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四个人的作为，因为改革开放的成败是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关键人物是邓小平，邓小平为总设计师而胡耀邦为总工程师。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改革开放自然有过一些错误，从错误中学习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是国家进步的最好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必须“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包括“*”这样严重的错误都无法纠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仍将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而在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这就在实际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这场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以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为真理标准的僵化思维模式，明确了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也必须与实践相符合并接受实践检验，如果与实践不符也需要纠正。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丝毫没有贬损领袖的决策和指示的重要性。在我国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证明，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领袖的决策和指示有重要指导作用。在这场讨论中，给我的启示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必须统一。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必然会涉及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怎样做到既坚决批判“两个凡是”，又对毛泽东同志作出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是这场讨论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既对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又要防止以偏概全，否定他革命的光辉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整体仍是科学理论体系。回顾历史，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也是今天我们把各项事业向前推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皇甫平事件。在1991年春天，从官方媒体中传出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以评论的方式连篇累牍抛出来的。2月15日，也即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过春节，第一篇就出来了。文章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你这里刚刚若有所思，它却断了档，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来了。就这样，后面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全部刊登出来，作者都是一个名字：皇甫平。其中文章的话处处充满了暗示：不要理会北京的那些意识形态纠纷，赶快干自己的。而一篇文章中的话“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把一这场**的“导火索”给点燃了。导火索”那一边连着北京。《当代思潮》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发出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这一期上，它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而随后《真理的追求》也开始攻击，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随后，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无特别意义，只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但邓小平显然对改革开放的局面不能满意，身在上海，觉得有必要重新做点什么，所以也就有了南行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简明扼要的总结了前一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的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指出了下一阶段深入改革的方向。总之，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力为标准理论。
在这次**中北京的矛头不仅仅是冲着“皇甫平”的，而实际上在批邓，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十二年之后。不过在邓小平眼里，这些都不算什么，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所以才会有邓小平一系列的动作，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可算是鞠躬尽瘁呀。
关于改革开放，这也只是冰山的一脚。而通过课程，以及写这篇文章查找的资料，我了解了相当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以前总以为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一手操作的，而且过程也没那么曲折。现在才了解改革开放的艰辛的历史，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相当凶猛，自然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些成果在日常生活中完全能体会到，中国基本上已经达到温饱的状况，人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但经济是发展上去了，总感觉代价太大，单位能耗居世界前列，对资源、环境的破坏难以估量。而且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