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北京大学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 傅思德
二〇〇八年三月
许校长，各位尊敬的教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
谢谢大家。这是本人第一次访问北京大学，承蒙如此热烈的欢迎，深感荣幸。中国的学术传统源远流长，在世界首屈一指。尤其今年北大庆祝建校一百一十周年，本人能躬逢其盛，更是与有荣焉。哈佛大学一九二八年创立燕京学社，八十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与北大的关系。两所大学的关系到今天尤其日益密切——大学生互动切磋的课题从儒家思想到微量经济学，再到卡拉OK；研究生和教授更发展出各种计划和项目，包括商业，法律，政府，科学，教育，和人文各学科。今天我们一同在此庆祝两所大学的历史渊源，也重申我们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共同使命。
我们是在一个蜕变的时代里作出回顾和前瞻。在哈佛，就像在北大一样，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里看到高等教育戏剧性的转变。中国教育改革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广，在在令人吃惊：过去十年里，大学学生人数增加六倍，而今年中国培养的研究生人数将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
在美国，我们也看到高等教育的类似扩展，虽然这样的扩展是在较长的时间里显现出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二十五岁以上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从大约5%增加到27%。今天的大学学龄青年有60%左右正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这些正在学院和大学就读的学生人数比例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十二倍。
大学教育的扩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和经济弱势者得以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日俱增。我个人也是这样的改变的受惠者之一。我的母亲和祖母辈们没有一位能进大学。我大学就读的是一所女子学院，而当时多数头牌学校只招收男生。假如我那时在哈佛上学，我不会被准许进入本科生的图书馆，因为女生被认为会让一心向学的男生产生“非非之想”，所以必须排除在外。甚至就在一个世代以前，就连想像我有一天能够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或能够站在诸位的面前的台上，都还是不可能的事。在哈佛，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有许多人的机运在几年以前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就像今天在北大许多在座的诸位一样。哈佛大学本科班现在每年约有130位非洲族裔的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7%到8%。比起一九六〇年代民权运动前，每年只有七到八位毕业生的比例，改变不可谓不大。我们的大学本科生里将近有20%是亚裔子弟——比起一个世代以前，这样的比例也深具意义。目前我们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数远远超过以往，而我们正透过大量的学费补助，务使哈佛——不论是本科还是研究所——成为人人都上得起的学校。今年录取的大学本科学生里，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完全不需花费分文。
2 这样全面化的改变对哈佛和北大这样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突飞猛进，原因之一在于我們都理解，知识是经济成长和民生繁荣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技术日新月异，当我们置身在这千变万化的社会和生活里，想要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更理解求知和问学对人类的重要性，就像吃饭一样天经地义。北大和哈佛都是从尊重知识的传统中所建立的学府。我们和诸位一样，都在学习如何在新的时代里善用这些传统。
过去几个星期在准备中国之行的时候，我曾有机会和许多人谈过话——包括在哈佛求学的中国学生，曾在中国进修的哈佛学生，还有以中国研究为毕生职志的教授们。我多少理解了诸位在中国如何面对新与旧的挑战，這挑戰始于孔子在《论语》所謂：“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今天我想和諸位談談我的大學是如何因應新與旧的挑战——我們如何追求真理，爲人師表，溫故而知新？在巨變的時代裏，這樣的努力對作爲四方表率的大學又意味什麽？
長久以來，哈佛大學和“真理”這個字就有不解之緣。哈佛建校不過數年，“真理”就已經出現在哈佛的校訓裏。“真理”一字其實不出自英文，而是拉丁文——一個更悠遠的歷史和傳統——veritas，也許中文的“真理”庶幾近之。一三年，哈佛的創校先賢即將“veritas”銘刻于哈佛盾形校徽原始設計上，这一设计有三本開卷造型的書樣。“Veritas”在当时带有神圣真理的意味，指的是十七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传统里基督上帝彰显的智慧。盾形校徽位于下方的书样原来面朝下，象征人类知识的局限。但是几个世 1 纪以来，盾形校徽的设计已经有所改变。基督教字汇出现又消失了；原本面朝下的书样现在朝上了。但“veritas”这个字总也不变。真理长存。然而我们也看到旧的真理改变，形成新的真理。今天，我们对“veritas”的理解和我们的先辈们已有不同——我们的真理是以理性，而不是以信仰，为基础。就像中国古代的“道”的观念，我们了解真理的的意义不能局限为知识而已。真理不是坐拥所有，而是一种渴望——一种理解之道。它决不能垂手可得，而是有待不断追寻。任何的答案总是导向下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以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精神持续追寻——不论是智慧科学还是国家历史，法学伦理，还是健保福利、都市计划，宇宙源起，还是文学、哲学，艺术对人生本源的追溯。
