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产品之一：春联 口董晓萍
据《山海经》记载，很久以前，在东海之中，度朔山上，有一株枝干蟠曲三千里的大桃树，树上住着名叫神荼、郁垒的两个神仙，他们是轩辕黄帝派来监管鬼蜮世界的。凡是为祸作祟的恶鬼，他们就用芦苇绳索捆将起来，投给饿虎。因此，后世的老百姓每到春节，都要用桃木制成神荼、郁垒的雕像，挂在大门的两旁，驱鬼避邪，是为桃符。大概是雕像有些繁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改为把神荼、郁垒两位的尊容画在桃板上敬奉，后来，索性便宜行事，只在桃板上写了神荼、郁垒的大名而已。当然，手续的简化，对于避邪求吉、遇难呈祥的功能来说，是毫无妨碍的。
五代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在一年的除夕命学士辛寅逊题辞，以志庆贺。因辛寅逊题辞不工，未能如意，孟昶就亲笔写下了两句话：“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般认为，这是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副春联。不过，在叫法上，那时的人们仍称之为桃符。自宋代起，题桃符的形式被推广到楹柱上，称楹联。据说到了明初，春联这个名称才叫开了。
春联的实质，是把年节吉利话变成对称韵语的形式写在红纸上张贴出来的风俗。它也是一种民族神话、文学创作与书法艺术相融合的产物。而这种思维方式很早就孕育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之中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今本《诗经》中，就存有不少对仗工整、类似联语的诗句，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在先秦的散文作品中，如《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一类的句子也不少。至于汉魏六朝的乐府骈赋、唐代的近体律诗，对偶日见工巧，诗句愈发整齐，更为春联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所以，在唐代稍后的五代时期，春联以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步人年节习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从宋代起，写春联由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染指的禁脔之物，流入寻常百姓之家，终成民间习俗，其象征意义等于挂桃符。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真实地记录了北宋时期新春佳节家家户户贴春联的盛况。
宋、元两代的联语保存至今的不多。传说大书法家赵孟富路过扬州，遇迎月楼主人求作春联，他欣然命笔，题为“春风阆苑三家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大喜过望，奉紫金壶为酬。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是我国春联发展史上的功臣。一年除夕夜，太祖传旨，命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一副春联，以示升平吉庆。太祖微服出游，与民同乐，亲自为一个屠户题写了春联，联语为：“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传说不可尽信，但据此可见，明初以后，确实是春联这朵年俗之花争芳斗妍的时期。
清季富察敦崇撰《燕京岁时记》一书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庭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白边蓝边。非宗室不得擅用。”但明清以后，春联的内容已不限于书写春节吉语，而是向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渗透了。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十七回说的是翩翩少年公子贾宝玉为新建的大观园的各处景致题撰联语的故事，第五十三回写了钟鸣鼎食的宁国府在除夕夜祭祀宗祠，自然对祠堂内的两副御笔联语少不得一番吹嘘，这是大作家曹雪芹以文学的笔触所描写的春联在清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功用。在民间社会，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老百姓逢婚丧嫁娶、祈福禳灾时也少不了它。此外，春联还为我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锦上添花，在一些风光圣地、官厅试院、驿馆茶舍、楼台水榭上，也
1 都到处张挂联语，供人观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朱墨胜迹。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春联此时已有了“楹联”、“对联”和“对子”等多种称呼和多种功能，它们都显示了桃符在后世的嬗变。
