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联材料
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庆建议（中文版）
我们，来自中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埃及、瑞典、土耳其、法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应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参加了2010年11月24日至26日在中国重庆举办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用原址保护（例如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整体保护（例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理念有效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在这里我们看到，水下文化遗产的价值正在被科学发掘和有效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不论是公众还是国家都在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付出不懈努力。为进一步推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里我们集体建议，各国政府、社会各界采取实际行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一是进一步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登录和研究，逐步摸清水下文化遗产分布、特点及埋藏规律等情况，为依法保护奠定坚实基础。特别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坚决制止非法盗捞，同时严格限制纯商业打捞水下文化遗产等行为，确保水下文化遗产安全。 二是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重点是专业人员的培养和培训，水下考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队伍、专业机构的建设。并特别呼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队伍建设、技术等的支持。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相关国家合作建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培训中心。 三是通过水下博物馆等方式加强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通过博物馆展览、出版物、互联网、广播电视、社会媒体、社区专题活动、体验潜水等多种方式让公众了解、参与水下考古、水下文物文化遗产保护，提高全社会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参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四是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涉及范围广、技术含量高、资金需求量大”等特点，加强全球性国际合作十分必要，特别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技术以及防止非法打捞、走私水下文化遗产等方面。 五是进一步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研究和完善，促进世界各国尽早加入该公约。
附件2：
Chongqing Recommendat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Pre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We, delegates from China, Canada, Egypt, France, Great Britain, Korea, Sweden, Turke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attended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Protection, Presentation and Valoriz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held in Chongqing, China from 24 to 26 November, 2010,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Chongqing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UNESCO.
We experienced first-hand China actively preserving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following the philosophy of preserving in-situ (as the Beiheliang Underwater Museum) and as a whole (a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Museum in Guangdong or Nanhai 1).We saw the value of excavating /preserving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scientifically and presenting it effectively.We saw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work har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re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we recommen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society take concrete ac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we recommend the following:
