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哭的那一天
在很久以前一个昏暗的冬天，我放学回家，心中充满了期待。我腋下夹着我最爱看的一期新的体育杂志，再者，家里没有别人打扰我。父亲在上班，妹妹不在家，妈妈还得过一个小时才会从她的新工作下班。我跳上台阶，冲进起居室，啪嗒一声打开电灯。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妈双手捂着脸，身子紧缩成一团，坐在长沙发的另一端。我从未见她哭过。
我小心地走近她，碰了碰她的肩膀。“妈，”我说，“怎么啦？”
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作微笑。“没什么，真的。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我这份新工作要丢了。我打字打得不够快。”
“可你才上了三天班，”我说。“你会熟练起来的。”我只是在重复她讲过上百次的一句话，每当我学习或做一件对自己重要的大事而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这样跟我说的。
“不，”妈伤心地说。“我过去总是讲，凡是我下决心干的事，我都能干成。我仍然认为大多数事情我想干就能干成。但我就是干不了打字这一行。”
我感到无能为力，很不自在。我十六岁了，但仍然以为妈什么都能干。几年前，当我们卖掉农场，搬到城里住的时候，妈决定开办日托所。她过去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并不能妨碍她。她写信要求修幼托函授课程，做了功课，六个月后就正式获得了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格。不久她的日托所就招生额满，而且还有一批等着入托的孩子呢。我相信这一切是妈妈能力的一个极普通的事例。
然而，无论是托儿所或是我父母后来购买的汽车旅馆都不能提供足够的收入供我和妹妹上大学。两年后我就该上大学了。再过三年，妹妹也要上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妈拼命想办法攒钱。很明显，爹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除了担任一份全日工作之外，还种八十英亩地。
我们卖了汽车旅馆后没几个月，妈搬回来一台旧打字机。这架打字机有时要跳字，键盘也很松。那天吃晚饭时，我把这台机器说成是“一件废物”。
“我们只买得起旧的，”妈说。“学打字用是够可以的了。”从那天起，餐桌一收拾，盘子一洗，妈马上钻进她的缝纫间去练习。有几天，那缓慢的嗒、嗒、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午夜。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妈在电台找到一份工作。我一点也不惊奇，或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妈却欣喜万分。
星期一，妈第一天上班回来，我发觉妈的高兴劲儿全没了。妈显得很疲劳，并拉长了脸。我没对她作任何表示。
星期二，爹做晚饭，收拾厨房。妈呆在缝纫间练习打字。“妈还好吗？”我问爹。
“妈打字碰到点困难，”他说，“妈需要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在家里多帮一点忙，她会很感激的。”
“我已经做得不少了，”我马上警觉地说道。
“我知道你做得不少，”爹心平气和地说。“你也许还得再多干一点。你要记住，她现在工作主要是为了你能上大学。”
老实说，我才不在乎呢。我真希望妈一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星期三，当发现妈在哭泣时我所感到的震惊和窘迫，完全表明了我对妈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地不理解。我坐在她的身旁，慢慢开始理解了。
“我想我们都不免有失败的时候，”妈平静地说。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也感觉到她在极力抑制着由于我闯进来被打断的强烈的感情发泄。突然，我心里一酸。我伸开双臂，抱住了妈妈。
妈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脸靠在我肩膀上抽泣着。我紧紧抱着她，没有说话。我明白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和我所能做的，这就够了。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妈的背因激动而颤抖着；我第一次明白妈妈也有弱点。她还是我的妈，但又不仅如此：她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会害怕，会受到伤害，会遭到失败。我感觉到她的痛苦，就像我千百次在她怀里寻求安慰时，她感觉到我的痛苦一样。
一周过后，妈找到一份卖纺织品的工作，工资只有原先电台的一半。“这是一个我能做的工作，”她简单地说。但在晚上，她继续在那台绿色的旧打字机上练习。如今，每当我在夜晚走过她的房门前，听着她嗒、嗒、嗒地打个不停时，我的感情与过去迥然不同。我知道，在那个房间里进行的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在学习打字。
两年后我上大学时，妈找到了一份薪金更高、责任更大的办公室工作。我不得不相信：妈不可思议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竟与我所学到的一样多。因为几年后，我大学毕业、自豪地接受一份报纸的记者工作时，她已在我们的家乡报当了六个月的记者了。
那台绿色旧打字机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修理过。它是一件纪念品。但它所勾起的我的回忆与妈的不尽相同。每当我写文章遇到困难想打退堂鼓时，或是当我开始为自己感到难过并认为自己不走运时，我就往那台破旧的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像妈当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打着。那时，我回忆起的不是妈妈的失败，而是她的勇气，她那勇往直前的勇气。
这台打字机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纪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