今天，春联作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形式，更加深人地发挥着它的作用。远自穷乡僻壤、深山名刹，近至通都大邑、高楼巨厦，无处不见对联。或文人唱和、或友朋往还，或讽刺嘲弄、或歌颂赞扬，或检测智力、或启迪后学，或祝尊者长寿、或哀逝者永诀，或书于店肆以招徕顾客、或挂于厅堂以剖白心曲，无不求诸对联。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真不知创作了多少脍炙人口、流芳后世的对联佳作!现在欣赏这些绝妙好联，如含英咀华，齿颊留香。
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个秀才上京赶考，路上与一个樵夫在独木桥上相遇，樵夫指着肩上的柴担说：“‘此木为柴山山出’，你如能对出下联，我就先退回桥头。不然，请相公让步于我。”秀才答：“皆书若宝家家有。”樵夫笑道：“相公差矣。上联中的‘此木’二字，合起来为一个‘柴’字；‘山山’二字，合并起来为一个‘出’字，故言‘此木为柴山山出’。相公所言下联，不能合并，何言‘皆书若宝家家有’呢?”这是一个拆字联。这种联语，巧妙地利用了汉字的构造特点。与樵夫的上联相对的下联是“因火成烟夕夕多”。“因火”两个字合并为一个“烟”字，两个“夕夕”合并为一个“多”字。从一副对联的创造敷衍出一个民间的故事，颇发挥了民俗的传播功能。
对联的民俗传播功能的启动，是通过把一人创作对联的心理过程变成两人对面问答的日常生活形式开场的。从体裁上说，这样就把对联与谜语的形式结合起来，使对联在原有的纳吉功能的基础上，又加进了谜语的测验智力和提高兴趣的功能。从知识上说，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创造了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文化阶层之间的对话渠道，这样就很容易传播民众对上层文化和书面文字的异样理解和其它解释，扩大了对联对民众本身的生产生活知识的承载量，同时把对联和民间故事的形式又结合起来。一种年俗文艺样式，功能越多，生存能力就越强，自产自销的本领也就越大。而它所渐积累生的相同情节类型多了，就成了故事群。像这个樵夫巧胜书生的拆字联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谜语故事群。故事的主人公总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解联破谜的成功，向一个使用文字的或地位高的大人物“普及”了民间的日常生活知识，故事的结局一律是精英败北、民俗获胜。明清社会以后，失意文人增多，其中的一些人由于不满当权者的统治，被统治者看成异类，这反而使他们成了民众心目中的朋友。杨升庵、唐伯虎、徐文长、冯梦龙、李调元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对联故事群的。这时他们已不是接受民间“樵夫”再教育的对象，而是换用樵夫的思维创作对联的俗文学先驱。如一个李调元的传说讲，他在路上遇见了老樵夫请他对对子，老樵夫十分自信地出了上联：“此木成柴山山出”，他听后，并没像上面的秀才那样钻牛角尖，只在文字里找词儿，做表面文章，而是看着路边的村舍，联想起了老百姓的生活，结果一下子就和老樵夫的思路扣上了。传说的结尾讲：
忽见李调元眉舒色展，说了一声：“有了”，便用手指着远
处——只见那村口暮色中，房顶上升起一缕炊烟，念道：“因火
成烟夕夕多。”老人一听，赶忙搬开柴捆，跪在路旁谢道：“村民
有眼不识泰山，望大人恕罪!”李调元哈哈大笑，弯腰扶起老
人，连说：“有趣，有趣!”又向老者一揖，上轿而去。
对联至多两段，两段话在逻辑上要互为一体，这使对联的创作在文法修辞上是很受局限的。但它在民俗生活中的运用却天地宽阔、决非两段话所能束缚得住。一副小小的对联，到了民间，能像
2 鸟儿一样，从诗歌体裁飞向谜语、传说和故事，从文人的笔下—飞向民间口头文学的汪洋大海，它的空间是广大的。
民间对联有按姓氏编写的，如“祥迎紫气，瑞蔼青莲”，是姓李的人家；门口贴“东山丝竹陶情早，春草池塘得句新”对联的，此家姓谢。又有按地名编写的，如“山河新日月，天水旧家风”，指“天水”；“祥光极北，春色河南”，指“河南”。还有按干支编写的，如逢“甲子”年写“甲第毗连风清里巷，子孙蔚起泽衍箕裘”。有的民间对联实话实说，一口大白话，如“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添一岁，家家户户说说笑笑欢欢喜喜各过新年”；“放三千爆竹把穷鬼轰开，几年来被这小畜牲弄得我—双空手；点数株清香将财神请进，从今后愿您老人家保佑俺十万缠腰”。个别联语的内容不免调侃过度，但大多数还只要逗人开心，是农家乐。
对联所包含的知识面相当宽泛，除了田园生活，还有山川地理、典章文物、人情社会和历史变迁等等，从中可发现的文化史事象称得上琳琅满目。
山海关是我国古长城起于东方的第一关。它西抱群山、东临沧海，自古便是一个雄中藏幽的好去处。不知从何时起，关隘上的孟姜女庙内多了—副民间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更吸引了无数游客。这副联语，奇巧地使用了汉语的谐音双关修辞法，细心的读者若在适当的地方将上联中的“朝”字分别读作潮水的“潮”字和朝阳的“朝”字，将下联中的“长”字分别读作生长的“长”字和经常的“常”音，便会体会到个中描绘把长城首端依山傍水的万千气象吐纳其中，真是出奇制胜、令人叫绝。
谁知道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荟萃了多少天宝物华!大量的山川胜迹缀以对联，点染江山，格外添了一番情趣。
位于我国西南的昆明，风景秀丽、胜迹众多。在昆明的大观楼上，有清代儒士孙髯翁撰写的一副长联，长达百八十字。联曰：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
