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各位下午好，今天的会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而重大的议题。现在进入我们这一环节的讨论，这段时间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金融市场与未来展望。大家知道，这次危机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造成了诸多的困难。无论是政府部门也好，企业界、金融界、实业界、还是学术界，都对金融危机的起因、传导，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都在做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非常关心中国，大家一直密切地注意着国际社会，一直密切注意着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如何来应对国际的经济和金融的形势。
最近大家也看到，国际的经济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发达国家像美国一些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亚洲、对中国的影响究竟如何？大家也非常关心欧洲的主权债务的危机，在一段时间内好象这个债务危机有所缓解，但是过一阵子好象债务危机的阴影又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些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亚洲经济和其他地区的一些经济进展。
今天很高兴，我们专家小组有三位发言：第一位是沈连涛先生。他是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投公司非常荣幸的请他来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也请他担任成员，他还是马来西亚总理的经济顾问，目前他主持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亚洲资本市场论坛”。我跟沈先生熟悉多年，有几十年的友谊，他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共事。我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沈先生在1993年到1998年期间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副总裁，掌管储备管理部以及外事经研部，他在1998年10月-2005年9月连续担任三届香港政策和期货委员会主席。他最近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
第二位演讲者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钱教授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曾在不同的学校任教，特别是在斯坦福大学、麻理大学、加州大学等等，2006年10月份开始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教授是活跃在国际合中国学术舞台上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研究的领域很宽，有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他在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像《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等等上都有文章。他也是我们中投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他还有诸多的头衔，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三位是国际友人Isaac Souede先生。他是Permal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Permal资产管理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Isaac Souede先生从2003年4月开始担任Permal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05年7月接任Permal集团的董事，同时他还担任Permal旗下多个基金负责人，他是一位纽约州的注册会计师。
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这三位专家来给今天的大会作演讲。首先，请沈连涛先生发言。
沈连涛：谢谢主持人，我今天非常荣幸受到好朋友李剑阁董事长和朱云来总裁邀请我来参加非常重要的中金论坛。今天的选题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后刺激时代的经济增长。我今天还是要献丑，因为有两位领导发言，第一就是金立群，他是我在世行时候的执董，是我的领导。还有一位老领导就是钱颖一院长，他也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也是我的领导。
今天交流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跟大家交流非常关键的全球形势的问题，我自己选的题目就是“后危机金融时代，亚洲面临的挑战”。我讲几个看法，因为这次危机是五十年来全球最严峻、最复杂的一个危机，它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理论上的问题、结构上的问题、宏观上的问题、微观上的激励机制问题，所以我想很简单的花几分钟解释一下我对这四个方面的看法，然后在新的环境下金融机构走向的八个方面是什么？然后总结昨天，把握今天，展望未来。
四个看法：第一个看法，宏观性问题。宏观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全球有一个贸易失衡的问题，就是过度借贷，过度消费，过度杠杆的情况，但是过了两年之后，大家做了很重要的分析后看清楚了，基本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没有注重的影子银行的问题，危机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没有注意影子银行出现的危机，他们大力抢救，就搞到把金融市场的负债亏损转移到政府的负债和亏损，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宏观性的大问题。影子银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最近美联储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我建议大家去看这个报告，基本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在1996年之后影子银行，非受传统监管的、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大于传统银行体系，但是到了2006年、2007年，影子银行有多大？21万亿美元，传统的银行有多大？14万亿美元，影子银行大于传统银行，但是影子银行的贷款有没有算在货币供应量里面？没有。所以，实际上在2006年的时候，伯南克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章，他说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失效是因为我们东亚储蓄太多，存款太多，导致货币政策失灵。现在很明显的证据出来了，实际上大量的低利率是因为影子银行的高度杠杆效应，发达国家的央行没有算进去货币概揽，没有算进去，利率越低，货币政策没有拉紧，导致一个大泡沫，一个到泡沫就导致大危机。
第二个看法，微观性。这个问题在哪里？20年的金融工程、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放松，导致金融产品变成了非常复杂化，非常杠杆化，导致微观的情况大家没有看清楚问题在哪里。问题实际上是激励机制的问题，我如果做越多金融产品，我的利润就从简单的息差的收入转到一个产品的自我交易的算法。但是从会计准则的角度来说，我把盈利今天算进去，把负债列在表外，延迟到未来，钱是我现在赚的，负债是交给政府买单的。微观的程度现在表面上看得出来，影子银行跟传统银行这几年来的盈利30%-70%是人工的薪酬。所以，激励机制就是要做多创新，做多杠杆，负债问题最后交给政府，交给纳税者，钱拿进袋子，激励机制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金融工程“庞氏骗局”的大问题，现在暴露出来了。 但是我们解决的问题没有？ 这是金融改革里面，我个人看来没有解决的。