我知道中国文化经典之一曾对教育有如下的表述:“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这也正说明一所大学的宗旨所在。它甚至呼应了中文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的要义。大学之道：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的大学之道。
但是我们如何找到“明德”之道？我们如何日新又新的追寻真理？多年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所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真理的发现和真理的传授必须相互为用。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过程早已深深结合。哈佛的学生受教于位居学术前沿的教授，我们也鼓励学生参与研究过程。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规划基础科学课程，以期学生在实验室里不仅重复已知的结果，而且也能与他们的教授共同探寻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学得技术与道理。从科学到社会和人文，我们都鼓励学生从事创新研究，本科学生几乎有一半在大四写作毕业论文，在他们的主修领域里寻找原创的问题，探求新的真理。
如果研究是对真理的追求，教学就是这将这一追求发扬光大的方式。我们的教学理念随着哈佛大学的校史与时并进。在早期，教学强调一成不变的记诵。而当
3 我们理解真理不是拥有，而是追求，我们的教学也越来越着重叩问，交换，挑战——为培养学生活到老、学到老的技巧和态度做准备，我们的课程设计也更着重辩论和讨论。我们的法、商学院一向以师生在课堂快速意见攻防的传统为傲。近年大学本科也重新制定课程，创造这类的机会，尤其强调小班师生密切互动。对这些学生而言，我们正在创新课程，以使他们成为有想法，有见解的二十一世纪公民。透过这样的教程，我们重新肯定博雅教育的重要，强调大学本科不仅止于专业的训练。相对的，我们要求学生放宽学习的眼界，甚至涉猎与他们日后可能追求的专业相距甚远的领域。用学生对我们的课程所作的评语来说，我们的目的是“动摇他们先入为主的想法„„, 揭示在表象以下，或以外，的事物，摆脱他们原定的方向，再帮助他们重新找到方向。”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大学之道，也是在“明明德”。真理是从辩论，从反驳，从问题，从疑惑中出现。用一位教授的话说，我们“鼓动学生不仅和老师，也和同学，去思考，去辩论。”一个跃跃欲试的心灵，一个勇于挑战的心灵，也就是一个开放的创新的心灵，一个勇于应付未来种种变化的心灵。
就像我们用新的方法发现真理，我们也在新的场域发现真理。传统知识发展所界定的学科范畴正在合纵连横，我们今天越来越积极的跨越知识界限。各种科学正相互改变对方。当我们探寻生物工程或电脑生物学这样的新兴领域，生命和物理科学合而为一。科学也迈出固有领域，进入社会和人文科学，藉以在世界找寻新的定位。当哈佛干细胞研究所成立时，创建者明白它的成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只是包括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也该有从事法律，政府，神学，商学，和人文方面的哈佛教授。”最近在一门 “伦理学，生物科技，和人性未来” 的新课里，哈佛干细胞研究计划的领导者和一位政府和伦理学教授向他们学生提出耐人深思的问题：一对有听觉障碍的夫妇是否应该被准许怀一个有听觉障碍的孩子？创造一个人兽混种的生命有没有错？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里，不仅科学界踏上新的途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致力跨学科研究。反思帝国主义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后殖民研究”的丰富成果。法学和经济学的交会为我们对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理解带来新意。在法学院一门关于道德和法律论证的的课堂上，师生藉由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文学想象了解死刑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追寻真理不仅需要我们跨越学科的疆界，也跨越国家的疆 2 界，就像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当全球的关系与日俱增，真理的构思也必须带有国际视野。我们的社会学家对家庭的理解，建筑学家的设计理念都必须与世界接轨；我们商学院的课程专题评估强调对中国、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的公司和组织的研究，应该和对美国的研究等量齐观。我们法学院的新生在第一年就必须修习国际法。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员研究中国妇女乳癌的风险，与白人妇女的罹病数据作比较。传染病研究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结论，必须在全球的技术上做出判断。我们的神学院已经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当初训练基督教传教士，如今研究世界宗教——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到它本身基督教公理会教派的根源研究。近年以来，实在说近十年以来，我们开始鼓励大学本科学生出国留学。我们建议他们在哈佛就学间能到美国以外的地区研习。仅仅过去六年，本科生出国留学的人数比例就上升了300%。今年单在中国，就有一百五十名哈佛大学本科生在这里学习，研 4 究，或实习。医学院的研究生在中国五个定点工作。同时我们也欢迎大批国际学生到哈佛就学。哈佛各学院国际学生的总比例已将近20%，包括了一千四百名来自亚洲的学生。
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还是北大创校的初期，哈佛的教授和学生必然与今天大不相同，他们教导，研究，和学习真理的方式也有显著差别。即使如此，他们必然了解他们是在追求真理和知识，致力于“明明德”。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此，也是源自于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疑问，他们对更早一代的想法的挑战，还有他们的发现为世界所带来的改变。
作为传统的继起者和受益者，我们怀有特别的使命。我们不仅是对过去，也对未来，负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让开放的原则，求知的习性，和献身学问的态度持续滋长，以待下一个世纪的到来。我们的责任也是让我今天所描述的的“真理”——veritas——这个字的种种新义, 不断启发我们，也定义我们的进步。
