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诚信建设的影响研究
诚信，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说到底，无非就是要求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做到诚实守信而已。诚信这个古老的话题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和当下中国社会普遍的道德缺失和诚信危机有关。最显像的而言，当前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危机；比较隐形的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疏离感和不信任，甚至是敌意。
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同时，传统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的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因而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两个维度，对当前的诚信建设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面性，因此，我们既要分析两种文化对诚信建设的积极影响，也要分析消极影响，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大限度地发挥两种文化的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影响，更好地推进诚信建设。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建设的积极影响。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化史充满了对诚信的解读和有关诚信的历史故事。早在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著名的儒家就指出了诚信的重要性。儒家认为“人无信而不立”，没有信誉的人是无法立足于社会的。古语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把诚实守信，履行诺言的行为看成正大光明的君子之行，把食言而肥的看成小人。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白了诚信的重要性，并且建立了以诚实守信为荣、欺瞒狡诈为耻的道德观。在接下来的中国历史中，无数动人的故事，无一不贯彻体现着这种价值判断。从言出必行的战国四公子到千金一诺的季布，再到忠心耿耿的关羽，诚实守信之人无一不被塑造成为英雄楷模。反之那些为一己私利、坑蒙拐骗的人则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就算吕布、侯景、曹操等风云人物，也因为他们的背信弃义而屡被后人诟病。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充满了狡诈和阴谋，胜利者往往不是讲求诚信的人。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屈原，忠贞刚烈却惨遭腰斩的晁错，一部历史仿佛就是小人得势、君子蒙难的缩影。传统道德的可信度和对人们的说服力不断降低。于是在，孔夫子的说教之外，又有了另一个约束力——宗教。尽管中国从未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局面，但宗教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却不容小觑。例如佛教的因果轮回论对中国的普罗大众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是人们对于冥冥之中祸福轮回的合理化解释。虽然非理性成分居多，但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控制力却比正统的说教更为强大。而在善恶论理论中，诚信同样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不诚信而受罚的例子，在有关因果报应的理论中占据大量的篇幅。
因此，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诚信并未缺失，相反，传统文化一直重视、肯定和强调的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并非橘生淮北，而是能够盛开诚信鲜花的思想沃土。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建设的消极影响。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面，任何一种文化也都伴生着亚文化。所谓亚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的、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文化。亚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见于明确的文字记载，得不到官方的、主流的认同，但事实上却为人们所熟悉、认同，并且遵照执行，从某种角度可以把亚文化看成潜规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有肯定、弘扬诚信的那一面，但事实胜于雄辩。上文已经说过，历史几乎就是阴谋诡计得逞的过程，历史的逆淘汰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同样屡见不鲜。由此形成了一个人们感同身受的认识——成王败寇思想。只求目的，不问手段，只要成功了，就可以忽略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于是空头支票、虚假承诺、暗箱操作、坑蒙拐骗大行其道。这种以成功为唯一标准的潜规则，在以孔孟之道为最高追求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消亡后显得尤为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过左的一棍子打死政策，轰轰烈烈的破四旧、清算旧思想，对文化体系中原本已经非常稀薄的诚信进行了铲除。执政政策的多变和反复无常，也在用残酷的事实，瓦解人们对于诚信的信心。例如被毛泽东比喻为“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中出卖朋友、出卖亲人的所谓“义举”，都在摧毁人们对于诚信的信心。传统的“群臣有义”、“父子有孝”、“夫妻有情”、“朋友有信”的信任关系被彻底破坏。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可以不讲最基本的诚信，用手段构陷他人甚至是身边亲朋于绝境，成了*强加给国人的最大的精神桎梏。*结束后，我们又强迫停止了对*的深刻反思。为了加速改革的步伐而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和“不争论”的政策，再次强化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亚文化，并且把这种亚文化上升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从反右肇始、*蔓延、改革开放后保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毒瘤是有相当民意基础的共识。此外，无神论的宣传极大地消灭了宗教对于人心的约束力，从而使得当前中国的道德语境中，诚信在事实上的缺失。
由此可见，如果说古代中国，诚信的缺失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需要，中国民间尚且有维护诚信的强大文化力量的话；那么近现代中国，在惨烈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新文化中，诚信已经不但在主流意识中不受待见，而且在民间意识形态中，同样被边缘化。这的确是当前诚信建设所面临的难题。
三、外来文化对诚信建设的积极影响。