1.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further intensified.The investigation, registration and research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primarily be improved to find out the loc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embedding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which can lay a firm foundation to protect the heritage operationally and by law.We especially appeal to governm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take effective/concrete action to firmly fight against illegal salvage and smuggling, and the commercial salvage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2.Capacity building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should be improved.Key points are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profeionals, team building and establishing of specialized/specific agencies.We especially call for the support of team building, techniques and other aspects of underwater conserv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Hence,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countries and UNESCO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a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3.The preservation of sites in situ especially through underwater museum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the idea of preserving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also be emphasized throughout society and awarene be raised.The public shall learn about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underwater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through museum exhibitions, publications, websites, social media as well as targeted activities in communities, dive parks and trails.
4.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be streed.The pre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high technology and budgetary investment.It is neceary for all countries to involve in glob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concept,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of underwater archaeology methodology and prevention of illegal salvage and smuggling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5.The 2001 Conven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Heritage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More countrie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ratify it in the near future.
景点名称：韩国国立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所[韩国] 外文名称：Korea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必去理由：韩国唯一的国立海洋博物馆
景点所在大洲： 亚洲【Asia】
景点所在国家/地区：韩国[Korea]
景点所在省、州：全罗南道 [South Jeolla Province] 景点所在城市：木浦市 [Mokpo]
景点相关网站：http://www.seamuse.go.kr/en/
景点简介：
国立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所位于韩国全罗南道木浦市冠峰文化街上，是一座免费供游人探访的海洋博物馆，亦是韩国唯一的国立海洋博物馆。它成立于1994年，旨在通过对各种船舶、文化财产、与海洋有关的资料、海边渔村人们的生活文化等的展览，保护和再现韩国的海洋文化遗产。
韩国国立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所总占地面积9789坪，是一座地下1层、地上2层的建筑。馆内依照“沉睡在海底的船舶、各种文化财、韩国独有的„韩船‟”等主题，设立了展示室、讲堂、研讨会室、视听室、影像室、保存科学室、硬化处理室、古船舶复原室、资料室、别馆、海边广场、纪念品销售店、休闲室等不同功能的区域，让游客在此可踏着祖先们的足迹，体味海洋文化的发祥、成长和繁盛，了解他们开发利用海洋的发展过程。
韩国国立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所是探访韩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优秀教育场所，每年都吸引着大量国内外热爱海洋事业的游客。该博物馆3~10月开放时间为9:00~19:00，11~12月开放时间为9:00~18:00，每周一闭馆休息。
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泰国、日本、韩国、埃及、肯尼亚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逾百人与会。会议期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代表与各与会专家进行了良好沟通和深入交流，并利用大会论文、张贴板报等方式宣传了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宣传了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会者对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表达希