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
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
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
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
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
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这副名满天下、传颂一时的对联，言辞工丽、气象恢弘，把祖国河山的壮丽、英雄功业的伟烈，都酣畅淋漓地收拢在短短的一百八十个字里，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询及此联，董必武曾赋诗称赞：“昆明大观楼，一揽湖山胜，髯翁长联语，今古情怀罄。”
其实，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并非天下第一。四川成都望江楼的崇丽阁上，就有清代钟云舫多所撰二百二十字长联。那么，望江楼的长联可否称为天下之最呢?也不能。坐落在四川灌县的著名道观青城山的山门上，就有一副三百九十四字的对联。不过，就可考的文献看，堪称第一的长联，也不在四川的青城山，而是清朝末年洋务运动的有为能臣张之洞为屈原湘妃祠所作的长达四百字的楹联。
好联并非全长。今存许多对联，对得实在工巧，堪称巧对、妙对。读到这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联语，人们不禁感叹其天造地设、浑然天成的神来之笔。
传说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在江浙一带督学时，对一位与他同名同姓的考生说：“尔安得同我名?”考生答道：“我名乃父母所取，弗敢更改也!”李想暗示对方知上知下，行尊者礼，便出句命考生试对。李出上联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考生思索片刻，说出下联：“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出句者居高临下，对句者不卑不亢，双方都巧用了历史人物的姓名，又对仗精妙，随后又都表现了相安无事的处事态度。
1953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率团出访，团员中荟萃了一批闻名中外的科学家，其中有华罗庚、张钰哲、赵九章、贝时璋、吕叔湘等人。旅途闲暇，少不得谈古论今，华罗庚即景生情，提出上联求对，叫做“三强韩赵魏”。在这里，从字面上看，三强是指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个强国，暗地里却有隐含着代表团团长钱三强的名字。即使是对这些学贯古今、博闻强志的科学家，这也不啻为一道难题。正当诸人沉吟不语，暗觅对策的时候，华罗庚却顺口说出下联：“九章勾股弦。”《九章》是我国古代数学名著，里面记载了我国数学家发现勾股定理的史实；同时，九章亦指在座的物理学家赵九章，实在妙不可言，举座为之赞叹。
为长者寿，谓之贺联，它是对联中常见的一个类型，其中不乏佳作。1941年11月，一代文豪郭沫若五十寿辰，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庆贺。当时，因国民党右派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而身陷囹圄的叶挺将军还被囚禁在重庆，他也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叶将军的对联是：“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
对联不仅为人们的喜庆助兴，在封建社会和革命战争年代，它还成为一种抒发人民胸中块垒的形式，一种表达革命者斗争意志的利器，展示了中华民族正直不屈的品格。
明代有一个以屠为业的人，名叫徐英。他为自己的家门题写了一副对联，说：“鼠因粮绝潜迹去，犬为家贫放胆眠。”意思是家中无粮，老鼠也搬了家，看家狗无事可做，也只能放心睡觉去了。这副对联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独辟蹊径，别出匠意，写得诙谐，写得心酸。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一桩公案，人称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案发当年，钦差大臣胡瑞澜复审此案时，依样画葫芦，仍判杨乃武问斩立决，拟小白菜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感到最后的希望也成了泡影，便奋笔疾书一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愤懑不平之气，跃然纸上。上联中的举人，即指杨乃武本人，他是乡试的第48名举人，由于陷入冤狱，被剥夺功名，变成犯人。下联中的学台，即指胡瑞澜。他是浙江学政，根本不知理讼，加之畏惧权要，为虎作伥，致使冤狱难平。后来，由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倾轧，杨乃武的冤狱才侥幸得以平反。他的对联虽然是一声微弱的呐喊，但终于揭开了帷幕的一角，让人们看到了清朝官场的腐败。