第三个看法，我们看问题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全球储备货币结构出现了大毛病。周小川行长最先提出来，这就是美国面对两难的问题。 说白了，美国违规了特里芬两难，两难是储蓄货币的发行者的货币政策跟全球的需求是不符合的。因为全球的增长和流动需求高于储备货币国家的需求，储蓄国家需要走一个贸易逆差。 美国这么多年来走贸易逆差，最后就导致一个很大的全球失衡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宏观、微观和结构性的问题，一系列系统性看这个问题，我发觉这是我个人完全以前没看准，这实际上是历史的问题。大家要记住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时候，货币是一个实物货币，要用金、要用银作为硬币。到了十
七、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崛起，就是用英镑，用政府印钞票这个货币逐步取代实物货币，那时候用金用银也出了问题，又用实物货币跟用政府印钞货币也出问题，就是英镑出了危机。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美国一崛起，基本上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把英镑淘汰了。 到了1971年，美国也跟金脱钩，一脱钩之后，我们以前用实物货币修改一个约束。实物货币有个供应量的限制。 如果实体经济的增长快于硬币供应量，整个经济会通缩，但是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国际储蓄货币发行的约束是什么？本来约束有两个，一个是自我约束，一个是利率政策。 但是现在利率政策变成零，全球就发觉原来储蓄货币的发行问题变成了对我们持有者的利益保护出现了大问题。所以金价就崛起。实际上我们持有的美元已经失去了保护利益的问题。
所以，我们亚洲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现在处在后刺激阶段吗？这就是我们要对日本通缩的经验和教训获得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说是后刺激阶段，我们大家刺激了，现在看起来经济又要衰退了，我们财政可以退出吗？日本就是在1997年已退出，日本经济更衰退拉动了亚洲金融危机。今天如果美国、欧洲、日本同时退出，我们会不会陷入全球的陷阱，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答案。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亚洲最难处理的问题。 全球范围的价格都扭曲了，因为我们基本储备货币的准则就是美元，美元的利率价格现在是零，它有一个量化货币政策QE2，用多少就需要印多少。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三个大架构：资本金的价格，现在变成了零；劳动力价格是偏低，因为有中国、印度等很多新兴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最高的价格是房地产实物，变成通胀的问题，我们现在促进了一个非常扭曲的价格情况。
第三个问题，我们发达国家已经过度去杠杆。 它要去杠杆的时候，经济肯定要缓慢下来，他们要去杠杆，他们进出口去缓慢下来，我们要推动内需怎么推动？可以用货币政策去推动吗？大量的热钱涌进来，我们会面对通胀。这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今天很多专家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们现在金融体系和监管改革真正是有效吗？实际上大而不倒，改革了没有？没有，他们不但大而不倒，他们更集中，更大，因为金融体系现在已经不是个代理人，因为金融体系的资产数额要大于全球GDP的5倍，衍生产品还没算进去。代理人现在大于实体经济，那不是反客为主了吗？所以，这个政治问题是还没处理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谁买单？我用国际货币基金列的表分析了一下，亚洲用国际货币基金的境外资产的余额，亚洲是5万亿，其他有余额的国家基本是中东石油国家，2.9万亿，加起来是7.9万亿。 这些有盈余的国家有多少GDP？16万亿的GDP。 所以它的余额跟GDP算多少？49%，谁是负债，谁是欠的，欧洲2.6万亿，美国3.7万亿、澳大利亚0.5万亿，三个加起来6.8万亿。有负债的国家基本GDP多少？29万亿。29万亿就等于全球的GDP是50%。 所以实际上情况，全球的资本负债表，穷的国家16万亿的GDP，全球1/4的GDP借钱给占一半GDP的发达国家。但是问题在这里，有负债的国家说要有盈余的国家货币升值，它的存量和流量的亏损有多大？如果升值10%，亏损就是7860亿美元，就等于这个穷的国家的5%GDP的亏损。 这是存量亏损。实际上全球失衡政治的问题就是谁买单。
第六个问题，亚洲金融格局应该如何构建？我们金融体系要比发达国家简单很多，我们为实体经济服务多很多，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为什么亚洲不会有大而不倒的权力过大的金融体系？因为金融体系在亚洲基本是国有的，没有政治的问题。但是我们有国有的金融体系，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怎么创新，怎么跟全球的金融体系竞争？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这是亚洲的不平衡面对两难的问题。
第七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走向一个自由市场、极端理论，市场只要自由，政府少一点管，市场就会稳定。这现在看来不是完全对。 亚洲传统就是政府要管。 但是管了，稳定了，有它创新的问题。现在发达国家政府的干预已经完全干预了。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它不但是担保了全球金融系统，今天我们最关注的不是说市场的利率去哪里，我们关注的是美国美联储每天干预金融市场零利率和印钞票的问题有多大。 所以也变成了两个全面是政府干预的市场，所以这个市场扭曲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问题实际上不是货币战争，全球的竞争包括思想和智慧的竞争，金融体系究竟可不可以可持续发展、包容性的增长，有一个节俭、绿色创新的方向。
第八个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要通缩，新兴国家要加大内需？ 但是如果每个中国人，每个印度人，每个新兴国家的都跟美国同样个人的消费力，全球的资源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内需的问题也有一个节俭的挑战，这个大挑战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约束发达国家要通缩，要印钞票，新兴国家的大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利率，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汇率，大度的热钱就走向了新兴国家，导致了新兴国家的大泡沫。在这个问题下，我们怎么来控制？所以，韩国、巴西都说外汇控制，问题就是架构问题，全球的金融架构出现一个大问题。在一个国家里面可以有一个货币政策，有个监管政策，为什么？因为有个财政政策来调整赢家或输家。 但是全球不但有很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大家不容易合作的监管政策，但是没有一个全球财政政策。没有全球财政政策，全球货币体系是不稳健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时机到了，以前我们新兴国家说要托宾税，就是外汇交易税来控制热钱，没有人听。 最近欧盟已经说清楚了，他们也支持托宾税，累计交易服务税，到这个时候逐步走向一个全球比较完善的金融财政政策。如果亚洲新兴市场都同时支持欧盟做这个事，我觉得全球的金融架构会比较稳健。
我就简单讲到这里，我讲的内容可能有争论，仅供大家探讨，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