望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的愿望。 为应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复杂性，目前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地区都成立了比较独立的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水下遗产保护部等专门机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多样性，学科领域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内涵日益提升扩展的趋势，在此次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提交会议的论文共89篇，内容涉及航海战争与冲突、南亚航海考古、东亚水下考古、船货船舱与航海设备的考古学研究、湿性考古材料的保护与保存、太平洋岛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非物质水下文化遗产、水下文化遗产与社群、水下文化遗产管理等若干主题。在学科领域、研究方向上，各国已不仅仅局限于考古技术、水下作业的层面，而是将陆地考古调查、社会民俗、文化交流与水下工作当作有机的整体加以整合研究，区域调查、地理定位系统等成熟的手段被大量使用借鉴，全面保护、原址保护成为普遍的共识。同时，UNESCO也以国际间的交流为契机，从对海洋法、国际法政策层面上理解、推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呼吁各国要共同加强推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缔约工作。虽然我国已开展了近三十年的水下考古工作，但工作重点仍是以沉船考古为主，其他方面工作还比较薄弱，缺乏专业人才与学术研究的支撑，已成为制约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瓶颈。 此次会议表明，在如何开展水下遗产保护实践与专题研究上，国际间的全面合作成为一个趋向。随着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发展，国际合作将日益紧密，借助不同的国际交流平台不仅能使我们追踪世界水平的发展，亦可表达、展示我国的成果与主张，对繁荣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都极为有利。
国际上海洋文化遗产的开展和保护兴起于欧洲，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人发明了水中呼吸器，从此人类开始了海洋文化遗产的水下发现与考察，广阔深邃的海洋，成为搜寻古代先民历史遗物与遗迹新的目标。
中国与韩国在海洋文化遗产领域起步虽晚，但发展迅猛，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亚洲最大的古代沉船后，从1976年至1984年，从新安沉船打捞出2万多件中国元朝陶瓷器，28吨达800多万枚中国铜钱，1000多件紫檀木等众多水下文物，新安海底发掘成为韩国最早进行的海洋文化遗产项目。
1981年，韩国在木浦市成立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木浦保存处理所，1994年扩建成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从事海洋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研究和展示工作。因新安沉船是中国古船，装载的货物是中国出产的远洋贸易货物，韩国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新安沉船的成功打捞，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引起中国有关方面对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家文物局派遣有关学者到欧洲荷兰进修水下考古学。
1987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组建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标志着中国在海洋文化遗产领域步入起步阶段。其后，中韩两国在海洋文化遗产领域都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迄今为止，韩国先后开展新安海底沉船发掘、莞岛11世纪中期高丽沉船发掘，发现陶瓷器3万多件，莞岛古船是韩国最早的古船发现。
珍岛独木舟的发掘，发现中国宽2.34米大型独木舟一艘。木浦达里岛13—14世纪高丽沉船的发掘、务安道里浦14世纪后期高丽沉船的发掘，发现高丽青瓷600多件。群山飞雁岛11世纪高丽沉船的发掘，发现高丽青瓷3000多件。群山十二东波岛11世纪高丽沉船的发掘，发现高丽青瓷6000多件，目前该发掘正在进行中。
中国开展的海洋文化遗产项目有山东省蓬莱市元朝战船的发掘、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朝沉船的发掘、福建省连江县白礁沉船的发掘、山东省庙岛群岛海域调查、广东省新会县银洲湖元代沉船调查、广东省阳江市宋朝“南海1号”沉船的发掘，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沉船发掘，已发现水下文物4500多件，其中瓷器2000多件，金条、金腰带、金手镯、银锭、铜、铁、锡、木质等文物2000多件。
目前，“南海1号”沉船正在发掘中，其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韩国新安沉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中国与韩国在海洋文化遗产领域均取得了长足发展，日前居于亚洲海洋文化遗产领域的前列。可是，中韩两国关于海洋文化遗产的交流与合作，则一直围绕韩国新安沉船为中心来展开，现进行回顾和展望：
一、中国与韩国建交前在海洋文化遗产上的交流
1976年，韩国发现新安沉船后，由韩国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组织调查团，由海军派潜水员协助，进行新安沉船的发掘。新安沉船和海底文物的不断发现，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77年，在韩国汉城召开“新安海底文物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中国大陆学者未能参加。会后，中国学者李德金等在中国的1979年2期《考古学报》上发表“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对新安沉船打捞出的瓷器窑址、瓷器铭文、瓷器工艺特征等向中国学术界进行了介绍。
198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新安海底文物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冯先铭研究员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安海底打捞文物”专题讲演，冯先铭认为沉船中发现的3件高丽青瓷是在中国装船，因为当时高丽青瓷和中国定窑白瓷都堪称天下名品，有很多高丽青瓷流落中国，在中国安徽省、浙江省、北京的古代墓葬中，都出土过高丽青瓷，高丽出产著名的青瓷，没有必要进口中国瓷器，新安沉船的瓷器输入地应是输往日本。冯先铭是中国直接鉴定新安沉船的陶瓷专家，他将新安沉船的相关资料在中国传播。1985年，中国厦门大学叶文程、丁炯淳先生在《海交史研究》上，发表“从新安海底沉船打捞文物看元代我国陶瓷器发展与外销”，新安沉船的发现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普遍关注。
在1977年和1983年两次新安海底文物国际讨论会上，对新安沉船的国籍和建造地，一直没有正式确定。新安海底遗物调查团团长尹武炳教授推测：“沉船有可能是中国人建造的船舶”，但他同时指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切地指明其国籍问题”。中国学者获悉后，对新安沉船进行针对性研究，在1985年《太平洋》杂志上，中国著名船史专家席龙飞教授著文“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的国籍和航路”，提出新安沉船是中国建造的福船船型，新安沉船外板的鱼鳞式构造，在中国泉州宋代沉船上早已发现，从而确定韩国新安沉船为中国元朝福建建造的福船型远洋船舶。