还有一些对联，以讽刺和幽默见长，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堪称雅谑。清朝末年，皇帝昏庸、吏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艰难。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副联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在这副对联中，“宰相”指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他当时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所以说他是宰相。下联中的“司农”，指翁同稣，江苏常熟人。他曾做过户部尚书，掌管全国地亩、户籍、赋税和财政。司农是当时人们对户部尚书的别称。这一联语，巧妙地使用了“肥”与“瘦”、“熟”与“荒”两组反义词,制造了上、下阶级贫富生活的强烈对比的效果，表达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统治的批评态度。当时在基层社会，更是政治混乱、官场黑暗。一县官借作寿之机搜刮民财，有人作联讽刺他说：“大老爷做生，银也要、钱也要，红白兼
4 收，何分南北；小百姓该死，麦未熟、稻未熟，青黄不接，有甚东西。”另一知县上任伊始，在县衙门口贴出一副对联，以示廉政。他的上联是：“一不要钱，二不要命”；下联是：“三不要官，四不要名。”可是他上任没几天便贪污受贿、索要无度，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反感，有人便在他的对联每句话后面各添个两字，给予辛辣的嘲讽和鞭挞，改后的对联是：“一不要钱，嫌少；二不要命，嫌老；三不要官，嫌小；四不要名，嫌臭。”我们读到这些妙趣横生的对联，不能不对人民群众的眼光犀利和正直公平表示极大的敬意。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称帝，激起国人的愤慨。蔡锷将军首义云南，掀起了护国运动。有人写对联斥责袁世凯说：“国犹是也，民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这副对联的暗含意义是，国民不分南北，都要团结；总统不是东西，趁早下台。
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打出了**广场亘古未有的最醒目的反帝反封建对联。1919年5月4日那天，最早到达会场的学生们被金水桥上的一副巨型对联所吸引，上联是“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下联是“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白布黑字，惊心动魄，原出自北京高师史地部学生张润之之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联作为一种灵活的舆论武器，曾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只一个“死”字，下联是一个倒写的“生”字，两联的意思合在一起，便是宁愿站着死，不愿倒着生。这副对联表达了中国人民大义凛然、维护民族独立，同仇敌忾、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仅两个字，恐怕是字数最少的联语了。
30年代，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总工程师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征对，叫做“钱塘江桥，五行缺火”。这一联的前四个字的偏旁，分别是金木水土，就是缺火。造桥始终，一直无人应对。桥刚刚造好，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就烧到了钱塘江桥。1937年12月，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茅以升不得不忍痛炸毁这座自己造起的大桥。茅老日后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不料今日，火来了，五行不缺了，桥却断了。”一句上联，竟成了伤心史。爱好对联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兴趣，不妨再来试试，把“钱塘江桥，五行缺火”的下联续上，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飞架钱塘两岸的新大桥的修建，也算是一种文化史话呢。
天下好联知多少?由于历史上对对联文学比较轻视，视之为雕虫小技，虽经有心者辛勤搜罗，现存于书面文献者也不过稍逾万数。谁知几多文质俱佳的对联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20世纪的情况不同了。特别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对联，如同我国其他具有悠久民族传统的年俗形式一样，随着历史前进的鼓点，获得了新的生命。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自桃符而楹联，而春联，而对联，都是将中国文化万事万物笼于一个文字模式之中，这一现象，换个角度看，也堪称奇迹：它把中国人的想象力、价值观、人文传统和民族情感都用这两段诗体文字的形式“定量”地反映出来，供做“定性”研究，如此浓缩的用字文化，实在是中国功夫，西方人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