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感谢学院给提供了这次“公费旅游”的机会，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在上虞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陌生的地方搞各种各样的活动。事实上我有一种很深的愧疚感，觉得我们这些大学生现在所做的社会实践并不像是一种回馈社会、帮助社会的行为，反倒像是“扰民”。我们的出现我并不觉得让我们自己学到了多少东西，而且各类大型活动的开展所消耗的费用远远超过我个人的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收益，不过倒是让我看清了官方实践的一些现状，也算是一大收获了吧。
个人觉得，我们的官方实践存在着明显的单向性。套用自己的专业——经济学术语，这算是不根据需求提供的供给。我们搞问卷、搞调研，是我们在向社会索取，我们占用了被调查者的时间，就是增加了他人的机会成本，但是调研的结果能否给社会带来效益或效用，我很怀疑。也许有人说这些数据和分析的效用不是立杆见影，短期所能看到的。但是有谁能用科学的方法说明这些调研和分析会在将来给社会带来效益？恐怕从中得到效用的最直接受益者就是我们学生本身，我们，完成了课题，拿到了学分。另一方面，我们搞的西瓜灯节、晚会等活动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推销，我们并没有问社会（小到某个社区）是否需要，是否欢迎，是否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在市场需求状况不明的情况下推出此类“产品”（或者说更像是一类服务），有可能会带来的相反的效果。比如西瓜灯节，我不否认活动很成功，如果作为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我也不应该说自己的队说三道四。不过有一点，我们搞完活动后，西瓜皮和瓜子可以收拾，但满地流淌的西瓜水却不是我们所能完全解决的。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还得是当地的环卫工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使社会付出了更高的成本来帮助我们的实践活动。实践原本是用来帮助社会的，但是我们的行为也许和这个初衷背道而驰。
实践结束后我又参加了一些别的实践活动，比如在建设银行实习、在报社实习。自私的说，参加这些活动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前途和发展。但事实上，在国外，即使是这种私人目的的实习，也是有完备的制度的。至少，一个经过完备的体系所历练出来的实习生，可以相对那些没有实习过的学生更容易就业，从宏观上来说就是为国家的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这也是有利于增加社会效益的。更不用说国外还有义工制度，这是一种实实在在具有现实效用的实践活动。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人具有正时间偏好，即认为当下的效用大于未来的效用。对于社会活动也一样，试问是一个在“将来”还不知道能不能给社会带来效益的活动好呢？还是一个即使见到效益的活动好呢？至少理性的人会做出选后者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国外的义工制度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我们中国大学生关注的所谓“前途”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如美国法令规定：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可以协助其就学选校，凭其对社区服务的事迹而得学校当局的认可，增加其入学获得许可的机会。 社会人士也可依其对社区服务的绩效得到就职机关的认可，增加其就职的机率。 可说是培养服务精神，鼓励奉献的最佳方法；德国则规定一个学生要申请奖学金，就必须提供他做义工的情况，没有做过义工的学生是不可能申请到奖学金的；在香港，不少企业为培养员工的团队和奉献精神专门拨出一定的工作时间, 让员工去从事义务社会服务; 香港的大中小学都要求学生做义工, 义工的服务记录要作为学生的品德评定和升学的依据之一。而且，在这些地区，想做义工的人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相关的组织机构，并得到专业化的培训，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更加有效、更加专业化。这样就避免了“有困难的得不到帮助、想
帮人的找不到对象、好心反而帮倒忙”的局面，使得全社会都形成相互帮助的良好风气。
也许有人认为我是说大话，有人说我一点也不合群，总是发表让人不舒服的话。歌功颂德我的确不会，展现实践队的成就与美好也已经有其他同学做了，我再多自吹自夸两句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既然是心得就应该把心理最深处的思考抒发出来，就像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说的那样：“活着就意味着思考。”假如实践过了却只有肤浅的认知而没有深刻的思考，那还不如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