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培训学习心得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杨
6月24日——6月26日，我参加了由阜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继续教育公共课程，“传统文化与法制中国”培训班，通过三天的学习，阅读材料，教授的授课，令我在法制传统这块思考良多：
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
中国的国家历史自夏起至今已四千余年，历朝历代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化， 各有各的治国方针，但总体看来不外四种方式：神治、德治、人治和法治。所谓神治，以神为国家信仰的治国之道；所谓人治，以统治者为国家信仰的治国之道。
神治世界，大约位于三皇五帝以巫主政时代；人治世界，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占据二千余年封建统治。神治和人治之道已被历史和现实摈弃，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开始既强调君主专制，更强调完善法治，“缘法而治”，以法治国。
其实中国从秦汉开始，一直是儒表法内，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是儒家道德规范，具体层面是法家法条治国。法家认为，法治具有传统礼治无法比拟的公正性，法是国家颁布的准则，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公”利，具有公开、客观、公正的特点和效果。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战国时期，法家卫鞅总结其在秦国的法条和规程、思想，著有历史上完整、系统的法律著述，是谓《商君书》。书本具体阐述了从农、工、商、军等社会各层面必须面对的具体规条。
二、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混淆法制的威力
法律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如果该社会仅以法律作为控制和调节的唯一手段，就会丧失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本身也就会失去活力和情趣。这正是西方的法治在后现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重要缺陷之一。这一缺陷的弥补，有赖于道德等社会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只有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才能创造出一个既合理合情又合法的有机社会。
阅读史书，对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有德无德是判断一个君主贤与不贤的主要标准，也是国家法令能否得到贯彻实施的关键，甚至是国家治乱兴衰之所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甚至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论语·子路》）强调统治者的德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法令的执行也是同样，执行者的品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些思想无疑对道德败坏、腐败滋生的当今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在德治思想的指导之下，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主张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培养人们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使之以犯罪为耻并能够自觉为善从而实现对犯罪的预防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当前的社会，民众的是非之心、廉耻之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任何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只要有利益的驱使都会出现，食品领域的毒奶粉、毒胶囊、毒豆芽等等都是社会道德沦丧的表现。面对这些问题，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今天的社会尤其值得提倡。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不仅是约束公权力，私权力也应受到规范。依法治国不是抽象的口号,不是水中花镜中月,而是一种治理模式。它要求我党在执政时要守住制度的红线，保障公民的权利。同时，依法治国也要求群众提高法律意识，转变法律观念，自觉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公民。依法治国要政府做表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执法公正,以行动代替言语，以成效代替口号，以具体措施代替一纸空文。摒弃以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身枉法的思想,彻底清除行政官员的官本位思想，实现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
三、坚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以宪治国
法与德均属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上层建筑，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德的实施不是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来维护；法律则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强迫人们遵守。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的保证，再完备的法律都是靠人来执行的，特别是对执法者来说，如果道德水平低下，就会把法律作为谋私或滋生腐败的工具和土壤。法治与德治的实行，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吏，以德治官，从而推进整个社会法治与德治的实行。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既可以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又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作为基础，同时道德状况制约着立法的发展，道德水准的提高，会为法的制定创造条件，对法的实施起促进作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才是完备的治国方略。
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基本内容。还要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等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和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必须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
总之，手握权力者因法律体系的健全而日益强大，给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戴上法治的框架打造法治透明阳光的政府。 现实生活中，群众与政府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是由于少数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群众观念缺失，导致背离群众。如：政府在处理一些环境污染，非法占用土地，强制拆迁等问题时，没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没有做到依法行政，导致群众的利益受损，但是却没有人及时站出来为群众主持公道保障权益，导致群众怨声载道。说到底，这就是一场作风较量，只有作风转变彻底了，此般冤假错才会被遏制，群众的怨气才能得到真正清除。历时一年多的群教活动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是促进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完美收官的催化剂，法律制度的规范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十八字方针，制定有效的预防渠道，把行政监督制度化，细化相关规定，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的开展工作，使制度得到切实有效的实行，避免制度成为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