法。能只带宇宙间事物变化的通则并且可以加以应用来趋利避害是道家学说的第二重进展。庄子能“同人我，齐死生。”不以利害为利害，于是利害就真的不能伤害到自身。这便是道家学说第三步的进展。在此境界中“物物而不物于物”，真正能够“免乎累”，对于一切皆是主动。然后讲到墨家对于儒家的批评。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是功利主义的，儒家则不追求利。墨家只讲到功利境界。照“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墨家的学说不合“高明”之标准。
再次是名家。先秦名家出于“辩者”主要大师有惠施和公孙龙。但是一般辩者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但名家的大师惠施，公孙龙，则已经进步到有对于超乎形象者的知识。这是名家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他们从批评形象以得到超乎形象。惠施从“天地一体”推到“泛爱万物”，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上名家是最先讲到超乎形象的哲学，但是他们尚未能以他们的哲学得到一种生活，所以他们的哲学虽然“经虚涉旷”，可以说比较“高明”，但在“中庸”的方面比较欠缺。
老庄道家经过了名家对于形象世界的批评，而又超过了这些批评，以得到一种“极高明”的生活。老庄道家清楚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分别，但对天地境界和自然境界却不甚分别，对生活有方内和方外的区分，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来说，其哲学是“极高明”的，但尚不能全符合此标准。
然后是易庸。冯友兰先生认为，《易传》和《中庸》的作者都受到老庄道家的影响更进于高明，又接着儒学的传统比较注重“道中庸”，达到了“高明”和“中庸”的统一，方内方外的统一。但《易传》和《中庸》的哲学只是认识到“有名”是可以超乎形象的，尚未认识到要完全讲超乎形象必须要讲到“无名”，因此其哲学尚不十分合乎“极高明”的标准。
接下来是汉儒，玄学，禅宗，道学。他们都不能完全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标准。最后以新统作结。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逆转，经过三四百年，到玄学又走入了正路。中国哲学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又经过二三百年，到现在才开始又进入了正路。新理学便是中国哲学最新的进展。 宋明道学家的哲学已经统一了高明和中庸的对立，但尚未达到极高明的标准。冯友兰先生认为自己的“新理学”利用了西方新逻辑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重建了一个完全“不著实际”的新形上学，此之谓“新”。“新理学”是接着中国哲学各方面的最好的传统，而又经过了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而建立的全新的形上学。它是最玄虚的哲学，他讲的仍旧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且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还是中国哲学精神最精纯的要素。
《新原道》把整个中国哲学看成一个发展的系统，注重各时期哲学的承续流变，这是它的独到之处，也是它的深刻之所在。所以我们认为在“贞元六书”中《新原道》一书有着独特的价值，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中国哲学的主流所追求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是成为圣人之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尽人之所以为人”。
李慎之先生才说：“冯先生说天地境界，对我启发最大。据说，先生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先生叫世人要认识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确乎是究竟至极之论，将永远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动科学思维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所体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超乎世间又见于日常伦理之中。在中国哲学之发展演进中品悟中国哲学之精神，在入世与出世间找寻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