诚信危机似乎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发端的，所以很多人误以为是外来文化对国人的道德产生了冲击，其实不然。国外社会之强调诚信，比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屡屡听到国人在国外不受待见，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国人不诚信。例如德国人发明磁卡电话完全是为了应付中国留学生用穿线的硬币打投币电话。瑞典人不敢和中国人交易是因为中国人不讲信用等等。国外同样有歌颂诚信的历史故事，国人耳熟能详的就有列宁和华盛顿的故事。事实上，外来文化不但强调诚信，而且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理论，来论证诚信的至关重要性。
目前，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应该是西方文化，而西方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市场经济国家。80年代，交易费用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该理论的创立者西斯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传统的价值规律的修正，认为交易会产生费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交易双方不必为了确认交易的安全性而投入巨大的精力去查证。也就是说诚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交易的润滑剂。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有高效率；诚信缺乏，将导致交易费用居高不下，最终窒息经济乃至全社会的活力。因此，国外文化非常重视诚信问题，并为此建立了个人的诚信档案。
西方国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是法治国家，善于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促进个人乃至全社会的诚信度。在建立完善的个人诚信档案的基础上，西方社会将人进行信用评级，不同的等级会有不同的待遇。在整个道德领域，不诚信的人将遭受鄙视，甚至是歧视，有时几乎落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窘境。此外，西方人普遍信仰宗教，而且对宗教的态度非常虔诚，不像国内许多信徒，仅仅只是实用主义的伪信徒。所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诚信有着异乎强大的支持系统，人们不敢不诚信是常态。
所以说，国内的诚信危机，并不能归罪于外来文化。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开放程度的日益加大，国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西方社会，更是惊叹于那里的秩序和良俗。但话又说回来，国外文化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也不见得。
四、外来文化对诚信建设的消极影响。
上文已经提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在
18、19两个世纪进行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这种以武力而不是以文化和制度为武器的扩张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再次成为常态。成王败寇、物竞天择是活生生的事实。反过来，在被压迫民族一方，为了救亡图存，同样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和规则。一方是暴力，一方也是暴力；一方是欺诈，一方也是欺诈。恶具有传染性，而且具有普遍的传染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于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中，那么马列主义就崇尚暴力。历史的胜者用阴谋诡计获得胜利，就会轻信阴谋诡计一定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事实上，这点在二战后已经在西方社会被清算。国外社会对工业革命以来所有资本主义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提出了新的道德观。但并不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会停止。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其实是马列主义，这一19世纪最流行的西方文化中国化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和西方一样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进行反省。
目前认为，不诚信是人类追逐短期利益的弱点被经济人假设理论强化后的产物。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追求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是通病。中国古代就有饮鸩止渴的说法，西方有“会下金蛋的鹅”的寓言。人类这种短视的局限性，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得到了强化。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也不能证明人一定会追逐短期利益。但在交易中，如果一方诚信，一方也诚信，双方都能得到合理利益；但如果一方不诚信，一方诚信，那么不诚信的将得到超额利益，而诚信的将输得彻底；所以理性的人一定选择不诚信。这样就陷入了一中恶性循环，因为害怕人家不诚信而采取主动的不诚信，对方因为你的不诚信也采取不诚信，于是双方越来越不信任。因此，信任和诚信是一体两面，不诚信的背后是信任的缺失，只要是信任缺乏的地方，人类的弱点就一定会爆发。虽然，西方文明经历两次启蒙，
18、19世纪的西方文化中，人道主义并未占据中心位置，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大力引进（很大程度上是被迫引进）西方文明（马列主义是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高峰）的阶段。
综上所述，无论中西方文明，对诚信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在各亚文化体系中，诚信的地位是不同的。当前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了，当然更不是西方文化。应该说是传统文化和
18、19世纪西方文化杂交的产物，而且面临着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二次结合的问题。重建诚信，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传统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诚信的价值被边缘化的问题。任何一种鼓励人与人信任的文化，就是培养诚信的良好文化土壤；任何一种鼓励人与人的排斥与斗争的文化，都是破坏诚信的污染因素。当代中国文化受阶级斗争毒化极深，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再次分化与矛盾积聚，被逐渐继承和发扬光大。坏东西比好的东西更容易被保留和传承，除非善有实现的可能。作为文化而言，告诉人们行善，包括诚信能够带来好处，并且要让人民从心里觉得诚信比不诚信好处更多，而不是口头上用户诚信，这样的文化才能维持、保护并将诚信发扬光大。但要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本文的命题。本文只是分析文化之于诚信的影响。如果要论述重建文化以恢复诚信土壤，这也是一个极度宏大的命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去完成。
嘉善县魏塘街道 袁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