1989年2月，为建立中国与韩国的海洋文化遗产交流，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木浦保存处理所崔光南所长，因两国尚未建交，他只好由香港进入中国，访问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认真考察泉州宋朝古船。在上海与中国船史研究专家席龙飞、辛元欧、袁随善等中国学者进行真诚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初步建立起中韩海洋文化遗产领域的联系渠道。韩国《世界日报》对崔光南所长的访华，进行了热烈报道，然而崔光南所长不幸罹患重病，后因病去逝，中韩海洋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因崔光南所长的离去，再次搁置起来。至今中国学者席龙飞、辛元欧教授等，深切怀念崔光南这位为中韩海洋文化遗产的交流做出开拓性贡献的韩国学者。
1991年12月，在中国上海召开“世界帆船发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韩国木浦海洋遗物保存处理所李昶根所长、金镛汉室长应邀参加会议，在会上播放“新安沉船发掘”的录像专题片，引起了到会中国学者的重视。会后，中国的袁晓春、韩秉建等，翻译李昶根等论文“十四世纪失事船舶的保护”，在中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上发表，翻译李昌忆的论文“关于新安沉船重叠嵌接型船体结构和流体特性研究”在《船史研究》上发表。新安沉船有关论文的发表，使其保护技术和船体结构逐渐被中国学术界所了解，新安沉船的有关研究在中国进一步开展。
二、中韩两国建交后在海洋文化遗产上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
1992年中韩建交后，两国在海港文化遗产领域正式开展交流。1993年，中国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李国清研究员，应韩国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的邀请，赴韩国就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交流，并专访了木浦海洋遗物保存处理所、汉城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等韩国海洋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机构，向韩国同行介绍了中国泉州宋朝沉船的脱水定型处理、防腐、防霉处理、船材加固等古代沉船的脱水保护和加固技术。此外，还专门介绍了泉州古船采用竹钉来更换生锈铁钉，加固泉州古船船壳板的特殊修复处理措施，使韩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了解了中国在古代沉船发掘、脱水、复原和保护等方面采取的技术措施，为新安沉船脱水保护提供了有益借鉴。
1996年，韩国学术院副会长金在瑾教授、韩国海事问题研究所朴铉奎理事长访问山东省蓬莱市登州古船博物馆、中国船舶发展陈列馆。金在瑾教授是韩国著名的船史研究专家，著有专著《韩国船舶史研究》。金在瑾教授在蓬莱详细了解了蓬莱古船船体结构及造船工艺，对蓬莱元朝沉船复原和保护措施给予了肯定，登州古船博物馆也向金在瑾、朴铉奎两位韩国学者赠送了《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专著。从此中国北方唯一的古船博物馆，开始进入韩国学者的视野，蓬莱元朝战船逐步被韩国学者所了解。
中韩建交后除韩国新安沉船为研究热点外，张宝皋研究、山东半岛古代朝鲜侨民遗迹研究、中韩海洋习俗研究等，都成为两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热点。中韩双方的学术团体、研究单位、大学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研究日益增多。1997年后，中国航海学会与韩国航海学会先后在中国的大连、宁波，韩国的釜山、木浦等地，举行“中韩航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对8－9世纪中韩海上贸易、航海技术、船型考察以及新罗人在唐朝的活动等进行研究，出版了1999 -2004年的4部论文集。中韩双方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两国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参与的学者主要有：孙光圻、王杰、辛元欧、李宝民、袁晓春等，韩国参与的学者有：许逸、李昌忆、郑世谟等人。期间，韩国航海学会会长、韩国海洋大学许逸教授及李昌忆教授等与中国大连海事大学孙光圻教授、王杰、李宝民等共同开展“张宝皋船型研究”，双方合作进展顺利，出版了有关专著。
2000年4月，中国海洋大学（原青岛海洋大学）、山东省荣成市政府与韩国木浦大学、群山大学联合召开“海洋文化与张宝皋暨赤山法华院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学者30多名，来自北京、山东、福建、江苏、辽宁等地，韩国学者10多名，来自国立木浦大学、国立群山大学、莞岛郡、海军士官学校等。两国学者分别就张宝皋、法华院、海洋文化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韩国学者会议中透露，韩国民间成立张宝皋纪念事业会，将筹资兴建张宝皋纪念馆。有关学术会的召开，推动了荣成市旅游业的发展，法华院成为韩国旅游者争相前往的旅游点。2005年，荣成市政府与韩国有关机构合作，再次举办有关张宝皋与法华院纪念活动，张宝皋研究又将进入新的热潮。
2000年1月，中国海洋大学与韩国木浦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中韩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开展山东半岛古代朝鲜侨民遗迹和海洋习俗合作研究。8月，韩国木浦海洋大学的海洋文化考察团30多人，到山东半岛进行学术考察，并到中国海洋大学访问交流。此外，中国海洋大学的著名海洋文化学者曲金良教授，应韩国木浦海洋大学邀请，到韩国进行为期半年的讲学和合作研究。在韩国期间曲金良教授先后到釜山外国语大学、群山大学、南原高等学校等介绍中国海洋文化，深受韩国师生的好评，他被木浦海洋大学授予“外国专家合作研究奖”。另外，中韩合作开展了“山东半岛古代新罗侨民活动遗迹调查研究”研究项目，韩国学者专程到山东省荣成、乳山、胶州、胶南、蓬莱等地进行考察研究，发表了前期研究成果。
2003年，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教授、赵成国博士等与韩国木浦大学罗承晚、赵纪贞教授等开展“中国山东半岛海洋习俗调查”的合作研究课题，韩国学者30多人到山东省的青岛、烟台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在各地召开座谈会，走访中国民俗专家，目前该课题正在合作研究中。
在新安沉船研究方面，中韩开展了新的合作。2004年12月，韩国召开“新安沉船保护和修复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学者李国清、袁晓春参加会议。发表泉州古船的保护和修复、新安沉船的比较研究等论文，在新安沉船的修复和保护方面，中韩有关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在进一步加强。
自古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海洋文化遗产相通共融，随着中韩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在海洋文化遗产领域人员往来日趋频繁，双方合作日益增多，合作的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中韩在海洋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必将在二十一世纪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留下绚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